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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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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文章
呂建福教授：南京佛教之傳入與發展略述
南京佛教之傳入與發展略述 呂建福 內容提要 南京，古稱“建邺”、“金陵”，歷史悠久，文化發達。六朝古都南京之佛教，始自東漢末年。支謙譯經、康僧會傳教，為南京佛教之初傳，亦吳地佛教之始。東晉時南京佛教漸興，至南北朝而達鼎盛。其時南京佛教寺院林立、鐘罄相聞，梁代達2846所，杜牧詩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僅言其多而已。其時南京為全國佛教學術之中心，譯經講學、義學研究非常發達，眾多高僧雲集南京，並出現三論學、涅槃學、毗昙學、攝論學等各家師說，為隋唐時期中國佛教判教立宗，出現各種宗派奠定了基礎。 陳隋之際，智者大師於南京瓦官寺、光宅寺講經，後至浙江天台山創立天台宗，南京光宅寺、瓦官寺亦為其祖庭之一。法郎於南京皇興寺大弘三論，後弟子吉藏創立三論宗。其時南京棲霞寺為天下名剎，乃“天下四大叢林”之一。至盛唐，南京牛首山法融禅師又創禅宗之牛頭宗派。五代時文益禅師於清涼寺三座道場，開禅宗法眼宗一系。故佛教之三論宗及禅宗中牛頭、法眼兩系皆發源於南京。宋代著名禅僧圓悟克勤、真歇清了禅師住南京，大振宗風。 明初建都南京，太祖朱元璋於天界寺設善世院，整頓、管理全國佛教。萬歷初年如馨法師於南京古林寺中興律宗。明《南藏》雕印於南京。清代同治年間南京又創立近代著名的印經弘法機構金陵刻經處，推動了中國近代佛教的復興。 關鍵詞：南京佛教 傳入 發展 作 者：呂建福，金陵刻經處副主任，副研究員。 劉大任，南京佛教協會 副會長。 一、東吳時期 佛教傳入南京時間在東漢末年。早在此之前，公元52年，江蘇徐州一帶由於漢明帝異母弟楚王英兼信黃老和佛教，已有佛教活動。後楚王英被貶江南泾縣(今安徽宣城)，而將佛教傳播至江南。漢中平六年(公元189)，丹陽人笮融在廣陵、下邳、彭城(今揚州、徐州一帶)之間建塔造像、推行佛教，又使佛教擴展至淮泗流域。 東漢末年，公元223年至253年，由於北方戰亂連年，洛陽、長安(今西安)等地的北方居民為躲避戰亂大批南遷，北方的佛教僧人和居士隨之而來，再一次將佛教傳入江南。其中最著名的人物是支謙。支謙祖籍西域月支國，博通六國語言，曾從支谶的弟子支亮就學。支謙避亂來到東吳建業(今南京)，為孫權所重，拜為博士。約三十年間，支謙共翻譯佛經三十六部四十八卷，重要者有《大明度無極經》、《維摩诘經》等，在佛教義學方面主要弘揚般若學。支謙在南京的譯經弘法，可以說是南京佛教初傳之始，也是佛教在吳地正式傳播的開始。 另外佛教也從南方傳來。當時南海交通發達，佛教從海路經由林邑(也稱占城、占婆，今越南中南部)、扶南(今柬埔塞)傳到交州和廣州。自華北南下佛教和交州、廣州北上的佛教在東吳匯合，就在首都建業(今南京)得到發展和傳播。南下的代表人物是支謙，北上的代表人物則是康僧會。