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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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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文章
李向平教授：真禅法師與上海佛教
真禅法師與上海佛教 上海大學宗教與和平研究中心 李向平 釋真禅(1916—1995)是我國現代屈指可數的大德高僧之一，嗣法於“華嚴座主”應慈老法師，並一生致力於傳弘禅宗心法與華嚴教理。真禅法師早年童真人道，求法於江浙一帶的著名大叢林與各所佛學院；中年在國家極“左’’思潮逐漸泛濫成災的大環境下，始終維護一方道場；晚年則弘法於全國各處佛教聖地，在改革開放的年代裡，積極推動我國漢傳佛教與藏傳、南傳佛教的聯誼與溝通。20世紀80年代以來，他的弘法足跡遍及日本、東南亞、西歐、北美與澳大利亞等國家和地區，將“佛教”這一人類文化的精華推廣於世界各個民族。 本文主要論述通過改革開放以來，身為玉佛寺方丈、上海市佛教協會會長的真禅法師，在上海地區所從事的弘法利生活動，關心佛教教育、注重慈善事業、弘揚文化傳統，為上海佛教事業之發展、逐步構建了上海地區“都市佛教”之發展形態所作出的巨大貢獻。 一、弘揚近代佛教傳統，重建人間佛教風骨 20世紀以來，上海佛教可謂是中國佛教發展的中心。民國年間，是佛教由傳統而近代的轉型時期，同時也是得風氣之先的上海佛教繁榮時期。上海佛教一改其在傳統佛教史上無地位作用的舊姿態，順應時代之發展，一躍而為近代中國佛教改革、振興的弄潮兒。就其要者而言，這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其一，全國性的佛教領導機構，如中華佛教總會與中國佛教會均成立於上海。它們分別成立於1912年與1929年，以“聯合全國佛教徒，實現大乘救世精神”，“促進人群道德，完全國民幸福”為宗旨，並以倡明佛學、普及教育、組織報館、整頓教規、提倡公益和振興實業為任務，為近代中國佛教事業的發展核心。 其二，在發展近代中國佛教文化事業方面，成就巨大。一大批具有真才實學的僧人和佛教居士，匯集上海，創設各種文化團體，建立近代佛學院，開辦富有時代氣息的文化刊物，並聚眾講學，研求義理，注釋經典，刻印藏經，撰寫並出版各類佛教史著及佛學論著。近代中國許多著名的佛教人物、規模最大的佛典出版機構、意義重大的佛事活動以及中外佛學交流、漢藏佛教之溝通中心，都在上海。 其三，本著利樂有情、普度眾生及積極救世的佛教思想，在舉辦公益慈善事業方面，於全國佛教界有重大的推動作用，如上海佛教慈幼院、上海佛化醫院、慈聯救濟戰區難民委員會、佛教醫院、佛光療養院、佛教平民診所等組織，或辦理施粥票、赈濟災區難民，或救濟本市災民、收容外地來滬難民，施送棉衣及施診給藥等等，使近代佛教產生了不可忽視的社會影響。 近代上海佛教的突出發展，不僅在當時推動了中國佛教的復興，即便是對解放以後中國佛教事業的發展，也影響深遠。當代上海佛教的發展，亦即是繼承了這一余緒，又順應時代社會新要求而重新進步的。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使上海佛教走上了一條新的發展道路。解放初期，在國民經濟亟待恢復、國家經濟建設急需資金的情況下，上海市人民政府為實現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便已調撥資金，對上海市的古寺名剎予以修復，如玉佛寺、龍華寺、靜安寺等海上名剎均得到了程度不同的修葺，古寺重光，一層新顏。同時，在國家政府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感召和鼓舞下，上海佛教界的講經弘法各項宗教活動，也得以恢復而正常開展。