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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有祥教授：太虛法師與武昌佛學院 　（點擊下載DOC格式閱讀）

	太虛法師與武昌佛學院 呂有樣武漢大學 太虛法師(一八八九——一九四七)是中國近現代佛教界的泰斗，新佛教運動的大師。他在中西思想文化交會激蕩、中國社會風雲變幻、佛教舊制衰頹沒落的時代，趨時適勢，致力於中國佛教的革新運動。一生中，講經著述、多方游化，組織佛教社團、主編佛教刊物、創辦佛教學院、培育佛學新才，勇猛精進、不遺余力，標的在振興中華佛教，以佛教救世救人，安利人類社會。太虛的佛教革新運動及其業績，可以從多角度多層面去考察，而“關於僧眾寺院制度在理論上和事實上的改進為最重要”。一九二二年武昌佛學院的創辦及其演續，可以說是太虛在理論上和實踐上改進佛教舊制、進行新佛教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和主要成就之一。為此，筆者僅就所涉獵的有限資料，對武昌佛學院的緣起、經歷及其在近現代佛教界的影響作一概述。 一、“僧制革命”及武昌佛學院的創立 太虛法師生當國土殘破、民族危機之時，幼年曾作學徒，十六歲出家，從寧波天童寺寄禅和尚受具足戒、博覽經藏。辛亥革命前夕，太虛讀康有為、嚴復、孫中山、章太炎、梁啟超等人的著述和進步書刊。以及托爾斯泰、克魯泡特金等人的學說譯介，受各種中西新思想的浸習，目睹中國社會的危難和舊佛教從林的衰頹，激發了適應社會新思潮、改革振興中國佛教，“以佛教入世救世的宏願熱心”。一九一二年，在當時社會上維新辦學的影響下，到南京發起組織佛教協進會，並且與仁山共議改鎮江金山寺為佛教學校，把協佛教學校作為佛教辦進會的一件重要事項，希望通過辦僧校，培養新型佛學人才，以促進中國佛教的改革與振興。但由於佛教舊勢力的反抗而落空。翌年，太虛在寄禅法師追悼會上的講演中，發揮佛教協進會章程中的思想，提出了對舊佛教進行“教理革命”、“教制革命”和“教產革命”的主張。“教理革命”，是要改變過去佛教專注於死後問題的探討的傾向，轉向多研究現實人生問題；把以往佛教會被帝王以鬼神禍福作愚民的工具，變為對宇宙人生真相的研究。“教制革命”，是改革佛教僧伽舊制，取消過去寺院住持的師徒承裘制度，從佛教大學的學員中選拔優秀僧才住持寺院，把寺院改造成弘揚佛法的中心。“教產革命”，是廢除剃派、法派繼承遺產的私有私占惡習，使寺院的財產成為十方僧眾公有，作為供養有德長老、培育青年僧才以及與辦佛教備種教務之用。這三大革命的重點和關鍵是“僧制革命”，故在一九一五年著(整 理僧伽制度論》，設計了改革僧伽制度的方法和藍圖。太虛認為，改革僧伽制度的目標，“是對出家僧伽的集團生活，加以嚴密的修整，使其適應時勢所宜，成為合理化的現代組織，建立真正住持佛教的僧團。”而欲達此目的，就必須先造就一批經過“嚴格的長期訓際、養成高尚優美完善的德學，以佛學為修學實習的中習，旁參以近代的思想學說”，“真正代表佛教去救世救人”的僧才。一句話，“欲達整頓僧伽制度實現之目的，則不可不先造就能整頓之人才。”而當時的一些僧校，不過是養成一宗一派的講經法師而已，與改革僧制的人才相差甚遠。這是太虛要自己創辦僧校的主要目的和動機。 一九一七年，太虛由台灣講學，順便到日本，對日本的佛教組織和管理進行了考察，覺得和他的《僧伽制度論》所擬的計劃“不謀而合”；同時對日本佛教大中小學的教學內容和方法，”作了一番考察，備作回國後辦佛教學院的參考”。