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藏聖教法寶標目》發凡
陳士強
《大藏聖教法寶標目》,簡稱《法寶標目》、《標目》,十卷。北宋崇寧四年二一O五一,清源居士王古撰。載於明南藏“門”函,明北藏“岱”函、清藏“庭”函、頻伽藏“結”帙,收入《法寶總目錄》第二冊。
王古,字敏仲,東都(開封)人,一說儀真人。曾任禮部侍鄖。累世奉佛,放生戒殺。王古初寓京師,與禅門耆宿結道友,後游江西,與晦堂楊歧諸師為禅侶。他既修禅觀,又笃淨業。先是有北宋福唐飛山沙門戒珠撰《淨土往生傳》三卷,收西晉至北宋修持淨業的僧人七十五人,王古拾遺補阙,於元豐年間二O七八—一O八五),撰《新修往生淨土傳》三卷(今存下卷),列傳一百九人。又博采教典,該括古今,開釋眾疑,作《直指淨土決疑集》三卷(已佚),唱禅淨一致之旨。以晁回《道院別集》、《法藏碎金》、《耄智余書》為基礎,刪重集碎,成《道院集要》三卷(今存)。此外,尚撰《淨土寶珠集序》(《樂邦文類》卷四)。事見宋志磐《佛祖統紀》卷二十八和卷四十六、明祿宏《往生集》卷二、清彭紹升(際清》《居士傳》卷二十二等。
《法寶標目》書首有王古《序偈》;元大德丙午(十年,即公元一三O六年)江西吉州路報恩寺講經釋克己《序》,抄錄的《至元法寶勘同總錄》文前大科,即“初總標年代,括人法之紀綱”,“二別約歲時,分紀錄之殊異”,“三略明乘藏,顯古錄之梯航”,“四廣列名題,彰今日之倫序”。除將《至元錄》中的起至年代“自後漢孝明皇帝永平十年戊辰,至大元聖世至元二十二年乙酉,凡一千二百一十九年”,改為“至大元聖世大德十年丙午,凡一千二百四十一年”,其余的一無改動。克己《序》說:
“《法寶標目》者,清源居士王古所志也。公讀經該貫,
演義深玄,舉教綱而目張,覽智鏡而神智,故茲集要略盡教
條,溥為來機,豁開寶藏。流傳既久,貝笈(指大藏經)未收
,眼目所存,誠為缺事。即有前松江府僧錄廣福大師管主八
,讀集秘密經文,刊圖藏典,謂此《標目》該括詳明,謹錄藏
中,隨銜披閱。俾已通教理者,睹智燈而合照心之解;未閱
聖言者,掬法流而澡惑業之垢。一覽之余,全藏義海了然於
心目之間矣。”(《法寶總目錄》第二冊,第七七三頁中)
由於《標目》書首抄有《至元錄》文前大科,故明智旭《閱藏知津》卷四十四誤王古為元人,並謂“依《勘同總錄》略標各經卷帙,及品數大旨。”(《法寶總目錄》第三冊,第一一五一頁上)又由於克己《序》提到管主八,而現存《標目》卷一的題名是:“大元讀集法寶標目卷第一”,故《法寶總目錄》的編集者又謂《標目》是“宋王古撰,元管主八續集”。其實,克己《序》所指的管主八從弘法寺大藏中,選刻南方各種藏經刻版所缺的密教經咒儀軌約九十七部三百一十五卷,作為元初《杭州余杭縣白雲宗南山大普寧寺大藏經》(即《普寧藏》,又稱“元藏”)的補充,並把《標目》編入大藏經一事,並無管主八續集《標目》的意思。《法寶總目錄》將克己《序》中管主八“續集秘密經文”中的“續集”兩字斷開,“續”接上句,“集”啟下句,這就造成了管主八既續《標目》,又集秘密經文的誤解。
再從《標目》的卷數來看,它初成之時為八卷,但到南宋末年已刻作十卷。前者見於《佛祖統紀》卷四十六:
“尚書王古因閱大藏,撰《法寶標目》八卷。其法於每經
之下,錄出因緣事跡、所說法門,使覽題便能知旨。沙門梵
真為對校,刻其板於永嘉。”(《大正藏》第四十九卷,第四一
九頁上)
後者見於元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卷五十四:
“《法寶標目》十卷。陳氏(指《直齋書錄解題》的作者陳振
孫)曰:戶部尚書三槐王古敏仲撰。以譯藏諸函隨其次第為
之目錄,而釋其因緣。凡佛會之先後,華譯之異同,皆是著
之,古,旦之曾孫,入元佑黨籍。”
據筆者對勘,《標目》所收的經典與《普寧藏》、《至元錄》均有差異,而且它成為十卷,在南宋末年已是如此,無須管主八續集方成此數。故《標目》之首刊載的《至元錄》的一段抄文,很可能是管主八編藏時續增,至於《標目》的正文應當視為是王古所撰,與管主八無涉。