1952年12月，上海佛教缁素為祝願世界和平，為世界祈求福佑，在玉佛寺內啟建講經水陸道場，發起上海佛教史上規模空前的和平法會。法會延請了近代中國佛教禅宗尊宿虛雲老和尚主法，並請圓瑛、應慈、持松、葦航等十大法師莅會，輪流講經說法，為期49天。 緊接著，虛雲老和尚率僧眾在玉佛寺打禅七；十世班禅額爾德尼·確吉堅贊也在玉佛寺為上海佛教四眾弟子摩頂加持；上海佛教協會舉行了隨喜參加南傳佛教國家紀念釋尊涅檠，2500周年的慶典；上海市人民代表、上海佛教協會名譽會長、華嚴座主應慈老法師，也在玉佛寺開講《華嚴經》。 1963年1月8日，周恩來總理陪同錫蘭總理西麗瑪奧·班達拉奈克夫人光臨上海玉佛寺，延請玉佛寺64位法師為她已故丈夫、前錫蘭總理班達拉奈克誕辰64周年舉行紀念法事。 1976年10月，在歷經了十年浩劫以後，上海佛教界也和全國佛教界一樣，獲得了新生。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隨著宗教政策的逐步落實，上海佛教的發展又出現了新的轉機。首先是一批重要寺廟歸還僧人，由僧人負責管理，一些“文化大革命”中被迫離教，還俗的僧人陸續返回寺廟。其次是逐步健全了寺廟管理制度，如寺廟中各部門、堂口的執事制度的漸次完善，傳統的四大堂口(客堂、禅堂、庫房、衣缽寮)的恢復以及十方叢林規約的健全和實施。在此基礎上，僧眾的宗教活動也日漸規范化，如每月規定朔望兩日，雲集禅堂坐香、齋堂誦戒。每逢臘月，杜門謝客，齊集禅堂打禅七。再次是佛教文化事業的展開，如開辦佛學院，培養年青僧材。創設佛教刊物，弘傳佛教思想，舉行說法講經活動，提高缁素信眾的文化素養。再次是隨著改革開放，以佛教界為主體的國際友好交流活動日益增多。 自從近代上海佛教界明確提出“人間佛教”的主張，要求佛教徒不要一味沉溺於來生幸福的追求，專門去祈求對於西方極樂世界的往生，而是要以佛教的倫理來改良社會，服務人類，淨化人間，因了世人的需要，建成一條人人可行、改善向上的進步道路。在這之後，中國佛教一直朝著建立“人間佛教”的方向努力，自覺地以實現人間淨土為己任，為社會主義建設貢獻力量。近十余年來，當代上海佛教正是在此“人間佛教”的思想指導下，愛國愛教，積極從事弘法利生的社會公益活動和文化事業活動。 1979年，在黨的宗教政策落實以後，真禅法師在僧俗各界的一致推舉之下，就任玉佛寺住持，成為了這所聞名中外的滬上名剎自建寺以來的第十任方丈。從開始住持玉佛寺的那天起，真禅法師就開始考慮如何籌集基金，積極准備進行全面的寺院修繕工作。他先是將“文化大革命”期間轉移到上棉一廠倉庫的法器、文物、佛經陸續取回，同時修理殿宇的門窗，整修佛像。這一年，在真禅法師的主持下，玉佛寺開始恢復。同時，通過各種方式，真禅法師調查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迫離散的僧眾，請他們回到玉佛寺來。到1981年為止，陸續返回玉佛寺的僧人，總數已達120余人。為了更好地管理寺廟，在真禅法師的倡導下，玉佛寺漸次恢復了叢林制度，各部門、各堂口的執事制度，也逐步健全和完善起來了。 玉佛寺的管理制度，實際上是采取了傳統的叢林制度和現代化民主管理制度相結合的辦法。這一傳統與現代的有機結合，隨著其在實踐過程中的不斷完善，正越來越顯示出其生命力。真禅法師在談到玉佛寺的管理制度時曾經說到：“寺廟的管理，有一套傳統的叢林制度，我們必須繼承和發揚。但是，時代在進步，現代化的民主管理制度，有許多優點，我們必須吸收。所以，我們玉佛寺的管理制度，采取了傳統叢林制和現代化民主管理制相結合的辦法。” 1985年，真禅法師在玉佛寺進行了開壇傳戒活動。這也是玉佛寺建寺以來的第一次戒期，共有得戒弟子600余人，分別來自於全國24個省市。在此期間，真禅法師還舉行了玉佛寺全堂佛像的開光儀式，前來瞻禮的佛教信徒和善男信女絡繹不絕。 這一年的10月，真禅法師又被推舉為千年古剎靜安寺的住持。靜安寺舉行了真禅法師升座典禮，寺宇整修一新，佛像也重新莊嚴。