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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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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文章
方廣锠教授：大藏經及其光電版編纂刍議
大藏經及其光電版編纂刍議 方廣锠 大藏經是我國漢文佛教典籍的總匯，它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結晶，曾對東方世界產生過深遠的影響。南北朝以來，歷代都把修造大藏經作為一件重要的事業。以至出現每個朝代都要修正史，每個朝代都要修大藏經這麼一種人文景觀。當前，在我國，從大文化角度看待佛教，在承認佛教的宗教性的前提下，充分認識它的文化品性，從而認真研究與評價它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地位與影響，以及在新時代社會文化構建中的作用，已經越來越成為人們的共識。在國際上，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在不同文化體系的背景中成長起來的東西方各國人民，必須加強相互的交流與理解，必須繼承與發揚人類傳統文化中一切優秀的成分，以共同創造一個更加美好的未來。而曾經影響了並至今仍影響著東方世界廣大區域與人民的佛教，也因此而日益為國際所重視。在世界三大系佛教所保存的典籍中，漢文大藏經保存的資料數量最多，時間跨度最大，覆蓋的部派與地區也最廣。所以，巴利語三藏與藏傳甘珠爾、丹珠爾固然有其不可替代的價值，漢文大藏經則顯然更加值得我們重視。正因為存在著這樣的社會歷史背景，近幾十年來編輯新的佛教大藏經的熱潮方興未艾，並向光電化的方向急速發展。這種熱潮將在一段時間內繼續下去並持續高漲，我們必須予以充分的注意。 佛教發轫於印度，興盛於中國。尤其以漢文佛典為載體的漢傳佛教更是在中國孕育成長，發揚光大，並影響東方世界，故世界稱中國為佛教的第二故鄉。近代以來，世界的佛教研究基本上沿著梵文佛典、巴利語佛典、藏文佛典的道路前進。由於種種原因，對梵文佛典、巴利語佛典的整理，我們都落在世界的後面。如果我們在漢文佛典的整理研究方面再落後於世界，則實在愧對祖先，愧對"佛教第二故鄉"的稱號。目前日本、韓國、美國等國家以及我國台灣地區都比較重視這一事業，將大量人力、物力投入其中。我們實際上已經處在相對落後的地位。對此必須有清醒的認識。當前世界已經進入信息社會，在信息社會中，知識產權在社會財富中所占的份額將越來越大。大藏經是我們祖先留下的一份知識遺產，我們不能讓這一份遺產的知識產權喪失在我們這一代人手中。當然，我們有自己的優勢，如果把這種優勢發揮出來，急起直追，完全可以在漢文佛教典籍的整理方面做出應有的貢獻。 當前，討論編纂一部代表當代最高水平的大藏經，可以分解為如下四個方面： 第一、有沒有必要編纂這樣的大藏經？ 第二、應該編纂一部什麼樣的大藏經？ 第三、有沒有可能編纂成這樣一部大藏經？ 第四、怎樣來編纂這樣一部大藏經？ 下面分別談談。 一 關於編纂一部高水平、高質量、權威性的大藏經的重要意義及其必要性，諸位先生已經談了不少。歸納起來大體可以有如下幾個方面：赓續我國歷史傳統，弘揚民族優秀文化；提高佛教的文化品位，引導佛教的發展趨向；占據佛教文化制高點，激勵民族奮發精神；加強民族交流，促進民族團結；增進中華民族凝聚力，促進祖國和平統一；打開國門，走向世界，積極參與世界文化交流等等。對於上述觀點，我都完全贊同。在此想就二個問題談點補充看法： 一、正確看待佛教在歷史上與現實中的作用 這個問題看起來與編藏無關，實際上不然。我們現在要編一部體現當代水平的大藏經，除了需要廣泛動員佛教界、學術界的力量之外，還需要社會各界的理解與支持。但現在社會上，甚至包括佛教界、研究界的某些人對佛教在歷史上與現實中的作用未必都有統一與正確的認識，因此，有必要加以探討與宣傳。 我認為，對佛教在歷史上與現實中的作用，必須客觀地、全面地、歷史地、科學地予以評價。佛教是一種宗教，既然是宗教，必然有其負面的社會作用。但是，對佛教在不同時代、不同地區、不同階級的人群中的實際社會作用，以及對這種社會作用的科學評判，必須用歷史的眼光，作實事求是的具體的分析。我認為，佛教的社會作用應時空與社會條件的變化而變化。有時是負面的、消極的；也有時是正面的、積極的。兩者都不可抹殺，也不能用一方面去否定另一方面。 另外，我們必須看到，佛教不僅僅是一種巨大的宗教存在，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巨大的文化存在，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各個方面都有深刻的影響。當然，佛教文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具體影響，也必須一分為二地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既不可因其消極方面掩蓋其積極方面，也不可因其積極方面忽視其消極方面。但應該指出的是，如果說在宗教層面上，佛教的消極面要大於它的積極面的話；則在文化層面上，佛教的積極面要大於它的消極面。 當前我們正在建設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不是憑空架構的樓閣，必然是在對傳統文化進行全面揚棄的過程中產生，其中就包括佛教文化。