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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堅法師:重慶市忠州佛教研究之一——古代忠州(忠縣)佛寺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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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市忠州佛教研究之一

——古代忠州(忠縣)佛寺考

忠州屬重慶府轄區,古稱臨江,領鄷都(南賓)、墊江(桂溪)、梁山(南浦)三縣。忠州為巴楚交界地,是進出巴蜀的必經通道。州內古有著名的佛教居士白香山居易等遺址,詩人往來唱和者非常多。唐代盛世也是佛教發展空前的時期,大量高僧出入巫峽,途經忠州,或與忠州文士交游,或開創佛寺,或作方外交,留下了千古人文佳話。如號稱中華民族脊梁的玄奘大師即從忠州往荊州北上,經長安西出取經。唐代果州(四川南充)宗密大師、啟建叢林的馬祖道一等,都是從忠州乘船下江弘法的。本文只討論古代忠州州屬地,相當於現在忠縣范圍。

現在佛教弘法道場多稱為寺。寺原為國家機關名稱,如大理寺、太常寺、鴻胪寺等。佛教為印土泊來宗教,公元末正式傳入中國。永平間禮請迦葉摩騰、竺佛蘭來傳譯佛經,诏住漢設鴻胪寺賓捨。鴻胪寺相當於現在的外交部,有專門接待外國賓客的賓捨。次年敕洛陽城西雍門外立白馬寺,寺就成了佛教獨特的宗教場所。寺院名稱曾經幾變,如魏太武帝始光元年創立伽藍,就以“招提”為名,隋炀帝大業中改天下佛寺為“道場”,至唐代復稱為“寺”。

佛教寺院名稱相當復雜,如宋·贊寧《僧史略》卷上曰:“案靈佑法師寺話凡有十名寺:一曰寺(義准釋書),二曰淨住(穢濁不可同住),三曰法同捨(法食二同界也),四曰出世捨(修出離世俗之所也),五曰精捨(非粗暴之所居),六曰清淨園(三業無染處也),七曰金剛剎(剎土堅固道人所居),八曰寂滅道場(祇園有蓮華藏世界以七寶莊嚴謂之寂滅道場盧遮那佛說華嚴於此),九曰遠離處(入其中者去煩惑遠與寂滅近故),十曰親近處(如行安樂行以此中近法故也),此土十名依祇園圖經。今義如六種:一名窟,如後魏鑿山為窟安置聖像及僧居是也,二名院(今禅宗多此名也),三名林(律曰住一樹經中有逝多林也),四名名廟(如善見論中瞿昙廟),五名蘭若(無院相者),六名普通(今五台山有多所也)。”隨著歷史變遷,當今寺院名稱與宋代有很大區別,除了曾經的寺、捨、院、園、精捨、道場、林、廟、蘭若基本還保持外,還有如“庵”、“堂”、“山”、石窟寺以俗稱“洞”為名,借道教宗教場所名或道教場所改為佛教道場的“宮”、“觀”等,從忠州志書裡保存的佛教寺院名稱來看,名目繁雜,民間三教合一的特色非常明顯。

要研究忠州佛教,在雍正《四川通志》、萬歷《四川總志》、嘉慶《四川通志》、嘉慶《四川總志》、清《蜀碧》、清《蜀典》、《補續全蜀藝文志》、道光《重慶府志》、同治《忠州直隸州志》、道光《忠州直隸州志》、民國陳德甫《忠縣鄉土志》等文獻,應該說資料相對豐富,這些資料對古代忠州佛教的研究提供了基本素材。本文重點在考察忠州佛教寺院,並對這些佛寺進行分類研究,以達到豐富地方人文,闡述忠州佛教歷史,提升忠州軟實力等積極作用。據上述文獻所載,忠州所屬大的山脈有八,所以古稱忠州有“八龍朝聖”之說。所謂“天下名山僧占多”,忠州也是一樣,在一代代的高僧大德的努力下,屬下遍布名山聖境,如屏風山禹廟、牛頭山雲崖寺、天台山天台寺、玉印山(石寶寨)崇聖寺、似鳳山昙花庵、高峰山高峰寺、寶珠山觀音寺、四方山白雲寺、倚天山普照寺、拔山拔山寺、石筍山白雲廢寺、觀子山龍翔寺、大火爐山凌雲閣、翠屏山毘盧寺等,因為佛教的興盛和高僧的住持,而成了一方人文名山福地,受到人們的崇奉。名山名寺,被載於志書,廣為流傳,成就千古佳話。

忠州州屬城郭,沿滾滾長江邊上興建,有半城山水之說。我們通過對文獻的考查發現,忠州是典型的移民城市,也是一個碼頭城市,盛產井鹽茶葉等,巴蜀特產通過忠州碼頭,流向中國南北大地。巴蜀是一個神秘的國土,古有“天府之國”稱謂,“民風淳樸,物產富饒”,是一個極具浪漫風情的地方,乃至有“少不入川”民諺。正因為人們對巴蜀的未知欲,紛紛來到巴蜀,或如玄奘大師的求學之行,或如元稹白居易的貶官行程,或入李太白杜工部的巴蜀情結。無論是進入巴蜀或出川之路,除攀登起來“難於上青天”的劍閣道外,就只有經長江水道,最為便利。忠州因四方豪傑的湧入而更為開放與豪邁,她始終不渝,忠貞不二,讓人們更加留意這座“青山相伴,綠水長流”的豐饒“半城”。歷史注定這裡不會平靜,從忠州出土的漢墓裡,可以看到搖錢樹上有佛的形像;全國漢阙二十多處,忠州有五,可見其豐富的漢代遺存;保存數千年鹽井文化、丹沙的遺址;白居易創建的四望樓、東樓西樓及東坡、西坡美景;遍布境內的進士坊名宦坊等,都讓人們實實在在地感受到了強烈的信息,這是一個人文精神高度發達的城市,佛教曾經空前繁榮的城市。

