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氏論“十方現在佛悉在前立定經”傳出略補
高明道
以研究“十方現在佛悉在前立定經”聞名於世的紐西蘭籍教授賀禮遜博士在他的大作“十方現在佛悉在前立定經之念佛法門”上,提起該經與西藏佛教所謂“寶藏”之間存在的共同點,指出十方現在佛悉在前立定經藏文譯本第十三品如何解釋本經“突然出現”的細節——佛滅度後四十年,本經經過書寫、安置在箱箧內、埋藏等,直至末世,方為以八位善士為首的五百個正信佛徒所發現且弘揚。賀博士討論這件事,說:“當然,所謂 gter—ma(“寶藏”),即本不為人所知而藏在地下或塔內的文獻,在西藏時常被發現。據克微內氏“西藏笨徒之大藏二文於十一世紀首先找到。可是在印度,“十方現在佛悉在前立定經”卻比之早九百年記載同樣的情形。那是“十方現在佛悉在前立定經”的作者為了自己證明該經為真而建立的、特具創意的說法,還是一種當時很流行、家所周知的經典發現過程?沒有更多資料時,這個問題難以解答。”
賀博士研究“十方現在佛悉在前立定經” ,注意到該經與“寶藏”的關系、探討時更表現既謹慎又客觀的學術態度,甚為難得可喜。筆者在此想對賀氏的論述暑表拙見,也只能算一種補充而已。賀氏該文專依藏譯“十方現在佛悉在前立定經”,而未參考較早的漢文譯本,導致其論點不圓滿之缺憾。“十方現在佛悉在前立定經”的藏文本是九世紀初以前翻譯、校閱的,比公元594-595年間,由阇崛多等人所出最遲的漢文本大方等大集經賢護分還晚,基本上,可能只代表該經發展史的末期。因此,單據藏譯本無法照顧到早期發展階段的現象,換句話說,若要進一步地了解“十方現在佛悉在前立定經”與“寶藏”的關系,則非利用豐富的漢文譯本資料不可。
該經漢文譯本當中,支婁迦谶公元179年譯般舟三昧經卷中授決品第七、卷下佛印品第十六及閣那崛多等譯大方等大集經賢高明道護分卷第三戒行具足品第七、卷第五囑累品第十七,都有與本文主題相關的記載。其文如左。
般舟三昧經
甲 授決品
現世於此受我教
分布供養是捨利
安谛受習佛所說
皆悉諷誦有所付
著於塔寺及山中
若付天龍乾陀羅
各各轉受經卷已
壽命終極生天上
乙 佛印品
佛於是語跋陀和:
“若有菩薩聞是三昧,聞者
當助歡喜、當學。得學者持
佛威神使得學。當好書是三
昧,著素上。
大方等大集經賢護分
戒行具足品
此等於我滅度時
取我捨利興供養
善持我斯諸佛事
安置箧笥逼十方
平地造塔或在山
付囑天龍及金鳥
斯等依仗於此經
壽終皆得生天上
囑累品
爾時世尊告賢護菩薩言:
“賢護!是故彼善男子有淨信者,常當精謹聽此三昧。既聞受已,讀誦總持,思惟其義,應為世間分別演說。宜善書寫,安置藏中。所以者何?賢護!於我滅俊當來之世,有諸菩薩摩诃薩輩淨信心者,為眾生故當求;多聞。求多聞故;卜當詣諸方;,聽受正法。賢護!是故彼諸善男子有欲樂者、具足信心者、攝受正法者、愛樂正法者、總持修多羅者,為如是等廣宣說故,以如來力加持故,書寫如是大乘經典。當得佛印印。當善供養。何等為佛印?所謂不當行、無所貪、無所求、無所想、無所著、無所願、無所向生、無所適、無所生、無所有、無所取、無所顧、無所往”無所礙、無所有、無所結、所有盡、所欲盡、無所從;生、無所滅、無所壞、無所敗、道要、道本。是印中,阿羅漢、辟支佛不能壞、不能敗、不能缺,愚癡者便疑是印。是為佛印。”
以如來印印封之已,然後安置於匣藏中。
賢護!是中何等為如來印?
