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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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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文章
劉元春教授：根治“心業” 遏制亂象
根治“心業” 遏制亂象 劉元春 翻閱佛教史，也難以找到當今這般的景象：各色人等都能打著“文化”的大旗，抑或圈地造寺，抑或露天造像，借佛斂財，中飽私囊，而且還要號稱是推動“文化產業”發展，為“經濟社會”服務。於是，依靠攫取的社會公共資源，層層盤剝甚至欺詐的“旅游產業”煞是發達，唯獨“文化”被奴役，“神聖”被亵渎。 “文革”之後，隨著宗教政策的撥亂反正，全國各地一些極具歷史文化價值的寺院陸續恢復和重建，成為佛教信仰活動場所。當時，經過嚴格審核批準重建的寺院，多是在“文革”動亂中被毀壞的古寺，即使新建的寺院，也多是為了滿足當地佛教信仰活動需要，具有合法性、正當性、必要性。之後，隨著旅游經濟的“開放搞活”，特別是自上世紀90年代開始，以佛道教為主題的露天宗教造像在各地人造景觀中紛紛湧現，可謂第一波狂潮。不過，當時各級主管部門干預和處罰力度也不斷加大，比較有效地阻止了這種現象的蔓延。比如，1995年2月19日，杭州西湖區小和山森林公園，不顧杭州市宗教主管部門的反對，堅持舉辦隆重的大佛落成典禮。4月27日，杭州市有關部門依法拆除了這尊耗資200余萬元的彌勒佛像，一旁業已建好的寺廟也改作它用。 針對亂造露天佛像這一現象，中國佛教協會原會長趙樸初也多次提出批評並制止。1994年12月24日，趙樸初在無錫靈山大佛工程簽約儀式上就曾提出：“北方有雲岡大佛，中原有龍門大佛，西方有樂山大佛，南方有香港天壇大佛，如今，無錫的靈山就是東方大佛，這一下，五方五佛都齊整了，夠了，以後露天大佛就不用再造了。”也就是說，五方五佛與四大名山四大菩薩相呼應，共同構成了中國佛教信仰的體系。 然而，進入21世紀，亂建之風驟起，再掀起第二波狂潮，一尊尊“世界之最”拔地而起，勢不可擋。據宗教學者調查了解，這一波狂潮出現了如下現象： 第一，參與者甚眾，成員復雜。如果說第一波狂潮中多以旅游單位為主導，那幺，第二波狂潮中涉及各級地方政府、權勢機構、利益集團、特權個人、宗教界自身，不僅有國內的，還有境外的，甚或說是涵蓋了眾多社會階層，大有“全民參與”之貌。 第二，借口翻新，五花八門。上世紀90年代亂造佛像多是借口發展旅游經濟，而這次狂潮中各有各的理由，各有各的旗幟，除了所謂“為經濟社會服務”、“發展文化產業”之外，還有諸如“弘揚傳統文化”、“構築軟實力”、“打造文化品牌”、“突顯地方特色”、“提升創意經濟”等，令人眩目。 第三，手段各異，方法多樣。為了獲得批準建寺造像，有移花接木、暗度陳倉的(如借口紀念某地某一歷史名人而改建成大佛)，有先斬後奏、借勢要挾的(如擅自建造後上下運作便成為合法景點)，有迂回包抄、鵲巢鸠占的(如設卡擴建景點最終封堵強占寺院)等。 第四，機制復雜，利益均沾。這些新建的寺院景區、大佛景點，因各方勢力糾結加入，表面上稱“現代管理模式”，實則內部利益分配機制多是暗箱操作，有名義屬“公”而實則“私”，也有形式屬“私”而實則“公”，最終都是假公濟私，形成一條黑色利益鏈條。 第五，承包轉租，欺行霸市。這些亂建者們不是因為“信仰”，也不是為了“文化”，只是把“神聖”當做商品，多采取純粹“商業運行”的手段，轉嫁責任，搾取利益。同時，依仗自身的“背景”與“能量”，多是通過“統合”，圍圈地盤，實現“規模效應”，以獲取最大利益。 面對這些亂象，多年來，社會有識之士披肝瀝膽，不斷呼吁，有關主管部門也是接連不斷出台法規，宗教界信眾更是激憤難平堅持抗辯。宗教界代表在剛剛結束的全國人大、政協兩會上集體發聲，呼吁堅決制止目前愈演愈烈的寺廟亂建之風、承包之弊。依筆者來看，要真正遏制這些亂象，必須要根治滋生亂象的“心業”。雖然亂因復雜，但是探究起來，借佛斂財，貪得無厭，實乃“心業”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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