參加升座典禮的諸山長老和佛門道友、來賓等一共數百人。從此以後，靜安寺在真禅法師的領導下，也加快了修復工作的步伐。真禅法師對寺院的各執事說：“一座佛教寺廟，有它自己的活動方式。它除了作為出家人自身修持的場所，開展正常的宗教活動外，還擔負著接待海內外信徒、香客和游客前來進香、瞻禮和旅游的任務。特別是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接待國際友人、僑胞和港澳台同胞的任務十分繁重。因此，今天的寺廟，實際上是我國對外開放的一個窗口，它在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過程中，同樣擔負著一種艱巨而又光榮的任務。要把這個任務完成得更好、更出色，必須要有一個健全的、適合於開展正常宗教活動的寺廟管理制度。”正是如此，真禅法師在玉佛寺和靜安寺積極地推行這套以傳統叢林制與現代民主管理制相結合的制度。現在，這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在兩座寺院的實行過程中正在不斷的完善、改進之中。 真禅法師還在玉佛寺親自率領僧眾進行自身的修持，創立了良好的道風。真禅法師以身作則，堅持進行自身的修持。他常常講，作為一個出家人，只有奉行“五戒”、“十善”以淨化自己，才能廣修“四攝”、“六度”以利益眾生。因此，除了寺院內部的一些重大佛事活動均由他親自主持之外，平時他還盡量擠出時間，和僧眾一起上殿做早晚功課，起到了帶頭示范的良好作用。 上海玉佛寺的僧眾，正是從這一意義上來理解佛教禅學的實踐活動，所以特別地注意寺院道風的整肅。因此，玉佛寺全體僧眾，每天上殿做早晚功課二次，堅持過堂用齋。每逢農歷初一、十五，全寺僧眾集中到禅堂坐香，齋堂誦戒。臘月初一至初八，全寺僧眾到禅堂舉行禅七，為期七天，四月初一至初八，舉行華嚴佛七法會，為期七天，由真禅法師分別選講《華嚴經》中的《普賢行原品》、《十地晶》、《三昧品》等。清明和冬至節，分別舉行佛七法會，為期七天。每逢佛、菩薩誕辰，則舉行祝誕普佛法會。幾十年以來，這些佛教修學活動在上海玉佛寺，已經制度化、規范化、經常化，成為上海佛教發展的制度基礎。 真禅法師在擔任上海市佛教協會會長期間，還召開了上海市佛教協會正副會長會議，提出推行“文明敬香”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統一了大家的思想。然後又連續召開了佛教協會常務理事會和理事擴大會議，擬訂、討論並通過了“上海市佛教協會希望佛教信徒要文明敬香的呼吁書”。 這個“呼吁書”，是上海佛教界的一大創舉。歷來的佛教寺廟，總是希望香火越旺越好，而上海市佛教協會在真禅會長的倡導下，竟然倡導“文明敬香”，呼吁香客只燃點一炷或三炷香，這在佛教史上是空前的。它不僅震撼了全上海，而且影響遍及於全國乃至海外佛教界。 真禅法師提倡的“文明敬香”活動，，在上海佛教界宗教實踐層面效果顯著，玉佛寺內大把大把燒香的情況基本改觀，燃點蠟燭的現象也逐漸減少了，寺廟逐漸出現了一片清淨的景象。中國佛教協會為此特地來信予以表揚。這一措施，也受到了社會的廣泛好評，中外報刊為此紛紛發表評論文章，贊揚上海佛教協會做了一件既有益於社會、又有益於佛教界的大好事。現在，上海玉佛寺規定，每一個進廟的信徒可獲玉佛寺贈送的三炷香，作為禮佛之用，這更是受到了信徒們的廣泛歡迎。 二、光大佛教文化，構建文字弘法模式 上海佛教在大力發展佛教文化事業方面，曾給當代中國佛教以極大影響。目前在全國各地的古剎名寺及佛教團體，相繼成立有各種類型的佛學院、佛伽培訓班，佛教圖書館或閱覽室等等，都或多或少受到了近代上海佛教的影響。所以，當代上海佛教文化事業的發展，也有其深厚的基礎。 為了弘揚上海佛教傳統，真禅法師十分關心佛教的文化教育事業，把它們作為上海佛教發展的基礎。首先，他深切地感到積極培養佛教事業的接班人，是當前中國佛教界的頭等大事。