一九二一年，太虛住持杭州淨慈寺，“深想以此為實行著手於改革僧制的根據地，……把禅堂改為禅淨雙修的角虎堂，並籌辦永明精捨，以作研究佛學，栽培人才的地方。”但由於杭州諸山寺僧的嫉妒，勾結地方豪軍加以阻撓，不久便被迫出淨慈寺。 當此之時，太虛法友李隱塵、陳性白等邀太虛到武漢弘法，在武漢軍政要人、社會名流和太虛的其他信徒的護持協助下，經過半年的籌備，經於在一九二二年七月促成了武昌佛學院的創立。對此，太虛在《自傳》中寫道：“民國九年(一九二○)鄂督已易肖耀南。到冬天，隱塵接任湖北堤工督辦，十一年(一九二二)又兼任陝鄂禁煙督辦，與肖督有黃崗同邑之雅，故十一年(一九二二)武昌有佛學院的成立。由元白的奔走聯絡，隱塵的提倡號召，亦得肖的間接維護。 關於武昌佛學院的發起和籌備過程，見於太虛《自傳》、《佛學院置院合記》、以及《佛學院董事會史略》和印順編《太虛年譜》，現略綜述於下： 一九二一年底，太虛由杭至漢，位於漢口佛教會。其時，李隱塵和主持佛教會會務的李時谙“鑒於我(太虛)接管淨慈寺的疊生故障，主張純憑理想，於武漢新創一養成佛教基本人才的學校。我乃提出佛學院的辦法及學科綱領。……隱塵、元白與武漢信徒楊顯卿、王森甫集議數次，雖院址未能覓得，已決定照我的佛學院計劃積極籌備開辦。”一九二二年三月，太虛應漢陽歸元寺之請，於該講《圓覺經》，集聽者有武漢荊宜的居士僧眾數百人，在歸元專商議籌辦佛學院，並征得李隱塵、王森甫、湯鑄新、皮劍農、陳元白、肖止因、熊雲程、趙子中、孫自平、王■香、及長少正信會周可均等三十余人自認發起創辦人，每月任經費四百元。四月初，隱塵與太虛於武昌通湘門內千家街覓得黎少屏(邵平)空宅，“此宅四周空曠，門前甚堂皇壯麗，宅中兼有林語花圃，加以添造修理後，足可適用、逐議價一萬五千元取得斯屋”為院捨。四月中旬，於院內成立籌備處，李隱塵為處長，皮劍農為會計，趙南山為庶務，王又農(出家名大剛)等為文牍。其時，太虛辭去淨慈寺職務，約大覺、玉皇、智信來助理院務修整。“四月十五日進捨，從事修整，改造講堂、行持處、齋堂、寢室，添建廚房、浴室、廁所。總計用二萬五千元，又訪得祗陀太子園為精捨。” 根據太虛的佛學院大綱，由胡瑞霖、皮劍農等起草了《佛學院章程》。太虛撰《佛學院緣起》置《章程》前印發。王又農擬具《呈文》，呈請湖北省長公署及教育廳批准，並轉教育部備案。托黃季剛(黃侃)撰了《禮請院長疏》，禮請太虛出任院長，並於四月八日佛誕日舉行了隆重的禮請儀式。 《佛學院緣起》分六部分。一論“人不可不修佛學”，二論“佛”，三論“佛學”，四論“佛學系派”，五論“救今世必因佛學”，六說偈語。《緣起》文簡意赅，凝結了太虛的佛學基本思想。其中最主要之點是佛學救世，大乘為重，八宗平等，契理契機、應化多方。這些思想也體現於《佛學院章程》中。 《佛學院章程》共十五章，一總綱，二入院，三課程，四學年、學期和休假，五繳費，六試驗，七畢業，八退學，九各員職務及權限，十公共規約，十一功懲，十二禮儀，十三優待，十四擴充，十五附則。另附院董事會章程二十三條，《章程》的每章下有若干節，每季下有若干條，非常具體完善。 第一章“總綱”，規定了佛學院的名稱、宗旨、組織、地點、學制及辦法。佛學院定名為“武昌佛學院”，院址設於“武昌通湘門內千家街，校捨可容三百人”。佛學院的宗旨為“招集有志學佛之人，不分缁素，授以佛學，俾使行解相應，能宏法利世為宗旨。”佛學院的組織方式是：“由創辦人組織之，成立時別立院董會，凡創辦人皆為本院院董。本院創辦人每年須擔任佛學院四百元以上之經費(或自捐或募化)，本院院務由院董會禮講大德沙門一人為院長總持之，於院重中公推一人為院護協持之。本院於大德沙門得禮請為座無，於各剎長老得禮請為首座，於諸方法師得禮請為護講。