因此，繼承佛教文化的優秀部分是宏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之必須，是今天建設社會主義新文化之必須。而編輯新的大藏經則是其中極其重要的一個方面。我想，在我們這樣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中，如果社會各界能夠就上述問題達成共識，則無論對我們正在討論的大藏經編纂，還是對佛教的健康發展，都有重大意義。 二、正確看待大藏經文化 思想主要靠典籍來傳述。正因為有了典籍，思想的傳播才能超越時間與空間。佛教於兩漢之際傳入中國，在兩千年漫長歲月裡，佛教已經融化在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血液中，成為與儒、道鼎足而三的不可分割的有機組成部分。大藏經就是中國佛教世代精華的積累。南北朝以來，歷代都把編纂大藏經作為弘揚文治的一個重要內容，每個朝代都有官修或准官修的大藏經，不少朝代還編纂了多部。編修大藏經已經與歷代都要修正史一樣，成為具有充分文明自覺的中華民族的一個歷史傳統，這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中是獨一無二的。 但是，與意識形態中儒釋道三家鼎立的格局相適應，我國古代以儒家為主導的學統及建立在這一學統基礎上的傳統圖書庋藏制度卻把大藏經排除在外。儒家設計的經史子集四部書體例，雖然作為與其他諸子百家並列之一家，在"子部"中設立了一個"釋家類"，但所收均為中國人的佛教著作，絕對不收大藏經。在正統儒家眼中，佛教作為異端，與小說、戲劇等"小道"一起受到排斥。1900年敦煌藏經洞被發現以後，發現者王圓錄立即向縣衙門作了匯報。但主事者所以把這批文物又交由王道士自行保管，重要原因之一在於它們主要是一批佛教典籍，所以不被這些由儒家科舉制度出身的官僚們所重視。近代以來雖然有梁啟超、王重民、姚名達等有識之士的提倡，但這種觀念並沒有得到根本的改變。以至直到現代，不少目錄學家一講目錄學，就是傳統的四部書目錄學，不知道唐代佛教目錄學的水平遠遠超出同時代的四部書目錄學。一講善本書就講經史子集的宋元版如何珍貴又如何稀有，而不重視同一時代的宋元版大藏經。不少圖書館收藏著整部大藏經、大藏經零本以及許多其他佛教典籍，但長期仍其堆置，無人整理與編目。因此，現在我們有必要在講清佛教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有機組成部分的同時，講清大藏經與其他佛教典籍也是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載體。大藏經固然屬於宗教著作，但內容並不局限於宗教，還包括哲學、歷史、語言、文學、藝術、音韻、天文、地理、歷算、醫學、建築、繪畫、科技、民族、社會、中外關系等諸多領域。因此，它不但是我們研究佛教的重要資料，也是我們研究中國文化、東方文化不可或缺的資料。在世界日益縮小，交流日益擴大，人們正在研究如何構築世界新文化的今天，它將成為中國人貢獻給世界文化的一份瑰寶。因此，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們有責任愛護它、宣傳它，為它的進一步完善與發展而貢獻力量。 二 編纂一部什麼樣的大藏經？首先是指導思想，其次是編纂標准。 先談談指導思想。 本世紀以來出現過兩次編纂大藏經的高潮，第二次高潮目前正方興未艾。參考國際、國內已經編成、正在編纂以及將要投入編纂的各種大藏經，展望未來世界的發展潮流，我們應該編纂一部什麼樣的藏經呢？ 在這裡，國家"863計劃"對我們可能有一定的啟發意義。 "863計劃"討論科研立項時，有這麼幾條基本原則：國外已經有，而我們又能夠進口的項目，不搞；國外已經有，但對我們封鎖的項目，要搞；國外還沒有，我們搞了就有知識產權的，要拼命搞。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要編纂大藏經，就要樹立高標准，要出新，要編纂出世界第一流的，有權威性的，在佛教歷史上將占據制高點的大藏經。 古今中外編纂的大藏經，總數在四十部以上，我們現在已經掌握實物的，也有三十多部。我們在這世紀之交編纂的大藏經，應該是集中這三十多部大藏經的優點於一身，而又有所創新，有所前進，真正反映二十世紀的最高水平，而又能起到開創二十一世紀佛教研究新局面的作用。 總之，我們的指導思想應該是：編纂出一部繼承歷代藏經的優秀傳統，體現當代佛教文獻學的最高水平，對接未來世界發展大勢的最有權威性的大藏經。 其次談談藏經標准。 什麼樣的大藏經才能夠體現上述指導思想呢？ 我曾經提出"藏經三要素"這一觀點參見拙作：《八--十世紀佛教大藏經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3月，第4頁。按照這個觀點，一部優秀的大藏經應該達到如下三個標准：資料齊全、編排科學、使用方便。新編的大藏經也應該符合這個標准。 一、資料齊全 大藏經本是漢文佛教資料的總匯。所以，所謂資料齊全，原則上應該把古今中外所有的漢文佛教資料都收集起來，納入新編的大藏經中。 我國早期的大藏經有各種形態，入藏標准互有不同。如果研究一下標准的演變，可以看出有明暗兩條線。從明線說，翻譯典籍具備必然入選的資格，而中華撰著則只有候選資格。亦即早期大藏經基本上只收域外翻譯典籍，有的藏經酌收若干中華佛教撰著。但一般來講，只有史傳、音義、目錄、感應興敬等毗贊佛教有功的中華佛教撰著才有候選資格，予以入藏。在這裡，《開元釋教錄·入藏錄》是最典型的例子。