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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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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文章
張文良教授：當時明月在 應照彩雲歸--高野山紀游
當時明月在 應照彩雲歸--高野山紀游 作者：張文良《中國宗教》2007年第11期 在當今日本，知道現任總理是誰的人可能不多，但幾乎沒有人不知道歷史上的弘法大師空海。空海大師不僅開創了勢力僅次於淨土真宗的日本真言宗，而且以其傳奇般的經歷、多方面的文化素養、對日本社會歷史文化的巨大貢獻，得到當時和後世的日本國民的廣泛尊敬和信仰。空海大師開創的修行道場高野山也成為人們向往的靈山。甚至在死後，人們也希望能夠葬在高野山大師的身邊，能夠和大師一起轉生到彌勒淨土世界。在日本求學期間，筆者就一直期望能夠到歷史文化名山高野山參禮，但一直沒能如願。這次利用國慶長假，受早稻田大學的花野充道先生邀請，與河北省佛教協會副會長高士濤和陳洋先生一起，踏上了參訪高野山之路。 靜慈圓法師與真圓法師 我們這次到高野山的直接因緣，是參加高野山的結緣灌頂法會。在日本真言宗中，結緣灌頂是針對一般信仰者和參訪者的法事活動，分為春季的“胎藏界灌頂”和秋季的“金剛界灌頂”。通過參加法會，與佛結緣，親身體驗佛教的真理，在一般日本人看來是很殊勝的法事。灌頂在高野山的中心地——大伽藍舉行。全山的僧侶幾乎全部出席，連續三天按照真言宗的儀軌，如法如律地為各地趕來的參訪者結緣。儀式開始後，在莊嚴肅穆的氣氛中，鐘鼓齊鳴，悠揚的清音梵呗，直達雲霄。日本的秋季，正是紅葉爛漫、銀杏金黃的美好季節。大伽藍周圍千年古樹環抱，小橋流水潺潺，在詩情畫意的大自然中，傾聽大阿阇梨開示綿延兩千多年的佛教的真理，讓人完全陶醉在別樣的時空中，渾然忘卻今夕何夕。 在正式灌頂儀式之前，大阿阇梨向大家簡單介紹了空海大師的生平和思想，特別提到了大師與中國的緣分。空海在年輕時就聰明天縱、才華橫溢。804年作為遣唐使入唐。歷盡磨難，九死一生，最後才到達當時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心長安。大師本來准備在唐朝學習20年，但在大師遇到唐朝的密教大師、青龍寺惠果和尚之後，命運發生了轉折。據說惠果和尚對空海一見如故，甚至明確對空海講，“現在在中國，你是我的弟子，以後我轉生到日本，你就是我的老師”。惠果知道自己將不久於人世，於是不僅將密教的一切教法傳給了空海，而且叮囑空海盡早返回日本，弘揚密教。空海得到惠果的格外賞識和器重看來是事實，因為在惠果去世後，雖然其門下上千，才俊輩出，但剛入惠果之門僅半年的空海就被大家推舉出來撰寫惠果和尚的碑文。傳說當時中國唐代的順宗皇帝非常欣賞他的書法，尊其為“五筆和尚”，甚至挽留他在朝廷做國師。從空海早期的遺墨看，其文章格調高古，其書法灑脫奔放，即使放在中國本土也絕對是上上品。 惠果之後，中國漢地密教的思想和實踐雖然不絕如縷，但作為宗派卻成為絕響。而空海之後，日本真言宗綿延1200余年來而宗勢益盛，終成為深刻影響日本文化的重要宗教流派。可以說，漢傳密教雖然在中國生根發芽，但最終卻在日本開花結果。其間的復雜因緣，一言難盡，而惠果與空海的宿世因緣卻成為千古佳話。 千載之後，高野山大學的靜慈圓先生發願“重走空海路”，沿著祖師當年入唐的足跡一路考察，體驗大師當年求法的艱辛，重新與中國佛教結緣。但因為當時的中國的沿海地區還沒有向外國人開放，這一計劃進展並不順利。後來，日本總理中曾根康弘親筆寫信給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胡耀邦和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請求予以支持，事情才出現轉機。