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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尚全教授:教相判釋:空海對唐密日本化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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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相判釋:空海對唐密日本化的貢獻

李尚全

一、空海:唐密日本化的第一推手

空海(774-835),俗姓佐伯,日本贊岐國多度郡(今香川縣善通寺市)人,父親佐伯直田公,母親阿刀氏。15歲時,跟隨舅舅學《論語》、《孝經》等。18歲時,入平安京(今京都市)大學明經科,學習《書經》、《詩經》、《左傳》等儒家經典,與此同時,偶然遇到一位沙門,教他讀善無畏翻譯的《虛空藏菩薩能滿諸願最勝心陀羅尼求聞持法》,因而轉入佛教,到四國的大泷岳、室戶崎等地潛修佛法。795年於奈良東大寺受具足戒,法名空海。在入唐前就已撰著了《聾瞽指歸》、《三教指歸》等著作,顯露出較為深厚的漢文化修養。為了更透徹地理解漢傳佛教教義,於桓武天皇延歷二十三年(804)七月六日,作為學問僧與最澄等隨第十六次遣唐使籐原葛野麻呂一行分乘4艘船,從肥前國田蒲(今長崎)啟程,入唐求法。空海當時31歲,乘坐在第一艘船上,最澄當時38歲,搭乘在第二艘船上,由於在途中遭遇上暴風雨,第一艘船漂泊到福州,第二艘船漂泊到明州(今寧波),第三艘船重返日本九州,第四艘船下落不明[1]。空海於次年從福州到達長安。在長安期間,初住西明寺。隨後遍訪各寺高僧,從醴泉寺般若與牟尼室利學《華嚴經》等,又隨昙貞學悉昙梵語。翌年於青龍寺東塔院從惠果受胎藏界和金剛界曼荼羅法,並受傳法阿阇黎的灌頂,號“遍照金剛”,獲得了密教正宗嫡傳的名位和向後代傳法的身份。惠果寂後,奉唐憲宗命撰寫碑文。806年攜帶佛典經疏、法物等回國,撰《請來目錄》,並把《劉希夷集》、《王昌齡集》、《朱千乘詩》、《貞元英傑六言詩》、《雜詩集》、《雜文》、《王智章詩》、《诏敕》等大批詩文作品和唐代書法作品帶到日本。由他編纂的《篆隸萬像名義》,則是日本第一部漢文辭典,對唐文化在日本的傳播起了重要的作用。其另一部重要著作《文鏡秘府論》,不僅促進了日本對唐文化的理解和吸收,而且是了解漢唐中國文學史的重要資料。

漢傳佛教早在前秦時期,就經過朝鮮半島開始向日本傳播,但在隋唐時期達到鼎盛,自聖德太子開始的飛鳥文化[2]到奈良文化的近200年間,毫不誇張地說,其核心就是佛教文化,三論宗和成實宗搭起了佛教理論框架,唯識宗和俱捨宗鋪陳出博大精深的佛教知識體系,華嚴宗張揚出如來藏體系的判教理論,律宗規范了日本僧人的生活方式。這就是日本佛教史家所說的“奈良六宗”。

奈良六宗是天皇掌握的意識形態,是國家意志的表現,也是整合地方實力派(貴族)的理論武器。在日本的飛鳥時代, “佛教是聖德太子文化立國的基礎”,“是包容一切新文化的廣泛的文化體系”,所以“飛鳥時代的文化從內容來說,是佛教文化,這也是它同前代文化根本不同的地方”。[3]

到了奈良時代,可以看做是飛鳥時代的延續,“它是實行律令政治的初期,是以佛教為中心的各種文化取得驚人發展的時代”[4]。律令社會雖然使日本社會法制化了,但也使社會矛盾日趨表面化,再加上天災、疫病流行,貧民增加,政治處於困境之中,只憑儒家的道德教化,無法解決新的社會問題。就在社會矛盾叢生、難以應付的關鍵時期,從天武天皇起,從唐朝傳來的《金光明最勝王經》和《仁王護國般若經》發揮了重大的構建和諧社會的作用。這兩部佛教經典宣揚說,如果有人誦讀和講說這兩部經的功德,就能國泰民安,消災解難。再加上在莊嚴的寺院裡,用肅穆的儀軌誦讀這兩部經,更具有吸引力。聖武天皇之所以推行佛教政治,就是這兩部佛教經典所強調的,君王應該“具有一種護國安民的自覺責任感”[5]。於是,聖武天皇在天平十二年(740)發願建造東大寺及其盧捨那佛大金銅像,在天平十五年(743)破土動工,開始興建,到天平勝寶四年(752)四月舉行盛大的盧捨那大佛開眼供養法會,共花費了10年時間,以及龐大的人力和財物。據統計,僅鑄造盧捨那佛大金銅像,就用去熟銅739560斤,白銀12618斤,煉金10446兩,水銀58620兩,碳18656石。東大寺全稱“大倭國分金光明寺”,也稱“總國分寺”。[6]