因此，當他就任玉佛寺方丈之後，就在寺內自己組織了一個學戒堂，並向社會招收有志於佛教事業的青年，為他們剃度，並給他們傳授佛學的基本知識及教授《禅門日誦》等寺院基本功課。 1983年，上海市佛教協會正式開辦了上海佛學院，真禅法師出任院長。在真禅法師的領導下，佛教界確定的辦學宗旨是培養一批熱愛祖國，擁護社會主義制度，具有相當佛教學識，並能密切聯系信教群眾的青年僧才，以期紹隆佛種，荷擔如來家業。 上海佛學院設有院務委員會，由教授、學者和從事教學工作多年的佛教界知名人士組成。除由真禅法師任院長以外，還成立了教務處和總務處，由玉佛寺監院分任教務和總務職責。學僧學習時間分為預科兩年，正科兩年，招收初、高中畢業生或同等學力者。學僧畢業，發給中等專業畢業證書，然後大部分被分配到玉佛、靜安、龍華三大寺院擔任執事，並錄取少量具備深造條件的學僧進人佛學院附設的研究班繼續深造，再經過兩年以後，畢業分配到三大寺院擔任領導職務或留在佛學院擔任教學、研究工作。 在上海佛學院首屆開學典禮這一天，真禅法師對學僧們作了以“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為題的重要演講。他說：“在上海佛學院正式開學的時候，我要向同學們提出幾點希望：第一、要熱愛祖國，擁護黨和社會主義，要為四化建設，統一祖國，振興中華做出貢獻，這是每一個公民的基本職責，也是佛教教義的基本精神，我們佛教徒在信仰上和生活習慣上與一般社會群眾有所不同，但在愛國守法，擁護黨和社會主義等方面是完全一樣的，是沒有什麼不同的。須知熱愛祖國是我們佛教界的優良傳統……” 上海佛學院在真禅法師等老一代高僧大德的領導之下，佛教教育成果豐碩，年輕僧伽人才輩出。這些經過正規僧伽教育造就出的僧尼，分別擔任著寺廟的各類執事和佛學院教師等重要職務，成為上海佛教事業發展的新生力量。 19叨年起，真禅法師領導下的上海市佛教協會為了更進一步造就高等佛學人才，還委托了上海復旦大學開辦一個佛學研究班，從上海佛學院學僧中選送了14名優秀學僧到這個佛學研究班去進一步深造，經過兩年的學習，這些學僧已於1992年12月結業，分配到各個寺廟和佛教團體從事各項領導工作，並已逐漸成長為我國漢傳佛教界的棟梁之材。 在真禅法師的領導下，上海佛學院認真貫徹實行了其提出的“兩愛”(愛國、愛教)、“三懂”(懂佛教教理和教史、懂法務活動、懂寺廟管理)的修學並重方針，積極培養佛教事業的新一代合格接班人。真禅法師對學僧的培養是一貫從嚴要求的，他認為一名合格的青年僧人必須堅持“愛國、愛教”的原則，“愛國歷來是佛教的優良傳統，歷史上的法顯、玄奘、義淨諸大師為了求法，歷經艱難，出生人死，抵達天竺。當他們經過刻苦用功，獲得殊榮的時候，並未樂不思蜀，而是一心想著回來弘法。近代佛教史上的愛國高僧圓瑛、太虛等高僧，在國難當頭，奮不顧身領導佛教四眾弟子參加抗日救亡運動等等。而今愛國的具體內容就是宗教應與社會主義社會相協調，為社會主義兩個文明建設作出應有的努力”。 1993年起，上海佛教界在真禅法師的主持下，曾連續召開了“圓瑛法師佛學思想研討會”、“持松法師佛學思想研討會”和“應慈法師佛學思想研討會”。這種規模較大的佛學思想研討會，在當代上海佛教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它標志著當代上海的佛學研究承繼了近代上海佛學的傳統，對於上海佛教的進一步發展，意義十分重大。 此外，真禅法師為了提高廣大信徒的佛學修養，筆耕不辍，先後出版了《玉佛丈室集》10冊(第10冊為其遺稿)。其中的文章有講經記錄，也有各地的弘法游記；有歷代高僧的傳記，也有一些詩賦吟聯。這些文章深入淺出，娓娓道來，廣大信眾在來到寺院敬香之後，隨緣取閱這些書刊，(包括將其中的單篇文章另行編印的《玉佛寺小叢書》20多種及他的詩集《真禅禅藻集》)對於佛教產生了進一步的了解，從而提高了廣大佛教徒的文化修養。這種文字弘法方式在當時是領先全國的，富有上海佛教的特色。真禅法師圓寂以後，其法嗣覺醒大和尚更是繼承了這一優良傳統，采取了出版專著、編輯雜志、編譯書刊、建立佛教圖書館等多種形式的文字弘法模式，構成了上海“都市佛教”的重要特色。 