據文獻記載,我們看到僅城區有名的寺院就有8處,如治平寺,在城東門外,即唐代著名的龍興寺。康熙辛亥年知州劉肇孫重修。康熙庚寅勅賜“振宗禅寺”,俗名“大寺”。漢平寺為忠州最大的官寺,是僧官即管轄忠州佛教事務僧所在寺院,地位頗高。現存唐杜甫題壁詩、宋陸游《游龍興寺吊少陵先生寓居》等詩文傳世。城區的巴台寺,在城西二裡,即唐之龍昌上寺。按龍昌寺分為三處,一在山頂,一在山腰,一在山下。今山下大隱崖,石刻猶存,廟基尚在。清《一統志》載白樂天在忠州嘗植柳樹於龍昌寺旁,謂“柳盛則寺興,柳衰則寺敗,僧護此柳,比之甘棠雲”。唐·白居易有詩《登龍昌上寺望江南山懷錢捨人》、《龍昌寺荷池》、《九日登巴台》,明·何異《控巴台詩》二首等。其它如開元寺等,都是名聲遠播,對中國文化界都有一定知名度的大寺。

忠州除下轄各縣外,州屬有二十甲同,分敦十甲和崇十甲,據文獻可考者尚有272處以上宗教活動場所。忠州一地二百多處道場,可見佛教之盛,為巴蜀之冠。對忠州佛寺的考察,並進行分類研究,是辨析地方人文研究方法之一,期望從這些佛寺的考定中,深入忠州名山大川和鄉野僻壤,再現歷史忠州之一方面。

一、忠州官寺考

官寺是中國佛教的一種特定道場形式,特指由朝廷勅設,或接受政府封地食祿等經濟資助,並由朝廷進行管理、封賜或監督的寺院,與私家寺院相對應。官寺的開成,與中國封建王朝的宗教信仰需求或統治需求有關,有特定的環境下,政府對寺院或高僧的封賞形成某種契約形態,並有一定待續性。以隋代為例,虔誠信佛的隋文帝在長安所設置的大興善寺,為當時全國佛教的中心。文帝又在國內四十五州敕置“大興國寺”。這類官寺,往往由政府封賜田莊以為寺產。官寺有為帝王或國家在舉辦全國性的佛教法會的義務。奉節有隋文帝所賜捨利塔(有碑記),就是已知重慶地區最早的官寺。

唐代佛教達到鼎盛時期,唐太宗曾得僧兵之力剿滅異已,後下诏在全國“交兵之處”建立官寺。高宗繼位後,在帝都和各州設官寺,祈願國家安泰;武則天更令各州設大雲寺。已知忠州唐代官寺有兩處,一處是龍興寺,一處是開元寺。

1、忠州龍興寺(治平寺、振宗禅寺)

唐代為了管理龐大的佛教僧團,於鴻胪寺之下設崇玄署。高祖武德三年(620)又於慈悲寺任命僧官十人,稱為十大德。唐中宗嘗於神龍元年(705),敕令全國設置龍興寺,作為宗教管理機關。道光《忠州直隸州志》雲卷三載:“治平寺,在城東門外,即唐之龍興寺也。康熙辛亥年知州劉肇孫重修,康熙庚寅勅賜振宗禅寺,俗名大寺。”俗名大寺,是因為龍興寺為整個忠州包括屬下幾個縣域的僧官所在地,受中央直接給予封賞,地位很高,規模也很大。龍興寺一般都有朝廷賜予的田地,僧人由王室給度牒,有全部免除役使和賦稅的權利,並登記和管理忠州境內近千座佛事。到唐玄宗開元二十六年(738)诏令全國諸州設置開元寺後,龍興寺主成為國家舉行超度法會及皇家忌日舉行法事的道場。

《忠縣志·佛教》(1994年版)載:“相傳,佛教在東漢開始傳入忠縣,永平年間(58—75)忠縣就修有佛教寺廟—龍興寺,為國內興建得較早的一批佛教寺廟之一。”這裡說龍興寺為永平年間所建,而公認出華第一寺白馬寺同為永平年間所建。這與忠州出土漢墓有關佛教信仰之事相吻合。據《蜀中名勝記·忠州》引“《志》雲:東北三十裡,大成寺,漢初平(190—193)建”。這是忠州漢代大成寺之修建年代。

北宋初年,太宗改汴京龍興寺為太平興國寺,此寺遂成為宋代佛教之根本道場。英宗治平四年(1067)“給陝西轉運司度僧牒,令籴谷,赈霜旱州縣”(《宋史》卷十四《神宗本紀》)。熙寧三年(1070)四月“丁卯給兩浙轉運司度僧牒,募民入粟”(《宋史》卷十五《神宗本紀》)。作為忠州中心佛寺,當為國家效力有功,於英宗治平年間改龍興寺為“治平寺”。治平寺以英宗年號為我,同樣說明了此寺在宋代的輝煌歷史。

元代皇室所建官寺很多。從至元七年(1270)到至正十四年(1354)在京城內外各地,建有大護國仁王寺、聖壽萬安寺、殊祥寺、大龍翔集慶寺、大覺海寺、大壽元忠國寺等,這些土木費用都很浩繁。元代重慶屬“南人”范疇,因為蒙哥可汗曾折鞭釣魚城,三十六年攻重慶不下,因此受到民族歧視,佛教特別是官寺也沒有大的發展。從忠州沒有新的官寺出現來看,治平寺延續了宋代官寺的地位,繼續管理忠州及其轄區的佛寺。

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至毅宗崇祯十七年(1644)前後二百七十六年間朱明一代的佛教,總體上處於發展階段。因為朱元璋出身寒門,為生計而出家,並參與利用邪教組織才取得大明江山,對宗教整體采取控制的態度。但民間寺院恢復較快,重慶佛教處於盛唐之後的另一個高峰,產生了一大批傑出的大師弘法。這些大德中,當以忠州聚雲寺吹萬廣真禅師為代表。聚雲法系高僧鐵壁慧機禅師是吹萬廣真的弟子,住治平寺弘法。經過其弟子著名的竺峰大師的努力,得到了朝廷的認可,“因其嗣法徒竺峰之請,谥曰妙光,並勅賜治平寺為振宗禅寺”(道光《忠州直隸州志》卷八人物載)。谥號妙光,是朝廷給慧機禅師的谥號。將治平寺改為“振宗禅寺”,有重振禅門宗風的喻意。清朝曾經發生過破山系與聚雲系的爭執,盡管破山系遍布西南地區,但以忠州為據點的聚雲系得到皇帝的認可,也不失為上上之策。

2、忠州開元寺(龍王廟)