本院教務事務各職員，由院長協同院護延請之。”學制與辦法是“先辦修學、講習二科，三年後改設專宗大學及研究部、中學部。修學科暫定一班，依逐漸擴充，每班限額六十名，三年畢業。講習科不限額數。以半年為修業期。” 第二章“入院”，規定了學員入院的資格和錄取方法：“(一)年齡在十六歲以上者，(二)身體健全、品性端平者，(三)曾受刍戒或沙彌戒或三皈者，(四)曾習教典及文理情通者，(五)發心求法救世、誓不願退者。修學科學員報名時，須經本院三種考試：(一)口頭問答。(二)作文。(三)入院共住一星期，察驗品性行持。” 第三章“課程”，規定了修習科三年六學期的授課內容。第一學期：大乘起信論、大佛頂首楞嚴經、小乘佛學概論、佛教各宗派源流、因明入正理論疏；第二學期：百論、中論、十二門論、心經、金剛經、文殊般若經、印度佛教史、印度外道概略；第三學期：成唯識論、攝大乘論天親釋、解深密經、楞伽經、彌勒上生經、中華佛教史、西洋倫理及心理學概略；第四學期：教觀綱宗、十不二門指要抄、大乘止觀、維摩經、法華經、各國佛教史、西洋心理學及生物學概略；第五學期：華嚴一乘教義章、(五蘊觀、妄盡還原觀、三經圓融觀、法界觀)、華嚴十地品及論、中華孔老話號及晉宋玄學、宋明理學、西洋哲學概略；第六學期：七佛與三十二祖偈及信心銘、六祖壇經、永嘉集、梵綱經及瑜伽菩薩戒學處、彌陀經、十六觀經、往生論、十位心論、宗教及社會學概略。此外，作文、行持、英文、日文、藏文、貫穿於每個學期中。 以上三章，明顯地標示了武昌佛學院的特色。武昌佛學院非一般地學習佛學知識或養成經師論師的僧校，更不是逃避家庭社會或圖求名利的場所，而是造就“行解相應”，立志“宏法利世”的人才的佛學院。僧學員畢業後，能勝任寺院的住持，把寺院改造成弘揚佛法、救世救人的“現代化僧團”；居士學員畢業後，能組織佛教正信會，把佛法推廣到人間去。據太虛《我的佛教改進運動略史》雲：佛學院的“課程參取日本佛教大學，而管理參取叢林制度”。以《章程》看，佛學院課程涵蓋面寬，有佛學，有文史、哲學，還有近代生物學、心理學、社會學等；佛學課程中，性、相、台、賢、禅、律、淨、密均開，體現了八宗平等的精神。佛學院對學員管理十分嚴格，有通則、佛堂規則、自修室規則、寢典及飯食規約、告假規約等。其所以如此，旨在通過嚴格的訓練，養成既具有佛教古德的行持品格，同時又具有現代人文化學識的中國現代佛教人才，使中國佛教改革振興，走向現代化。 佛學院的籌備工作於六月底就緒。院合修整完竣，購置設備已大致齊備，院長太虛進住佛學院，聘定了空也、史一如、杜漢三、陳濟博等任教員，由李隱塵、孫文樓等合資辦了一個正信印書館，預備印刷流通經典和講義。七月初，成立佛學院董事會，推舉梁啟超為董事長(梁應中華大學之邀參加暑期講學會，與太虛初次會晤)，暫由陳元白代理，王又農為文牍，李隱塵為院護，智信為監院、玉皇為庶務，竹林為會計。遂於七月十九日(公歷九月一日)舉行開學典禮。在典禮大會上，武漢政學各界濟濟一堂，湖北督軍蕭耀南亦親臨大會致詞。太虛所理想的佛學院正式創立起來，中國佛教界始有武昌佛學院之名。太虛從此開始以武昌佛學院為據點進行新佛教運動，施展其才華，實施其抱負。 二、武昌佛學院的曲折經歷——從武昌佛學院到世界佛學院圖書館 武昌佛學院開辦以後，持續了二十多個春秋，由於社會政治局勢的牽制，曾幾度遭受挫折；由於太虛的辦院重心從養成住持僧才轉為培養宏法於世界的學研究人員，武昌佛學院後來演續為世界佛學院圖書館。 (一)辦院初期的隆盛 從一九二二年七月到一九二六年十月，這四年是佛學院的隆盛時期。這個時期中，正式畢業了一批學員，招入了第二批學員，當第二批學員到第二年十月時，由於國民革命軍攻克武昌而自行解散。