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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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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文章
呂有祥教授：佛教使命與人間佛教的傑出踐行者——真禅大師圓寂十周年紀念
佛教使命與人間佛教的傑出踐行者——真禅大師圓寂十周年紀念 武漢大學哲學學院 呂有祥 原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上海市佛教協會會長、玉佛禅寺第十任住持、上海佛學院院長真禅大師離世十周年了，上海市佛教協會與玉佛禅寺舉行“真禅法師與當代佛教紀念研討會”，隆重紀念這位當代高僧一生愛國愛教、弘法利生的豐功偉績和崇高精神。我雖然未曾親近過真禅法師，但恭讀“真禅法師與當代佛教紀念研討會”會務組傳來的真禅大師生平及生前所寫的部分文章，使我深深感受到真禅大師強烈的佛教使命感和對人間佛教弘揚與踐行的崇高精神。 《法華經·方便品》說：“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所謂“一大事因緣”，即佛教創立的因緣。佛教創立人釋迦牟尼之所以毅然捨棄王子地位和華貴安樂的宮廷生活，出家苦苦尋道，其原因是有感於眾生的種種苦難，其目的是要眾生“開佛知見”，拔除苦難。換言之，是釋迦牟尼救度苦難眾生的使命感，才使他創立了佛教，為眾生指出解脫苦難的道路和方法，釋迦牟尼創立佛教完全是為了眾生得解脫，此外沒有其他的目的。 大乘佛教更是明確地把個人的修道和眾生的解脫緊密結合在一起，以“救度眾生、利樂有情’’為修行佛道的使命。如《地藏菩薩本願經》雲：“我今盡未來際不可計劫，為是罪苦六道眾生廣設方便，盡令解脫，而我自身方成佛道。”地藏菩薩的這種大悲宏願典型表達了以“救度眾生、利樂有情”為使命的大乘佛教的根本精神。 佛教傳人中國發展到近代，在國家內憂外患、救亡圖強的歷史背景下，中國佛教的使命被賦予了時代的內涵，那就是太虛大師為首大力倡導的愛國愛教、建設人間淨土的人間佛教。近代以來，雖然中國社會發生了歷史的變遷，但人間佛教一直成為佛教界內外高僧大德們闡揚和踐行的主題。 真禅大師是人間佛教的積極弘揚者和踐行者，他把愛國愛教、建設人間淨土的人間佛教作為自己畢生的神聖使命。他在多篇文章和講話中表達這一思想。例如他說： 佛經上還說，莊嚴國土，利樂有情。這是說，作為一個佛教徒，要把建設好自己的祖國和給人民大眾利益和快樂，作為自己應盡的職責。……作為一個佛教徒，應該把利益眾生看作是自己的終身事業。 長期以來，廣大佛教徒和勤勞勇敢的中國勞動人民一樣，都把建設好自己的祖國，利益廣大人民群眾，看作是自己的天職。莊嚴國土、利樂有情的佛教傳統思想，是每個佛教徒必須奉行的基本信條，也是每個佛教徒修行的基本出發點和追求的最終目標。所有這一切，都是人間淨土和人間佛教思想的基本內容。 一個“自己應盡的職責”、一個“自己的天職”、一個“基本信條”，這擲地有聲的話語表達了真禅大師對佛教根本精神和時代要求的深刻理解，表達了真禅大師強烈的佛教使命感和擔當意識。 如何踐行佛教使命、愛國愛教、建設人間淨土?真禅大師從多方面進行理論闡述並身體力行。 首先，真禅大師指出，作為一個新中國的佛教徒，必須堅持愛國與愛教的統一。他在《培養青年僧人是中國佛教界的當務之急》中說：“作為一個新中國的佛教徒，首先必須熱愛我們社會主義祖國，要為我國社會主義兩個文明建設作出自己應有的貢獻，佛學院校的學僧同樣如此。其次，必須熱愛我們所信仰的佛教，愛佛教教義中建設人間淨土、‘莊嚴國土，利樂有情’的種種理想等等。愛教必須愛國，愛國才能愛教，兩者不可偏廢。”在《談談佛教與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問題)中又說道：“我們佛教徒有一個共同的信念，就是愛教必先愛國，愛國才能愛教。愛國愛教不可分割，猶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缺一不可。” 