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聖嚴法師 |
|
|
|
首頁
：法師開示
其它法師：太虛大師與閩南佛學院
太虛大師與閩南佛學院 一九二四年，由轉逢和尚把南普陀寺改為十方叢林，推選會泉法師為第一任方丈，並創辦閩南佛學院。於一九二七年，會泉法師三年方丈任屆期滿，由常惺法師推薦太虛大師為主持，派轉逢和常惺二人赴滬禮請，蒙大師俯允，即偕二人來廈。四月二十九日大師在南普陀舉行進寺禮，同時兼任閩南佛學院院長。由於大師要四方弘法，不能時常在寺領眾，寺務就以轉逢和尚為都監，轉岸法師為監院。十月十七日，大師在廈門主持閩南佛學院開學典禮，會覺、惠庭為教師。大師自兼任院長後，就馬上整頓教務，加強師資力量，使閩院成為我國著名的佛教學府。隨後又為學僧講了《救僧運動》略謂：“住持佛教，必須有出家的真僧，所論救僧之道，積極則真修實證以成果，捨身利眾以成行，勤學明理以傳教。消極則自營生計以離譏，嚴擇出家以清源，寬許還俗以除偽。”就大師觀之，佛法唯是隨宜適化，如出家而有益於佛教則出家；若在家而更有益於佛教則在家。由此可了解大師對於佛法之心境，非同一般。現實證明，佛法是可以存立在世界上的，惟僧眾能否保存在世界上，尚成問題。因為科學及人文主義思想再度重占當今世界文化思潮，一個國家的佛教水准，決非靠寺院的巍峨，僧人數目的眾多便能提高，最主要的還是佛教研究的成就。佛教事業的發展迫切需要三方面的人材，第—，所培養的學僧能直接進入僧團接受鍛煉，協助搞好寺院工作，第二，佛教教育內部的師資和佛教義理研究人材，第三，在佛教國際交流上，需要一批既懂內學又有較高造詣的外語人才。在科學如此高度發達的今天，要振興佛教，開展佛學研究，首先必須接受歷代大德的研究成果，增進各佛教系統(漢語系、藏語系、巴利語系)間的彼此了解，並綜合各支教法之長，融匯而成為一個新的整體。其次，應將不變和不朽的佛法教義，利用當今科學發展的新成果，結合現代的實際情況，加一新的解釋和表達，以適應今日之需要。 同年，大師在閩院還為學僧們講了《行為學與唯根論及唯身論》、並著《自由史觀》及多種評論世學之作，還應邀到全國各地講經說法，宣揚改革佛教。是年冬，大師在靈隱寺，閩院發生學潮，院務寺務均陷停頓；惠庭及學生代表巨贊去杭州迎請大師，大師即委托大醒、芝峰前往整理，始復正規，大醒至廈不久，即編行《現代僧伽》刊物。 一九二八年夏，大師赴歐美各國襄游弘揚佛法，歷經法、比、荷、德、英、美各國，為我國佛法傳到西方的第一人。到處備受友邦學者歡迎，報紙雜志皆紛紛報道其言行，歐美人士對東方文化仰慕深切，各大學各學會紛紛請大師演講，接應不暇。大師先後與巴黎、倫敦、柏林的學者成立世界佛學院，確定宗旨為“昌明佛學，陶鑄文化，增進人生之福德，達成世界之安樂。"直至第二年四月歸國，即於武昌佛學院召開世界佛學院第一次籌備會，唐大圓為主任，後將武昌佛學院改為世界佛學院漢英語系，繼又改成武昌世界佛學院圖書館，閩南佛學院改為世界佛學院漢日語系。 一九二九年春，大師弘化南京、北京等處。院務與寺務，一切如舊。佛學院設備如圖書館、閱覽室等等，逐漸增至完備，以利於學僧知識提高，並得到辦事經驗。到秋天，學僧數目增加到八、九十名，分為二部教授，即專修與普通二部，以冀速成人材。冬天，大師回閩院講《真實義品》和《中國學僧現時應取的態度》，大師說：“學僧求學應取的態度，首先應當決定的是：一、根據佛學的真理，二、適應現代的社會。”常言說，“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要運用在世間，作應該做之事，這才能使佛教在世界人類中，自然地有一種教化的力量。這種教化的力量，能使運動成功，更進一步，即能成為普遍的佛教教化，而使世界民眾皆有受佛教教化的機會。學僧要達到這些目的，必須做到如下兩點：第一、對於佛教的本身要有深切認識和信仰，第二、對於現代世界潮流的狀況，對它的地位與價值，有極深刻的明了和體驗。