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天台外宗時期
韓國義通成為天台宗十六祖
《佛祖統紀》雲：“傳聖人之道者，其要在乎明教觀而已。上尊龍樹，上逮荊溪，九世而祖之宜矣。”
這段話有兩層意思：一是說明天台立祖的原則，是“在乎明教觀”；二是提出了“九祖”之說，依次為天竺龍樹、北齊慧文、南岳慧思、天台智凱、章安灌頂、法華智威、天宮慧威、左奚玄朗、荊溪湛然。九祖以下依次為道邃、廣修、物外、元琇、清竦、義寂，共十五祖，十六祖便是義通。因義通為高麗國僧人，所以這一時期稱天台宗時期。一個外國僧人，成為中國佛教界的一代宗師，實不多見。
有關義通的材料，一是可見於志磐的《佛祖統紀》卷八《十六祖四明寶雲尊者大法師》。二是可見於四明石芝天台宗僧人宗曉於南宋嘉泰三年(１２０３)編纂的《寶雲振祖集》(一卷，收在《四明尊者教行錄》的第七卷，《大正藏》卷四十六)。宗曉在《寶雲振祖集》的序中說：“寶雲鼻祖與吾四明為賢父子，表裡像運，只興一家，若其德業不傳於世，則教失宗元，後昆奚究！因考核碑實，洎渚簡編，得師事跡與劂後繼者，凡二十篇，別為一帙，題《寶雲振祖集》，蓋取是院祖堂之匾曰振祖故也。”宗曉在序裡即說明了撰集的緣由，亦說明為什麼命名為“振祖集”。《寶雲振祖集》的篇目具體為：
《請敕額秦文》(附《省牒》、《敕黃》、《使貼》)；
《四明圖經紀造院事跡》；
《台州螺溪定慧院淨光法師傳(附行)》；
《钜宋明州寶雲通公法師石塔記》；
《寶雲通法師移塔記》；
《草庵紀通法師著述遺跡》；
《紀通法師著述遺跡》；
《寶雲通法師真贊》；
《詩寄贈四明寶雲通法師》；
《明州寶雲四祖師贊》；
《寶雲通公教主真贊》；
《寶雲始祖通公法師真贊》；
《寶雲開山通法師忌疏》；
《南湖師祖寶雲尊者忌疏》；
《四明法師禀學寶雲尊者》；
《慈雲忏主禀學寶雲住持》；
《明智法師寶雲住持》；
《史太師請瑩講師住寶雲疏》；
《寶雲院利益長生庫記》；
《建法堂延慶致致語》(附《法雨堂題名》)。
在宗曉說的“凡二十篇”中，有的人把《省牒》、《敕黃》、《使貼》、《法雨堂題名》獨立出來，於是就成了二十四篇。三是可見於一些地方志，如《寶慶四明志》、《阿育王山志》、《鄞縣通志》等。
以上三方面史料，尤以《寶雲振祖集》為最詳盡，它們可以相互補充，相互印證。
現根據《佛祖統紀》和《寶雲振祖集》對義通的生平事跡跡略述一下。
義通，俗姓尹，字惟遠，高麗國人，出身王族，後唐天成二年(９２７)出生。義通從小就矢志佛教，剃度佛門，初投龜山院釋宗門下；受具足戒後，學習《華嚴經》、《大乘起信論》，頗有成就，因此他亦為國人所崇仰。五代後晉天福(９３６－９４７)末年，即高麗定宗(王堯)二年，他西渡入華求法。義通梵相異常，頭頂長有肉髻，眉毫宛轉，伸長五六寸，他先後在天台雲居德韶國師門下習法，忽有契悟。再去拜谒螺溪義寂大師，學習天台教義，當他聽了天台的“一心三觀”觀法後，贊歎確實得到了“圓頓止觀”的佛學，於是就留下受業。當時義寂門下有外國籍的學僧十人，義通是其中學識最高者。此外，還有澄或、寶翔二人不明國籍，造詣亦僅次於義通。義通居螺溪約二十年，由於其體悟天台佛學，具體之聲浃聞四遠。後來，義通想把天台的“圓頓止觀”傳之父母之邦，於是在北宋乾德年間(９６３－９６７)准備返回。他告別同學曰：“吾欲以此道導諸未聞，必從父母之邦”。於是，假道四明，准備搭般回國。值此之際，吳越王錢俶之子錢惟治(時為四明郡守)聽到義通到來，“加禮延屈咨問心要，復請為菩薩戒師，親行授受之禮。道俗趨敬同仰師模”。郡增執意要義通留下，並說：“或尼之，或使之，非弟子之力也。如曰利生，何必雞林乎？”意思是說：教化眾生，非弟子之力也；做有利於民眾的事，何必跟於高麗呢？盛情之下，義通只好答應：既然我們有緣，那就留下來吧。於是義通就留在明州傳法。
