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的凝重與禅思的飛揚——讀吳言生博士《禅宗思想淵源》
韓煥忠
2008年10月1日
禅宗與佛教經典之間的關系問題,是禅宗史上的一個重大問題,也是禅宗研究中必須予以關注的問題。近讀吳言生先生所著《禅宗思想淵源》(“禅學三書”之一,中華書局2001年出版,9月第2次印刷。以下簡稱《淵源》)一書,頗受啟發。
《淵源》從佛教經典對禅宗思想的重大影響入手,其視角非常獨特。自上個世紀20年代以來,中外研究禅宗的著作大量湧現,其中不乏傳世佳構,但這些著作大都比較注重禅宗的“教外別傳”,突出禅宗尊崇自心自信,否定外在經教權威的自由、灑脫與奔放,對禅教之間的關系問題基本上未作深入、更沒有作專題性的研究。殊不知,這種脫離具體語境而誇大禅宗與佛教經典之間的對立的傾向無形中帶來諸多的疑問:禅宗既然如此劇烈的诃佛罵祖,非毀經教,那它還算不算佛教?如果真像某些著作所說的那樣,禅宗不依經教文字,則其價值取向、思想觀念、組織制度、活動形式等一切豈不成了空穴來風?為什麼禅宗典籍不僅不是最少,反而於各宗中最為翹楚,多到汗牛充棟,難以翻檢?歷史上那些推尊經教的禅門大德,如圭峰宗密、永明延壽等,何以受到推崇?如此等等,諸多問題,均將難以解釋。
《淵源》一書將禅宗思想視作一個完整的體系,具有本心論、迷失論、開悟論和境界論等四個組成部分,吳先生分別就十部重要的佛教經典(《楞伽經》、《起信論》、《心經》、《金剛經》、《維摩經》、《楞嚴經》、《華嚴經》、《法華經》、《圓覺經》和《涅槃經》)對禅宗思想的影響進行了明確而詳贍的分疏,令人信服地闡明了禅宗雖然自居於教外,但其思想體系的各個組成部分都有著佛教經典方面的淵源。這些佛教經典不僅為禅宗思想的產生提供了源頭活水,還為它的發展壯大並保持在佛教的軌道上運行提供著保證。也正因如此,禅宗雖然诃佛罵祖,但仍然屬於佛教;而當狂禅泛濫將要危及佛教的存在和發展時,一些禅門大德無不以經教相號召,作為維護禅宗正常發展的法寶。禅宗思想雖不能真正地超越佛教經典的范圍,但禅者對經典的理解和解釋,卻有其獨特之處。禅宗特別強調證悟,即對經教開示的道理不能執著於文字語言,而要融入到自己的修行實踐及日用生活中去,並能為禅者所感受、體驗、領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禅宗自居教外,以示與那些只會鹦鹉學舌般講說佛法的人有所區別。那些高明的禅師於佛法自受用之余,復又游戲於語言文字之間,為後人留下了大量有關禅的體驗和證悟方面的文字,成為一筆彌足珍貴的思想財富,展示著禅宗思想在安頓心靈方面的重大意義。在這種活潑、自然、親切的解釋之中,禅師們自覺不自覺地對佛教經典進行著選擇、消化、吸引,並最終使這些經典中的佛教思想擺脫了印度佛教的痕跡而具有了中國文化的表現形式和豐富內涵。因此,吳先生在闡明禅宗思想的經教依據和淵源之外,還對這種中國特有的佛教思想進行充分的展示,使讀者在知其所自之外,還對其內容具有了充分的了解。如果說從禅宗思想出發以搜求其經教淵源是溯流尋源的話,吳先生就佛教經典的深刻影響而暢談禅宗思想則可稱得上是控源扼流;前者固然是雅人每有深致,常能給人一種不期於此相遇的驚喜, 而後者則猶如猛將沖鋒,使讀者在閱讀中獲得一種高屋建瓴、渾浩流轉、大氣磅礴酣暢淋漓的快感。