這個時期的院內教學活動基本上按章程進行，稍有變動者，是當第一批學員到第三學期時，由於多種因素，把原定三年畢業改為兩年畢業，第二批學員入校後，另成立了研究部。 這個時期的頭兩年，即第一批學員學習期間，是佛學院最隆盛時期。這兩年，太虛為院長，李隱塵為院護，陳元白(代梁啟超)、湯■銘先後為董事長，智信、大覺先後為監院。松林、能守先後為學監。僧俗學員六十余名，僧學員有激芳、能守、默庵、會覺、現空、嚴定、法尊、法航、量源、光峰等，居士學員有程聖功、陳善勝(出家後名淨嚴)、張宗載、達寧蘊等，加上旁聽的，最盛時達百余人，先後任教的有太虛、空也、史一如、杜漢三、陳濟博、張化聲、妙闊、唐大圓、大勇、唐畏三(出家後名大敬)等。太虛、空也、史一如、妙闊主講佛學，杜漢三、唐畏三主講國文，張化聲主講西洋哲學兼授佛學，唐大圓主講中國哲學，大勇傳授密宗，陳濟博授中國佛教史和日文，並譯講印度六派哲學。這兩年，佛學院創辦伊始，大師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培養院內學員上，除幾個假期外出弘法外，幾乎沒有離開過。先後為學員講授了“瑜伽真實義品”、“佛教各宗源流”、“八啭聲義”、“六離合釋”、“三論玄要”、“十二門論”、“百論”、“成唯識論”、“天台宗教觀綱宗”、“彌勒上生經”、“彌陀經”、“慈宗三要”、“瑜伽菩提戒”等多種佛學課程，編寫了《各地佛教史》。 這兩年除了院內正常教學活動外，對外學術和佛化活動也卓有成效。第一學期(一九二二年下半年)，太虛定期或不定期到佛學院附近的中華大學、漢口佛教會講經；寒假間，游化干沙市、荊州、宜昌、枝江等地，皈依者數百人，太虛的這一游，使佛化漫延了漢口到宜昌的一段長江流域。第二學期(一九二三年上半年)開學前，佛學院學員寧達蘊、張宗載、陳維東等，奉太虛之命，推進佛化青年活動，提出了“農禅、工禅”，“服務社會”，“自食其力”，“和尚下山”等口號，與此相應，太虛撰《論佛法普及當設平易近人情之方便》，主張佛法的根本在信解，在家人只要信奉三皈五戒，“便是行菩薩道”，可以“不離常俗婚娶、士宦農商工作之事業”。前者在於使佛教人間化，後者在於使人間佛教化。本學期的五月二十三日佛誕，佛學院師生全體出動參加在中華大學舉行的紀念大會，太虛、李隱塵、張化聲作講演，當即接受三皈者達千人以上。武漢佛化極一時之盛。暑期，太虛偕佛學院師生職員王森甫、史一如、陳維東、陳聖功等於廬山主持講習會，“令華洋神教為之驚異，廬山暑期佛化，似此於棘蔥茉中開建。”在廬山，太虛與日本大谷大學教授稻田成發起“世界佛教聯合會”，開始著手推進世界佛教運動。第二和第三學期中，佛學院師生和支那內學院展開了熱烈的法義論辯和爭鳴，“初，有史一如與聶耦庚關於因明作法之爭；次有唐畏三(慧綸)與呂秋逸(呂■)關於世尊年代之辨；後有大師與景昌極關於相分有無別種之诤。大師與唐大圓、史一如、陳維東等，卓然表現了佛學院的獨立不苟的學風。 第一批學員的第二學年開始時，大師“一因感覺禅林管理訓練難達預期的成效，學監尤不易得適當的人；二因學生的程度不一，淘汰一些，自動的退學了一些，乃決定將這期學生提前畢業，將後兩年的課程壓縮為一年授完。有鑒於此，太虛設想了改進的辦法，發表了《我新近理想中之佛學院完全組織》，改變原來的辦學方案，主張佛學院從小學部辦起，自小學部至中學部、至戒學部、至大學部、至專家大學部、至研究部，以二十四年學程，整齊制度、嚴格訓練，養成行解相應的僧才。因規模過於宏遠，現有人力、財力不及，因而未能實行。