唐玄宗於開元二十六年(738)敕令全國諸州設置開元寺。玄宗本來笃信道教,亦尊崇佛教,信任不空大師、天文學家一行大師等諸僧。诏令開元寺作為國家統制佛教之管理機關——僧官。由於國家往往變賣度牒,僧官的權力過大,佛寺管理機關由龍興寺到開元寺,並設立俗官管理佛教事務,分化僧官的權限。至此,龍興寺成為舉行國忌法會之所,開元寺則成為行國家祝典之處。如《佛祖統紀》卷四十雲:“開元二十七年,敕天下僧道,遇國忌就龍興寺;行道散齋、千秋節祝壽就開元寺。”

道光《忠州直隸州志》載:“忠州開元寺,在州東一裡,即今龍王廟是其遺址。”忠州開元寺亦為僧官所在地,受朝廷俸祿田地。唐·白居易貶為忠州刺史時,常與開元寺僧交流,有《開元寺東池早春》、《留題開元寺上方》等詩文。僧官有“都”和“統”及左、右僧錄司等設置,此寺為皇家祈福機關,可能也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視。

3、忠州勅封寺

在道光《忠州直隸州志》中,忠州屬下敦二甲有“勅封寺”之稱。我國對命名學有較嚴格的規定,等級制度非常嚴格,如果一旦觸犯了朝廷禁忌,就有殺頭的危險。因此,道光年間刺史吳友篪考定祥細,忠州勅封寺也不會隨便命名。勅封寺應該與官寺有一定關系,可能是對高僧的封賞而命名。

4、忠州龍翔寺(任家官寺)

忠州轄區敦十甲有宋代興建的龍翔寺,載道光《忠州直隸州志》卷三寺觀雲:“明成化時建,乾隆丙子重修。鐘一,鑄於成化年間。”清代忠州諸生任士(山/徽)所撰《重修龍翔寺碑記》,有雲:“能述者前之人,以詩書光世澤後之人,即當以稽古振家聲,寧徒輝煌古剎,丹碧陸離憶耶。然雖古剎也,而先人之手澤存焉。”文中詳載任氏先祖宋季進士數代護持龍翔寺因緣。因為是本地任家所護持的官寺,所以又稱為任家官寺,重修僧為性戒大師。

5、忠州棲霞寺

道光《忠州直隸州志》卷三載敦十甲有棲霞寺雲:“一名三洞禅院,有殘碑載‘鄉官進士李允、教官李昂、知州楊恺’等字,其玉皇殿則於萬歷十三年。寺前溪流逥環,三洞胪列前明古剎,有嘉靖十三年修廟碑,即‘勅賜棲霞院’碑,字半剝蝕,不要卒讀。”查李允為明代進士,志中有傳。此棲霞寺當是為嘉獎時人有關。其它如護國堂,報恩寺等,雖非官寺,然均與官寺有某種聯系。

二、忠州私寺考

對應官寺的佛寺,一般稱為私寺。私寺也有許多種存在形式,如功德墳寺、私家寺院等不同。

(一)、功德院或墳寺

功德院和墳寺是指為已逝王侯貴族作功德而建的寺院,稱為功德院;為守護墳墓而建之寺院,或寺院改作官家超度亡靈等,則稱墳寺。功德寺初名功德院,始於唐代,宋時極為盛行,如岳飛的功德院稱為“褒忠衍福禅寺”、史彌遠的墳寺稱為“教忠報國寺”。功德墳寺的地位,僅次於為皇家陵墓超度的“陵寺”。宋代頒敕額賜的功德墳寺,不但免去租稅,更賜予任命僧尼及頒衣、賜號的權利。

忠州古來為軍事要地,為巴蜀要道,有功之人甚多。查勘文獻,這類封賜的功德院或墳寺有不少,今略述如下:

忠州巴台寺。據《四川通志》卷二十八下《寺觀》載,忠州西二裡有巴台寺。道光《忠州直隸州志》卷三記載更為詳盡,雲:“巴台寺,在城西二裡,即唐之龍寺上寺。按龍寺有三寺,一在山頂,一在山腰,一在山下。”山上巴台寺有古巴台,為戰國時期古巴國的遺址,相傳為巴王墳。此處立寺,有祭祀古國君的功能。從歷代名人屢屢登巴台並作詩懷古吊巴王來看,此寺應為祭祀巴王的墳寺。

白公祠,在巴台寺毗左,明崇祯三年知州馬易從創修,為祭祀有功於忠州的刺史白居易而建的功德寺。

懷忠堂,即祭祀陸宣公陸摯的功德寺。

拔山寺,始建年代不詳,明翰林院檢討李允墓在寺內。

准提庵,有刑部郎中袁鼎墓。

曲水庵,有戶部郎中鄭皋墓。

印盒寺,有處州鎮總兵熊兆干墓。

(二)忠州古代私家寺院

唐宋時期,封建王朝通過對佛教以適當保護來加強國內統治的力量。到了宋天禧末(1021),全國僧尼增加了很多。寺院近四萬所。另外,還有貴族私建的寺院很多。這些寺院都擁有相當數量的田園、山林,得到豁免賦稅和徭役的權利。

1、忠州成家寺

成姓為忠州一大姓宗族,歷代所出名流甚多。在忠州屬地敦五甲地有成家寺,設私家書院並家寺,以免費教育鄉民子弟。忠州成氏宗親載諸史乘者,錄之於下。

成文運字在東號白鄰,康熙丙子科舉人,次年高中丁丑科進士,任當塗知縣轉戶部江南司主事,升浙江司員外郎轉遷兵部武庫郎中,任山東道監察御史掌京畿道監察御史,歷官至太僕寺少卿、大理寺少卿,《忠州志》卷八中有傳。正四品大員。

成文逈,康熙丁酉科副榜,康熙癸巳恩科舉人。

成宗發字佑我,成文運之子,康熙癸巳科舉人,授平南縣知縣,後官至直隸趙州知州。正五品。

成學宦字旭亭,乾隆庚子科舉人,文筆過人,忠州志有傳。其繼妻錢氏為直隸保定人,年二十九歲時,學宦殁於外無子。節婦誓不再嫁,因忠州守節,被載入史冊。

成宗洙,歲貢。

成學岱,嘉慶五年以廪生任真定縣典吏,後遷土城巡檢。從九品。

成繼汭,監生捐職,從九品。

成拱,以子成文運贈京畿道監察御史,晉贈大理寺卿。正三品大員。

同治《忠州直隸州志》卷十一《人物補》載:成繼維,郡處士。能文,以教讀為業,數十年不倦,鹹謂士有銅行,斯人近之。

同治《忠州直隸州志》載:成學益,郡人,性忠樸,尤笃友愛,凡錢谷出入,與兄弟子侄共之,毫無吝色,族黨重之。

道光《忠州直隸州志》卷八《人物·烈婦》載:“成節婦馮氏,成孔珍妻,年二十二歲夫沒,撫子(成)孝德早殇繼撫孫(成)繼福,現年六十一歲。”成馮氏的行為非常感人,二十二歲死了丈夫成孔珍,兒子成孝德又早亡,獨自一個撫養兩代人,被載入史集。