開寶元年(９６８)，適峰“福州前轉運使顧承徽”，因為屢親師誨，於是把自己的住宅捨為傳教院，傳教院在義通的主持下發展很快，十余年後，已有殿宇房廊百余間、佛像七十尊、主客僧五十八人。太平興國四年(９７９)，二十歲的法智投義通門下受法。太平興國六年(９８１)十二月，弟子延德親自到京師，奏請宋太宗御賜寺額。翌年四月，宋太宗賜額為“寶雲禅院”，昭其樣也。從此，傳教院就改名為“寶雲寺”，義通也被尊為“寶雲義通”或“寶雲通公。”
義通在寶雲寺“敷揚教觀幾二十年，受其度者不可計數”。該時的寶雲寺，已“譽振中國”。
“昔吳越國王尤所欽重”。錢俶為了表示對義能通的欽佩，曾賦詩贊頌，今天在《寶雲振祖集》第八、第九中還能看到兩首署名為“吳越國王錢俶”的詩：
寶雲通公法師真贊
不離三界，生我大師。
自毫異相，滿月奇姿。
戒珠普照，慧海無涯。
人天福聚，瞻之仰之。
詩寄贈四明寶雲通法師
海角復三涯，形分道不賒。
燈青讀《圓覺》，香暖頂袈娑。
戒此珠無類，心猶鏡斷霞。
平生賴慈眼，南望一咨嗟。
據《佛祖統紀》卷八載，義通有個習慣，經常稱呼別人為“鄉人”，有人問他，何以如此稱呼？他回答說：“吾以淨土為故鄉，諸人皆當往生，皆吾鄉中之人也”。
端拱元年(９８８)十月二十一日，義通圓寂於寶雲禅院，終年六十有二，火化時，捨利盈滿骨中。“門弟子收骨，葬於育王山之陽，寺西北隅。”原因是，義通弟子曾請義通等諸師在此屢建講席。所以，延慶寺的宗正在《钜宋明州寶雲通公法師石塔記》中說，將義通安葬在育王寺旁是“禮也”。七十七年後的治平元年(１０６４)，義通的墓地“甓甃已蕪”，延慶寺住持宗正“乃就之累之為方墳，增顯其處”，並寫下了《钜宋明州寶雲通公法師石塔記》。時過六十多年，義通的墓地也漸漸被人們遺忘了。宣和七年(實為靖康二年，１１２７)，寶雲寺智威法師拜訪了當時的育王寺住持道昌禅師，智威法師問道昌禅師：“通法師乃寶雲啟教之宗也，有塔葬於此？”道昌道禅師“遂往尋之，見荒榛棘中塔已墮毀矣。”在育王寺的對面有烏石岙，當時有許多富戶想在些建墳，道昌禅師均以此地“非余私有”為由而加以謝絕。當下，道昌對智威法師說：“通法師，天台宗主也，又，此地人皆欲得之。若遷通公骨殖葬於此地，則非獨免求地者源源而來，抑亦通公之骨葬得其所。”道昌擇日，與智威法師、妙湛老人、雪峰睿禅師等一起將義通遺遷葬於烏石岙。“是時，大眾半千同送之”。後來，道昌回憶說：“至取其骨，香水洗沐，於日光中，世所謂堅固子者，或青或黃或紅或白，茲生於骨上，見者無不作禮歎。如此勝殊，世所未有。”《寶雲振祖集》第五中的《草庵紀通法師捨利事》對遷葬移骨的過程記錄更為詳細：“其骨晶瑩可愛，拷之琅琅有聲。”雪峰默念之：“果若人骨也，當不止如是而已。”“少頃杲日既升，見骨中世所謂堅固了者。二三眾警且嘩。則須臾變，數百千璀璨的爍如珠玑。人或求之，至有盈掬得之者。”由於義通移葬於此，後人“欲邀其福”，也葬於此。但別人的墳，“未義而皆為人所移，唯能師之塔巍然而獨存”，以至道昌頗感慨地說：“是知用心善不善者，報應之效曉然可見也。”