然而，標准的具體掌握與寬嚴總隨著人們觀念的變化，並應時代、應國家、應編纂者之不同而異。由此，又出現一條暗線，亦即對中華佛教撰著的入藏標准不斷在放寬，並不僅僅局限在"毗贊有功"四個字上，以至凡屬與佛教有關的著作幾乎都有入藏的資格，從而使越來越多的中華佛教撰著被收歸入藏。這其實也說明後人對大藏經的理論有了發展。這一條暗線，在《高麗續藏》、明《嘉興續藏》、《又續藏》及日本《字續藏》體現得越來越清楚。不過，由於種種原因，中華撰著的入藏往往帶有一定的隨意性，缺乏全面的規劃與嚴格的審訂。 我們現在編纂大藏經，到底是遵循上述明線標准還是暗線標准？ 如果采用明線標准。那麼新編的大藏經可以僅收歷代正、續諸藏中的翻譯佛典以及古逸與近現代新譯佛典，對大藏內外的中華佛教撰著，則予以嚴格的篩選，只收那些所謂"毗贊有功"的少量典籍。但這樣編纂出來的大藏經不可能體現前述指導思想與達到占據佛教文獻學高峰的目的。因為按照這種方式編藏，其主體部分實際上只是把歷代大藏經已經反復刊印過的資料重新整理收納，炒炒冷飯而已。此外，我們說大藏經是中國佛教精華之積累，是研究中國佛教的重要資料，就在於其中保存了大批中華佛教撰著。如果按照上述明線標准，則大藏經實際上成了印度佛教、西域佛教的研究資料，而不主要是中國佛教的資料了。智升等僧人設立的編纂大藏經的這一明線標准，在古代就受到佛教有識之士的批評，今天自然更不能成為我們遵循的依據。 如果順應潮流，按照今人的"大文化"與"大資料"的觀點辦事，則應該采用暗線標准。亦即所有與佛教有關的漢文資料，不管是古人的，還是今人的，原則上統統應該收入。也就是說，除了歷代正藏、續藏外，應該把近年新譯、歷代另本、敦煌古逸、金石文獻、房山石經、叢書類書、個人文集、地方史志、歷代史籍、今人著述等等所包含的佛教資料全部新編入藏。如果能夠做到這一點，我們的大藏經將是空前未有的資料最完整的佛教大叢書，必然占據當代佛教大藏經的最高峰，並為開創未來奠定基礎。 我認為，討論入藏標准的關鍵在於我們如何認識大藏經的功能形態。在古代，與中國佛教存在著義理性佛教與信仰性佛教相適應，大藏經的功能形態也可以分為兩種--義理型大藏經與信仰型大藏經。兩者固然互為依存，但前者的主要目的保存、研究與弘揚佛教，故把有價值(價值觀念各不相同)的典籍收集起來編纂為藏；後者的主要目的是作為法寶供養，所以有講究外觀的華貴整齊而忽略內容的傾向參見拙作《俄藏<大乘入藏錄卷上>研究》，載《北京圖書館館刊》，1992年第一期。我們現在怎麼看待大藏經呢？ 前幾天與樓宇烈先生交談，樓先生談到，大藏經的一大作用是資料備查。我完全同意這個觀點。也就是說，是否可以在傳統的兩大功能之外，給大藏經增加一個新的功能形態--備查型。大藏經就是一個關於佛教資料的圖書館，它的任務就是提供資料。圖書館買書，有的書可能十年、八年沒有人借，但這樣的書還是要買，還是要藏。也許若干年後，這本書會被某個人看中，起到作用。同樣，大藏經也應該把關於佛教的資料盡量收齊，以供有關人員查閱。衡量一個圖書館，藏書的多少是最基本的參數。同樣，衡量一部大藏經，入藏資料的多少也是最重要的標准。把這種備查型大藏經編纂得盡量科學、合理、便於使用，它也就具備了義理型大藏經的功能；這種備查型大藏經由於本身資料齊全，可稱是具足了釋迦如來的八萬四千法藏，自然也就具備了信仰型大藏經的功能。 上面是從理論的角度談理想的大藏經應該資料齊全，集義理型、信仰型、備查型三種功能於一身。從現實的角度講，我們想要讓自己編纂的大藏經在已有與將有的各種藏經中脫穎而出，具有權威性，不僅在現在、而且在將來的一段時期之內都能夠占據佛教文獻學的制高點，就必須在入藏典籍方面超過前此所有的大藏經，要力求把與佛教有關的資料一網打盡，包容無遺。道理很簡單，對於一個研究李白的人來講，《太白全集》與《太白選集》，究竟哪一個更有價值呢？答案是不言自明的。當然，真正的一網打盡，只是一種理想，在實踐中極難實現。但我們應該向這個方向努力。"取法於上，得之於中；取法於中，得之於下。"我們必須高標准，嚴要求，必須要求盡量做到把有關資料收集齊全，越多越好。 這裡還必須突出提一下新編入藏問題。 我們講資料齊全，一層意思是指要把歷代藏經已經收入的典籍收歸入藏，不要遺漏。這一點比較容易做到。由於歷代編藏者的努力，這些資料已經被收集匯攏起來，就好比礦石已經被煉成鋼鐵。只是有的是精鋼，現成就可以利用；有的是粗鐵，還需要我們加工而已。資料齊全的另一層意思則是我們要把應該入藏而歷代大藏沒有收入的資料也統統收歸入藏。這就是要我們自己去找礦、開礦、煉鋼。據我粗略估計，現存辛亥革命以前的有關佛教資料總數大約在3.5億字左右，已經收入歷代大藏經(包括日本《字續藏》)大約為2.5億字，即還有1億字左右的資料需要我們去收集整理。辛亥革命至今的資料總數大約也不會少於1億字。現在我們編纂大藏經，如果只局限在已經入藏的2.5億字這個圈子中炒冷飯，則不如不編。只有把眼光放寬到另外的2億字上，才能突出我們的特色，占據歷史的高峰，真正編纂出無愧於我們時代的大藏經。也就是說，現在編藏，必須在新編入藏方面下大功夫，做大文章。 這裡還有四個問題需要討論： 第一、編藏下限問題 關於這個問題，學者們有種種不同的意見。有的主張截止到清末，有的主張截止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我認為上述主張從理論上講不符合我國歷代編藏傳統；從實踐上講必然把一大批應該入藏的典籍摒棄到大藏經之外。因此都不可取。 前面提到，我國有編寫正史與編寫大藏經兩大人文傳統。古代編寫正史，其下限的確都截止到舊王朝覆滅，新王朝誕生。但歷代編纂大藏經，其下限都是到編藏當時。今天我們編纂大藏經，當然應該遵循古代的這個編藏傳統。