赤烏十年(公元247)年，天竺僧人康僧會經廣州來到南京，雖晚於支謙數十年，但對吳地佛教的影響很大。在康僧會來到南京前6年，公元241年，支謙即從沙門竺法蘭受持五戒，並退隱山中。據《高僧傳》記裁，“康僧會至建邺，權初不信佛，試打捨利，具顯神異，遂大嗟服，並為建塔，號建初寺。”孫權為康僧會攝服而造建初寺，是江南(也是 南京)有寺院之始。公元256年，孫皓即位。孫皓性情昏暴，康僧會以佛教相勸，“以皓性凶粗，不及妙義”。所以康僧會便以佛教因果報應的事實規勸，來啟發孫皓的心靈，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對佛教在吳地的傳播和發展貢獻很大。因此，一般佛教史籍都將康僧會的傳教活動作為江南佛教的開端。 康僧會在南京翻譯了《六度集經》二部十四卷、《阿難念彌陀經》等，並注《安般守意經》等，還有《六度要目》、《泥洹梵呗》等撰述。康僧會的文字，雅麗暢達，且能用佛教融匯道兩家思想，為佛教與中國文化的結合、傳播作了重要貢獻。在康僧會之後，許多高僧雲集建邺，傳教譯經，至東晉、南北朝，佛教更為興盛。 二、東晉時期 西晉歷時不長，約50余年，但其間玄學得到較大發展。佛教般若學的空無學說與魏晉玄學有相通之處，在士大夫階層間也有較大發展。當時以關中的長安、中原的洛陽和江南的建邺為全國佛教的三個重鎮。相比較而言，北方洛陽、長安的佛教較南方建邺(南京)更為興盛。自公元316年西晉滅亡，中國陷入長時期南北分裂的局面，北方為十六國混戰，南方東晉王朝以南京為首都。西晉亡後，洛京(洛陽)的名僧、名士如康僧淵、康法暢、支愍度、 帛屍梨密多羅、於法開、於道邃、竺法汰、竺法深等皆自中原南下至建康，同時將中原的佛教思想及玄風帶到南京。自公元317年至420年，歷時百余年，南京佛教逐漸興盛，至南朝逐漸鼎盛。 東晉建都於南京，貴族、士大夫雲集於南京，其時帝王貴族及士大夫大多奉佛，因此南京佛教逐漸發達。晉元帝曾诏令沙門竺道潛入內殿講經，可以著屐登殿。晉明帝善畫佛像，並在皇興寺召集僧侶講論佛道。晉哀帝曾請竺道潛入宮講《大品般若》。簡文帝親自去瓦官寺聽竺法汰講《放光般若》。孝文帝甚至在殿內建精捨，請佛教僧侶居住，並允許沙門出入宮廷，參與國家政事。晉慕帝更是深信佛教，造大佛像，親往瓦官寺迎接。其時貴族士大夫、文人名士也許多奉佛。王導、王敦、謝安、郗超等與僧人交往密切，文人名士如許珣、王羲之、顧恺之、謝靈運、孫綽等，都尊重高僧、謙虛問學，或執弟子禮。孫綽提倡三教一致，著《喻道論》、《道賢論》、《名德沙門題目》，贊歎沙門。郗超著有《奉法要》，並與竺法汰、支遁等論說般若，被譽為“一時之俊”。皇室貴族及文人名士的奉佛，大大推動了佛教在社會上的發展。皇室貴族還競相修建寺廟。晉元帝建有瓦官寺和龍官寺，晉明帝建皇興寺和道場寺，晉成帝建中興寺和鹿野寺，簡文帝建波提寺和新林寺，康帝褚後建延興寺，穆帝何後建永安寺(何皇後寺)，這些佛寺都建在南京及其周圍。 在佛教思想上，東晉時期的南京佛教繼承了東吳、西晉以來的傳統，仍以般若學為主流，且更為盛行。其時皇室貴族及士族名流幾乎無不研習般若，而佛教沙門許多也以講習般若而為名僧。當時般若學的盛行有“六家七宗”之說。宣講般若學的名僧有竺法汰、竺道潛、支愍度、支遁(道林)等。