靜先生在這次引人注目的活動之後，又先後四十次沿著“空海入唐之路”進行考察，結識了許多中國的相關研究者，沿途有了許多新發現。這次靜先生知道我們到了高野山，當天就邀請我們到他的寺院清涼院見面。靜先生送給我們他的著作《空海入唐之路》，講述了他當年重走空海路的激動和感慨。時光雖然過去了二十余年，但銘刻在記憶深處的情景似乎歷歷在目。 引見靜先生與我們見面的是在高野山大學留學的中國僧人真圓大阿闍梨。真圓法師出國前是一位律師，有圓滿的家庭、有安定的工作，但復興中國唐密的使命感使他毅然決然地脫下西服換上僧裝，離妻別子，東渡扶桑。其間靜先生牽線搭橋，為他辦理了相關的手續，到日本以後在生活和修行、學習諸方面給與了特別的照顧。真圓法師經過初期的專修學院的一年修行以及大學院的專門學習，已經得到了具有傳法資格的大阿闍梨位，成為現在大陸唯一一位具有高野山正式傳承的密教傳法師。真圓法師准備回國以後，與國內有志者一道，為復興絕跡千載的唐密傳承而努力。空海與惠果法師之間的師徒情緣，又在靜慈圓法師與真圓法師身上重現。真圓法師所要完成的也正是當年的空海法師的偉業，我們真誠祝願法師的大願能夠成就，將唐密這一文化奇葩重新移植到中華大地上。 空海御廟旁的《景教碑》 高野山是日本真言宗的大本山，而空海廟又是整個高野山的信仰中心。空海大師入寂後，其法體被供養於奧之院的御廟。據說在其入寂幾十年後，弟子打開寶棺，發現空海大師的法體仍然栩栩如生，只是頭發披地、指甲繞指。弟子們為其剃發、剪指以後重新歸葬。可能是因為這些靈異故事，山上的信徒都相信空海大師仍然活著。每天分兩次、在固定的時辰，有專人將做好的飯菜送到御廟供大師“享用”。這在局外人看來似乎有些難以理解，甚至看上去有些滑稽，但在真言宗信徒看來，這是非常神聖的工作，是表達他們對祖師感情的最好的方式。 大師教會前的蓮池 在御廟前的陵園墓地，據說有三十多萬墓主，其中不乏織田信長、豐臣秀吉等歷史名人。這些墓主幾乎都是真言宗信徒，他們不僅在生前笃信空海大師，在死後也希望葬在大師御廟前，也和大師一起等待彌勒菩薩下世，生活在未來的理想國。走在古木森森的墓園，看著那麼多歷史名人安臥在這裡，似乎走在時光隧道，讓人感到遙遠的歷史迫近眼前。 讓筆者驚詫的是，在通往御廟的主道旁，竟然赫然豎立著一通《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大家知道，景教是古基督教的一個派別，是十三世紀就已經滅絕的神秘教派。唐貞觀9年(635年)傳到中國，建立了大秦寺，建中二年(781年)建立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但在會昌滅佛(845年)時，石碑被埋於地下。時光荏苒，到了明代末年的天啟三年(1623年)，此碑又在西安被偶然發現。當時，基督教正式傳到中國不久，正是極力尋找與中國文化的契合點，力圖獲得在中國存在合法性的焦慮期，當基督教徒知道早在千年之前，基督教的一支就曾經傳到中國，並在中國興盛一時，其激動之情是不難想見的。 這樣一尊具有傳奇和神秘色彩的石碑怎麼會出現在日本、出現在空海大師的御廟之前呢？我們從地圖上看到景教碑的標志，就立馬匆匆趕到那裡去看個究竟。果然，在通往御廟的古道入口處，矗立著一通黑色石灰巖雕刻的石碑，下面是石龜底座，字跡雖有腐蝕，但仍然能夠讀出全文。上面記載的建碑年代為明治四十四年，即1911年。樹碑者為英國比較宗教學家、作家伊麗莎白·安娜·高爾頓夫人。高爾頓夫人在牛津大學讀書時代就提出“佛耶一元”的主張，1891年到日本訪問時，為日本的自然風土和國民性格所吸引，之後曾在英國為日本留學生提供幫助，被尊為“留學生之母”、發起為日本贈書活動，將幾十萬冊歐美書籍捐贈給日本，為日本與英國的文化交流做出了很大貢獻。晚年，夫人為真言密教的哲學性和神秘性以及空海的大師風范所傾倒，決心在高野山樹立一標志性建築以體現她“佛耶一元”的理想，這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景教碑的復制品。夫人在日本去世後，尊其遺囑，被安葬於高野山景教碑的旁邊。在周圍滿是日文的墓群中，赫然矗立的中文的景教碑和英文的高爾頓夫人紀念碑格外引人注目。