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五日，第一期學員畢業，留二十名優材生設立研究部(研究部課程分五系，一、律宗、唯識、天台、禅宗系；二、梵學、唯識、賢首、密宗系；三、國學、唯識、天台、淨土系；四、西學、三論、唯識、賢首系；五、佛史、俱捨、因明、唯識系。入研究部者，得先一系或二系研究之)。同時繼招第二期學員。太虛提出不招居士學員，“只招受過比丘戒的大學部學僧四十名，連寄宿捨亦改為仿禅堂的廣單制，先注理律議訓練，嚴格施以生活管理，以為實行整理僧制的基本”，使佛學院成為僧制改革的師范僧寺。但由於董事長場■銘、院護李隱塵持異議。而未能通過。故第二期大學部招生，悉照《章程》進行，僧俗兼收，課程三年。第二期學員連同本院修學科轉入者，共四十名，有大醒、寄塵、亦幻、墨禅、虞佛心，伽林、恆慚、枕山、蘇秋濤等。原來的任課教師空也已在一九二三年暑期前因故而離開了佛學院，史一如也在那時因病去滬治療(卒於一九二五年元月)，因此本期學員的課程主要由唐大圓、張化聲、太虛等人擔任，太虛兼研究部學員的指導，太虛因自己的新辦院計劃未能實施，加上胃病加劇，因而在開學兩個月後(一九二四年九月)突然宣布辭去院長職務，院務由善團代理。直到二五年元月才被佛學院董事會懇請加院，十月再受任院長。第二期學員在院期間，太虛先後講授了，“大乘五蘊論”、“發菩提心論”、“四大種之研究”、“律議之研究“知識行為能力是否一致”、“二十唯識論”、“能知地位差別上之所知諸法”、“佛法大系”等。從一九二四年十月至一九二六年十月，由於太虛把大部分精力用於推進世界佛教運動，因此佛學院的教學雖基本按《章程》進行，但與頭兩年太虛在院時的隆盛氣象稍有遜色。一九二六年夏，研究部學員已離盡，大學部學員只剩約三十人。同年十月十日，國民革命軍進軍武昌，佛學院師生大部分離散，教學停頓。 (二)在劫難中努力開拓 一九二六年十月至一九三二年夏，為武昌佛學院在劫難中努力開拓的時期。這個時期，佛學院的院會被中央軍官學校武漢分校軍醫處占去大半。在極艱難的條件下，太虛及佛學院同人克服困難，努力開拓，設法恢復佛學院的教學活動。 一九二七年底，慈海、法航相繼返回武昌佛學院，協助大敬看護院會和法場，並在院中刻苦自修。一九二八年春，王森甫、趙子中、夏致賢、熊雲程居士召集各董事，成立了新董事會，草擬通過了新董事會章程，推舉了新董事會及佛學院各執事。推舉王森甫為董事長、太虛為院長、雷定坦為院護、大敬為事務股監院、張化聲為修持股主任、唐大圓為教育股主任(暫由張善诩代理)。這年上半年，籌辦了佛經流通圖書館；開設了平民小學一班，以教附近農民貧苦子弟。下半年，繼招了小學生兩班、平民千字夜課一班；並欲辦中學部、大學部，以因緣未具而未辦成。 一九二八年八月，太虛離滬西游，十月二十日在巴黎發起“世界佛學院”，宗旨為“昌明佛學，陶鑄文化，增進人生之福慧，達成世界之安樂”。名稱的意義是“搜集世界佛教材料，聯合世界佛學人才，結成世界之佛學，宣傳佛學於世界，故名世界佛學院。”並函囑設籌備處於武昌佛學院，由籌備處致函各國發起人，提議世界佛學院設於中國，分院設於各國。如果說，一九二二年太虛於廬山發起“世界佛教聯合會”是進行世界佛教運動的開始，那麼此時太虛已投身於世界佛教運動了；如果說此前太虛主要傾心於國內的僧制改革，那麼此後太虛主要傾心於國際佛學的建設了。由於太虛新佛教運動重心的轉變，武昌佛學院的宗旨就由造就住持僧才轉為培育弘法於世界的研究員。 根據太虛的辦院思想，武昌佛學院於一九二九年四月十四日召開了世界佛學院第一次籌備會議。出席會議的有王森甫、唐大圓、雷定坦、大敬、法航等百余人。會議決定先開預科，次開研究班，並發布了《世界佛學院開預科宣言》。