支遁(314—366)影響很大，為“六家七宗”中即色宗的代表人物，著有《釋即色本無論》、《即色游玄論》、《道行旨歸》、《妙觀章》等，融匯般若空觀和莊子的思想。曾為晉哀帝講《通行般若》，郗超、王羲之等名士皆遵從其說。在譯經方面，東晉初年西域名僧帛屍梨密多羅從洛陽來到南京，丞相王導拜其為師，親自為他駕牛車，稱“高座”法師，並為其建高座寺。帛屍梨密多羅在南京譯出《大孔雀明王神咒經》等密教經典，最早把密宗傳到南京，也是密宗第一次在中國得到傳播。帛屍梨密多羅還通梵呗，擴大了梵呗在江南的流行。佛陀跋陀羅於義熙九年(公元413)從廬山經荊州來到南京，為劉裕所重，住道場寺傳習禅法。不久，義熙九年(413)秋，法顯西行求法歸來，由山東崂山南下至南京，在道場寺同佛陀跋陀羅、寶雲等共譯佛經，據法顯攜歸的梵本譯出《摩僧只律》四十卷、《大般泥洹經》六卷等。義熙十四年(公元419)佛陀跋陀羅又與沙門法業、慧嚴等百余人譯出《六十華嚴》。《六十華嚴》的譯出，對後來佛教義學的發展影響很大。 東晉時南京的佛教藝術也有較大發展。隨著皇室貴族、士大夫階層普遍奉佛，佛教造像藝術發展很快。太宗元年(公元323)晉明帝司馬紹在東賢常親畫佛像，所謂“手繪如來之容，口味三昧之旨”。支遁為沙門於法蘭造名僧像。這時還出現了“夾紵像”。戴逵為南京瓦官寺造五方佛像(夾紵像)，顧恺之為瓦官寺畫“維摩示疾圖”，並獅子國贈送的玉佛像，稱“瓦官寺三絕”。 在佛教與政治的關系上，由於當時帝王貴族及士大夫階層大多奉佛，所以佛教基本上受政治的支持，發展很快。據唐法琳《辨正論》說，東晉共有佛寺1768所，僧尼24000人，較之前朝更為發達。但佛教某些思想(如“沙門不敬王者”)與中國佛統禮法有一定的矛盾，而佛教發展形成的新階層(僧侶階層)對社會經濟和政治也有一定影響，所以在東晉末年，太尉桓玄專政時曾斥責佛教，要求沙門必須尊敬王者，但遭中書令王谧、高僧慧遠的反對。桓玄從社會政治管理的角度，要求稽查沙門名籍，也未成功。後桓玄篡位成功，為求安定便取消此議。 三、南朝時期 公元420年，劉裕以“禅讓”方式取東晉而代之，建立宋朝，史稱“劉宋”。從此，中國南方進入南朝時期。劉宋後又相繼出現齊、梁、陳三朝，共一百六十九年。中國北方則有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北周各個時期，史稱北朝。至公元581年，楊堅以“禅讓”方式取代北周，建立隋朝。八年後，隋滅陳，南朝結束。 南朝宋、齊、梁、陳各代，均以南京為首都。佛教在東晉已有較大發展，至南朝，有了東晉時期的發展基礎，更是持續高漲。據唐法琳《辨正論》，南朝至梁代，佛寺有2846所，僧尼82700人，比東晉時寺院增加千余所，僧尼增加三倍多。杜牧詩“南朝四百八十寺”，極言其多而已，現可考者仍有二百多寺。當時之南京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局面。大批西域和天竺名僧前來，譯經事業空前發達。佛教與中華儒道思想交流爭鳴更為突出，也促進了佛教義學的蓬勃發展，出現了豐富的著述，並形成各派學說。可以說，南朝時期是中國佛教史上譯經最為鼎盛的時期，也是佛教義學大發展的時期。如果說在三國、東晉時期，全國佛教的重鎮是在北方的長安(西安)和洛陽，那麼，到了南朝各代，建康(南京)已成為全國佛教的中心。