此外，中華民國時期乃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新的佛教典籍不斷湧現，其中既有歷代散逸，也有現代新譯，更有今人著作。這些佛教典籍，開創了我國佛教發展與佛教研究的新時代。我們新編的大藏經，理應反映這些新成果。長江後浪推前浪，這是事物發展的規律；不薄古人愛今人，也應該成為我們編纂大藏經的基本原則。只有容納這些近代以來的最新資料與最新成果，才能體現時代特色，體現學術水平。 當然，主張把下限截止到清末或1949年的觀點也有其道理。主要是近現代的佛教著作太多，收不勝收。加之上乘者少，平庸者多。甚至有不少錯誤百出之作，完全沒有入藏的資格。而我們今天的人力、物力都很有限，根本不可能把這些資料全部收羅入藏。即使收羅進來，也是徒耗資財，毫無價值。 這是一個值得重視的意見。我認為，平庸的著作乃至錯誤百出的著作也反映了一個時代學術面貌的某一側面。例如當前社會急速向市場經濟導進，在佛教研究界則表現為部分人學風浮躁，著作粗糙。甚至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某些不懂佛教的人也敢動手編寫佛教的書籍。從這個意義上講，上述著作反映了特定社會條件下的特定社會文化的現實情況，也有其特定的研究價值。但我們畢竟不可能，也沒有必要把這些著作統統收入到大藏經中。因此，對於現有的各種佛教著作，就產生一個選擇取捨問題。 一方面希望大藏經所收資料盡量齊全，最好能夠將有關的佛教資料一網打盡；另一方面由於人力財力有限，必須對現有資料進行取捨選擇。這是一個矛盾。如何處理好這個矛盾？關鍵在於掌握好取捨的標准，也就是掌握好"度"。 講到取捨標准，就必須兼顧歷史編藏的傳統。如前所述，古代編藏，凡屬根據西域引進原本翻譯的佛教典籍(包括少量與佛教相關的外道典籍)一律入藏。而對中華佛教撰著則依不同標准予以取捨。我認為，這一標准對我們今天編纂大藏經依舊適用。也就是說，我們現在所謂的取捨標准，主要是對中華佛教撰著而言。由於部分古代中華佛教撰著已經入藏，而按照傳統與慣例，這些典籍應該照舊編入新的大藏經，所以問題實際又歸結為對現存的古今未入藏佛教典籍，應如何確立其入藏標准。亦即應如何確立中華佛教撰著的新編入藏標准。 我認為，從理論上講，是否可以按照如下原則確立新編入藏的標准：亦即凡屬有新觀點、或有新資料、或采用了新的論證方法的著作，都必然對佛教研究有所貢獻，從而都應有入藏的資格。在這裡，對所謂"新觀點"，應當尺度從寬。亦即有些觀點，即使現在看來論據不足，似乎不那麼能夠站得住腳，但只要它發前人之未發，我們就應該允許它存在。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價值體系，但每個時代都會出現一些超越本時代價值體系的新觀點。如果我們在編藏時采取緊縮政策，則一些優秀的觀點就可能被緊縮掉，從而湮沒掉。如果我們采取適度從寬的政策，把它們保留下來，則這些觀點可能會在將來的某個時候大放光彩。 確立了上述理論原則後，在具體的編藏實際中，如何正確地、全面地、適當掌握上述原則，仍然是一個需要在實踐中認真處理的問題。我想，有兩點是應該注意的。 首先，標准的掌握，應該有科學的、實事求是的態度。在此，我們必須吸取古代編藏僧人的教訓。如唐智升所編《開元釋教錄·入藏錄》，從來被視作編纂大藏經的典范。但該《入藏錄》對中華佛教撰著挑剔極嚴，除了少量因"毗贊佛教有功"被智升收入大藏經外，絕大多數典籍，包括中國佛教各宗各派闡述自己宗義的重要著作，統統被排斥在藏外，任其自生自滅，不少著作因而湮沒無聞。這是中國佛教的重大損失，智升無從辭其咎。今天我們編纂大藏經，要把應該收入的典籍全部收入，給後人多留一些資料。而不要采取智升那樣的態度，讓後人再來批評我們。 其次，"標准"也者，應該是客觀的。因此，我們不能以編藏者本人的好惡來衡量一部著作能否入藏。當年編纂《四庫全書》，館臣們按照滿清封建王朝的標准，把一大批著作剔除在外，以致今天人們需要重編《四庫存目叢書》，而《存目》中的不少書籍現在已經亡佚無存，不能不使人感到遺憾。今天我們編輯大藏經，不應該再使後人產生類似的遺憾。 前面談到，平庸乃至錯誤百出的著作也有其特定的價值，但我們又不可能把它們收入大藏。那麼，如何處理這些書籍呢？我以為可以用編纂目錄與撰寫提要的方式保留它們的概貌。亦即凡是沒有收歸入藏的著作，一律以目錄與提要的形式予以著錄與反映。後人可以根據目錄與提要了解它們並進行研究。這種目錄與提要的另一個作用則是對我們工作中可能產生的疏漏的一種補救措施。因為我們雖然計劃把一切有價值的資料一網打盡，但這只是一種理想。在實際編藏工作中是否能夠完全實現這一理想，還需要打一個問號。我們只能盡量去做而已。所以，如果能夠把所有不入藏的資料全部以目錄與提要的形式予以反映，則等於設立了一條後衛防線。如果我們有疏漏，後人可以依據這個目錄與提要，尋找他們需要的資料。 第二、國外漢文佛典問題 眾所周知，漢傳佛教遍布於漢字文化圈。地域包括日本、朝鮮、越南。這些國家古代都使用漢字，當時這些國家的僧人所撰寫的佛教著作也都屬於漢文佛教撰著。那麼。新編的佛教大藏經是否應該把這些著作也收羅進來呢？ 這裡實際又涉及這樣一個理論問題：我們說，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在新的條件下醞釀發展為中國佛教，從而使中國成為佛教的第二故鄉。這就是說，中國佛教雖然以印度佛教為源，雖然與印度佛教同屬佛教文化圈，但它實際上已經卓然獨立，成為與印度佛教有著許多顯著不同特點的新的派別。那麼，中國佛教傳播到朝鮮、日本、越南等東亞各國，共同形成漢傳佛教圈之後，朝鮮、日本與越南的佛教與中國本土佛教到底是什麼關系？是雖然流傳區域不同，但在理論與實踐上並無什麼實質性的差異？