現在，宗教對話、特別是“佛耶對話”俨然成為一門顯學，而在我們爭論如何對話、對話什麼的時候，早在一百多年前的英國的學者就已經全身心地投入了這一事業，並以其身體力行的實踐精神，為我們樹立了真正宗教對話的范本。我們盡可以不同意夫人提出的“佛耶一元”的思想，但我們不能不為夫人超越國家、民族、文化的葛籐和樊籬、站在世界文明發展的高度思考宗教問題的胸襟和氣魄所感動。宗教對話不應該限於口頭的、筆頭的辯論，而應該是基於宗教的慈悲、博愛的理想去做文化溝通、文化建設工作。只有這種實踐，才是真正有效的“對話”。 在高爾頓夫人的墓前，我看到了無名氏的獻花。凡是為社會為人類做出貢獻的人，是永遠會被人們所敬仰、所紀念的。而作為一個基督信徒能夠在佛教的聖地安息、並得到佛教信徒的追懷，我也深深體會到了高野山胸襟的博大。日本的基督教史可以說是一部受難史，在歷史上，曾經有許多信徒因為不願放棄信仰而被處死。日本的“寺檀制度”就是當時的幕府政權鎮壓基督教、強迫信徒必須改信佛教的時候創設的制度。無庸諱言，佛教在歷史上曾作為主流意識形態與基督教相對立。高爾頓夫人不可能不知道這段悲慘的歷史，而她自願埋葬在異國、異教的土地上，甚至把景教碑樹立在高野山，應該是有深意在。而高野山不僅接納了她，而且把一個異教徒放在如此顯赫的位置常年供養，這也是日本佛教的驕傲。 專修學院與高野山大學 在到空海御廟的路上，我們遇到了一隊身穿黃色修行衣、腳踏木屐的隊伍也朝御廟行進。這些修行者神情肅穆、秩序井然，而腳下匆匆。在御廟參拜之後，又整列參拜“彌勒石”、壇上伽藍等處，每到一處都齊聲頌經。看到這一光景，即使完全沒有信仰者也會悠然而生崇敬之感。 高野山大學專修學院 這一隊列就是高野山專修學院的學員。專修學院創建於1031年，可以說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大學之一。學員需要在這裡經過一年的學習、順利畢業，才能成為合格的真言宗的繼承者。在這一年中，學員嚴格遵守戒律，不能吃肉和五葷，不能外出、不能與外界聯系，在絕大多數時間裡不能說話，完全處在與世隔絕的狀態。在老師的指導下，學習十八道、金剛界、胎藏界、護摩等四度加行。對一般年輕人來說，單是這種與世隔絕的環境就難以忍受，加之每天八小時以上的嚴格修行，絕對是對人的精神和肉體的極限的挑戰。據說在修行結束，有學員因為又能夠喝到易拉罐飲料，竟興奮地哭起來。在衣食無憂的當代，孩子一生下來就處於食物過剩、營養過剩的狀態，人們長大以後也不把食物當回事，似乎一切都是理所當然的，忘掉了對大自然的感恩、忘掉對糧食食品生產者的感恩。而經過一年的“匮乏”生活，再享受過往習以為常的一切，必然別有滋味在心頭。陪同我們的真圓法師也經過了專修學院的考驗，據法師自己講，在一年功課結束、做完最後一次護摩之後，眼淚禁不住嘩嘩地流下來。 儒家講人性本善，實際上正確地說應該是人性本懶。沒有人會在沒有任何動力或壓力下去勤奮努力，專修學院的生活就是在半強制的狀態下，讓人意識到自己的懶惰本性，同時認識到自己的潛力，在以後的生活中能夠時時警覺、時時精進。我們經常說日本佛教無戒，僧人可以結婚喝酒吃肉。這是事實，但幾乎日本佛教的所有宗派都要求出家者在一定時期內(一般是一年)，過嚴格的出家的生活，這是作為出家者的必備條件。雖然這不能保證所有僧人一生道心不退，但絕大多數僧人都能夠嚴格自律也是事實。據說二十多年前，也有中國僧人到高野山修行，但因為不能忍受艱苦的生活，中途不辭而別，逃回中國。如何培養合格的僧才，是中日佛教界面臨的共同問題，高野山的專修學院應該給中國佛教界以啟示。 與專修學院不同，有一百二十余年歷史的高野山大學是面向社會的高等學府。在綠蔭掩映下的高野山大學雖然面積不大、高樓不多，但教學嚴格、教學內容充實，特別是密教學科和密教文化研究所是世界知名的密教研究中心。得到靜慈圓教授的幫助，我們到高野山大學拜訪了負責國際交流事務的宮田教授和校長籐村隆淳教授。日本的大學也在推進國際化，高野山大學特別希望與中國的大學建立交流關系，當我介紹了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的有關情況，特別是近幾年與日本佛教界及大學的交流合作情況以後，宮田教授等表達出與人民大學進行交流合作的強烈意向。