誠如趙樸初先生所說：“在六朝時期，南京作為中國政治上的正統和文化上的中心近三百年。在中國創立的大小乘各宗派，無不與南京有關……在中國佛教史上，南京作為佛教學術的中心是當之無愧的。”(轉引自“江蘇佛教概況”，黃常倫文，載《近代江蘇宗教》)。 以劉宋(公元420—479)朝庭經歷八帝。帝王們教崇信佛教，采取了保護和支持佛教的政策，因而許多外國僧人紛紛來到江南。 宋永初元年(公元420)，武帝召請沙門道照在宮殿設齋，任瓦官寺法和為僧主。同年，范泰(范伯倫)在京城大造只洹寺。後只洹寺成為京城佛教中心，許多外國僧人來南京住只洹寺譯經。元嘉元年(公元424)，昙摩密多在南京只洹寺譯出《治禅病秘要法》等禅觀經典。 僵良耶捨在這一年(424)來到建康(南京)，翻譯了後世淨土宗的基本經典《觀無量壽經》。求那跋摩於元嘉八年(413)來到宋都建康(南京)，翻譯了《菩薩善戒經》、《四分羯磨》、《優婆塞五戒》、《優婆塞二十二戒》等二十六卷，以及《雜阿毗昙心論》後三卷。元嘉十一年(434)，求那跋摩在南林寺設立戒壇，為僧尼授戒，這可能是中國最早的戒壇。這時獅子國(斯裡蘭卡)比丘尼鐵索羅經海路來到建康，為尼眾授二部僧戒，同受戒有三百余人，中國從此才有了如律的比丘尼僧團。求那跋陀羅於元嘉十二年(435)到廣州，文帝請他到建康，住於只洹寺，文帝很尊敬他，名士顏延之、王義康、王義宣等均拜他為師。孝武帝也以厚禮相待，天旱時請他祈雨。求那跋陀羅翻譯了《雜阿含經》、《勝鬘經》、《相續解脫經》、《楞伽經》等，由弟子寶雲和法勇口誦譯出。中的《楞伽經 》，對後世禅宗系統的影響很大。元嘉十三年(公元436)，慧觀、慧嚴、謝靈運等校對改訂《大般涅槃經》完畢，史稱南本《涅槃經》。後江南涅槃師根據南本涅槃經研究，產生涅槃學派。《涅槃》在南北朝極為流行，相當於《般若》之在魏晉。另有慧琳，深得宋帝賞識，參與政事，號稱“黑衣宰相”，堪稱古代佛教的社會活 動家。 劉宋一朝在文帝元嘉年間最盛，史稱“元嘉之治”。文帝本人奉佛很虔誠，並且將佛教作為他文治政策的重要內容，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在政治上將佛教提到與儒學同等的地位，把佛教政策納入治國“致太平”的軌道，效果極佳。史家將“文帝之政”作為六朝最善之政。當時外國來的表文，都稱贊宋朝佛法昌明。婆婆達國在上表中，甚至贊美建康城(南京)“宮殿城郭，如忉利天宮”。其時朝庭大臣，崇信佛教者甚多，且多兼擅儒、玄與佛學。當時朝野上下，研付儒、玄、佛學，蔚為風氣。建康寺院，集中了南北第一流的義學名僧。就譯經而言，劉宋元嘉時期，是南北朝譯經最多之時。 齊代諸帝及皇族、王公大臣大多崇信佛教。尤其是齊武帝的長子文惠太子和次子竟陵王肖子良名聲卓著。肖子良以皇子居宰輔之職，在齊永明年間屬執政地位。他又禮賢下士，接納賓客。當時第一流的文士大多游集其門。肖子良在政界和文化界的領導地位，使他的奉佛活動具有會國性影響。肖子良曾和其兄文惠太子一起邀請名僧，演講佛法。肖子良禮敬的僧人有僧佑、法度、玄暢、僧柔等。當時名僧基本上都和他有關系。他不僅在寺院設“華嚴齋”、“龍華會”等各種齋會，還捨身佛寺實行放生、施藥等慈善事業，並親手抄佛經七十一卷。肖子良本人佛學造詣甚深，在著作方面，撰有《淨住子淨行法門》、《注遺教經》、《維摩義略》等，對後世有很大影響。 