《淵源》在尋繹從佛教經典到禅宗思想的思路中嘗試和建立了一種新的經典解釋方式,使讀者對此兩個方面的認識和理解都能被提高和深化。禅宗文獻中大量的語錄和禅詩,固然是禅師們談論自己禅修證悟的記錄,但其中相當大的部分也可以看作禅師們就證悟的角度上對佛教經典所作的一種解釋。這種解釋越積越多,形成了禅宗思想體系,也形成了禅宗獨特的解釋經典方式。這種經典解釋方式與教下諸宗對經典的解釋是大不一樣的。教下諸宗,如天台,往往立“釋名、辨體、明宗、論用、判教”等五重玄義以探討經典的大義,用“因緣、約教、本跡、觀心”等四個層次疏釋經典的文句,旁征博引,融通經論,固然有周密、贍備、嚴謹的一面,但也有煩瑣、呆板、缺乏靈活性的一面。禅語、禅詩大多是借題發揮,其解釋經典雖然不能避免是斷章取義,但又有著生動、靈活,充滿生活情趣和文學意象等特點教下諸宗欲顯一經之大義,有時用“集解”的形式,即將多種有關該經義理的文句解釋收集一處,排列對比,以本宗觀點折衷是非,評議高下, 分辨優劣。禅宗語錄、禅詩解釋經教者雖然繁多,但我閱讀禅書、禅史,就區區所見而言,尚未有人集禅語、禅詩以解釋經典。因此,吳先生《淵源》一書可視為集禅語、禅詩以解釋佛教經典的開創性著作。 吳先生以經立章,於章端首先介紹該經大義及重點,這既具有以經釋禅之作用,又具有以禅釋經之意義;於下諸節目中就本心論、迷失論、開悟論、境界論等諸項內容詳談經教對禅宗思想的影響、禅宗對經教內容的創造性理解和诠釋,其側重似在以禅釋經。通過對經教與禅宗思想之間的這種回互解釋、連環展示,既可避免禅語、禅詩解釋經典時自然狀態下的散漫、不成系統而使讀者對《淵源》所列十部經論有一個系統、全面的了解,又能糾正以往關於禅宗不立文字教外別傳這種過於浮泛的錯誤認識,使讀者對禅宗思想及其淵源有一個清晰明確的認識。
《淵源》充分展示了古代禅者在佛法上的受用, 也體現了作者對禅宗思想的深刻領悟。吳先生以禅宗詩歌為自己研究禅宗思想的入手處。詩歌與論文不同,它沒有論文那樣界定嚴密的概念、范疇,沒有論文那樣周密、嚴謹、細致、雄辯的論證。這些禅詩的思想淵源固然在於佛教經論,但它作為一種宗教體驗的結晶和宗教情感的外在化表現形式,卻具有直觀、強烈、真切的特點,充滿著豐富的情感意象和獨特的生命感受,在鮮活躍動的感性語言中灑然呈露出古德的全部內心世界。吳先生以其長期從事文學研究的深厚功力,並加上他所獨有的敏銳的學術眼光與細膩的情感體驗,領略著古德通玄峰頂的極致,以搏龍縛虎之手筆,捕捉著瞬目揚眉之際的禅機,將古德不能以語言文字相授受的地方形之於文字,將那些曹溪路上茵蘊流宕的思路訴之於筆端,在向讀者展示古代禅者光風霁月般的內心世界的同時,也透露著他一箭三關的大家作略。我們生活在這個充滿欲望、燥動和焦灼的時代中,借助吳先生的手眼,在祥和靜谧的古禅林中徜徉一番,縱然不能見道入位,但也可以暫時休歇一下狂跳的心猿,驟馳的意馬,受用一杯佛法清涼的甘露,松動一下名缰利索的系縛。毫無疑問,吳先生的研究成果為我們今天的精神生活提供了素材,開拓了空間,借用一句佛語來講,確實是大有功德。
通讀《淵源》一書,稍覺意猶未盡的地方是,作者未能對古代禅者將佛教經典思想轉化為禅宗詩意這一過程放到思想史或人類心靈發展史的角度上進行宏觀的概括和深入的分析,從而使讀者體會到中華文明消化、吸收外來文化的高超智慧。當然,這並不是吳先生寫作《淵源》一書的任務,只是我們領略了他的大手筆之後,為其高明所震懾,總想獲得更多、更大的精神享受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