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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尚全教授:意識形態化、草根化和知識化——漢吳佛教文化形成的三種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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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形態化、草根化和知識化——漢吳佛教文化形成的三種途徑

揚州大學佛學研究所    李尚全

[內容提要]  佛教在漢吳時期,通過意識形態化、草根化和知識化三條途徑,以翻譯佛經和著書立說的方式,在中國傳播,形成了洛陽一蘇北運河線一金陵佛教板塊和嶺南佛教板塊,在中華大地上,落地生根。

[關鍵詞]  佛教文化  意識形態化  草根化  知識化

從文化地理的視角考察漢傳佛教的形成過程,也許我們會發現佛教中國化的歷史途徑,與地緣有著某種天然的聯系。地緣與人緣的結合,就形成了文化地理。文化地理的形成,至少要有三種人緣關系,才能形成文化地理。這三種人緣是,國家管理者、地方官員、知識分子。本篇論文,試圖從這三個方面,解讀東漢孫吳時期佛教文化地理形成的途徑,是佛教在中國的意識形態化、草根化和知識化。

一、意識形態化:佛教中國化的上層途徑

兩漢帝王刻意經營西域,為佛教的意識形態化提供了歷史平台。從佛教東漸的視角來看,印度孔雀帝國的阿育王,試圖從文化軟實力的方向上推銷孑L雀王朝的核心價值觀,想不用一兵一卒稱霸世界。阿育王與秦始皇基本上是同時代的政治家,但在執政理念上完全相左。秦始皇在統一中國以後,繼續崇尚武力。而阿育王在完成了古代印度的統一大業以後,其執政方向來了個180度的大轉彎,開始注重文化軟實力,把佛教作為國教,分別向北方和南方傳播,傾銷孔雀王朝的核心價值觀,據佛教文獻記載,在全世界建立了84000座佛塔。佛教在其時傳入中國在邏輯上是成立的,但在中國大地上沒有扎下根,在邏輯上也同樣成立。因為,佛教的價值觀與秦始皇要建立的法家核心價值體系格格不入。話又說回來,任何外來文化,要想由客文化轉化成主文化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就是轉化成主文化的附庸文化也是一件非常艱難的事情,佛教的中國化就是最好的例證。也就是說,佛教傳入中國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必須通過多次反復,才能在中國落地生根。

據《三國志》卷30《魏志》裴松之注引曹魏魚豢《魏略·西戎傳》的記載,佛教在漢哀帝元壽元年再次通過外交途徑傳入中國,並受到了博士弟子景盧的采訪。事隔60余年,漢明帝把對西域的經營再一次提上日程。漢明帝夜夢金人的故事就足以說明問題。他的謀臣說他夢見的金人就是佛,說明謀臣對西域的歷史文化是關切的,也是了解的。同時也證明佛教自秦始皇以來,不間斷地向中國輸入的歷史事實,使漢明帝和謀臣的一口昌一和有了歷史根據。據史料記載,漢明帝派班超經營西域,重新恢復了西域都護對塔裡木盆地統治。與此同時,班超派遣部下甘英出使大秦(羅馬帝國),擴大東漢對西域的影響。這就為外來文化的輸入帶來了契機:中國的皇帝需要佛教。漢明帝要繼續漢武帝的事業,似乎采用了軍事開拓邊疆與文化滲透並舉的策略,也就是軟硬兼施的兩手策略。這說明,認識西域佛教文化,是國家意識形態的需要。佛教在漢明帝時代的洛陽首先扎根,這是完全有可能的,東漢中央政府建立白馬寺,優待外來僧人,讓他們編譯出《四十二章經》,介紹佛教的基本教義,也就在情理之中。

佛教在漢明帝時代成為皇族的信仰,這是佛教中國化的必由之路,除此之外,沒有其它的路好走。只有滿足了統治階級的政治需求,被意識形態化以後,才能在人生地不熟的異鄉它土,找到落地生根的土壤。楚王劉英,是漢明帝劉莊的兄弟,正是有這層血緣關系,佛教也就隨著劉英成為楚國的封君,都彭城(今江蘇省徐州市),使佛教從洛陽衍生到楚國。受其影響,佛教一直在這一地區流傳。《後漢書·列傳·襄楷傳》說“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  襄楷是平原隰陰縣(今山東臨邑縣北)人,生活在楚王英後百年之時,這說明佛教教義在這一地區已經流傳了百年,在民間非常普及,導致了本土僧人的出現。《出三藏記集》卷13《安玄傳》說:

安玄,安息國人也。……為優婆塞,……與沙門嚴佛調共出《法鏡經》,玄口譯梵文,

佛調筆受。……佛調,臨淮人也。绮年穎悟,敏而好學,信慧自然,遂出家修道。通譯

經典,見重於時。……佛調又撰《十慧》,並傳於世。安公稱:“佛調出經,省而不煩,

全本妙巧。嚴佛調是在後漢出家的僧人,直接參與了後漢的佛經翻譯事業,並有著作流傳後世。他是臨淮(後改為下邳)人,這就再一次證明,楚王劉英治理下的楚國,是最早形成的一塊漢傳佛教地理。

楚王劉英先在彭城,後“以罪廢徙丹陽泾縣(今安徽泾縣西),雖旋即自殺,但其家人親屬仍在丹陽,尤為丹陽早有佛教信仰之線索。是佛教流布地域已逾江南”。這說明東漢皇族佛教信仰已經分布在今河南、山東、江蘇、安徽和浙江地區。據湯用彤先生考證,南陽人張衡作《西京賦》已經提到了佛教的“桑門”專用名詞。《出三藏記集》卷6康僧會《安般守意經序》所說的南陽韓林、颍川皮業、會稽陳慧,“此三賢者,信道笃密,執德弘正,烝烝進進,志道不倦”。湯用彤先生認為這三人是安世高弟子。又據《水經注·淚水注》記載,梁國睢陽縣東北一裡“即襄鄉浮圖也”,嚴耕望考證為“今商丘近地”。

東漢皇族除了楚王劉英信仰佛教以外,見於文獻記載的還有漢桓帝,為佛陀“修華蓋之飾”。孫吳在江南立國以後,繼承了東漢皇族信仰佛教的傳統,佛教繼續在皇族上層傳播。嚴耕望先生說,孫吳建國初期,都在武昌,天竺高僧維只難和竺律炎在武昌翻譯出了《法句經》。後遷都建業(今南京市),支謙和康僧會先後來到建業。《梁高僧傳》說,支謙在“漢獻末亂,避地於吳。孫權聞其才慧,召見悅之,拜為博士,使輔導東宮,與韋曜諸人共盡匡益”。《梁高僧傳》又說孫權為康僧會建立建初寺,康僧會在這裡譯經說法30余年(247—280)。

由於孫吳佛教意識形態濃厚,所以西晉建國以後,江南佛教間歇到東晉建國,才重新復蘇起來。

二、草根化:佛教中國化的草根途徑

佛教的草根化與意識形態化不同,它是地方政府實現區域自治的產物。地方官要想得到民眾的擁護,就要找到吸引民眾的東西。從古到今,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利用宗教,組織群眾,形成地方實力派,與中央政府抗衡。這種與中央政府抗衡的佛教,從其所處的最早時空來考察,主要是在漢獻帝時期的蘇北地區。據嚴耕望先生研究,“彭城郡南經下邳國至廣陵郡為漢代東南運河線”,即所謂的“三郡委輸”。這條漢代蘇北運河線,實際上是佛教在中國最早草根化的地理版塊,與地方官員笮融的佛教信仰密切相關。《三國志·吳志·劉繇傳》雲:   丹陽人笮融,初聚眾數百,往依徐州牧陶謙,謙使督廣陵、彭城運漕(《後漢書·陶