所謂一切諸行無造、無作、
無造作者、未曾有、無為、
無相、無想、無依、無攝、
無取、無住、一切諸行盡、
苦因盡、有盡、一切煩惱盡
、無生、無滅、無道、無道
果、一切諸聖無有覆藏、愚
癡所毀、智者所稱、巧者能
受。”
由這兩段經文的對照可以看出,無論文字或內容方面,六世紀的譯本都呈現增益的趣向。支婁迦谶譯般舟三昧經只提到本經的書寫——“著於塔寺及山中”、“當好書是三昧,著素上”,而印順導師認為,一世紀末、十方現在佛悉在前立定經全部集成時,寫經正為佛教特色之一,說:“氣般舟三昧”的本質,是以假想觀而成三昧,屬於“定”法,但依此深化而又淺化起來。深化是:在定中起唯心無實觀,引入三解脫門;或融攝“般若”而說無著法門。淺化是:典“般若法門”一樣,使成為普遍學習的法門。對一般人來說,如三歸、五戒、布施而外,“作佛形像”“持好素寫是三昧”。造佛像與寫經,成為當時佛教的特色。”
印順導師分析出十方現在佛悉在前立定經發展上的深化與淺化,然而從該經本身的立場來看,這兩層似難各自獨立。譬如依據“當好書是三昧,著索上。當得佛印印,當善供養”,修行者不僅要書寫、供養該經,且更要“得佛印印”之,就是說,要以般若證文字方便所指出的、不可得說的實相。這種佛印觀念在四百多年以後由閣那崛多翻譯的大方等大集經賢護分囑累品上有所轉變。如來印(即佛印)的說解雖然大致仍與般舟三昧經相符,但“書寫如是大乘經典,以如來印印封之已,然後安置於匣藏中”,卻表現出一層很奇特的物質化。這種演變無疑跟另一個阇那崛多譯本上首先出現,且相當受重視的觀念有關:寫完、封好的經卷被“安置於匣藏中”。前文引戒行具足品“安置箧笥遍十方,平地造塔或在山”、囑累品“宜善書寫,安置藏中”以及藏譯本,也都提到這件事,與支婁迦谶的譯本顯然不同。
據賀禮遜博士,十方現在佛悉在前立定經記載經典埋藏後被重新發現,此十一世紀首次在西藏找到的“寶藏”早九百年。實際上,這個情節是六世紀閣那岘多譯本上才看得到的,二世紀的支婁迦谶譯本上並未有。至於賀博士所謂“沒有更多資料”,茲想引印順導師的研究;,提供參考:
“在佛與菩薩聖德的信仰中,經修持而呈現於自心的——法法不二,不落言诠的理境,或佛像現前等事相,表現為文句而傳出來的,初期的大乘教徒,確信為“是佛聽說”的,受到了部份傳統佛教的反對。當時,經典的書寫開始流行,所以“下品般若”中,在讀、誦以外,提倡寫經、供養,以促進法門的流通。初期大乘經是怎樣傳出的,經典自身本有明確的表示,但書寫傳出的經典多了,而這些都不是初期結集所說到的,不免引起部派佛教的責難,所以大乘教徒有了新的解說。如龍樹傳說。“雪山中深遠處有佛塔,塔中有一老比丘,以摩诃衍經典之”。又說:龍樹(Na^ga^rjuna)入龍宮,“得諸經一箱”, 這是說,大乘經是從藏在佛塔中,龍宮中而取得的。大智度論也傳說:“佛滅度後,文殊師利、彌勒諸大菩薩,亦將阿難集是摩诃衍”。這些博說,表示於書寫經典的流傳以後,為了應付反對者“非佛說”的呼聲,大乘教徒放棄了初期大乘經中,關於“大乘經是佛說”的立場,而采取適應世俗的解說。這種見解,般舟三昧經卷中(大正一三、九一一中)已這樣說:
“現世於此受我教,分別供養是捨利。安谛受習佛所化,
皆悉諷誦有所付,著於塔寺及山中,若付天龍乾陀羅,各各
轉授經卷已,壽命終訖生天上”。
宋求那跋陀羅(Gun!abhadra)所譯菩薩行方便境界神通變化經說:“阿閣世王取我捨利第八之分:…:藏捨利箱,待阿叔迦王。於金葉上書此經工,並藏去之。……阿叔迦工。取捨利箱。……爾時,因陀捨摩法師·從於寶箱出此經已,安置北方多人住處。此經又無多人知識……此經多隱在箱箧中”。經是早就有;了的;經與捨利相關聯,藏在山中、寺塔,與般舟三昧經的解說相同。後起的南天鐵塔說,也只是這類傳說的延續。有了書寫的經典,從古舊的寺塔中發現出來,是偶有可能的事實。伹將一切大乘經,解說為早已有之,藏在天上、龍宮、古塔,再流傳到人間,不是合理的解說,大乘經怎樣的傳出)應依初期大乘經自身所表示的意見去理解!”。
摘自《內明》第14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