還是已經獨立成為與中國本土佛教具有不同性質的朝鮮佛教、日本佛教與越南佛教，成為漢傳佛教圈中新的支派？如果說上述三國的佛教與中國本土佛教沒有質的區別，則上述三國古代僧人的佛教著作自然應該是研究中國佛教的重要資料之一。如果說上述三國的佛教也已經卓然獨立，則三國僧人的著作更主要的反映了本國佛教的情況。這是一個需要認真研究的問題。當然，我在上面如此提出問題本身，就已經把一個復雜的問題簡單化了。實際上，佛教中國化有一個過程。如果說存在著佛教朝鮮化、日本化、越南化的話，必然也有一個過程。因此，不能簡單地以國別為標准來區分這些著作對中國佛教研究的價值。 我主張上述三國的佛教仍然屬於漢傳佛教圈，但也必須看到佛教傳入上述三國後，與各有關國家的具體條件相結合，產生一些不同於中國本土佛教的新特點，成為漢傳佛教圈中的新派別，因此，上述三國僧人的佛教著作可以分成多種情況。有的是由來華的留學僧寫的。這些留學僧中的不少人長期居留中國，有的甚至終生不歸，如玄奘門下的圓測等。他們對中國佛教的發展也做出了貢獻，他們的著作理所當然屬於中國佛教的范疇。有的是由短期在中國留學的僧人撰寫的關於中國佛教的著作，如日本圓仁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等，是我們研究中國佛教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料。有的是由親鸾這樣僧人完全依據本國的實際情況編纂成的佛教著作，這一類著作基本上應算作研究該國佛教的資料。也有的如新羅元曉，他的著作既參與中國佛教對若干佛學問題的討論，又是研究新羅佛教的寶貴資料。總的來說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與中國本土的佛教有關，一類與中國本土的佛教基本無關。但世界上的事情是復雜的，不少問題往往很難截然分開或判斷其性質。 由此，我認為對古代外國僧人的漢文佛教著作，應該區別情況對待之。對與中國本土佛教有關的著作，毫無疑問應當收歸新編的大藏經。對於性質一時難辨的，也不妨收歸入藏。至於明確與中國本土佛教無關的，只要人力、物力諸方面許可，也應該收入。我們中華民族本來就有這種兼蓄博收的廣大胸懷，現在應該更加發揚光大。即使一時條件有限，暫緩入藏，最終也應該把它們收進來。 第三、梵巴藏佛典及近代佛教著作的翻譯問題 大而言之，佛教可以分為印度佛教、南傳佛教、漢傳佛教與藏傳佛教。所傳承的分別是梵文(包括各種印度俗語)典籍、巴利語三藏、漢文大藏經、藏文甘珠兒與丹珠兒。與印度佛教已經衰亡相應，梵文典籍也已經雲散，目前僅有少量尚存。其他三大語系的佛教流傳至今，其典籍也保存完整。在此值得一提的是我國是世界上惟一的三大語系佛教俱存，三大語系佛教典籍保存完整的國家。因此，編輯大藏經，從廣義的角度講，不僅僅包括漢文大藏經，還應該包括巴利語三藏與藏文甘珠兒、丹珠兒。正是出於這種考慮，八十年代初計劃編纂《中華大藏經》時，便有分階段逐步編纂漢文部分、藏文部分、傣文部分的設想。如今，《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的上編已經編纂完成；藏文部分的編纂已經正式展開。繼續完成《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的下編，以及按照原計劃編纂《中華大藏經》的藏文部分與傣文部分，是擺在我們面前的繁重的任務。 上面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問題的另一個方面是梵巴藏等佛典的翻譯。亦即將現存的梵巴藏等佛典全部翻譯成漢文，使我們的漢文大藏經包羅現存印度所有佛典及三大語系所有佛典，成為世界上最為完備的大藏經。這是我國佛教界、學術界想了近百年的事，它對中國佛教的健康發展，對中華民族的團結與交流，對佛教圈各國的團結與交流無疑都有著重要的積極意義。不過茲事體大，需要認真規劃統籌，組織與培養人材，非一朝一夕之功所能成就。我以為不妨根據現有條件，先做起來。至於將來怎樣，只好有待各種因緣條件之成熟了。 與此事相關的是近代國外佛教學者名著的翻譯。他山之玉，可以攻錯。這些書籍的翻譯對我國佛教研究的進一步深入自然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不過，我以為這類書籍翻譯後可以專門編為叢書，不必編入大藏經。因為它們既不是傳統意義上的佛教藏經，其原文也不是漢文。 第四、形象性資料問題 除了文字性資料外，還應該考慮收入關於佛教的各種形象性資料。其內容，除了《大正藏》的"圖象部"所收的圖象外，還應該包括雕塑、繪畫(包括壁畫)、建築、法物器具等其他非文字的形象性資料。 二、編排科學 任何一部成功的叢書，總要有一個的結構分類，以把所收納的典籍組織成一個有機的整體，大藏經也不例外。這裡包括兩方面的問題：藏經的總體結構應如何科學地設計；某些具體典籍應如何正確地歸類。 我國大藏經的總體結構，是從南北朝到盛唐，經歷了數百年的反復研究，才由智升基本確定的。智升確定的大藏經結構垂范千年，為人們所稱道。但這一結構也有缺點，即受中國佛教重大輕小的傳統及某些派別判教思想的影響。"因此，他沒有，也不可能考慮到怎樣努力用大藏經的結構來反映佛教發展的歷史線索。"參見拙作：《八--十世紀佛教大藏經史》，版本同前，第42頁。明代我國僧人曾經對智升確立的大藏經結構體系進行變革，但只是采用不同的判教體系而已，其指導思想則沒有任何改變。本世紀日本《大正藏》才真正打破古代的傳統，改用現代科學的眼光來看待佛典並進行分類。《大正藏》的分類實踐固然還有不少問題，但它在佛藏結構分類方面的開創性功績應該充分肯定。