齊永元二年(500)法度去世，弟子僧朗繼承衣缽，主持攝山棲霞精捨，弘宣三論，繼之有僧诠、法朗等，改變了江南的佛學風氣，三論大興而成實式微。至隋初吉藏開創三論宗。 齊時也有外國僧人到中國來，其中僧伽跋陀羅譯了《善見律毗婆沙》，昙摩迦陀耶捨譯《無量義經》，達摩摩提譯了《法華經·提婆達多品》，還有求那毗地於齊建元初來到建康 ，譯有《百喻經》、《十二因緣經》和《須達長者經》等。齊永明二年(484)開鑿了棲霞山石窟，與雲崗、龍門石窟幾乎同時。 梁代四帝共五十六年，在梁武帝蕭衍當政的四十八年間，內政良善，文教繁榮，出現了南朝文化的最盛期。南朝佛教至梁，達到了頂峰。梁武帝不只是在儒學、文學方面顯示出卓越的才學，還笃信佛教，晚年則全心全意弘揚佛教。他結交當時的名僧，光宅寺法雲、開善寺智藏、莊嚴寺的僧旻被稱為梁的三大法師，其他如寶志、寶唱、僧佑等，都受到禮遇。梁武帝還倡建寺院，“都邑大寺七百余所、僧尼講眾常有萬人”，特別是同泰寺(今雞鳴寺前身)，極其壯麗，大通元年(527)竣工。其他如大愛敬寺、大智度寺、皇基寺、光宅寺、開善寺等也都是梁武帝所建造。 梁武帝還設大規模的齋會，四次捨身佛寺。中大通元年(529)九月梁武帝在同泰寺開設道俗五萬人的四部無遮大會，捨身佛寺，群臣以一億萬錢將他贖回。他還造水陸大齋會，流傳至今。武帝熱心講經，不但請僧人講，還親自講經，經常宣講的有《涅槃經》、《般若經》等。他還請當時的學問僧編著佛教書籍，他也親自著作，據說有《涅槃經》、《大品經》、《淨名經》等義疏百卷。存世的除《成佛義記》和《敕答臣下神滅論》外，還有譯經序和有關佛教的诏、頌、文、賦、詩等。梁武帝堅持素食，不食肉，天監十年(公元511)，武帝親自頒《斷食酒肉文》，漢傳佛教不食酒肉，由此始。後世流行的《梁皇忏》儀規，一般認為也由梁武帝始。 梁武帝的長子昭明太子，其弟簡文帝、元帝都是信奉佛教的學者。昭明太子肖統精於佛義，著有《解二谛義》、《解法身義》等。 在梁武帝當政時，有許多著名高僧。 僧佑著有《弘明集》、《釋迦譜》、《出三藏記集》。《弘明集》匯集了佛教傳入中國以來的弘法護教方面的文獻；《釋迦譜》是記述釋迦佛生平的現存的最古的中國撰述的佛典；《出三藏記集》是佛教經典目錄方面的重要資料。寶唱編撰了《名僧傳》、《比丘尼傳》；慧皎除了作《涅槃經義疏》、《梵網經義疏》外，還編撰了《高僧傳》，匯集了東漢明帝永平十年(67)至梁天監十八年(519)年四百五十三年間的高僧二百五十七人的正傳和二百四十三人的副傳。此書是中國初期佛教史的最可靠資料，是後來的《續高僧傳》、和《宋高僧傳》的樣板。 梁武帝時另一重要事件即是達摩東來，於普通七年自廣州到南京，曾晤梁武帝，對其言度僧寫經乃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並以禅言謂梁武帝的弘護佛教“但有福德，無有功德”。後因緣不契，遂折蘆渡江，前往少室山。此為東土禅宗之始。 外國僧人僧伽婆羅、曼陀羅、真谛等也皆在梁時來到中國。 僧伽婆羅是扶南國(今柬埔塞)人，求那跋陀羅的弟子，譯有《阿育王經》、《解脫道論》等。曼陀羅和婆羅譯有《寶雲經》、《法界體性經》、《文殊般若經》。真谛於大同十二年(546)到達南海，二年後至建康谒見梁武帝。