聖武天皇開創的天平文化,是唐風盛行的巅峰。唐朝在州縣建立官寺的制度,天平時期也完全照搬,在各國(日本古代的國比現在的縣略小)建立國分寺,即在各國國都建立比丘住的“金光明四天王護國之寺”和比丘尼住的“法華滅罪之寺”。金光明四天王護國之寺,又稱之為國分僧寺;法華滅罪之寺,又稱之為國分尼寺。聖武天皇規定,每個國分寺裡建造七重塔1座,塑造1丈6尺高的釋迦牟尼佛像1尊,置備有《金光明經》、《妙法蓮華經》和《大般若經》的抄本;在國分僧寺住僧20人,國分尼寺住尼10人。僧尼們在國分寺裡供養、誦讀、宣講《金光明最勝王經》、《法華經》和《仁王般若經》“三大護國經典”,祈禱國泰民安,風調雨順。“這說明中央集權機構的勢力滲入到佛教界,佛教深入到地方政治”。這是因為,盡管“當時交通頗為不便”,但利用中國文化卻非常神速。“這也許只限於日本當時的貴族,但在日本享受最高教育的人,具有較高教養的人,卻與中國享有最高教育的人,具有最高教養的人幾乎處於同一水准上,在把中國文化引進日本這一點上不僅有方便條件,而且擁有實力”。[7]

空海在長安學習唐密達3年之久,成為惠果阿阇黎的洩瓶弟子,回到日本以後,唐密得到日本信徒的廣泛歡迎。而最澄在天台山只學習了1年,且比較雜亂,天台、禅、密和律,統統吸收,所以回到日本以後,面對“日本人渴求的是密教性的咒術”[8]的信仰需求,不得不跟隨比自己年小7歲的空海學習唐密。弘仁三年(812),“最澄在高雄山神護寺接受空海的兩部灌頂”[9],取得了傳授唐密的資格,並與天台宗相融合,完成了天台宗在日本的密教化,稱之為“台密”。由此可知,空海是唐密日本化的第一推手,標志著天平時代的“唐風文化”向平安初期“國風文化”的過渡。

二、教相判釋:空海使唐密在日本體系化

空海對唐密日本化的貢獻,從日本文化發展的趨勢來看,滿足了日本人自古以來,對咒術文化的需求。佛教自聖德太子以來的飛鳥文化和天平文化,始終居於靈魂中樞的地位,使天皇脫離了巫術文化的羁絆,升華成有教養的最高統治階級,采用儒家的政治模式,使日本社會律令化,完成了唐文化對日本文化的第一次社會改造工程。

空海在平安初期,面對貴族政治的崛起,律令化社會的日趨完善,肩負起了改造日本舊貴族社會的責任,即把具有巫術色彩的舊貴族,改造成適應律令社會的新貴族。為了完成佛教改造日本舊貴族的第二次社會工程,空海對唐密進行了理論翻新,即教相判釋。

密教最初由印度的龍樹、龍智興起,在唐玄宗時期,開始傳入中國,在長安形成唐密,是對印度密教的《大日經》和《金剛頂經》的中國式的新诠釋。善無畏和一行師徒,以《大日經》為根據,創立了表示理論的胎藏界曼荼羅;金剛智和不空師徒,以《金剛頂經》為依據,創立了表示智慧的金剛界曼荼羅。而惠果則把這兩種曼荼羅融匯在一起,並全盤端出,傳授給了空海。“但惠果沒有留下著作,又其後因中國密教的衰頹,所以將密教體系化的課題只好留待日本的空海”[10]。又據村上專精的說法,唐密“在奈良時代已經傳入日本,到了平安朝初期,有所謂八家的傳入,但其中專修密教而且得到正統密訣的歸國者只有弘法大師空海。並且大師與其他密教家不同,為密教作了教相判釋,說明了整個佛教對密教的關系,闡明了整個佛教的終極妙義在於密教”,“弘法大師的真言宗在日本傳播的盛況不能不說是在印度、中國前所未見的”[11]。也就是說,教相判釋,既是空海對唐密日本化做出的重大貢獻,又是對唐密理論的進一步完善。