此後，不斷有學者從各個不同角度提出新的分類方案。台灣《佛光藏》也正沿著《大正藏》的同一思路進行佛藏結構的新的探索。這些探索都值得肯定。在我國大陸近幾十年來影響較大的是呂先生的《新編漢文大藏經目錄》，目前有的圖書館依據這部目錄整理館藏佛教典籍，也有先生主張依據這部目錄編印新的大藏經。但我認為這種主張不可取。呂先生的目錄在不少具體經典的審定上用功甚大，許多具體結論都值得我們參考與吸取。但該目錄在總體結構上沒有擺脫中國傳統大藏經的重大輕小及判教思想的影響，還在傳統的大藏經結構中轉圈。因此不能作為我們今天編纂大藏經的圭臬。 我認為，設計新的大藏經的總體結構的基本原則應為：(一)、采用科學分類的方法。走《大正藏》已經開辟、《佛光大藏經》正在進一步實踐的路。(二)、既要考慮佛教的學科組成，又要照顧佛典的現實情況。既要有完整的結構體系，又要有可操作性。 現在，對應該實踐上述第一條原則，人們比較容易達成一致的認識。但對於上述第二條原則，則想法一時還不能完全統一。海內外相當一部分先生總是希望先設計出一個較為理想的大藏經結構方案，然後按圖索骥，把收羅到佛典填充到這個結構中去。並且也已經設計出好幾套方案。縱觀這些方案，大抵理想主義的色彩比較濃，相對而言，在可操作性方面就差一點。因此，我建議對藏經結構問題，不急於馬上提出方案。是否在廣泛收集各種應該入藏的資料的同時，組織一個班子，對藏經結構問題作充分的前期研究。在充分把握已經收集到的各種佛典的全貌的基礎上，充分分析研究歷史上各種藏經結構之優劣，充分分析研究已經提出的各種分類方案的優劣，然後提出我們的方案。再召集有關專家多次論證，最後定稿。這樣制定出來的分類結構可能較為科學，且較能適合現存佛典的實際情況，便於操作。這項工作可與入藏資料的搜集同步進行，即同時開始，同時結束。 至於對某些具體典籍的歸類問題，一般可在解決上述藏經結構體系的過程中同時得到解決。個別難點則可視具體情況個別處理。 歸根結底，分類的作用是三條：一是通過分類反映佛教理論的總體框架並反映某一部典籍在該框架中地位；二是反映某一理論的學術淵源、流變及與該理論相關的具體典籍；三是便於檢索。從這個角度講，上面所講的佛典的結構分類及其對策更多的是針對傳統的書冊本大藏經而言的。但目前書籍已經進入光電時代，新出現的書籍載體形式，有沒有可能對書籍的傳統分類方式及理論提出革命性的變革？光電版的大藏經是否可以采取完全不同於傳統的檢索方式？可不可以這樣設想：除了以傳統的版本項作為檢索點之外，充分利用電腦高速運轉與字符串檢索的性能，通過檢索主題詞為主，書目提要為輔的方式來實現上述傳統分類的三大功能。我想，只要大藏經總體的主題詞體系及每一部典籍的具體主題詞設計得科學准確，上述設想是有可能達到的。如果真的這樣做，入藏典籍便無需分類，只要按照普通的流水號進行大排行就可以了。原來一直困擾我們的，必須把大藏經全部編輯完成，才能按照結構次序逐部出版的問題也就不復存在。我們可以完全不考慮結構體系，僅以流水號為順序，哪部典籍整理完畢，就先輸入那一部。我想，我們不妨依照這種設想先作試驗。如果能夠成功，則在光電版大藏經中，傳統的分類方法將予廢除。 當然，這裡必須強調指出的是，光電版大藏經所廢除的只是傳統的書冊本大藏經外在的分類方法，而內在的對佛教理論框架的研究，對某一佛典學術淵源及思想傾向、學說內容的研究不但不能廢除，而且必須加強。只有這樣，才能真正科學地設定全藏的主題詞體系與每一部典籍的主題詞。從這一角度講，光電版書籍的主題詞體系的設定不是對傳統分類法體系的廢除，而是站在傳統分類法體系基礎上對傳統分類法的全面揚棄。因此，即使對於光電版大藏經來說，前面所述組織一個班子對大藏經的結構體系與某些典籍的具體歸屬先期進行全面研究，仍然是十分重要的。 三、使用方便 藏經是一部收羅宏富的大叢書，篇幅浩大，內容龐雜。如何使管理者能夠有條不紊地管理它，使讀者能夠方便自如地使用它，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古代，經過長期努力，人們終於創造出千字文帙號這樣有序的字號，以此來管理與檢索藏經。現代，隨著書籍載體的變化與學術的發展，所謂方便地使用藏經就不僅僅局限在外部帙號這一個問題上，它包括載體形式、校勘標點、目錄索引、實用辭書等四個方面。 第一、載體形式 古代，佛典的載體形式主要有紙抄與石刻兩種。紙抄者就其裝幀外形而言，又有卷軸裝、梵莢裝、蝶裝、包背裝、經折裝、線裝等等，近代又出現平裝、精裝、特精裝等等。石刻則有碑版、經幢、摩崖之不同。總的來說，載體與裝幀隨著時代的演進而不斷進化。一方面沿著更加方便實用前進，另一方面沿著更加豪華氣派發展。目前，世界書籍的載體雖然仍以紙質書冊為主要形態，但光電版書籍正在迅猛發展。有的人預言，光電版書籍進一步發展，終將使紙質書冊趨於消亡。但我認為，光電版與書冊版各有各的優勢，恐怕誰也不能取代誰。起碼在我們可以預期到的將來，書冊版必將繼續在人類文化生活中占據重要地位。此外，從佛教大藏經的角度來考慮，如前所述，它除了義理型、備查型的功能之外，還有信仰性功能。這種信仰性功能要求大藏經能夠外化為某種能夠引起人們崇敬心理的形態。書冊版大藏經能夠起到這種作用，因為當人們面對藏經樓上數百冊莊嚴精美的書冊版大藏經時，很容易產生"法海無涯"的贊歎之情。但不能想象人們會對一片薄薄的光盤也產生同樣的感情，並去頂禮膜拜。因此，我們現在編藏，必須兼顧當前與將來，學術研究與宗教供養，應該是書冊版、光電版兩種形式並重，不可偏廢。 無論書冊版還是光電版，都可以有影印原典、校訂重排兩種形式。從保存原始資料、快速簡便來說，當數影印。目前坊間影印出版的大部頭佛教叢書不斷湧現，正是因為出版商看中影印本簡捷易行，利潤豐厚的緣故。好的影印本的確起到提供稀有資料與稀有版本的作用。