他先後翻譯了《十地論》、《攝大乘論釋》、《中邊分別論》以及《俱捨論》、《大乘起信論》、《如實論》等。真谛努力翻譯《攝大乘論》，“專以攝論為宗”，攝論學派則以他所譯《攝大乘論》為根據。 陳代歷五帝三十三年。陳朝由於戰亂，國土、政治均不如宋、齊、梁三代。在宋齊梁時建立的許多寺院，也在戰亂中焚毀。總的說來，陳代佛教不如齊梁之盛。陳武帝於公元557年建國，即位當年，他設四部無遮大會，供奉佛牙，親自禮拜。這佛牙據說是齊時僧統法獻得自於阗，一直流傳至陳。陳武帝及後來的陳文帝都效仿梁武帝，也捨身佛寺，召請高僧宣講佛經。陳時外國僧人有月婆首那，西天竺人，於元嘉六年(565)在江興洲興業寺翻譯了《勝天王般若經》。此外扶南國僧人須菩提譯了《大乘寶雲經》。真谛所譯《攝論》、《攝論釋》及《俱捨論》均在陳時完成，並與弟子道尼、慧曠等十二人，發願共弘《攝》、《捨》二論，形成攝論學。陳時，僧诠四大弟子均在南京。慧布居南京郊區之棲霞(攝山)，法朗住南京城內皇興寺，慧勇住大禅眾寺，智辯住長干寺。尤其是法朗，得到陳武帝支持，門下人才濟濟，大弘《三論》，不久其弟子吉藏創三論宗。智者大師也於陳光大元年(公元567)來到南京，住瓦官寺講《智論》、《次第禅門》。陳太建元年(公元579)，智顗又於瓦官寺開講《法華經》，陳宣帝敕令群臣聽講。至德元年(公元583)又至金陵，在光宅寺講《法華文句》。智顗在南京的講經，實為創立天台宗的開端。 總的說來，南朝雖歷經宋、齊、梁、陳四政權，但四朝諸帝無一例外都崇信佛教，因此，繼東晉之後，整個南朝佛教全面發展。南朝寺院比東晉時增加一千余所，僧尼增加三倍多。南朝佛教不僅 譯經鼎盛，在義學上也有較大發展，出現多種佛教師說，如三論學、涅槃學、毗昙學、攝論學等，為隋唐時期中國佛教大盛，判教立宗、出現各種宗派奠定了基礎。 四、隋唐時期 公元581年，楊堅於北方滅北周而建立隋朝，589年南下滅陳，中國復歸統一。隋朝由於隋炀帝的暴政，只有三十八年。公元618年，唐朝建立，至公元907年，長達二百九十年，是中國歷史上政治、經濟、文化都相當繁榮發達、對全人類具有較大貢獻的歷史時期。當歷史由南北朝步入隋唐之時，中國佛教也進入了最輝煌的時期。隨著國家的統一，南北朝時期以洛陽、長安、建康為三大佛教中心的局面結束。隋唐皆以長安為首都，以洛陽為東都。全國佛教的重心，基本在關中地區與河洛地區，南京不再為全國佛教的重鎮。 隋文帝生於佛寺、養於佛寺，稱帝後大力提倡佛教，廣建寺廟，並頒诏保護佛教。隋炀帝也信奉佛教，特別禮敬智者大師。隋仁壽元年(公元601)，隋文帝诏令天下八十三州廣建捨利塔，全國各地先後共建捨利塔一百十一座。南京棲霞山捨利塔即其中之一，也為僅存於世的一座。 隋代南京佛教較重要的是與創建三論宗和天台宗的因緣。陳隋之際，法朗於南京皇興寺大弘三論之學。弟子中有吉藏，生於南京，七歲從法朗出家，19歲學有所成，在建初寺講三論。後至會稽(紹興)弘揚三論學，世稱嘉祥大師。隋初，至長安日嚴寺，完成三論注疏，成為三論宗的實際創始者。法朗弟子智炬也曾在建初寺弘宣三論，聽眾常百人。天台宗三祖智在陳時即在南京瓦官寺、光宅寺講經，陳之後離開南京。隋時又受晉王楊廣(後為隋炀帝)禮請至揚州，授“智者大師”之號。隋開皇十五年(公元595)至南京撰《淨名經疏》28卷，使南京佛教的義學研究有所深入。後至浙江天台山，為天台宗的實際創始人。