謙傳》作廣陵、下邳、彭城三郡運漕),遂放縱擅殺,坐斷三郡委輸以自入。乃大起浮圖

祠,以銅為人,黃金塗身,衣以錦彩,垂銅盤九重,下為重樓閣道,可容三千人,希課

讀佛經。令界內及旁郡有好佛者聽受道,復(免除)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遠近前後

至者五千余人戶。每浴佛,多設酒飯,布席於路,經數十裡,民人來觀及就食且萬人。這段文字表明,在東漢末年,由於宦官和外戚輪流專政,嚴重弱化了皇權,導致了社會紊亂,在地方上除了血緣豪族,軍事集團以外,又有了另類豪族的出現,即宗教豪族的出現。沛國豐(今江蘇豐縣)人張陵(34--156)在漢順帝時(126—144)入蜀,居鶴鳴山(今成都市大邑縣境)創立“五斗米道”,設立“義捨”,置義米肉以供行人量腹取食,以吸引道民。漢靈帝(167一189)時,巨鹿(今河北寧普)人張角創立太平道集團,“以跪拜首過,符水咒說”的方式布道,僅十余年間,信徒遍及青、徐、幽、冀、荊、揚、兖、豫八州。丹陽人笮融,與張陵和張角不同,在漢獻帝時期,皇權極端微弱的情況下,干脆“坐斷三郡委輸”,挪用公款,創建寺院,鑄造佛像,組織民眾,“課讀佛經”,設立浴佛節,“設酒飯,布席於路,經數十裡”,吸引民眾,通過信仰佛教的方式,形成佛教豪族,促使佛教草根化,在民間扎根。

三、知識化:佛教中國化的文化途徑

兩漢知識分子,以儒家和道家占主流,但在東漢末年,儒家文化獨尊的一極格局被打破,朝著多極化的方向發展,為西域佛教高僧來華,自由傳播文化提供了極大方便,他們以翻譯佛經的方式,依附於皇族和地方實力派,或與民眾結緣;另一方面,今河南、蘇北儒家知識分子受楚王劉英和笮融信仰佛教氛圍的影響,在東漢末年思想文化多元化的趨勢下,開始與西域高僧合作,共同翻譯佛經。據《梁高僧傳》記載,洛陽在漢明帝時代有天竺高僧攝摩騰和竺法蘭,與本土知識分子蔡惰和秦景合作,編譯出了《四十二章經》,成為漢傳佛教第一部聖典。漢桓帝時期,安息國高僧安世高在洛陽學習漢文化20年,翻譯出佛經95部,115卷(《開元釋教錄》),經今人考證,現存22部,26卷,得到了本土知識分子南陽韓林、颍川皮業、會稽陳慧的青睐,在中國傳播開來。漢靈帝時期,支婁迦谶在洛陽翻譯出了大乘佛教經典,吸引大月氏國的一批知識分子加入中國籍,支謙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把支婁迦谶介紹的大乘佛教學說傳播到了孫吳,對孫吳皇族佛教有所影響。孫吳時期的康僧會,漢化程度比較深,據湯用彤先生研究,康僧會“譯經尚文雅,遂常掇拾中華名辭與理論,羼入譯本。故其學均非純粹西域之佛教也。……僧會《安般》、《法鏡》二序,亦頗襲老莊名詞典故。而同時有《陰持入經注》,讀之尤見西方中夏思想之漸相牽合。”

另外,東漢末年的牟子,是蒼梧郡(今廣西梧州)人,東漢末年避亂交趾(今越南境內),深受該地區佛教文化的影響,後返回蒼梧郡隱居不仕,在孫吳初年,著《理惑論》(37篇),用佛教理論匯通儒、道各家學說,成為中國第一部佛學專著,開辟嶺南佛教地理。

基於上述,漢吳時期,西域高僧和本土儒生,互相合作,翻譯佛教經典,著書立說,在意識形態化佛教和草根化佛教之間求生存,把佛教文化融入中國傳統文化之中,使佛教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水乳交融在一起,最終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時至今日,佛教文化已經難以分辨出是外來文化的因子。

四、結語

漢吳時期的佛教,是佛教在中國的初傳時期,以洛陽、蘇北運河沿線和南京為主要地理板塊,通過意識形態化的途徑,在漢吳的皇族階層傳播;又通過草根化的途徑在民間傳播。這種佛教在中國的傳播方式,為西域和本土佛教知識分子的崛起,提供了生存空間,形成佛教在中國的文化傳播途徑,並在嶺南地區拓荒,促使外來的佛教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水乳交融在一起,時至今日,人們普遍地認為,佛教文化非外來文化,就是中國的傳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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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上報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願見聞者,悉發菩提心。在世富貴全,往生極樂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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