《宣言》稱：為培植世界佛學院本科(研究班)之預備人才而開設預科班，僧俗男女兼收，暫定一班，共四十名，旁聽無定額；夏歷七月一日開學，兩年畢業，考試合格考入本科。二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太虛由歐返國，由上海之漢口，聞知此事，函院中同人勿開預科，只開研究部，同人依命。七月十五日研究部第一期生開學。提任世界佛學院職務的有，院長太虛、教務主任兼教授唐大圓、訓育主任兼教授淨嚴、佛教教授法航、中國哲學教授張仲如、文學教授唐祖培、事務員能信、學監乘空、代書記紹奘等。學員有張慧藏、胡慧嚴、塵空、法空、海印等三十六人，旁聽三人。課程有“俱捨”、“唯識”、“深密”、“律學”、“文學”、“中哲”、“日文”等。太虛於十月十日回院。為研究班講“大乘宗地圖”一星期。 一九三○年，世界佛學院籌備處移於北平柏林寺，由法航負責，研究部停辦。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件發生後，東北淪陷，北平籌備處因經濟困難，於十二月移至南京佛國寺。同月，太虛命法航回武昌佛學院主持恢復工作，塵空、本光、寂安、葦航亦隨法航運回武昌佛學院。 (三)面向世界，設立世界佛學院圖書館 一九三二年春，佛學院董事王森甫、羅奉僧等和法航，於菜根香大樓歡迎徐克成督辦和夏靈炳司令為院護。經法航與院董院護的努力交涉，佛學院駐軍於夏天全部撤離。此時太虛回佛學院，決定將佛學院原有圖書加以整理擴充，辦成“世界佛學院圖書館”。佛學院的全體人員為館員，分二部工作，請會覺為考核室主任、芝峰為編譯主任、法航代理館長，方本仁為董事長。太虛委派談玄把在上海的藏書運往圖書館，同時多方征集采購佛典和世俗書籍。至九月，圖書館已備圖書有：日本出版的正藏經一部、續藏二部、新修大藏一部、巴利文藏一部、萬有文庫一部，其它藏外單本、儒道典籍、近代諸書均已略備；在術室中有貝葉經、明版書、漢唐佛象供品等，尤多中印佛教史跡照片。九月二十五日舉行“世界佛學院圖書館開幕典禮”。太虛在典禮會上作報告，介紹佛學院的過去和圖書館的籌備概況，謂佛學院自本年始為“中興時期”。此年在圖書館做研究工作的有芝峰、會覺、印順、談玄、塵空、本光、葦航、竺摩、止安、月耀、力定、守志。 一九三三至三五年，法航主持圖書館工作。一方面開辦預科班，授課一、二年再升為研究員。三三年和三五年分別招生一次，學員有雨■、福善、茗山、智定、雨昙、敏智、覺民、楊星森、明性、道屏等。教務白芝峰、會覺、印順、張化聲負責。一方面繼續擴大圖書館規模，征集和購買圖書。先後添購了宋版大藏經、四庫全書珍本、四部備要、萬有文庫等，劉定生居士捐贈了圖書集成，王新■居士捐贈了二十四史及志書。加上原有圖書，總計達二二四二八種、二四二三○冊、一一一○○○卷。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佛學院圖書館能收如此可觀的圖書，實屬不易。 圖書大體已備，如何進行腳踏實地的研究？為此，太虛就圖書館的工作方針作了兩次講演。一次是三三年九月，太虛為館員講“世界佛學院之佛學系統觀”。指出世界佛學院的工作，按照佛法可分為“教”、“理”、“行”、“果”四大部分，從這四方面去作適當的工夫，“教”，是對佛陀的遺教(包適東西各國的佛寺塔像及文字經典)加以搜集整理，設法物館、圖書館；圖書館的工作分考校、編譯兩系。“理”，是根據教史和教法，研究其中之學理，設錫蘭文系學院、中國文系學院、西藏文系學院、歐美文系學院；對南方的小乘教理、西藏的大乘教理、中國的綜合教理、歐美以新方法研究的佛學，都—一加以分類的、比較的研究。