忠州志卷八烈婦又載:“戚節婦成氏,戚永華妻,二十七歲夫,立志守節,現年六十歲。”成家的女孩子嫁給戚家,終身守節。

2、忠州其它宗族家廟或家寺的興盛

忠州自古為人文勝地,正所謂人傑地靈也。在漢代,忠州嚴就、胡良、文恺任巴郡文學掾,載入史冊。學而仁則仕,晉代忠州文立任勞任中庶子,毛楚任牂牱太守,母雅出任夜郎太守,為一世之俊傑。有名可考進士宋代2人,明代17人,清代6人。還有官居忠州或世襲忠州千戶等職的,以及忠州大小鹽井礦主和經營富戶,共同組成忠州歷史上的名門望族。中國學宦的信仰,是以儒佛信仰為歸趣。即身為儒教,又同時信仰佛教者居多。這些名門豪族有田地,多建立家族式的佛教寺院或廟宇,甚至還流行購買度牒作寄名僧的現象。因為朝廷對出家嚴格控制,先經過嚴格考試,還要交納不菲的稅銀才能取得出家身份。由於國家的宗教政策有免稅制度,手持度牒的富戶多出資修建寺院,花銀子請人代為出家修行,這就叫寄名僧。朝廷對度牒的發放也比較混亂,如國庫空虛就賣度牒;朝廷打仗需要銀子也發度牒籌集軍需;天災之年放度牒解決赈災之事;皇家喜忌之年大量度人出家祈福,等等。由於這種度牒金錢化的現象,讓許多僧侶成為無法剃頭的行者(如武松),而手持度牒的富戶就可以享受國家免收賦稅的優惠政策。所以,私家寺的成立原因極其復雜,既有虔誠信徒的奉獻,也有興一方文運的雅士,甚至還有巧取豪奪的避稅港。據道光《忠州直隸州志》卷三載有私家寺者甚多,如:

敦一甲:福慶寺,又名白家寺,為白氏家族宗寺。三慶寺又我田家寺,家族出明代嘉靖乙未進士田登年官至大理寺司正(司法機關),萬歷辛丑進士田一甲任潭南道監察御史轉陝西兵備副使為代表。

敦二甲天台寺,又名楊家寺。忠州明代出進士楊一舉,有《楊氏家乘》。

敦四甲有汪家寺,為汪氏家族佛寺。

敦五甲淨土庵,又名孫家寺,為孫氏宗族家廟。忠州出宋代紹興戊辰笠進士,明代成化戊子科舉人孫(王+怱)任淳化知縣。

敦六甲靜因堂,又名張家寺,明代忠州出萬歷己卯科舉人張師厚任鞏昌府通判。逥龍庵,又名謝家寺,忠州明代有宏治壬戌科進士謝表官錢塘江府知府。玉衡堂,又稱田家寺,為田氏宗教寺院。

敦七甲楊家寺,為楊家宗族寺院。

敦八甲永興院,又名傅家寺,為傅氏家族佛寺。觀音庵,又名張家寺,為張氏家族佛寺。玉皇觀,又名余家寺,為余氏家族佛寺。敦八甲還有冷家寺,董家廟,分別是冷氏家族和董氏家族的佛寺。

敦九甲李家寺,為李氏家族佛寺。忠州宋代出進士李興宗,官至國子博士,號謙齋,著有《論孟俗解》。

敦十甲姚家寺,任家官寺,忠州明代出萬歷丙戌科進士任道學任歸安縣知縣。任家是外來為官,數代進士出身,此寺也比一般家廟不同,可能還受到朝廷封償,稱為官寺。

崇一甲古宗寺,又名王家寺,為王氏家族佛寺。忠州明代有正統丁卯科舉人王璧。長壽庵,又名賀家寺,為賀氏宗族佛寺。忠州明清代出乾隆壬子笠舉人賀廷栻,康熙己酉科舉人賀勳任陝西葮州知州,以及道光壬午舉人賀鶴雲。

崇二甲明代大悲寺,又名陳家寺,為陳氏宗族大寺。忠州明代出成化辛卯進士陳瑞任光祿寺卿,嘉靖壬辰進士陳策任杭州府推官。

崇三甲法藏庵,又名胡家寺,忠州清代出康熙癸酉科舉人胡俊任倉溪縣教谕。胡維英康熙癸巳科舉人,胡澤溢雍正癸卯科舉人。

崇四甲明龍寺,又名羅家寺,為羅氏宗族寺院。明代忠州出嘉靖壬戌科進士羅青霄任漳州知府。

崇五甲的趙家洞,為趙氏宗族寺院,忠州歷史上知名的趙良忠為嘉靖丁酉科舉人,任荊門州知州。

崇六甲有余家寺,為余氏宗族寺院。羅家廟,為羅氏宗族寺院,圓通庵,又名賀家寺,為賀氏宗族寺院,

崇八甲陳家廟,為陳氏宗族寺院。黎家廟,為黎氏宗族寺院。明代忠州有崇祯癸酉科舉人黎孔昭。

崇九甲朝陽寺,又名胡家廟。江家寺,為江氏家族寺院。太寧寺,又名雷家庵,為雷氏宗族寺院。明代永興庵,又名劉家寺,明代有進士劉大悅,志載見玉印山鐘銘。

崇十甲明代龍居寺,又名陳家寺,為陳家宗族寺院。姜家寺,為姜氏宗族寺院。明代姚家廟,為姚氏宗族寺院。

廢寺尚有盧家寺、杜家廟、戚家寺等家族寺院。

從上述忠州家寺分布情況來看,可以知道忠州經濟和人文發展較為均衡,氏族在當地的影響力非常之大。這些富戶或官宦之家,大多有虔誠的信仰,或出資修建寺院,或捐田義資香火,或供養僧眾,對忠州地區的佛教事業發展,地方社會的穩定和道德的規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忠州佛寺家族化現象,也可以片面理解為佛教通過家族化形式,立足於氏族關系,與社會融合較為緊密,並達成佛教基層公共化傾向。