三、實踐佛陀遺教，廣作弘法利生之業 真禅法師一生都十分關心社會慈善事業，從20世紀80年代起，先後多次向上海及全國各地的主要社會慈善團體捐贈了大量款項。對上海市兒童福利院、上海市傷殘兒童康復中心等兒童福利機構，真禅法師表現了特別的關心。從1988年起，該處即專門設立了“真禅法師殘疾兒童福利基金”。 在真禅法師的率領下，上海佛教界的僧眾及其居士，本著人間佛教、弘法利生的弘誓大願，在關心、贊助社會福利事業及公益事業方面，做出了極大的貢獻。從1985年起到1990年止，上海佛教協會曾先後向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上海市殘疾人福利基金會、上海市兒童福利院、上海市傷殘兒童康復中心、上海兒童世界基金會、中國福利會托兒所等社會團體與組織，共捐獻了人民幣60余萬元。 在上海市兒童福利院的一次捐贈儀式上，真禅法師熱情地對小朋友們說：“我理應時常來看你們，只是因為事務太多，未能更多關心大家，還請小朋友們原諒。盡管如此，這半年來，我還是一直掛念著大家的學習和健康。因為，你們是祖國的花朵和未來。和所有的健康兒童一樣，你們都受到黨和政府的熱情關懷，同時也肩負著建設社會主義祖國的重任。為此，我希望小朋友們要自尊自愛，刻苦學習，鍛煉身體，頑強生活。我相信，在各級政府領導的關懷和支持下，在全體教育員工的辛勤努力下，你們一定能夠在這幸福的大家庭中，早日康復，茁壯成長。” 同時，真禅法師又積極勉勵福利院的工做人員，“我還特別要向在上海兒童福利院工作的全體教育職員表示真誠的謝意。因為你們是特殊的園丁，你們的工作不僅體現了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精神，同時也為我國的精神文明建設作出了很大貢獻”。 1993年6月，真禅法師又在該處成立了一所“真禅學校”，以使那些不能及時得到普通小學教育的孤兒和殘疾兒童，也能和普通兒童一樣，獲得受教育的權利。此外，他還帶領國內外的大批信徒到上海市兒童福利院去看望這些孩子們，向他們奉獻愛心，捐贈款物。直到1996年，“真禅法師殘疾兒童福利基金”的總額已經高達100余萬元人民幣。法師圓寂以後，這筆基金則仍在不斷的增加之中。 真禅法師不僅十分關心殘疾兒童，而且也十分關懷社會赈災事業。特別是1991年夏季，安徽、江蘇等地區發生百年未遇的大水災時，上海佛教信徒共向災區人民捐贈了人民幣100萬元以上。其中，明暢法師與真禅法師各自捐款1萬元，遠在美國弘法的上海市佛教協會副會長根造法師也匯捐美金1萬元。這些善舉，表達了上海佛教徒支援抗災，愛國愛教，報眾生恩，報國土恩的慈悲心願，也使中國大乘佛教恆順眾生、普利人群的優秀傳統，落實在當前社會文明的建設過程中，並獲得了社會大眾的一致贊揚。 在此期間，真禅法師帶頭並積極動員上海市佛教四眾弟子和玉佛寺全體僧職人員，踴躍捐款赈災。真禅法師滿懷深情地對廣大信教群眾說：“國家有難，人民有責，匹夫有責。我們佛教徒應急國家之所急，想災民之所想。因此，繼我們玉佛寺向災區人民捐款70余萬元人民幣之後，我在這裡再一次代表玉佛寺廣大僧眾和信徒向災區人民捐贈棉被1000條，以盡我們一點微薄之力。當然，我也知道，這一點微薄的捐款，遠遠不能滿足廣大災民的需要。我們的目的，是想借此能引起全社會都來關心災區的人民。因為我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玉佛寺的力量也是有限的，但和你們大家的力量結合在一起，和全社會的力量結合在一起，乃將是一種巨大的力量，無窮無盡的力量。” 由於真禅法師在向災區人民的捐贈活動中表現得異常出色，時任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居士以中國佛教協會的名義寫信給真禅法師，對他領導的上海佛教界的捐款赈災熱情，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評價，“法師身體力行，率上海市佛教界為全國范圍內的特大洪澇災害盡心盡力，捐款總數居全國各省市佛教協會之冠，以實際行動向社會各界表明，佛教徒對兩個文明建設是有不可磨滅的功績的。