義通在天台宗史上的地位，可以概括為三點：一是作為一個韓國僧人，而成為中國天台宗一代宗師，彪炳於佛教史。二是從義通開始，天台宗的中心從天台山而轉移到四明。後來重立天台山祖庭的明代高僧傳燈(１５５４－１６２８)在《在台山方外志》中感歎說：“台教正統，智者而下迄螺溪凡十二世，皆弘道茲山。自寶雲傳教四明，法智中興之後，是道廣被海內，而四明、三吳尤為繁衍。台山者始漸浸微，亦猶佛教盛傳震旦，而西域是後晦不明。”“五代以後，台宗衰微於(天)台而盛於(四)明”。《寶雲振祖集》中的《南湖師祖寶雲尊者齋忌疏》是一個名叫鏡上義的日本人撰寫的，文中有“中興教觀空雲尊者大師，應身日本”之句。應身是三種佛身(法身、報身、應身)之一，指修行成佛。寶雲應身日本之說，反映了寶雲在日本人的眼中已經成佛，並降臨日本。此雖屬傳說，卻反映了寶雲對日本佛教的影響。三是寶雲門下出了兩位“高足”——遵式和知禮。遵戒，俗姓葉，浙江寧海人，年輕時入天台國清寺，學習天台教觀。遵式在宋代是一位很有名望的高僧，當明人稱“天竺忏主”。宋真宗曾將紫服賜予他，並賜“慈雲大師”谥號。遵式曾這樣稱贊其師義通：“章安歸往，荊溪亦亡；誕此人師，紹彼耿光。”知禮，俗姓金，四明人。太平興國四年(９７９)，二十歲的知禮來到寶雲寺從義通學習天台教觀，從學第三天，首座對知禮說：“法界次第，汝當奉持”，知禮問：“何謂法界？”首座說：“大總盯法門圓融無礙者是也。”知禮說：“即圓融無礙，何有次第？”首座無對。一月後，知禮自己開講《心經》，聽者無不佩服他的天賦和悟性。五年後，知禮的父親夢見知禮跪在義通前面，義通用瓶水注於其口。從此，義通給他授天台圓頓之旨，他一聽即了。第六年，知禮常代義通講經。義通去世後，知禮又夢見義通的頭擱在自己左臂而行走，又表明我操持種智之首。
在《寶雲振祖集》的《明州寶雲西祖師贊》裡，保存著南宋重臣魏國公史浩贊義通的詩四首。
有關義通的史料中，有幾點需要說明：
一是關於義通的國籍，《佛祖統紀》卷八說他“高麗國族”；《寶雲振祖集》中宗正所撰的《钜宋明州寶雲通公法師石塔記》亦說他是“高麗君族”；“同樣《寶雲振祖集》中的《草庵紀通法師捨利事》說他“新羅人也”；宋代所撰的《寶慶四明志》卷十一說他“自三韓來”。
二是有關通的氏族，《钜宋明州寶雲通公法師石塔記》說他“高麗君族，尹姓，母孰氏。”《佛祖統記》卷八亦說他“高麗國族，姓尹氏”。但韓國古代的新羅、百濟、高句麗等主要國家，歷史上沒有以尹為姓的國王。另外，在《朝鮮女姓史附錄》上亦找不到以“孰”為姓的王後王妃。
三是《佛祖統紀》說義通來華前，曾在高麗“龜山院”出家，“受具足戒”，學習《華嚴經》、《大乘起信論》。但《韓國寺剎事典》說：“龜山院：未詳，疑是龜山寺別稱。”
四是關於義通入華時間，《佛祖統記》卷八中有志磐注：“師於天福末方十六七，正受具，學《華嚴》之時來中國應在二十後，以歷推之，當在漢周之際，今言天福恐誤。”按義通出生於後唐天成二年(９２７)計算，到後晉天福(９３６－９４７)末，義通已為二十一歲，符合“二十後來中國”的說法，所以“義通於晉天福末來華”是靠得住的。
《佛祖統紀》卷八亦說：“螺溪網羅教典，去珠復返；寶雲二紀敷揚，家業有付；而世方尊法智為中興者，以其有著書立言，闡明祖道，觸排山外(派)，昭隆道統之功也。”志磐這段文字，把義通放在義寂與知禮之間加以評論。義寂的功績使天台數典“去珠復還”。知禮的功績著書立說，力排山外派，救了天台一家之正義，使天台中興昭隆後世。義通在兩代人之間起到過渡作用，即重返的天台教典由義通敷揚給知禮。因而義通被尊為天台十六祖，知禮被尊為天台十七祖。