唐代以後，不僅密宗在中國內地失傳，而且唐密研究也停滯不前，雖然近代有持松法師和王弘願、顧淨緣等居士赴日學習密教，發願中興絕跡千載的唐密，但因為時節因緣未熟，雖各有成就，終未能完成如願。現在人們說起密教，似乎只有流傳於藏族地區的密教，豈不知蔚為大觀的唐密同樣是中國密教的重要組成部分。傳到日本的唐密回流中國之時，必將是唐密再興於中華大地之日。 土生川法師與乾仁志教授 據說高野山的真言宗的寺院曾達到千座以上，而明治維新以後，寺院失去了政治和經濟上的特權，許多寺院荒蕪毀棄。現在坐落在高野鎮的寺院仍然有110座。在人口不到萬人的小鎮，有如此多的寺院和眾多的僧人，使得整個小鎮充滿了宗教的靜谧和祥和的氣氛。放眼望去，整潔的寺院掩映在參天的古樹中，隱隱可見高高的木塔和盤旋翱翔的鴿子等飛禽，人與自然如此和諧地共存共生。這裡沒有燈紅酒綠，沒有高樓大廈，也沒有都市的喧囂和浮躁。外面的人們要到高野山，先要坐電車到達山腳下的極樂橋，然後換乘索道，才能登上位於山頂的高野山車站。獨特的地理位置和深厚的文化積澱，使生活在這裡的人們悠然自在、滿足於自己獨有的精神世界。這裡似乎是世外桃園。 作者在伽藍金堂前 也是拜真圓法師之賜，我們到悉地院拜會了住持土生川正賢法師。法師一見面就用流利的漢語向我們問好，在介紹自己的名字“土生川”時，開玩笑說自己是土生土長的四川人。法師早在1988年就到中山大學留學，並於1995年拿到中國哲學專業的碩士學位。回到日本後，利用自己的語言特長，在中日佛教學術交流方面做了許多工作。現在除了寺院的工作，法師還在高野山大學擔任講師，講授中文和中國文化。也是由土生川先生的居間牽線，才有了與高野山大學負責人的會面和協商。法師還親自開車送我們回住地，我們走出很遠，還看到法師站在車旁朝我們施禮。 利用這次難得的機會，我們到高野山圖書館查閱了有關密教的資料。這裡可以說是世界上關於密教最權威的圖書館。我們進門時，因為不知道路，走到了後門。正當我們不知所措時，一位工作人員急忙跑到前門為我們拿來三雙拖鞋，這使我們很難為情。 館長乾仁志教授親自出面接待我們，不厭其煩地為我們查找有關資料。但最終還是有兩件資料沒有查到。我們只好略帶遺憾地走出圖書館。就在我們走出圖書館的大門口之時，見乾教授急匆匆地追了上來，把剛剛查到的資料無償地送給了我們。看著乾教授額頭上的汗珠，我們都深深為日本學者的負責精神和敬業精神所感動。 下了高野山回到大阪，似乎從世外桃園又回到了人世間。大都市的喧囂一下子變得讓人感到陌生。也許讓現代人回到高野山的古典世界裡是一種幻想，但保留這樣一塊聖地和淨土，讓人們去體驗、去靜思、去回想，應該不是奢望吧。 說明：2007年10月1-2日，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宗教學教研室主任張文良博士專程來高野山和高野山大學交流合作教學的事宜。 在高野山期間，張先生參加了一些佛教法事活動，並在釋真圓法師陪同下拜訪了有關真言宗阿奢黎和佛教專家，相互進行了學術交流，達成了相關交流合作事項。 張文良先生是研究哲學的，尤其以佛教見長。下面是他的簡介： 1966年生人，中國人民大學佛學碩士(1987.9－1990.7在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讀碩士研究生，指導老師為方立天教授)，日本東京大學佛學博士，現任教於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以華嚴宗、禅宗和中日佛教比較研究為專長。其代表性著作有《澄觀華嚴思想研究——以“心”的問題為中心》、《中國禅宗源流》(合著)等，並在國內外學術雜志上發表論文數十篇。 主要教授課程：佛教與當代社會、佛教專業日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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