“行”，是根據對佛教的理解進行修行，包括律、禅、密、淨諸修行的法門。“果”，是修行所得之果，有信果，戒果、定果、智果。總之“教法是研究所根據的，理是所研究了解的，行是研究了解之理而修習的，故修習之後即有證果”。世界佛學院圖書館在世界佛學院的整個計劃下進行局部工作。另一次是在一九三四年九月，為館員講“世院圖書館館員之修學方針”。太虛說：“……預習員就是未來的研究員，而研究的工作，上面已經說過分考核、編譯二部。考校、編譯的工作，第一個條件要對於整個佛學，或某宗某系的經論文字，要有徹底的明了的認識，對於中心的思想都要抓得住，這樣才行。不然，經論上的文字都不懂，理論尤其莫明其妙，還配得上考核、編譯工作嗎？所以預習研究員，……要作一系一系的專門研究，才能精深專一，才能做到登峰造極，升堂入室。……因此我定了六個系，作為你們研究的標的。”這六個系是：五三共法系、大小律藏系、法相唯識系、般若中論系、中國台賢禅淨系、印華日藏密法系。 一九三五年秋，圖書館預科班因經濟困難而停辦。一九三六年九月，以寬道每月資助百元為倡，於圖書館設立高級研究院，約芝峰主持，十月十日開學，學科分六系；俱捨阿含系、法相唯識系、法性般若系、法界顯密系、教乘次第系、宗教歷史系；學額二十名。學員有茗山、福善等。翌年八月，太虛為館員和學員作了“新與圓融”的講演。講演申論他的新佛教是“以佛教為中心，而適應現代思想文化所成的新佛教”，“是中國佛教(華文)，本位的新，是以中國兩千年來傳演流變的佛法為根據，在適應中國目前及將來的雳要上，去吸收采取各時代各方域佛教的特長，以成為復興中國民族中的中國新佛教。……不同於一般人傾倒於西化、麻醉於日本，推翻千百年中國佛教的所謂新。” 一九三七年底，圖書館高級研究班解散，次年初法航入川整理漢藏教理院院務，圖書館由葦航接任管理。三八年至四五年，因抗日戰爭，圖書館停辦，房屋損失大半，這是武昌佛學院第二次的大劫難。四五年九月，抗日戰爭結束；年底，太虛命葦航設法修整恢復世界佛學院圖書館工作。四六年九月十五日，佛學院舉行開學典禮。正值大師欲重振佛學院，實行其新佛教運動的宏偉計劃時，然而事業未竟人先卒。四七年三月十七日，太虛圓寂於上海玉佛寺。四八年十一月二十日上午，太虛部分靈骨入塔奉安於武昌佛學院內。大師雖已去，而其事業的影響猶存。 三、武昌佛學院的歷史影響 武昌佛學院創辦了二十多年，雖然由於政治局勢的不穩定、經濟來源的無保障、以及太虛自稱的“理論有余而實行不足”，“不能堅牢強毅、抱持固執”等多種因素的影響，致使斷斷續續、曲曲折折，未能順利實現預期的目標，但它的創立和持續，在中國近現代佛教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對推進中國佛學的振興和現代化起了重要作用。 首先，武昌佛學院的創辦，為佛教的現代教育開創了新局面。在武昌佛學院創辦之前，佛教界在教育救國、維新辦學的社會風氣影響下，也曾興辦教育。諸如：一九○○年，日人水野梅曉於長沙辦佛教師范學堂；一九○六年，覺先和尚於北京創設僧教育會；一九○七年，楊仁山於金陵刻經處設祗洹精捨；一九一四年，月霞法師於上海哈同花園設華嚴大學，稍後，谛閒法師於寧波創宗觀學捨，等等。但這些佛教學校在辦學目的上，除祗園精捨專從事梵華互譯、華文譯為英文外，其它或皆在保存寺產、或旨在培養一宗一派的講經法師，殊少現代僧教育氣息；而且都昙花一現，未能持久，其影響甚微。武昌佛學院是中國近現代第一所以革新振興中國佛教為標的，培養精通佛學，旁通近現代思想學說的僧才的學校。武昌佛學院的創立，在當時的佛教界獨樹一幟，使人耳目一新，不久即蜚聲海內。