三、忠州佛寺的融會

中國文化崇尚和諧謙讓,講禮儀,重道德,對一切文化有很強的包容性。佛教傳入中國後,也同樣遇到與本土文化的沖突和融合的問題。《翻譯名義集》曰:“吳主問三教,尚書令阚澤對曰:‘孔老設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佛之設教,諸天奉行。’”從三國時期,人們就開始論辨三教優劣,甚至因為三教紛爭而出現滅佛滅道的事件。唐代四川南充藉宗密大師倡導三教圓融觀,五代吳越國永明延壽大師步及後塵,宋代三教人士已經取得共識,如儒取佛道論理,以理學之心學為代表;道學取於佛儒,以《伍柳仙蹤》為代表;佛教大德則普通習三教典籍,注老子莊子等。元代劉谧撰《三教平心論》二卷,現收於《大正藏》第五十二冊。作者以儒釋道三教皆為止惡行善之法,而佛以治心,道以治身,儒以治世,不可偏廢。這種三教分類法,幾乎影響了後世的三教判別。

忠州佛教三教圓融的思想起源可上溯到唐代,被貶居忠州刺史的白居易為虔誠佛教徒,常到忠州官寺龍興寺、開元寺拜佛,與蕭處士、清禅師交流。歷代僧人多習儒道,或以儒道解經,提倡三教圓融。

(一)佛寺與儒殿一體化

中國制度化宗教的代表是儒教,所設殿堂崇孔夫子(大成至聖的文廟為主,如天壇、地壇、日壇、月壇、先農壇、厲壇、風雷雨電壇等,祭祀天地日月等神。儒殿注重文脈的信仰,如文昌宮主祀梓潼帝君,認為奎星閣及文峰塔修建有助於地方風水的改造。朝廷對功之人進行中祭,如忠州的四賢祠,就是紀念劉晏、白居易等文人的。這些儒殿由朝廷直接撥款,按例祭祀。

道光五年,忠州知州吳友篪曾經說:“甲申仲秋,余集紳耆勸捐書院膏火兩裡二十甲,樂輸者聽其自便,而庵觀寺院不與,蓋不欲以釋門參儒教也。”吳知州接受捐款,卻不接受寺院捐款,不想讓佛教參與儒教,說明當時僧人參與儒教已經成為一種現象,才有反對的理由。

道光《忠州直隸州志》卷三壇廟中載:“文昌宮,在郡東門外學宮右,明萬歷二十八年建,康熙八年知州劉肇孫重修等。”清·李凱《重建文昌宮記》對這次修建記載得很詳細:“……共計正殿後殿祭殿各三楹,前有官廳,後有僧房,……為僧人籌常住……廟田二處……一在敦五甲,地名龍池河,系住持僧圓修去錢一百五十千,得買何王氏同子何柄田一分,每歲收租谷五石。”說明知州劉肇孫興建文昌宮時,是借助僧人圓修籌集資金建宮,並置香火田,還任命圓修為文昌宮住持。

忠州人一直認為培植一地文脈的萬福塔,在州南羊鳴山上,也是由僧人幫助知州吳友篪修建而成。吳氏本來反對僧人參預儒教,但修建萬福塔的僧人志寬也不是一般的僧侶,是楊氏宗族寺楊家寺的住持。楊氏是忠州大姓,有權有勢,得到志寬的支持就等於得到了楊家大家族的支持。而讓吳友篪放棄不讓佛門參預儒教的另一個原因,是志寬為當地有名的佛教慈善家,建有義莊,掩埋浮屍,修建橋梁不利行人。在志寬的周旋下,得到了忠州僧正司續紳的支持,修建培植人文風水的萬福塔就修建起來了。佛寺與儒殿不分,在春秋祭祀之時,照樣國家出錢祭祀,文武分班按禮設祭,牛羊豬肉供品供奉其上,日常又是神社與佛寺的結合,即有佛教的佛像菩薩戒,也有神祇的供奉,就成了忠州佛教的特色之一。

(二)佛道寺觀的圓融

重慶的佛教信仰在民間普遍存在佛道不分的現象。我前不久去南川金佛山考察,在南坡西來寺遺址發現同時存在道士墓和僧人墓,說明清末佛道於此同處一寺。現在佛道相互的認同感也比較強,如道士可以到佛寺來掛單,可以一起修行住宿。僧人也可以到道觀掛單,參與道教法事。忠州這種情況比較普遍,如道光《忠州直隸州志》卷三雲:“真武廟,在州西門外一名水府宮,建時無考,乾隆四十二年重修,後毀於火,僧人清泰重修,道光三年又毀於火。”真武廟是供奉玄天上帝(道教之北方水神)的地方,所以又稱水府宮,應該是道教的宮觀。僧人清泰卻來重修真武廟,成了佛教的寺院。這種寺院一般不改變主神的供奉,而另擇地修佛殿或在側殿供奉佛像等,以滿足佛教徒的信仰需求。

道光《忠州直隸州志》卷一中,有忠州八景的闡述。八景之一為《紫極晚煙》雲:“紫極煙霞。紫極觀即翠屏山,唐之玉虛觀,今之毘盧寺也。寺在山半,春秋佳日,每當薄暮時有輕煙一縷橫亘其間,上達桐柏,下接羊鳴繞東如帶,歷久不散。”唐代著名的玉虛觀,後道教敗落,經僧人改建,名毘盧寺。從明代舒容《紫極晚煙詩》有“……煙鎖荒台盡日閒。欲訪煉師何處去,至今未覩鶴飛還”句,見到的是道觀的荒涼與敗落。盧瀚題七律有理有“當年紫極玉虛宮,遺跡徒存草萊中。落日晚煙橫一色,西風暮霭貫長虹。荒台剝圯余丹灶,曲徑冥蒙接碧空。藉問羽仙何處去,山猿時倩白雲籠”句,道德觀仍然荒廢。清劉以瑜題七律雲:“舊時宮殿鬰嵯峨,靈氣仙香得盡麼。每坐日沉孤寺晚,常看煙亘半山多。映江練帶殘紅落,繞塔崗兼暮霭拖。風動瞑天新月白,一聲疏磬出阿羅。”可見道觀有長達數百年的荒蕪階段,可能是明代才改為佛寺。