1、《辨顯密二教論》:對奈良六宗和台密既肯定又否定

空海處於天平唐風文化向平安國風文化的過渡時期,他與最澄與奈良六宗對立的台密不同,采取了對奈良六宗既肯定又否定的策略,他承認奈良六宗的合法性,不過,空海依據密藏《金剛頂經》,從佛的三身來說,奈良六宗除華嚴宗以外的其他五宗,是“如來變化身為地前菩薩及二乘凡夫等說三乘教法”,華嚴宗是如來的“他受用身為地上菩薩說顯一乘等”,佛的變化身和應化身所說的言教,“並是顯教也”,而他在日本所弘揚的東密,是“自性受用佛,自受法樂,故與自眷屬,各說三密門,謂之密教”[12]。這樣就把奈良六宗在天平文化裡的崇高地位,在平安時代的貴族文化裡貶低了地位。他說:

此三密門者,所謂如來內證智境界也,等覺、十地不能入室,何況二乘、凡夫誰得升堂?[13]

所謂不二摩诃衍及圓滿海德諸佛者,即是自性法身,是名秘密,亦名金剛頂大教王,等覺、十地不能見聞,故得秘密號。[14]

空海在《辨顯密二教論》裡,不光是對奈良六宗地位的貶低,而且對同時代興起的最澄創立的台密地位,也進行了貶低。他說:

《楞伽經》雲:佛告:大惠!我為曾行菩薩行諸聲聞等,依無余涅槃而與授記。大惠!我與聲聞授記者,為怯弱眾生生勇猛心。大惠!此世界中,及余佛國,有諸眾生行菩薩行,而復樂聲聞法行,為轉彼心,取大菩提,應化身佛為應化聲聞授記,非報佛、法身佛而授記莂。

喻曰:依此文,《法華經》者,是應化佛所說。何以故?為應化聲聞等,佛授記莂故。[15]

空海就這樣借用佛的三身顯密二教理論,把奈良六宗和最澄的天台宗貶低在東密之下,樹立了東密在平安時代的獨尊地位。

2、《秘密曼荼羅十住心論》:從凡夫到密教即身成佛的10個階段

日本淳和天皇天長年間(824-834),敕命諸宗第一人提出自宗的教義。於是,空海依據《大日經·住心品》,撰寫了《秘密曼荼羅十住心論》,在天長七年(830)系統地陳述了東密教義[16],實際上是從去人欲到即身成佛的心理描述,茲簡單介紹如下:

①異生羝羊住心。“此則凡夫不知善惡之迷心,愚者不信因果之妄執,我、我所執,常懷胸臆,虛妄分別,鎮蘊心意,逐陽焰而渴愛,拂華燭而燒身。既同羝羊之思草淫,還似孩童之愛水月,不曾觀我自性,何能知法實谛?違教違理,從此而生。”[17]此即人欲橫流的拜金主義者唯利是圖、追逐權力的心理狀態。

②愚童持齋住心。“愚童持齋心者,即是人趣善心之萌兆,凡夫歸源之濫觞,萬劫寂種遇春雷而甲坼。一念善幾沐時雨而吐芽,發歡喜乎節食,行檀施乎親疏,少欲之想始生,知足之心稍發,見高德而尊重,具伎樂而供養。知過必改,見賢思齊。初信因果,漸諾罪福,孝於親親,竭忠國主。不及之善生,探湯之惡休。內外三歸,從此而發,人天十善,因是修行。”[18]此即去人欲、存天理的儒家主義者的心理狀態。

③嬰童無畏住心。“至如護戒生天堂,修善脫地獄。惡下之心稍發,欣上之願初起。於是求歸依彼天龍,盡虔誠此神鬼,仰拔苦悲,祈與樂眄,影隨形而直,響逐聲而應。三途苦果,畢前因出。四禅樂報,感今緣升。因果不可不信,罪福不可不慎。”[19]此即持五戒、修十善的在家佛教徒的心理狀態。