在武國佛學院的影響和帶動下，全國各地相繼興辦起佛學院，如廈門之閩南佛學院、四川之漢藏教理院、福州之鼓山佛學院、九華山之江南佛學院、北平之拈花學院、陝西的慈思學院等，達二十多所，遍布大江南北。從而為佛教教育開一新局面，把中國近現代的佛化運動推向前所未有的高潮。 其次，武昌佛學院造就了一大批德學兼優的現代佛教人才。武昌佛學院在二十多年中，招收培養正式學員近兩百人，其中大部分學有成就，在推進中國佛教的革新和振興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上述全國各地佛學院大多由武昌佛學院的學員主持經辦。四十年代的佛教刊物雲：“近年來佛教中堅之僧才，十九造於此。”當時有人把武昌佛學院看成佛教的“黃埔軍校”，新佛教運動的發源地。近現代一些著名的佛教人物，如法尊、法舫、大醒、印順、茗山等，都曾是武昌佛學院的學員。法尊，武昌佛學院第一期畢業生，一九三一年起主持漢藏教理院，一九五○年任中國佛學院副院長，一九八○年出任院長，精通藏文，平生譯著佛學典籍二十多種，數百萬言，為溝通漢藏佛教文化作出了巨大貢獻。法航，武昌佛學院第一期學員，畢業後，先後主持管理世界佛學院、漢藏教理院、奉化雪窦寺、湖南大偽山，多次主編《海潮音》月刊；四三年出訪印度後，時來往於印度國際大學、錫蘭智嚴學院、於西安設巴利三藏院，互換中錫國學僧；四九年以後。弘法於香港、錫蘭、馬來西亞等地。法航善英文、日文、巴利文，精研法相，兼通世學，為太虛法門之一傑。大醒，武昌佛學院第二期學員，積極推行太虛的新佛教運動，宣揚人間佛教；先後主編《海潮音》、《現代佛教》、《覺津月刊》；擔任廈門南普陀院臨院、閩南佛學院主持、淮陰覺津寺主持；著有《地藏本願經講要》、《八指頭陀詩評傳》、《日本佛教考察記》、《口業集》、《空過日記》等。印順，一九四五年修習於武昌佛學院圖書館，四七年主編《太虛全書》，四九年後弘法於香港、台灣；勤奮著述，現已出版《妙雲集》、《中觀今論》、《中國禅宗史》等，計二十余冊，數百萬言，在海內佛教界享有盛譽。五十年代以後台港佛教的興盛，與法航、大醒、印順等著名佛教學者的活動有著直接和間接的關系。除此之外，受武昌佛學院直接影響而創辦的其它佛學院所培育的僧才，以及在武昌佛學院旁聽和受武昌佛學院師生的佛化活動的影響而發心從事佛學研究的人員，遍布各地，為弘揚中華佛教貢獻著自己的智慧。 第三，武昌佛學院開創了近現代佛學教學與研究的新風氣。武昌佛學院在教學和研究中，一方面貫徹佛教一源多流、八宗平等、應化多方的精神，學員“自由研究各宗各派的佛學，大小顯密、性相空有、台賢淨律、無不啟發，互相融貫，平等發揚”，打破了舊佛教拘持己宗而排斥他宗的成見惡習；另一方面，開設佛學以外的其它課程，盡量吸取古今中外的各種思想學說，使學員既精於佛學，又具備現代的文化學識，養成活潑健全的佛學人才，同時也使得古老的中華佛學注入新的血液，煥發新的活力。更可貴的是，武昌佛學院既立足於中華佛學，又面向世界佛學，力圖搜集整理東西各國佛教法物典籍，對世界各地佛學進行分門別類的系統研究；先後四次派遣佛學院教學人員和高才僧大勇、法尊、嚴定、觀空、恆演、法航、葦航、白慧等，分別往錫蘭、暹羅、印度、南洋各國及我國西藏地區留學訪問，學習藏文、巴利文、梵文佛教，以期達成研究世界佛學，弘揚佛學於世界的人才。武昌佛學院所開創的教學和研究新風，為後起的佛學院，乃至當代的佛學院所繼承和發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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