《漂目》卷一至卷九的前部份,為《開元錄》入藏經的提要,始《大般若經》六百卷,終《護命放生軌儀法》一卷,凡一千七十六部,千字文函號從“天”字至“英”字;卷九的後部份,為《貞元錄》新編入藏經的提要,始《大方廣佛華嚴經》四十卷,終《瑜珈金頂注釋字母品》一卷,凡一百三十五部,從“杜”字函至“給”字函;卷十為宋朝新譯經及唐宋五部撰述的提要,始《莊嚴寶王經》四卷,終《建中靖國續燈錄》三十卷,凡一百八十七部,從“千”字函至“移”字函。共計一千三百九十八部。
王古的《標目》,與此它早撰成一年的北宋東都(開封)法雲禅寺住持惟白的《大藏經綱目指要錄》、明代沙門寂曉的《大明釋門匯目義門》的智旭的《閱藏知津》,同屬漢文《大藏經》的解題著作(也可稱是“提要”)。它們各有自己的待色。就《標目》而言,它的主要特點是簡明扼要,便讀易曉。卷一所載的《大般若經》六百卷(唐玄奘譯),卷一、卷二連載的《大寶積藏》一百二十卷(唐菩提流支譯),卷二的《華嚴經》八十卷是逐會寫提要的;卷四的《陀羅尼集經》十二卷(唐阿地瞿多譯),卷五的《占察善惡業報經》二卷(外國沙門菩提登譯,莫知年代,出《大周錄》。或謂疑經),卷六的《長阿含經》二十二卷(姚秦佛陀耶捨譯),是按卷解說大旨的;卷七的《正法念處經》七十卷(北魏般若流支譯)是逐品解說大旨的;同卷的《十誦律》六十一卷(姚秦鸠摩羅什譯)是按“誦”,《五分律》三十卷(劉宋佛陀什譯)是按“分”解說大旨的。其余的一千三百九十部著作,都是不分卷品撮舉大要的。
《標目》的解題法大致有四種:
一、 一部經典寫一段解說。所謂一段,字數多寡不定,少則數十字,多則數百字,個別的也有千余字。如在《諸德福田經》一卷(西晉法立、法炬共譯)下寫道:
“右佛說八福田。一者眾僧有五淨德,名曰福田,為良
為美,為無旱喪,供之得福。又有七法廣施者得福,即生梵
天:一者興立佛圖、僧房、堂閣;二者圓果、浴池、樹木、
清涼:三者常施醫藥,療救眾病;四者作堅牢船,濟渡人民
;五者安設橋梁,過度贏弱;六者近道作井,渴乏得飲;七
者造作圊廁,施便利處。是為七事,得梵天福。……”(卷四
,第七九九頁下)
又如在《十二頭陀經》一卷(劉宋求那跋陀羅譯)下寫道:
“右詳說十二頭陀行。十二者,一在阿蘭若處,二常乞
食,三次第乞食,四受乞食法,五節量食、六中後不飲漿,
七著弊納衣,八但三衣,九冢間住,十樹下止,十一震地坐
,十二但坐不臥。”(卷五,第八O七頁下)
二、 一部經典寫一句解說。如對《大安般守意經》二卷(陵漢安世高譯)的解說是:“右說調息守意人禅法。”(卷七,第八二O頁下)對《陰持人經》二卷(同譯)的解說是:“右說十八界三十七品等法。”(同上)
三、數部經典寫一段解說。這主要是用於同本異譯的重譯和內容相近的單譯經的。如《谏王經》一卷(劉宋沮渠京聲譯)、《如來示教勝軍王經》一卷(唐玄奘譯)、《佛為勝光天子說王法經》一卷(唐義淨譯)的台解是:
“右三經本同譯別。佛為勝光王、勝軍王等,說世間福
樂、五欲貴富、自在威勢、宮殿園林、親觸(屬)臣佐、象馬
車乘、珍寶服御、種種莊嚴,悉皆無常不可長保。年少會老
,強健必病,含血之類要終歸死。老病死時,良醫拱手,迅
速不停,隨業流轉,墮諸惡趣,不可以勢力逃避抗拒。惟以
正法治國,勿行惡法,應愍求生皆如一子,薄賦欽,省徭役
,賞善罰惡,遠離不忠良者,無受佞言,當受忠谏,恭敬三
寶,教民為善。能如是,龍天歡喜,福力延長,國無災難,
壽命增益,名聞十方。後生天上,乃至成佛。……”(卷四,
第七九五頁下第七九六頁上)
四、數部經典寫一句解說。這也是用於同本異譯的重譯經和內容相近的單譯經的。如《大沙門百一羯磨》一卷(失譯,附劉宋錄)、《羯磨》二卷(指《昙無德羯磨》,曹魏昙谛譯)、《昙無德律部雜羯磨》一卷(曹瑰康僧镗譯)、《十誦羯磨比丘要用》一卷(劉宋僧璩依律撰出)、《彌沙塞羯磨本》一卷(指《五分羯磨》,唐愛同集)、《四分比丘羯磨》一卷(劉宋求那跋摩譯)、《優婆離問佛經》一卷(失譯,《附後漢錄》等七部小乘律的台解是:“右優波離問戒律種種事。二卷八,第八二四頁下)