這不但使災區群眾得解燃眉之急，更體現出佛教救世濟民利樂有情之旨，座下功德無量，無任歡喜贊歎”! 此外，社會各界也對真禅法師的慈悲胸懷表現出高度的敬意，報紙雜志紛紛對之加以報道，上海地區家喻戶曉的《新民晚報》就以《千條棉被寄深情》為題，專門報道了真禅法師領導的上海市佛教界“在寒冬來臨之際，再次給災區人民送去一片深情和溫暖”的感人事跡。 近20年以來，真禅法師先後多次代表玉佛寺和靜安寺或以個人的名義向上海以及全國各地的社會慈善機構和災區人民共捐贈了人民幣700余萬元。1995年，他又將80壽辰所得的全部香儀總計200萬元人民幣，捐贈給了社會福利事業，其中包括上海市慈善基金會、上海市兒童福利院、“真禅學校”和江蘇省東台市安豐鎮中心小學等社會各類慈善事業與“希望工程”建設。 真禅法師一生關心和資助社會慈善福利事業，得到了社會各界的尊敬和愛戴，國家政府有關部門更是給予他以極大的榮譽，紛紛贈以錦旗、獎狀和捐贈證書。上海市民政局除了贈以“扶貧濟困、救苦救難”的獎狀以外，還特地聘請他為上海市兒童福利院名譽院長。此外，他還被上海市慈善基金會推舉為副會長，被上海市普陀區人民政府評為熱情支持普教事業發展的社會活動家。 面對這些榮譽，真禅法師表現出他慣有的謙卑，“所有這些，我都把它看作是對我們整個上海佛教界的肯定與贊揚，同時也把它看作是對我們佛教界的鼓勵與鞭策。因為我們深深地懂得，這幾年來我們佛教界雖然在慈善事業和社會福利事業方面作了一些努力，也有了一些成績，但與新時代對我們的要求相比較，還有一定的差距。為此，我們佛教界今後仍然必須繼續努力關心慈善事業和社會福利事業，在佛教與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道路上更加向前邁進一步”。 四、一代宗師，續佛慧命 真禅法師繼承其師應慈法師的傳統，平生潛心佛典，對華嚴宗思想以及《華嚴經》義理有深刻而獨到的研究。他撰著的《(華嚴經)與華嚴宗》等著述，可謂其佛學思想的代表作。 《{華嚴經)與華嚴宗》一文，分別論述了《華嚴經》的思想與華嚴宗的思想。認為《華嚴經》的中心內容是“發揮輾轉一心、深入法界、無盡緣起的理論與普賢行願的實踐相一致的大成瑜伽思想”。其中心思想“是從‘法性本淨’的觀點出發，進一步闡明法界諸法等同一味，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無盡緣起等理論”。而華嚴宗的基本思想有法界緣起論、“六相”說和“十玄門”，認為它“闡述了事物之間的相互關系，極大地豐富了我國的古代哲學思想”。 他著作的《華嚴宗簡論》，分為華嚴經的傳譯、華嚴宗的傳承、華嚴宗的判教、華嚴宗的思想體系、華嚴宗的觀法等五章進行闡述，條理清晰。特別是第四章華嚴宗的思想體系部分、系統地介紹了華嚴宗的重要思想“一真法界”、“四法界”、“十玄門”、“六相”。 在《論人間淨土》一文中，真禅法師論述了佛教經綸中所包含的人間淨土思想，論述了近代高僧對於人間淨土的提倡，著重指出了人間佛教思想在當今社會的影響與作用。文章說：“傳統佛教教義中的人間淨土和人間佛教思想，所以會受到全國佛教徒的熱烈擁護和極力支持，這固然是由於中國佛教協會的大力號召，同時也由於這一思想完全適合於我國的國情。長期以來，廣大佛教徒和勞動勇敢的中國勞動人民一樣，都把建設好自己的祖國，利益廣大人民群眾，看作是自己的天職。莊嚴國土、利樂有情的佛教傳統思想，是每個佛教徒必須奉行的基本信條，也是每個佛教徒修行的基本出發點和追求的最終目標。所有這一切，都是人間淨土和人間佛教思想的基本內容。” 《論“人生一切皆苦”思想的意義和影響》一文，系統地論述了“苦”在佛教教義中的地位和影響。真禅法師認為：“‘苦’是佛教的最基本教義之一。