④唯蘊無我住心。這是小乘聲聞人的心理狀態。“二百五十戒防身、口非,三十七菩提習身、心善”,“厭怖生死,灰滅身智,欣仰湛寂,等同虛空。是則聲聞自利之行果。”[20] “此唯蘊無我一句中,攝一切小乘法盡,故今聲聞乘名唯蘊無我住心。”[21]

⑤拔業因種住心。這是中乘辟支佛的心態。“觀因緣於十二,厭生死乎四五,見彼華葉,覺四相之無常。住此林落,證三昧於無言。業惱株杌,猶此而拔。無明種子,因之而斷。”

⑥他緣大乘住心。這是唯識宗人的心理狀態。“至此僧只始能觀察阿陀那深細之識,解了三界唯心,心外更無一法而可得者。乘此無緣心,而行大菩提道,故名無緣乘也。《楞伽》、《解深密》等經,《瑜伽》、《唯識》等論所說,八識、三性三無性,皆是此意也。”[22]

⑦覺心不生住心。這是三論宗人的心理狀態。“覺此心本不生,即是漸入阿字門,如是無為生死緣,因生壞等義,如《勝鬘經》、《寶性》、《佛性》論等中廣明。謂本不生者,兼明不生、不滅、不斷、不常、不一、不異、不去、不來等。三論家舉此八不,以為究極中道。”[23]

⑧一道無為住心。這是天台宗人的心理狀態。“大隋天台山國清寺智者禅師,依此門修止觀,得法華三昧。即以《法華》、《中論》、《智度》為所依,構一家義,修止觀,兼為門徒說雲。正修止觀者,乃至觀心具十法門:一觀不可思議境,二起慈悲心,三巧安止觀,四破法遍,五識通塞,六修道品,七對治助開,八知次位,九能安忍,十無法愛也。”[24]

⑨極無自性住心。這是華嚴宗人的心理狀態。“善無畏三藏說,此極無自性心一句,悉攝《華嚴》教盡,所以者何?《華嚴》大意,原始要終,明真如法界不守自性隨緣之義。”[25]

⑩秘密莊嚴住心。這是東密人即身成佛的心理狀態。“即是究竟覺知自心之源底,如實證悟自身之數量,所謂胎藏海會曼荼羅,金剛界會曼荼羅,金剛頂十八會曼荼羅是也。如是曼荼羅,各各有四種曼荼羅、四智印等。”[26]

三、結語:拔高了東密地位,完善了唐密體系

空海在長安青龍寺惠果阿阇黎門下學習唐密3年,回到日本後,創立日本東密,在晚年,完成了唐密的教相判釋,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就日本佛教界而言,把東密的信仰地位,拔高在奈良六宗和同時代台密之上;就唐密的理論體系而言,完成了唐密的判教理論,把唐密從理論上提升到隋唐其他七大宗派之上,進一步完善了唐密的信仰體系。

(作者單位:揚州大學佛學研究所)

【注釋】

[1] 〔日〕末木文美士:《日本佛教史》,塗玉盞譯,台北:商周出版,2002年12月版,第82頁。

[2] 日本飛鳥時代(あすかじだい),始於推古天皇即位(592),止於遷都平城京(710)的118年,上承古墳時代,下啟奈良時代。此期以政治中心為奈良縣的飛鳥地方(即當時的籐原京)而得名。

[3] 〔日〕坂本太郎:《日本史概說》,汪向榮、武寅、韓鐵英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年8月版,第61頁。

[4] 同上,第82頁。

[5] 同上,第83頁。

[6]楊曾文:《日本佛教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版,第45-46頁。

[7] 〔日〕內籐湖南:《日本文化史研究》,第82頁。

[8] 〔日〕末木文美士:《日本佛教史》,第89頁。

[9] 同上,第85頁。

[10] 同上,第98頁。

[11] 〔日〕村上專精:《日本佛教史綱》,楊曾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年11月版,第64頁。

[12] 《大正藏》第77卷第374c-375a。

[13] [14] [15] 《大正藏》第77卷第375a,第376a,第376c。

[16] 〔日〕末木文美士:《日本佛教史》,第101頁。

[17] [18] [19][20][21][22][23][24][25][26]《大正藏》第77卷第304a,第314a,第323c,第329b,第329c,第337b,第347a,第351b,第353c,第359a。

《法音》  2011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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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上報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願見聞者,悉發菩提心。在世富貴全,往生極樂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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