因此，天台宗雖以天台宗標名，但仍視南京光宅寺、瓦官寺為其祖庭之一。 陳隋之際，南京佛教寺院遭兵火破壞嚴重，南朝所建許多大寺院遭毀。隋朝幾十年間逐漸修復、重建寺院，至唐初，南京佛教又現繁榮之象。當時效區之棲霞寺乃天下名剎，為“天下四大叢林”之一。 盛唐時期佛教興盛，傳譯既廣，理解漸精，演成各個宗派。發生在南京地區的則有牛頭宗。牛頭宗是禅宗四祖道信下橫出的一支。創始人為法融(594—660)，十九歲讀《般若經》後，入茅山依三論宗僧炅法師出家。貞觀十七年(643)於金陵(南京)牛頭山北巖立茅茨，終日坐石室中。道信聞之前往尋訪，付以所受僧璨頓悟法門。永徽二年(652)在建初寺講《大般若經》，聽者雲集。著有《心銘》。此宗在於“排遣多言，著眼空寂”、“菩提本有，何須用守”，這種思想，顯然成為後來的南宗先聲。法融弟子在祖堂山上修有“牛頭第一祖融大師塔”以志紀念，唐代詩人劉禹錫為撰塔銘。弟子及再傳門人有智嚴、慧方、法持、智威、慧忠等。至八世紀習此禅法的還有鶴林玄素、徑山法欽、鳥窠道林等人。當時，牛頭禅法在常州天寧禅寺、鎮江鶴林寺等江南名剎都有傳承，至唐末漸衰。後由日本僧人最澄傳入日本。 五、五代、宋、元、明時期 唐滅後，中國北方進入“五代”時期，南方則建立了九個政權，在江淮地區，先後有吳和南唐。南京為南唐政權之都，與杭州為當時南方佛教的兩大中心。 南唐時期，文益禅師(885—958)為唐帝迎至金陵，住報恩禅院，後建清涼寺，在清涼寺三座道場， 求學的四方僧人不下千人。他的禅 法是 “對症施藥，相身裁縫，隨其量器，掃除情解”。對於只重直觀，不重解義的流弊有所批評。南唐各帝皆信奉佛教，文益臨終時，中主曾親臨方丈問疾。文益去世後，南唐中主李璟谥為“大法眼禅師”，塔號“無相”。其法系後人稱為法眼宗。 南唐李後主酷好佛教，大造寺院，廣聚僧眾，並親披袈裟課誦佛經，禮拜之勤，傳頭上生有瘤贅。其時佛寺之多，勝於元宋之世。當時高僧有休復、法镫、智明、清護、匡逸等，各有事跡。 宋代南京的佛教總的來說漸趨衰落，個別地方也有適當發展。史志記載，南京的佛教古剎，在太平興國年間都得到修建。宋元豐年間(1068—1078)王安石捨宅為寺，即今半山寺，與方山的定林寺塔建於南宋乾道年間(1165—1173)，都是保存至今的宋代佛教遺跡。 宋時長蘆寺真歇清了禅師為一代宗匠。禅宗臨濟派圓悟克勤曾住持南京蔣山寺，弘揚禅宗。至南宋高宗時前往金山寺，大振宗風。 元朝多崇喇嘛教，惟天歷元年(1328)文宗圖帖睦爾以潛宮改作大龍翔寺，以後移趾重建即金陵天界寺。 明初建都南京。洪武元年，明太祖朱元璋著力整頓佛教，每季於禮部考試僧官，在金陵天界寺設立善世院，命慧昙住持，管理全國佛教。又頒布一系列政令，仿宋制開僧衙門，設僧官，立制度。善世院後稱僧錄司，為僧界之中央，置統領、副統領、贊教、紀化等員。建國初期，朱元璋幾乎每年都要在南京一些大寺院召集名僧，舉辦法會，為國祈福。其時靈谷寺、報恩寺、天界寺、規模龐大，稱“金陵三大寺”。明初名僧如玘、宗泐，來復、仲義、道衍、慧昙等，都出任過僧官，在南京有過重要活動。明代四大師雲棲祩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藕益智旭以及雲谷、袁了凡等都在南京留下弘法的業績。 