對於大乘經中般若、寶積、大集;、華嚴、涅槃五大部的別生經的解釋,《標目》一般采用“參見”的方法,即指出某小經是某大經哪一會或哪一品的異譯,不敘具體內容。對於小乘經中阿含部別生經的解說,《標目》則一般采用先摘列大意,後指出是某大經哪一卷的異譯的表述方法。如對《箭喻經》一卷(失譯,附東晉錄)的解說是:
“右摩羅鸠摩羅問佛‘世間有邊無邊”等義,佛不答,為說比喻。出《中阿含經》第六十卷。(卷六,第八一六頁下)對於《五陰譬喻經》一卷(後漢安世高譯)和《水沬所漂經》一卷(東晉竺昙無蘭譯)的解說是:
“右說五陰空,色如聚沬,受如泡,想如野馬,行如芭
蕉,識如幻。二經本同譯別,出《雜阿含經》第十卷。”(七
,第八一七頁下—第八一八頁上)
這是因為《標目》與惟白的《大藏經綱目指要錄》不同,它對《長》、《中》、《增一》、《雜》四部《阿含經》並非是逐卷解釋的,如單標某經出於四阿含的某一卷,就會使人無所收獲,故須一一點出大意,即使是寥寥數字也好。
《標目》還援引經序和其他資料作為有些佛典提要的一個成份,甚至是主要成份。有的直接引用,有的稍加改編。如《大般若經》的提要,主要是根據《三藏法師傳》、《大般若經音疏序》、唐西明寺沙門玄則《大般若經序》寫的,其中直引玄則《序》的文字幾近全篇提要的一半;《華嚴經》八十卷的提要,主要是根據清涼澄觀的《華嚴經疏》(又稱《大疏》、《清涼疏》和《華嚴感應傳》寫的;《大涅槃經》四十卷的提要有引道宣《感通錄》的;《中論》四卷的提要有引僧睿《序》的;《百論》二卷的提要和《十二門論》一卷的提要,全是僧肇和僧睿二篇序言的抄文;《別譯雜阿含經》二十卷的提要,據智顗的《法華文句》卷一,謂《增一》明人天因果,《長阿含》破邪見,《中阿含》明深義,《雜阿含》明禅定。”(卷六,第八一四頁上)等等。
《標目》對佛教經典所作的解題,可與《大藏經綱目指要錄》互相料補和參證。如《指要錄》卷二下介紹《文殊般若經》說:“兩譯共三卷(案:應是二卷),與前第十會般若同本(案:應是與《大般若經》第七會同本)。”而《標目》則將此經的兩次翻譯分別予以介紹。在梁曼陀羅仙的譯本下指出:“初無十重光,後有一行三味文,言文殊師利童真者。是又編入《寶積》,在第四十六會。”(卷一,第七七七頁下)在梁僧伽婆羅的譯本下指出:“初有十重光,後無一行三昧文,言文殊師利王子者,是此本稍廣。又此二經亦互有廣略,與《大般若》第七會曼殊室利分同本異譯。”(同上)這就將兩譯的不同之處點出來了,而且說准了此二經與《大般若經》第七會的關系。
又如陳真谛譯的《中邊分別論》三卷和唐玄奘譯的《辨中邊論》三卷,是世親一部論著的兩個譯本,此論是用來闡釋彌勒《辨中邊論頌》一卷(玄奘譯)的。《指要錄》沒有點出世親闡釋的對象是何書,而《標目》點出來了(見卷六)。
《標目》的缺點有:(1)所解的佛典大多不署譯者或撰者。唐以前的譯本因《開元錄》廣泛流傳的關系,知之者尚眾,而宋朝新譯知之者較少,若不署譯者,便徒增閱者的翻檢之勞。(2)個別典籍有內容大意。如對《四分律刪補隨機羯磨》二卷,僅雲“唐宣律師集”(卷八,第八二五頁上),對《四分僧羯磨》三卷和《四分尼羯磨》三卷,僅雲“官懷素集”(同上)。(3)有些地方有差錯。如列宋昙摩密多譯的《觀虛空藏菩薩經》一卷是單本,也就是說只有一次翻譯,而《標目》將它與姚秦佛陀耶捨譯的《虛空藏菩薩經》一卷、劉宋昙摩蜜多譯的《虛空藏菩薩神咒經》一卷、隋阇那崛多譯的《虛空孕菩薩經》二卷(此三經是同本異譯,屬重譯)並列在一起,謂“四經同本異譯。”(卷二,第七八四頁下);西晉法矩譯的《瞻婆比丘經》一卷在《標目》卷六兩次出現,一次在《恆水經》前,一次在《伏YIN經》前,有重復之失;《八正道經》一卷(後漢安世高譯)本是《雜阿含經》第二十八卷的異譯,而《標目》誤作“出《雜阿含經》第二十卷。”(卷七,第八一八頁上)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