關於義通的著述，《寶雲振祖集》中的《紀通法師著述遺跡》說：“師所著述，並逸不傳。然考諸四明章記，則嘗秉筆為《觀經疏記》、《光明玄贊釋》矣。若余之法義則法智悉面承，載之於記抄。其《贊釋》一部尚存，但不廣傳耳。”
關於義通的思想，由於著作只有一部《金光明玄贊釋》，又不廣傳，所以沒有什麼理論可言。但由於他的其余法義面授給知禮，知禮又載之於《觀無量壽佛經疏妙宗鈔》的序裡說：當時流行的《觀無量壽經疏》是從義通那裡禀受下來，“相沿之今”，後人“著述不絕”。這些著述，知禮的評價是“談事相多”，“開示觀門少”。作為教化下層民眾是可以的，但要“盛演圓宗”(宣傳天台圓教)是不夠的，出於這種考慮，所以要作《觀無量壽經疏妙宗鈔》。
知禮在《金光明玄義續(拾)遺記》的“緣起”裡說，義通師曾撰有《金光明贊釋玄辨》(簡稱《玄辨》)，孤山智圓(山外派)又作《金光明贊釋玄辨章記》(簡稱《章記》)發揮了義通的“旨”。智圓在作《章記》時，不僅刪去好多文句，而且去掉了共中有關“觀心”部分的內容。知禮認為：本來義通《玄辨》就是給門徒講學時的隨錄，在文義上難免有欠缺的地方(義或阙如)，而孤山智圓利用這一點，去掉“觀心”(指妄心觀)這一天台宗大義。為了恢復義通師《玄辨》的本來面目，乃“秉筆拾先師遺余之義，拾後人遺棄之義，作教行二途不至雍蔽。”
知禮在《金光明文句記》的序中記，“吾先師昔居寶雲”，講述《金光明》，下面門徒繁會，競相記錄。因為是門徒的記錄，傳來抄去，把義通師的宗旨忘了，在接引的經論上，“辭多舛謬”。所以借開講之機，一面回憶師說大義，一面借助孤山智圓撰述之中的“俗書故實”，編成這本《金光明文句記》。希望讀者不要偏於事相禅修，要充分認識理觀的重要性(不以事相之關情，但思理觀之為益)。
知禮以上的三處議論，提出了兩上問題：一是“理觀”、“事觀”問題；二是“妄心觀”與“真心觀”問題。這兩點是山家山外爭論的兩上要點。作為後人，對義通思想的評價，即不要站在山家一邊，亦不要站在山外一邊。公允地說，義通當時對這兩個問題恐怕沒有像後來山家與山外一樣二者必居其一，講得不那麼明確、透徹，後來的山家、山外都想借通師說加以發揮，這就是為四明知禮有“遺義可拾”、孤山智圓有“微旨可明”留下余地。
淳熙年間(１１７４－１１８９)，宗瑩曾為寶雲寺住持。南宋重臣太傅大丞相魏國公史浩曾臨幸寶雲寺，首訪祖師堂，只見一龛風雨，智者、寶雲二大師塑像頹然其中。史浩指著寶雲塑像，對宗瑩說：法智(知禮)、慈雲(遵式)兩尊者難道不是出自寶雲寺？時下地方人的眼中，寶雲道場是為這兩位尊者設的。你能否辟出一堂，塑繪四祖像(智凱、寶雲、知禮、遵式)？宗瑩聽後，自覺有愧於王臣護法之意，遂即在東庑築振祖堂。振祖堂落成，四像亦塑好，落成典禮上，眾人請史浩作序，史浩不加思索，四贊立成。《四祖贊》的第二首是贊誦寶雲義通的，贊曰：
止觀宗旨，鼎盛於隋。
末法不竟，將遂堙微。
通師崛起，三韓之湄。
風帆萬裡，乘筏從師。
得道已竟，言歸有期。
四明檀越，顧氏承微。
捐宅為寺，盡禮邀祈。
名曰寶雲，金剎巍巍。
師即戾止，學徒影隨。
戶外屢滿，聲走天涯。
台山附緒，接統興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