可以這麼說，佛教全部教義的出發點，就是因為人生一切皆苦。佛陀說法四十五年，宣講滅苦修道的道理，根本目的就是為了拔除眾生一切苦。《心經》的中心內容之一，講‘度一切苦厄’、‘能除一切苦’等等，都是為了拔除眾生一切苦。”又說：“佛教的根本教義‘四谛’說，就是一種說明苦難和解決苦難方法的學說。”而“佛教的‘十二因緣說’，是佛教全部宇宙觀和宗教時間的基礎理論，也是以苦為基礎來展開的。”此文還論述了“人生一切皆苦”思想對近代思想家的影響，認為“康有為的‘大同’思想，受到佛教思想的影響是很深的”。而“梁漱溟對人生問題的研究，不僅受到佛教一切皆苦思想的影響，而且還有一定的發揮”。這些見解，不僅觀點新穎，而且論證有力，其與近代佛教思想傳統亦能一脈相承。 在佛經注釋方面真禅法師的著作主要有《般若波羅密心經講義》、《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淺釋》、《地藏菩薩本願經淺釋》和《無量壽經淺釋》等。這些注釋，均以通俗的語言，诠釋深奧的佛經義理，並分段譯為現代文，深入淺出，深受讀者的歡迎。其中有些注釋，還根據經文，結合當前實際，啟發讀者為祖國的現代化建設事業作貢獻。如《地藏菩薩本願經淺釋》，最後啟發讀者：“應該效法地藏菩薩，發揚他那種‘眾生度盡，方證菩提，地獄未空，誓不成佛’的精神，大力提倡“人間佛教”，“莊嚴國土，利樂有情”，為祖國的四化建設事業貢獻出自己的一切。” 在歷代高僧的傳記著作中，如《玄奘法師傳略》、《試論震華法師的佛學思想》、《菩提達摩的生平和禅韻》、《緬懷禅門尊宿虛雲老和尚》、《紀念太虛大師誕生一百周年》、《玉佛寺可成和尚塔銘》、《遠塵和尚行業碑》、《止方和尚傳》、《葦一和尚傳》、《葦舫和尚行業碑》、《心長和尚行業碑》、《一代師表——紀念常惺法師忌辰》、《緬懷華嚴座主應慈老法師》、《厚寬老和尚傳》、《念佛不忘救國，救國不忘念佛——紀念弘一大師誕辰一百一十周年》、《白聖法師捨利塔銘》等等，真禅法師既有為已故高僧所寫作的傳記、碑銘，也有緬懷前輩高僧的紀念性文章，其敬仰之心、其懷念之情、其追隨古德先賢之意旨，娓娓道來，感人至深。 在真禅法師孜孜於弘法利生，執著於佛學研習的同時，真禅法師先後出版的各類著作如多卷的《玉佛丈室集》、十五種《上海玉佛寺叢書》，以及各類文章如《慧能的三種法門——曹溪禅之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曹溪禅之二》、《百丈禅風千古傳——曹溪禅之三》、《談談禅宗》、《怎樣學佛》等文章，《真禅禅藻集》及《玉佛禅寺》畫冊等等，不僅受到佛教界僧俗兩眾的歡迎，在文化學術界也具有相當的影響。 一個地區或一個時代的佛教事業是否發達昌盛，不僅僅是看佛教寺院之修建有多少，不僅僅是看佛教信徒的人數有多少、香火是否興旺，而主要是看這個地區、這個時代佛教文化事業的發展，看佛學研究的文化水准，看佛教信徒的文化素質有多高，看佛教大師之應運而生，看佛教事業能否順應時代、應機說法，外融世學精義，內鑄佛學真理，從而去改善人生，淨化人心，完善世間，促使佛教自身能夠成為當代文明演進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新中國成立以來的上海佛教文化，承前啟後，順應時代，在建設人間佛教、開展文化研究、發展佛教教育及積極進行國際交往方面做出了令人矚目的成績，正是發揚了中國佛教注重世間覺悟、學術研究及國際交流的優良傳統，同時也是對於近代上海佛教傳統的直接光大，並具有了人間佛教、弘法利生、文字傳教、聖俗一體的都市佛教特征與時代意義。在上海佛教從近代延至當代的過程之中，作為上海佛教重鎮——玉佛寺方丈真禅法師，弘法利生幾十年如一日，續佛慧命功德無量，誠一代大師，人天同仰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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