兩個“必須’’和“愛國愛教不可分割”，“不可偏廢”，深刻表達了愛教與愛國的辯證統一關系。在真禅大師看來，愛國與愛教的統一是對中國佛教僧人的最基本要求，更是衡量佛學院校的培養合格僧才的起碼標准。在愛國與愛教的統一關系中，真禅大師把愛國放在首要的位置上，“把建設好自己的國家作為自己的神聖職責”。這是因為佛教徒首先是一個公民，作為公民，熱愛和建設自己的國家是每個公民應盡的責任和義務；還因為國家和民眾是佛教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基礎，故佛教中有“報國土恩”、“報眾生恩”之教；再者，莊嚴國土，利樂有情，本來就是佛教根本精神。因此“愛教必須愛國，愛國才能愛教”，愛國是愛教題中應有之義，愛國是佛教徒分內之事，愛國是愛教的前提，不愛國也就談不上愛教。 佛教僧人如何“愛國”?真禅大師說，佛教徒要在愛國的思想基礎上“積極從事適合寺廟情況與宗教習慣的農業、林業、副業、手工業的生產勞動和文教、衛生以及其他適當的社會服務工作，為社會創造財富。這種把我國建設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偉大事業，在佛教徒的心目中，也就是建設人間淨土’，，也就是說佛教徒應積極參與促進國家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建設的各項活動，在加速我國現代化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中貢獻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但是，作為佛教徒又不同於一般的民眾，因此僅僅愛國還不夠，還“必須熱愛我們所信仰的佛教”，不愛教也就不是合格的佛教徒。愛教就是愛佛法僧三寶。如何“愛教’’?真禅大師特別指出，作為一個合格的僧青年，必須做到“三懂”：一是懂得佛教教理和教史。在教理方面，要深入鑽研以《華嚴經》、《楞伽經》、《解深密經》為中心的華嚴宗和唯識宗的思想體系；還要花大力氣研究禅宗的經典及思想。而且不論研究哪一派系的經典理論，都要以人間佛教為著眼點。在教史方面，要懂漢語系、藏語系、巴利語系三部佛教史，要懂印度、日本、朝鮮和中國佛教史。只有懂得佛教史，才能使知識系統化，避免保守、僵化的錯誤。二是懂得佛教法務活動。佛教法務活動，包括各種法會、唱誦儀軌等，每個青年法師都要學會。三是懂得寺廟管理。寺廟管理在佛教傳統中有客堂、庫房、禅堂、衣缽寮等四大堂口；現代寺廟管理則有法務、財務、物資、人事、接待、治安、生產、服務等各方面。每個青年法師都要對這些方面進行學習和探索。真禅大師認為“三懂”中最重要的是懂得佛教教理和教史。 真禅大師不僅為青年僧人指出了“愛教”的內容，而且自己身體力行，堪為青年僧人的楷模。他熟知印度大小乘佛教的義理，對中國佛教華嚴宗學研究甚詳，對禅宗、淨土也頗有研究和見解，撰寫了《玉佛丈室集》10集和《佛法·社會·人生》的專著，約數百萬言，主編了《上海玉佛寺建寺110周年紀念特輯》、《河南開封大相國寺佛像開光、迎奉藏經、方丈升座紀念特輯》和《持松法師論著選集》與《紀念文集》、《玉佛禅寺》畫冊三種等，發行數十萬冊，為當代佛教文化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其次，真禅大師指出，建設人間淨土，要把淨化自己和利益群生相結合。他說：“人間佛教思想的內容也是非常豐富的，但概括起來，不外乎‘自利’和‘利他’，也就是淨化自己和利益人群。”“佛法的根本在於淨化自心，完成人格，利益大眾。”真禅大師認為，淨化自己就是完善自己的道德和人格，破除“我”、“物”二執，“諸惡莫作，諸善奉行”，將凡俗之心提升到佛菩薩之心。怎樣才能做到淨化自己呢?真禅大師贊成趙樸初老居士的說法，那就是必須“奉行五戒、十善”，即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十善，即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兩舌、不惡口、不绮語、不貪欲、不嗔恚、不邪見。