養成了這種“獨立不倚”的智力，便能深立在佛法的地位上來觀察社會，適應社會，行人所不能行，做人所不能做的大無畏的大事業。這種事業的種類，可分為以下幾條：一、教育事業；二、宣傳事業；三、教務事業；四、慈善事業；五、其它社會公益等等。僧尼應依著這幾個條件，隨力隨分在一個地方佛寺或一個縣分教團，碰到有這種機緣的時候，應當去做一個首義者，即使遇不到這種機緣，也應當去創造出這種事業。只有這樣，才不愧做一個當代的青年僧尼。盡管每個僧尼都能做到上述的條件，還不能說已盡責任，必須對於佛法要有真正的信仰，應從大乘的四攝六度做起。這四攝、六度，一方面對於自己有充分的修養，即是自利，另一方面對於社會群眾的公益去親切的實行，即是利他，佛法中的修行，並不是單指念佛、坐禅為修行，菩薩萬行，是要建設於眾生的一切事業一一社會實際生活之上的。在佛教真正的意義，即是“淨佛國土”。 一九三O年春，閩院有二十余學僧畢業，大師特設一研究部，讓畢業學僧繼續深造。選芝峰法師為研究部長，大醒法師為副研究部長。大師先後又為學僧講《大乘位與大乘務宗》、《西洋哲學與印度哲學概觀》、《佛學之宗旨及目的》，大師說： “在閩南佛學院，是要拿出精神來學佛學的。院內雖有各門學科也要從事修學，那是拿來作為宣傳和研究佛學的工具，根本是要以佛學的信念為目標的。佛學院是以佛學為唯一的宗旨，但對其余的學科也要盡量容納。如修學文學的，不但要以文學來領略佛經，還要以優美的文學來表現佛理，使不知佛學的人，知道有佛教，修學哲學、科學等，也是這樣。”又說：“佛學的宗旨和目的，即自利利也。”接著還講《僧教育要建築在僧律儀之上》，僧本身之約束，全在於律儀，而律之內心，則惠捨、堅忍、勤勇、定慧、敬德、救苦，慈怨、報恩諸德行。這種種善行，皆為律儀內涵之精神要素，故菩薩戒以攝善法為本質，契之於一心，施之於四體，謂之依律儀戒，發之於世間，行之於社會，謂之饒益有情戒。今之為學僧者，起心動念，行之營謀，不可不本於此1律謂紀律，儀謂威儀，個人則前後一貫，群眾則彼此和合，行動整齊，形態嚴肅，此謂律儀之自相，依此乃能使吾人改造身心，變化氣質，以構成僧伽之體格。古人五夏以前專精戒律，五夏以後，方乃聽教習禅，深有所以。故僧教育所修一切自利利他之佛學，皆須建築於律儀的基礎之上。戒律對出家人來說是特別重要的，只有持戒才能逐漸完成僧格，記得弘一律師曾經說過，要使正法久住，必須弘揚四分律。由此可見戒律的重要性。 是年，大師又為學僧講《改革僧伽制度》，大師認為：“我國寺廟制度，多按禅宗的清規建立起來的。近代因為道高德重的長老不多，清規也逐漸失去約束的能力。且各個寺廟又都是個獨立的山頭，各有家風，所謂‘出門三五裡，各處一家風’。這樣就使禅門的清規變成名存而實亡。加上這些寺廟大部分在山區，使僧眾脫離社會，脫離群眾的清高奇怪惡習。"他又對《現代佛教評論》編者說：“僧伽高者隱山靜修，卑者賴佛求活，惟以安分坐享為應分，此我國僧尼百年來之弊習，而致使佛化不揚，為世垢病之一大原因也。"大師曾提出整理僧伽制度的口號，作《整理僧伽制度論》發表於一九一五年。一九二七年發表《僧制今論》。一九三O年又改變觀點，提出“建僧大綱”，主張全國寺廟不分宗派，建立統一的三級僧制：即學僧、職僧制、德僧制。 大師重訂建僧計劃後，講題為《建設現代中國僧制大綱》，以三寶之信產生僧格，以六度之學養成僧格。又對院眾講《彌勒經大意》，對寺眾講《普門品》。時閩院已成立研究部，大師分設“法相唯識系”、“性空般若系”、 “小乘俱捨系”、 "中國佛學系”、“融通應用系”由研究員自由選習。這年大師第二任方丈三年期滿，經大眾懇請連任南普陀寺住持並兼院長，於佛誕日講《紀念釋迦牟尼》。大師留閩院期間，應世界書局之約，改編《佛學概論》為《佛學ABC》以行世。並應廈大之約講《佛學在今後人世之意義》，又講《民間與佛學》於雙十中學。大師並於閒暇時閱閩院藏書而作短評多種。後應華北居士林之邀請，並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又創柏林佛學院於北京柏林寺，後改為世界佛學院漢巴語系。