萬歷初(1573)，如馨(154—1615)在南京古林寺傳戒，律學大振，古林為律宗中興祖庭，如馨被稱為南山律宗中興第一代祖師，他的法徒三昧，及再傳讀體，在寶華山傳戒，弘揚律學和戒法，對於近世律學重興起了較大的作用。 明代南京重建新修了許多寺院，如棲霞寺於建炎四年(1130)火毀於金兵戰火，洪武二十五年(1392)重建，明太祖敕書“棲霞寺”沿用至今；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為建陵寢，遷蔣山寺至鐘山東麓建靈谷寺，朱元璋敕書“靈谷禅寺”，山門書“第一禅林”。永樂十年(1412)明成祖在南京建大報恩寺，規模恢宏，采用皇家宮阙規制。寺內建一座琉璃寶塔高三十二丈九尺，九層八面，表面用瓷磚，砌無數佛像，為明代最壯麗之佛教建築，被歐洲傳教士譽為世界奇觀。永樂九年(1411)為紀念鄭和下西洋建靜海寺。至天啟七年(1621)統計，南京有靈谷、報恩、天界三大寺；棲霞、雞鳴、靜海、弘覺、能仁五次大寺；普德、清涼、金陵、永慶、吉祥、弘濟、高座、鹫峰、瓦官、碧峰等三十二中寺；華嚴、安隱、天隆寺、唱經樓等小寺一百二十處，不具名小寺百余處。 明代的《洪武南藏》又稱《初刻南藏》，從洪武五年至三十一年(1372—1398)於南京雕印，收佛典一千六百部七千多卷；《永樂南藏》，通稱《南藏》，從永樂十年至十五年(1412—1417)於南京刻印，為《洪武南藏》的石刻再印本，但略有改動，收佛典一千六百二十五部六千三百三十一卷。 六、清朝時期 清代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原，采取提倡漢文化的政策，尊儒奉佛，鞏固政權。佛教作為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為清廷所崇奉。 清初歷代皇室崇拜喇嘛教，但對漢傳佛教也很支持。清初有些明代遺老遁跡佛門，不仕新朝，如著名畫家龔賢自號掃葉僧，在清涼山善慶寺半畝園剃發隱居；明代狀元焦再傳門人江浦秀才鄭繼藩，剃發為僧，法名白藥，在老山創建了兜率寺。清初南京有高僧覺浪、三昧、讀體等。康熙、乾隆南巡，游歷了南京著名古剎如棲霞寺、靈谷寺、雞鳴寺、永濟寺等，留下了許多題字題詩，對南京佛教也起到一定推動作用。太平天國期間，南京佛寺幾乎毀壞殆盡。同治、光緒年間雖幾經修葺、重建，但不過十取一二，終未能盡復舊觀。此時全城首剎當推光緒十年(1884)在曾國藩與其弟曾國荃支持下所建的毗盧寺。清時四畫僧之一的髡殘居祖堂山獻花巖、石子崗天隆寺，在其畫中可尋周圍山水風物。清朝中後期，南京佛教最為重要的是楊仁山居士(1837—1911)於同治五年(1866)所創辦的金陵刻經處，致力於佛典的搜羅、整理、刻印，弘法四十余年，流通經典至百余萬卷。又於光緒三十三(1907)年設僧學堂只洹精捨，創辦近代佛教著名的居士道場，培養了歐陽漸、梅光羲、釋太虛、釋仁山等僧俗佛教人才。還組織了佛學研究會，研究佛學宣講佛法。楊仁山居士為中國近代佛教的復興，做出了巨大努力和傑出貢獻，因之被譽“近代佛教復興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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