忠州崇三甲有明代能仁寺,由道家玉皇觀改成。也有寺院改為宮觀的現象,發崇七甲古有雲棲庵,在明代改為玉皇觀。

在忠州還有大量的關帝廟,大多由僧人住持。據《佛祖統紀》卷六《智者傳》所載,隋代智者大師曾在玉泉山入定,定中見關帝顯靈,化玉泉山崎岖之地為平址,以供大師建寺弘法。之後求受五戒,而成為正式佛弟子。後世佛教將關帝列為伽藍護法神,與韋馱具有同等地位。基於佛教圓融態度,將民間信仰諸神,作為佛教的護法神供奉,還是符合宗旨的。

(三)佛寺與會館的融合

重慶地區歷史上曾經有八次大的移民,查家族譜系,多是湖廣填川人士。忠州在明末清初,歷經張獻忠之亂,姚黃之亂,教匪之亂,本土人口十僅存一,致忠州大地,一片狼藉,有土無為耕種。清初實行湖廣填川的移民政策,大量湖南、湖北、江西、陝西、廣東、廣西等地流民,紛紛進入巴蜀地區墾荒,巴蜀生產力逐漸恢復。忠州在康熙六十年到雍正十一年進行戶口調查,轄區有15805戶,男36145人,女34587人;嘉慶十六年統計,共33547戶,戶口增加一倍。同治十年統計,戶口達70048戶,男273358人,女171817人,共計445175人。人口迅速增長,稅收增加,社會出現繁榮的景象。

這些外來的移民,為了紀念先祖,緬懷故鄉,紛紛設立會館,相當於現在的同鄉會,聯絡感情。會館的設立,多由當地名士富戶牽頭,在城區找一個古老寺院為依托。隨著忠州地區經濟的發展,尤其是忠州為產鹽富地,大量制鹽的手工業者和販鹽的富商前來淘金,給忠州經濟注入新鮮的力量。忠州是長江重要碼頭,中原入川黔滇的必經之地,貿易業相當發達,外地在忠州經商的人迅速增加。這些以外鄉為主的人士,為了開成保護機制,也紛紛成立會館。這些會館大多依附佛教信仰,聯絡同鄉感情,在佛寺中開展活動,或對同鄉進行保護或幫助。反之,這些人又成為佛教虔誠的支持者。所以,忠州佛教會館化現象,是佛教社會化很成功的一個例子,是值得研究的一個重大課題。查閱《忠州直隸州志》等文獻,略舉幾例會館如下:

禹王宮即湖廣會館,在城北門內。

許真君廟即江西會館,在城內丁字街。

帝主宮即黃州會館、在城南門內

鎮江祠即王爺廟,為江蘇鹽商所建會館,一在城中南門內,一在城東門外,一在雲根驿。

土主廟,為蜀地在忠州客居民所崇奉,在城東門外。建時無考,明萬歷中知州加國祯倪伯鲯重建,康熙甲戌年知州武烈重修,道光五年知州吳友篪率紳士重修,一名忠貞祠,門外有漢丁房阙。

(四)佛寺與行會的融合

忠州商貿的發達,應在康熙之世流民入川,在同治年間達到鼎盛時期。據民國《忠縣鄉土志》所載,忠縣在民國初年已有各種稅目三十二種,分別涉及娛樂業、商貿、船業、煙酒業、屠宰業、商貿經紀、典當業、魚業、畜牧貿易、鹽業、茶業、運輸等,說明忠州經貿業是相當發達的。據同治《忠州直隸州地》載,清朝牙行魚課鹽稅茶課為四大主稅種,說明貿易發展迅猛,忠州在清代已成通商口岸,匯聚四方商業力量的參與。

清中期忠州得到官方認可的鹽井有三十四眼,私下采鹽不計其數。得到政府許可進行食鹽貿易需要“鹽引”,這些鹽引是有指標的,政府從中收取稅銀。采制鹽的手工業者一般供奉井神之外,還祭羅公。忠州專設羅公祠,供鹽商及采鹽業主供奉。羅公祠在甘井,明隆慶丁卯塗甘諸井灶民因於鹽課,郡人羅公青霄有省減之疏,萬歷甲戌刺史王公洪泉勘復無異,中丞曾公可其復,州境鹽亯減去三分之一,灶民德之,為羅公權專祠並祀王曾二公,今東岳即其舊址。采鹽及鹽運都是高危作業,都有生命之危,這些業主大多成為虔誠的佛教信徒,一方面祈求菩薩的保佑,一方面形成行會,通過行會在全國頒的各種力量打通商道,進行有效貿易。

除了鹽業的行會外,還有金融業的福德祠(財神廟),紡織業的軒轅祠,屠宰業的桓侯祠,畜牧業的馬王廟,醫藥業的藥王廟,手工業者包括木匠、泥匠、瓦匠等的魯班廟、敦三甲五甲的井主廟,等等,各種行會與佛教相結合的寺院遍布忠州,是忠州具有地方特色的一種佛教信仰形態。

(五)佛寺與洞寨的融合

道光《忠州直隸州志》卷四載,忠州於明末清初屢遭戰亂,如“崇祯十七年張獻忠屠忠州,又遇姚黃之亂”,“嘉慶三年……賊匪入境,焚掠殆盡,州牧王垂重御於敦八甲關王山舒家溝死之”。忠州為入川軍事要地,凡經水路的入川戰爭,忠州之亂都是非常慘烈的。

從歷史上來看,三國時期忠州就是蜀吳的戰場,現在在發掘出大量的三國時期兵器。明末清初的忠州情勢非常復雜,分別有明代政權、張獻忠部、南明政權、清朝政權、夔東十三家及地方自保式的地主武裝存在。戰爭對老百姓一說都是不幸的,百姓一般會采取結寨的方式,進行自保。忠州地勢復雜,如石寶寨就是一處重要的軍事要地,四面聳立,易守而難攻,上有井泉,可以作持久保衛戰。非戰爭時期,人們把石寶寨作為美麗的美景打造,修建崇聖寺,有僧人住持。在僧人的指導下成立以當地居士組成的會首組織,對寺院進行修繕。在戰爭發生期,石寶寨就成了屯兵千計,保全民眾生命與財產的軍事組織。忠州地貎多山洞河道及險峻的高山,這些地方多是佛教寺院所在地,在戰爭期間起到了特殊的作用。有的進攻軍隊往往也有佛教信仰,可能會對佛寺采取比較寬容的態度。如著名的破山大師就曾在軍營裡待過三年,在石砫司三教寺為官兵說法。而清朝川陝總督李國英最後攻下重慶,不但沒有對破山大師采取極端措施,反而皈依佛教,幫助修復道場,借此拉攏地方武裝和民眾,讓人們看到滿清也不是惡魔,是充滿人性關懷的“仁義之師”。