旋又往四川各地講學弘法，成立漢藏教理院於缙雲寺，後又改為世界佛學院漢藏語系。 一九三一年春，大師看到閩院內佛學教授太少，而把研究部學僧成績尚佳者提為助教，加強師資力量，提高學僧的佛學水平，使每人都能得到佛法的受益。後大師應鼓浪嶼武榮中學校長之請，講《釋迦牟尼的教育》。在中華中學講《亞歐美佛教之鳥瞰》。又應閩南信眾請，在蔡慧誠居士的湧蓮精捨講《唯識三十頌》。並著作《相宗新舊兩譯不同論書》。又書格言當勉信眾。其文內容是： 1、執持正法攝諸長幼：謂深信佛教之正法，以攝化若老若幼之群眾也。 2、一切治生諧偶，雖獲俗利而不以喜悅：謂經營實業，治理生產，而能輕財樂施也。 3、游諸四衛饒益眾生；謂作社會教育家、慈善家也。 4、入治正法救護一切：謂政治家、法律家，軍事家，當存救世救民之心也。 5、入講論處化以大乘：謂入諸學術研究院，研究館、講演會、討論會等，皆以大乘佛學融貫之也。 6、入諸學堂誘開童蒙：謂開辦小、中，大學，教育青年，啟發佛慧也。 以上六言，可窺知大師人間佛教的思想。處此科技迅速發達時期：如果依聲聞行果是要被诟為消極遁世的，依天乘行果是要被謗為迷信的神權的。而所依的必須是在人乘行果，依著人乘正法，先修成完善的人格，保持人乘的業報，由此向上增進，去修大乘菩薩行果。現在最要緊的是；先了解佛法，正信佛法，由正信佛法，而實行佛法。就普遍的機宜上，重在從完成人生以發達人生而走上菩薩行的大乘覺路。大師又在《人生佛教》首章提示這樣的幾句話： “時至今日，則須依於全般佛陀真理而適應全世界的人類，更抉擇以前各時域佛法中之精要，綜合而整理之，故有人生佛教之集說。學佛法的人，讀盡千經萬論，若不深解人生佛教，也等於買椟還珠。”又在《即人成佛的真現實論》寫一偈是：“墮世年復年，忽滿四十六，眾苦方沸騰，遍救懷明達，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現實。”此偈上四句，表大師救人濟世的悲心，下四句即表明大師致力於先成人格而成佛道。換言之，亦即“依止人生，增進成佛，發達人生，進化成佛。” 同年秋天，大師回閩院為學僧開講《大乘宗地論》、《學僧修學序要》，以“立志的標准”、“為學的宗旨”、 “院眾的和合”、“環境的適應”為訓。嚴格要求學僧。是年冬，因大悲殿建築，大師乃到處奔走，四方募資，才建成現有閩南特色的寶殿，並書“大悲殿。三字，又在殿內塑觀音菩薩坐像，三面加雕四十八臂觀音像三尊，重新貼金裝修。殿後親書一幅聯語： 五老此留形清淨為心皆補怛 普門無定相慈悲濟物即觀音 一九三二年十月，大師應請為奉化雪窦寺住持。月底，大師回廈門，於閩院開示《現代僧教育的危亡與佛教的前途》，極力評擊士大夫式的法師，勉勵學僧努力學習，不是學個講經的儀式，要學能實行佛法，建立佛教，昌明佛法，養成既能勤苦勞動又能過淡泊的生活，這樣佛教才有希望。十一月十二日，大師應新青年會之請，講《新青年與救國之新道德》。十二月一日，大師於閩院講《佛教的教史教法和今後的建設》，綜合了歷年來對於佛法之條貫統攝，做了改進佛教的論述。三日，大師與本寺兩序大眾商退住持及院長職，議請常惺法師繼任。由常惺法師料理一切寺務院務。大師又因會泉法師之請，為廈門各界講《大乘心地觀經》，又因潮州人士熱烈歡迎，往潮洲弘法一周，又應廈門大學之請，為之講《法相唯識學概論》。 綜上所述，大師在閩南佛學院雖僅有短暫的六年時間，但培育的僧才和對閩南佛教的貢獻實難思量。在大師其後數十年的弘化中，閩院遂成為他教育事業的中心。大師的一生，就是根據佛陀的教育，以完美人生為目的，以淨化人間為事業，為國為教，奮斗不巳，實是大菩薩的行略，正如他在《五十自題》中說： “我今學修菩薩行，我今應正菩薩名，願皆稱我以菩薩，比丘不是佛未成。”這是何等偉大的自白，我們一定要效法大師的精神，繼承他的遺志，為佛教弘揚光大，作出應有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