同時必須嚴格遵守祖師們所制訂的一切戒規和所樹立的一切道風，還應該堅持早晚課誦、過堂用齋、修禅學禅、講經說法、半月誦戒、夏季安居、冬季打七以及在佛教傳統節日舉行法會等。只有這樣，才能淨化自己，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佛教徒。 真禅大師認為，作為佛教徒不僅必須淨化自己，具有高尚品德，以自己高尚的品德示范社會，促進社會道德的進步與完美；同時要以“四攝”、“六度”、“四無量心’’利濟人群。他對“四攝”、“六度”、“四無量心”，作了簡明通俗的闡釋： 所謂四攝，即布施攝(若眾生樂財則施財，樂佛法則施佛法)、愛語攝(隨眾生的根性善言慰喻)、利行攝(做利益眾生的種種事)、同事攝(親近眾生，同其苦樂，隨機教化)。這是為了攝受眾生，使之生起親愛之心而皈依佛教應做的四件事。 所謂六度，即布施度(對治悭貪，消除貧窮)、持戒度(對治惡業，使身心清涼)、忍辱度(對治嗔恚、使心安住)、精進度(對治懈怠，生長善法)、禅定度(對治亂意，使心安定)、智慧度(對治愚癡，開真實之智慧，即可把握生命之真谛)。這是大乘佛教六種成就佛道即從生死之此岸到達涅伎之彼岸的方法或途徑。 所謂“四無量心”，就是“慈無量心”，即考慮如何為眾生做好事，給眾生以歡樂。“悲無量心”，即考慮如何拔除一切眾生的苦難。“喜無量心”，即見到眾生離苦得樂，感到喜樂。“捨無量心”，即對眾生無憎無愛，一視同仁，平等對待。 真禅大師契時契機，與時俱進，對“四攝、六度”的含義作了創造性的擴展，認為“四攝、六度’’從廣義上講，包括了利益人群的一切善事、好事，諸如植樹造林、造橋修路、保護文物等公益事業和扶助傷殘、救病濟貧、救濟災荒、敬老慈幼、施捨醫藥等慈善事業，只有這樣，才是實踐佛陀遺教，真正的利益人群，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佛教徒。真禅大師不僅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在真禅大師的倡導和帶領下，上海佛教界、玉佛寺及他本人經常向社會福利機構，慈善事業，文化教育事業和災區人民捐獻大量錢物，在救病濟貧、救濟災荒、敬老慈幼等慈善公益事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得到社會各界的贊譽和稱頌。 真禅大師深刻地闡述了淨化自己和利益群生即“自利”和“利他”的關系。大乘佛教以“上求佛道，下化眾生”、“自覺覺他、自度度他、自利利他”為菩薩道。按照佛教經典中的解釋，“自利”包含遠離眾惡，獲得智慧、安樂與福報。真禅大師則強調，“自利”主要是“道德的提高和完善”，“獲得一種至高無上的智慧，成就佛道”，而不是別的什麼利益。而在“自利”和“利他”的關系中，“利他”是首要的和根本的，他說：“‘自利利他’，首先要‘利他’，即要把個人的力量，毫無保留地獻給大眾的利益。社會上每個人都能夠‘利他’，即都能為他人利益而獻出自己一切的時候，也就達到了每個人的‘自利’目的”。“慈悲心是大乘行的出發點，離開慈悲心，就沒有菩薩，就沒有諸佛，就沒有佛法。……而慈悲心的主要內容就是利益眾生”。所以“我們行菩薩道的人，要以眾生的需要放在第一位。因為菩薩除了以極大的同情心利益眾生之外，沒有任何個人的利益和打算”。而“利益眾生”本身就包含了“自利”和“利他”兩面，“資生福利事業不僅直接利樂眾生，而且有助個人道德的提高和完善，所以是內益於己，外益於人，生益於時，死益於後的偉大事業，體現了佛法的根本精神”。真禅大師對“自利”和“利他”的內涵及二者關系的闡述，表達了比以往解釋更高尚的價值取向，反映出真禅大師崇高的道德境界。 真禅大師一生，以其強烈的佛教使命感、熾熱的愛國心、高尚的道德境界、慈悲利生的菩薩行，致力於人間佛教弘揚和踐行，致力於人心淨化和國土莊嚴，致力於社會的和諧和進步，為佛教和社會作出了諸多貢獻，贏得了教界內外的普遍敬仰。真禅大師的豐功偉績和崇高精神值得我們永遠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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