在地方文獻中尚可見到與石寶寨類似的民眾自保式的山寨近三百處,這些山寨地勢險要,以佛寺為號召,據險自保。如“太洪山……削壁懸崖,群山環抱,當西一面,山澗缭繞,更形險要,一名太洪寨,相傳以明季劉太洪建修得名。”這是三面陡峭一方環水的山寨。“椐條嶺……山勢嵯峨,絕巘千屻,鐵壁三面,高不可攀,一名椐條寨。”“瑪瑙山……四面嶄絕無路可上,教匪滋擾,士人依以為寨,一名瑪瑙寨。”“萬寶山……嘉慶初年邪匪橫肆,土人築石堞踞以御賊。”以山為寺,以寺為寨,在地方文獻中比比皆是。在現存名的三百余山寨中,如三聖寨、觀音寨等,以佛寺為名的山寨,或居於名山之頂的山寨,都是佛教與山寨融合的最好事例。這些山寨,在歷次戰亂中,所保全的性命,不計其數,其實裡面蘊涵了一份份辛德勒名單,讓人幾多感懷。

在忠州山區有大量的山洞,是佛教充滿普世情懷的表現。如昌家洞,在州北四十裡戚家河,洞下有水,洞外建有龍王廟;三池洞,在州東北八十裡趙家山,洞內水極汪洋,建有龍王廟;以及與梁山接壤的大白水洞,州東北五十時的母豬洞,州西七十裡大山之下的翔龍洞,州北一百七十裡忠梁接壤的紅崖洞,州西八十裡地的葡萄洞,州西九十裡地的鐵屎洞,都是有佛教寺院,洞中寬廣,水源清涼,都成為戰亂時的民眾保護神。據道光《忠州直隸州志》卷一載:“香溝洞,在州西北一百八十裡紅豆山下,其形巨石對列,高可數丈,彼此相倚,中空成洞,門戶變幻,不可數計。其下水聲洶洶,居民資以灌溉田畝。嘉慶初年,張有發多避難於內,賊匪以洞深廣大,不敢輕入,保全甚眾。”嘉慶之亂,即義和團之亂,史稱教匪之亂,忠州民眾死亡慘重。這些佛教化的山洞,對保全民眾的生命和財產,作出了重大貢獻。

四、結語

通過對忠州佛寺的考察,讓我們明白忠州佛教起源於東漢,以東漢墓中出土的佛像為代表。忠州龍興寺為漢永平年間所建,是中國最早的佛寺之一,由此知道此時佛教已經傳入忠州,並成為民俗信仰的重要組成部分。三國、兩晉、南北朝,是忠州佛教的活躍期,大量高僧經長江流域,或在忠州弘法,或經忠州一剎而過,給忠州的佛教帶來更為勃勃生機。隋唐時期是佛教的一個高峰,忠州出現了發開元寺、龍興寺等一批官私大寺,並成為一地之景致。五代與宋元,忠州經戰亂影響,佛教也受到重創,大量佛寺被兵所毀。明朝相當的安定,忠州佛教起死回生,現存文獻中大量佛寺,多為明代所創修。忠州有治平寺、慶雲寺等古剎,經吹萬老人的開創而勃興。明末清初的戰亂,許多佛寺被毀,隨著清朝移民政策的鼓勵,大量外省移民流入忠州,忠州佛寺在聚雲吹萬老人弟子慧機等的努力下,再次進入中興階段。有清一代,忠州佛寺數以百計,再次見證了歷史的興衰與成敗。

附古代忠州佛寺名單:

治平寺,在城東門外,即唐之龍興寺也。康熙辛亥年知州劉肇孫重修,康熙庚寅勅賜振宗禅寺,俗名大寺。有唐杜甫題壁詩,宋陸游游龍興寺吊少陵先生寓居。

巴台寺,在城西二裡,即唐之龍昌上寺。按龍昌有三寺,一在山頂,一在山腰,一在山下。今山下大隱崖石刻猶存,廟基尚在。俗以漢平寺為龍昌寺非也。一統志樂天在忠州嘗植柳龍昌寺旁,柳盛則寺興,柳衰則寺敗。僧護此柳比之甘棠雲。唐白居易登龍昌上寺望江南山懷錢捨人,龍昌寺荷池,九日登巴台,明何異控巴台詩二首等,

准提庵,在州東一裡白水溪上,創於明萬歷三十九年,康熙五十七年知州何通升重修。

白沙寺,在州西鳴玉溪,康熙二十年建,乾隆五十一年重修。

鳴玉庵,一名觀音崖,乾隆中周光遠募建。

白衣閣,在雲根驿蕭公殿後,明初建,乾隆中重修。

開元寺,在州東一裡,即今龍王廟是其遺址。白居易開元寺東池早春,留題開元寺上方,

聚雲寺,在州北三目山麓,明吹萬老人創,因老人名聚雲,故以聚雲名寺。明季毀於兵火,乾隆十九年知州五爾卿格重修,嘉慶十年僧繼月復重修。

國朝周光禧重修聚雲寺記:僧昆源托缽募化,昆源法孫繼月又獨力經營

敦一甲9寺:

普慶寺,太寧寺,福慶寺(白家寺),三慶寺(田家寺),太慈庵,石寶寨文昌宮,明玉印山天子殿,報恩寺,叢興寺

敦二甲8寺:

金山寺,昙花寺,觀音寺,紫荊寺,土主廟,興隆寺,勅封寺,天台寺(楊家寺)

敦三甲20寺:

白雲寺,長鐘寺,井主廟,文昌宮,嘉靖祠,觀音閣,寶勝寺(較早),觀音寺,石廟,漳淵寺,崇興寺(太興寺),明善慶堂(庵),明庵子寺,一喝庵,報恩庵,觀音庵,龍會寺(楊馬寺),明能仁寺(玉皇觀),明雲崖寺,廣積寺

敦四甲9寺:

慶雲寺(衡山堂、福城山,有碑記,衡山和尚),關帝廟(2),明普照寺(有碑記,僧圓明、賢僧、如亮、福祯),明初華藏庵(五衣寺),水口寺,汪家寺,大乘寺,建興寺

敦五甲16寺:

觀音庵,水月庵,關溪關帝廟,蘇家廟,大雷觀,祖師殿,護國堂(報恩寺),文昌宮,東岳廟,甘井關帝廟,井主廟,淨土庵(孫家寺),觀音寺,黃灘關帝廟,大興寺,金水寺

敦六甲15寺:

宋圓通寺(有進士碑記,僧明的、隆衣、宗溥),靜因堂(張家寺),逥龍庵(謝家寺),玉衡堂(田家寺),明天福寺(黃石廟),太平山(路口廟),關帝廟(4),圓覺庵,普樂寺,白鶴寺,報恩寺(黃印庵),慶源堂(拈花寺)

敦七甲7寺:                                        

復興堂(楊家寺),朝陽寺(七崖洞),關帝廟,甘露堂(黑潭洞),慈雲洞,太陽寺,三會場關帝廟

敦八甲43寺:

廣佛山,興隆寺,慈雲寺,朝陽觀,八德堂(洞池觀),永興院(傅家寺),凌雲閣,南華宮,兩河口關帝廟,金華寺,觀音閣,寶勝寺,聖燈寺,金雞場關帝廟,太白廟(榮興庵,2),明華藏堂(金珠洞),觀音庵(張家寺),關帝廟(花橋寺,3),水口寺(鐵佛),海會堂,金雞寺,雙基寺(盤石寨龍應堂),石鼓寺,觀音堂,明羅官寺(興雲庵、永興堂),明圓通寺(大石佛),玉皇觀(余家廟),石堰塘,寶勝寺,海珠寺,冷家寺,慈濟堂,拔山寺關帝廟,拔山寺文昌宮(刺史碑記),王公祠(奉王刺史),石廟,萬仙洞,白雲寺,觀音堂,董家廟

敦九甲18寺:

廟口垭關帝廟,中興寺,觀慈寺,唐王寺,明觀龍寺,明智華寺,水口寺,寶峰寺(楊武廟),關帝廟(3),石泉寺,明中峰寺,明大梵寺,明李家寺(明因院),龍山寺,明逥龍寺(天台寺),明永興庵

敦十甲9寺:

姚家寺,金龜堂,文昌宮,關帝廟(3),宋龍翔寺(碑記,任家官寺,僧性戒),棲霞寺(三洞禅院,旁有玉皇殿,進士李允等碑之,寺極古),文昌宮

崇一甲8寺:

慶忠堂,明水月寺(石寶寨對岸,24姓共修,又名崇因寺,舉人碑之,僧徹法、徒永質、永佑),普賢庵,觀音寺,明觀音寺(有古鐘),古宗寺(王家寺,有碑記,僧文慈),關帝廟,長壽庵(賀家寺)

崇二甲6寺:

宋寶光寺(碑記,僧道慧),大國寺,迎勝寺(觀音閣),南宋福田寺,明大悲寺(陳家寺),桓侯廟

崇三甲6寺:

法藏庵(胡家寺),明鳴觀(天子殿),關帝廟,曲水庵,觀音閣,佛耳崖

崇四甲8寺:

新勝寺,堂樂寺(水口寺),優昙寺,玉皇觀,經堂寺,永興寺(跳磴寺),雙峰寺(石峽寺),明龍寺(羅家寺,古鐘)

崇五甲18寺:

天宮堂,趙家洞,觀音堂,明朝陽洞,唐玉虛觀(毘盧寺、紫極殿),明三台寺,白花寺,釋毗庵(海會堂),明報德寺(翠松庵),明永興寺(跳磴寺),明普樂寺,明彌陀洞(碑記,明代僧性闊創,明僧知一繼之,清僧性宏、紹宗,有詩文),明觀音洞(有詩文),明桐柏庵(昙花堂,有古鐘,州牧翁氏詩文傳世),叢興寺,明梓潼觀,關帝廟(2)

崇六甲9寺:

明白崖寺,余家寺,明高峰寺(明泰始間武略將軍劉君镛,鴻胪寺序班劉憲來寺隱居處),關帝廟,羅家廟,巖口寺,天宮堂,圓通庵(賀家寺),白雲寺

崇七甲7寺:

中庵寺,古來寺,鎮國寺,明玉皇觀(雲棲庵),觀音閣,明悟空寺,明東明寺(僧東明,有詩文傳世)

崇八甲8寺:

關帝廟(望水寺,2),明法身寺,陳家廟,明淨涵寺,明雲佛寺,黎家廟,元石盒寺(聖壽寺,刺史碑記)

崇九甲15寺:

逥龍寺(鎮口廟),朝陽寺(胡家廟),江家寺,佛靈堂,太平觀,太寧寺(雷家庵),玉皇觀,長安寺,關帝廟,觀音寺,天寧寺,廣照寺,塔院(鐵壁慧機圓寂處,舉人朱職碑記,谥賜妙光,別庵性統為帝所重,三山老人亦同),開禧寺(三山開禧寺祇園垂訓碑記,其住持興龍、五雲、高峰諸寺),明永興庵(劉家寺,刺史劉毓嵒碑記,僧鶴林,劉啟等助之,玉眉和弟子冰弦繼之,德堂與弦、刺史結蓮社)

崇十甲11寺:

明龍居寺(陳家寺),忠豐寺,石盤寺,明檀林寺,黃汛觀,石佛堂,鐵山寺,西來庵,姜家寺,華嚴寺,明姚家廟

廢寺22處:

元妙觀,圓通觀,嚴公祠,甘嚴二公祠,普寧院,景德殿,盧家寺,白雲寺,明拔山寺,一齋寺,半邊寺,明寶勝寺,和尚坪,楠木寺,杜家廟,聖教庵(法宗寺),清河寺,戚家寺,白雲寺,逥龍庵,明庵子寺,明寶勝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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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上報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願見聞者,悉發菩提心。在世富貴全,往生極樂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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