但是，目前不少影印的佛教叢書只是從常見大藏經中選取若干典籍，所收既非稀有文獻，又沒有原原本本地完全按照原樣影印，而且任意修版、割版，還不作任何說明。這樣，不但沒有提供資料的價值，反而起到魚目混珠、淆亂版本、誤導研究的惡劣作用。是我們不應該提倡的。 如果從學術性、普及性、影響力講，無疑要推重排。因為只有重排，才能夠把對佛典的校勘成果直接反映在正文中，並進行標點，以向讀者提供一個具有較高學術水平精校標點本。只有重排，才能夠用正字法把各種版本佛典中的正俗字、古今字、異體字、錯別字等文字的問題解決掉，減少人們閱讀的困難。還有，由於底本來源不一，如果采用影印，則編成的大藏經必然是百衲本；只有重排，才能夠使它版式劃一，肅穆莊嚴。此外，單純影印，反映的只是編纂者收集資料的功夫；只有重排，才能真正反映出編纂者整理資料的水平。因此，我們要編纂出總結當代，開創未來的高水平大藏經，除了重排，別無他途。 那麼，是否此次編藏，只考慮重排，完全不考慮影印呢？我以為也不必那麼機械。實際上，如果我們能夠把歷代諸種藏經分別影印，則這些影印本不但可以成為此次編藏的原始資料，成為今後深入研究的基本依據，也可以成為各寺院珍貴的供養本。可以設想，在為編纂大藏經收集資料的過程中，會自然具備影印歷代藏經的條件，我們不應放棄如此難得的機緣。因此我建議：立足於重排，不放棄影印，重視配套，錯落發行。 既然是書冊版、光電版並重；以重排為主，不放棄可能條件下的影印。那麼，在電腦錄入的時候，是否可以不采用目前通行的人工打字，而采用掃描。即第一道工序，先將底本按照原樣掃描收入電腦。第二道工序，由電腦進行單字辨認，確定正字。當底校本均用這種方式掃描完畢，即可以利用電腦自動校勘程序校出各本的異同，然後送給專家審定，以選用正文，確定異文。采用這種方式的優點是：(一)、可以回避目前海內外在實施光電版佛典計劃中所遇到的錄入員不認識繁難漢字及校對瓶頸問題。(二)、可以減少錯誤率。(三)、可以大大減輕校勘的工作量，從而大大加快校勘的速度。(四)、可以產生出一個重要的副產品：《漢字正俗字、古今字、異體字、錯別字大匯》，並對此進行各種數理統計。由於大藏經字數多，年代久，對全體漢字的覆蓋面無與倫比，因此，這一《大匯》一定會具有極大的學術性與權威性，從而對漢字本身的研究與規范化，對漢字的電腦化，都將是重大貢獻。(五)、可與前述影印歷代藏經的工作配套進行。 當然，上述設想的前提是電腦有承擔這些工作的功能，或可以開發出這些功能，否則，只能是空想。這個問題，要請電腦專家來回答。 第二、校勘標點 當代，古籍整理中有無校勘與標點，其校勘標點的水平如何，是衡量這一古籍整理是否成功的重要標准。 佛典校勘，指底校本對勘與中外文(即中文與梵、巴、藏文)對勘。校勘工作可以有各種做法。就底校本對勘而言，我們就可以設計出幾個方案。 比如，(一)、象《大正藏》與《中華藏》那樣，對底校本只指異，不辯正。如果這樣，則如前所述，只要電腦有自動校勘程序，即可承擔，不必再由專家厘定。(二)、象我們《藏外佛教文獻》的各種整理本那樣，以既"精"且"博"為標准，一律辨別正誤，並羅列異文。那麼，必須動員一批專家參加厘定。 又比如，(一)、雖然校勘，但並不依據底校本原典一字一字去校，而是充分利用前人的校勘成果。這種方案是針對人工錄入而言的。這樣做的好處是可以大大加快速度；風險是如果前人校勘有錯誤，則我們也跟著錯。如果采用電腦掃描錄入，電腦校勘，則這種方案全無用處。(二)、雖然也參考前人的校勘成果，但自己照舊老老實實地一字一字地將底校本全部審校一過。這種方案，無論對於人工錄入還是掃描錄入，全都有效。 就中外文對勘而言，也可以有不同的方法：(一)、凡有相應原本者，一律逐字核對。(二)、僅核對重要名相與專用名詞。 同樣，標點也可以有不同的做法。比如：(一)、只斷句。(二)、加句讀。(三)、部分采用新式標點(即采用部分適用於佛典的標點符號，廢棄部分不適用於佛典的標點符號)。(四)、全式標點。(五)、上述幾種形式並存，即哪種方式適用，就采用那一種。 考慮到漢文大藏經總體規模達4.5億字，考慮到大藏經存在著的諸種不同版本，我們必須對校勘與標點的工作量之大有充分的估計。實際上，至今為止，只要是重排本，則所有編纂大藏者的主要精力都是花費在校勘與標點上。我們也不會例外。但是，校勘與標點又是我們編藏，也是目前所有從事佛典整理的人不可回避的大事。應該怎麼辦呢？我認為，考慮到電子文件的開放性、易於修改性與便於升級性，是否可以提出這麼兩條基本原則：(一)，放眼長遠，必須堅持高標准，進行認真的校勘與標點；(二)，立足當前，適當采取一些變通的辦法。 就是說，一方面我們必須樹立高標准，堅持高標准；另一方面，我們可以把這個標准的實現分解為若干個階段，確立每個階段的現實目標。這種現實目標應該是適合我們每個階段的實際情況的，經過努力可以做到的，又必須是與下一階段目標乃至最終的高標准相銜接的。 根據我的經驗，上述問題，只要事前考慮周全，安排好，具體實施起來並不太難。如果在全面啟動之後，中途再作改進，則會相當困難，甚至雖有好的方案而無從措手足。此外，事先統一思想便於和衷共濟，中途變法改革容易引發糾紛，這也是可以理解的。 第三、目錄索引 准確的總目、詳盡的版本目錄及各種實用索引是衡量一部大藏經學術水平的重要依據，也是使讀者便於利用該大藏經的有效方法。 總目是對該大藏經的總體把握。版本目錄則需要詳細交代底校本的情況。實用索引包括經名(含異名)索引、譯著者索引、詞語索引。由於采用電腦工作，目錄與索引的具體編制過程將會比較順利。但需要解決好如下幾個問題： (一)、異譯本的比照、著譯者的考釋。歷代大藏經中遺留的此類問題比較多，給佛教研究制造不少混亂。我們應該解決之。 (二)、最佳電腦檢索系統的編程或選擇、人工采詞與電腦采詞的最佳配合。 (三)、人工采詞需要對佛教有相當研究的人員才能夠承擔，必須注意這方面人才的組織與培養。 第四、實用辭書 很多人認為佛典很難讀，視之為畏途。其實，佛典的思想並沒有深奧到令今人無法理解的地步。佛典的難讀是由於其他原因造成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佛教有一套固有的名相、法數，也就是有一套自己的概念體系。不了解某學科的概念體系，就無法讀懂某學科的書籍，這是很自然的事。我們如果能夠為大藏經編撰配套的實用辭書，將是這部大藏經的創新，也將是使這部大藏經更加學術化、普及化的重要途徑。實用辭書與光電版大藏配套，可以使這部大藏經的使用極為方便。 我認為，可以先從現有的佛典音義、《翻譯名義集》等古代辭書及有代表性的佛教詞典、梵巴藏詞典等現代辭書采詞，編纂成數據庫。進而將該辭書與前述詞語索引以及佛典原文作成關聯數據庫。這樣，在閱讀某部佛典，需要了解某詞的意義時，可以查閱古今諸詞典對該詞的解釋及其他佛典對該詞的用例或解釋。這對佛典的理解與外文翻譯，作用極大。現在我們沒有力量來編纂新的大型佛教詞典。但上述實用辭書的編纂，必將為今後編撰高質量佛教詞典奠定基礎。 我想，如果我們能夠編纂出符合上述標准的大藏經，那就可以說在佛教史上，在中國文化史上，在世界文化史上樹立起一座豐碑。無愧於前人，無愧於後代。 三 我們有沒有可能編纂出這麼一部大藏經？ 編撰這樣一部大藏經需要如下條件：良好的外部環境；充裕的人力、財力、資料資源；計算機技術保證。 第一、就外部環境而言，目前我國社會穩定，經濟發展，正逢中國歷史上少有的盛世之一；我國既有盛世修典的傳統，又有歷代編藏的傳統；宗教界、學術界對編纂一部高水平大藏經已經企盼了近百年，有著現實的積極性；社會各界對佛教的認識與觀感也正逐步趨於符合佛教的本來面貌。應該說，良好的外部環境這一條已經基本具備。實際上，海內外各種各樣的編藏工程已經啟動。 第二、人力主要指參與具體工作的人員，包括：一、搜集鑒定整理資料人員，二、校勘標點人員，三、電腦工作人員，四、攝影人員，五、公關人員，六、後勤服務人員。七、學術指導人員。 人力包括質、量兩個方面。我國目前有一批德高望重的老專家，有一批中青年學者，新的力量還在成長。從總體實力看，應該說不亞於當年編纂《大正藏》的班子。我們既充分吸收前人編藏的經驗教訓，又有編纂《中華大藏經》上編的實踐經驗。因此，在人員的素質方面，應該說基本符合條件。問題是怎樣在一個共同的目標之下把這批力量組織與團結起來。 人員的量則以工作量最大、且有需有相當水平要求的校勘標點人員為例談談。假如新的大藏經總量為4.5億字，擬定用7年時間校勘標點完。則每年需要完成0.7億字。又假如每個符合條件的工作人員利用業余時間每月可以校勘標點5萬字(平均每天校勘標點1700字)，每人每年可以完成50萬字，則我們如果能夠從全國近年培養的佛教、中哲史的碩士、博士中，從全國各大學哲學系的教師中，從各佛學院的師生中以及其他符合條件的人員中選聘140人從事這項工作。再在北京選聘20個水平相對較高的人員專門進行復核。就可以了。只要有經濟力量，經過努力，在全國與北京選聘二百個左右符合所需條件的人員還是可以做到的。 實際上如前所述，可以讓電腦承擔相當大一部分校勘工作，從而大大減少校勘人員的工作量。而且，現有佛典完全沒有標點，需要從零做起的只是極少數。大部分佛典已經有句讀或斷句。因此，校勘標點問題並沒有想象的那樣困難。 編纂大藏經，並非僅是簡單的佛教文獻整理，應該把它同我國佛教的健康發展聯系起來，統籌安排。講到佛教的健康發展，用佛教語言來說，關鍵是"紹隆佛種，續佛慧命"，也就是接班人的問題。而接班人不僅需要熟悉佛教儀軌，遵守佛教戒律，還必須精通佛教義理，甚至能夠發展佛教義理。我認為，佛教理論是佛教的靈魂。宋明以前，印度佛教的理論不斷傳入，中國人在消化這些理論的過程中不斷有所創新，從而使佛教生機勃勃，在意識形態領域擅一時之勝場。宋明以降，印度佛教已經衰滅，源頭活水已斷，中國佛教此時既沒有理論上的重大創新，原有的佛教理論又為宋明理學所吸收，於是只剩一個信仰的驅殼，這是佛教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我們說近代佛教復興，其標志首先是"南歐北韓"及一批高僧大德對佛教義理的鑽研與弘揚。因此，對當前佛教界來說，培養一批高水平的理論人才，提高理論水平，提高文化檔次，乃是當務之急。編纂大藏經，對於佛教界來說，也正是培養佛種，弘研義理的極好機遇。所以，是否可由中國佛學院(或擬議中的中國佛教大學)開設有針對性的專業，一邊學習，一邊參加編藏實踐，在工作中培養，在實踐中提高，培養出一批跨世紀的高僧大德。其實，對學術界而言，也同樣應該利用編纂大藏經的機會，為下世紀培養出一批不務空言的專家學者。如果大家都從這個思路來考慮問題，則我們編纂大藏經，既出成果，又出人才，還能促進佛教及佛教研究的健康發展。幾全其美，何樂而不為？ 總之，人力問題固然有困難，但並非不可解決。 第三、大藏經如此巨大的工程，耗資必然可觀。根據資料，日本《大正藏》共耗資280萬日圓，了解二、三十年代日本物價水平的人都知道，這在當時是一筆相當大的數字。《中華大藏經》共接受國家撥款人民幣158萬。那是由於八十年代初的社會觀念與現在大不一樣。也由於《中華大藏經》是國家項目，各單位都比較支持。我們借用的資料，基本上都沒有支付資料費，雙方協議，由中華大藏經編輯局贈送各資料收藏單位一部《中華大藏經》作為感謝。另外，所聘人員的報酬都比較低，應聘人員大多屬於離退休後發揮馀熱，甘作貢獻。但上述做法，顯然已經不再適合目前的情況。我們現在編纂《藏外佛教文獻》，深感無錢困難重重，寸步難行。由於經費緊張，許多事情都想盡量省錢，結果適得其反，反而更加費錢。由此捉襟見肘，狼狽不堪。教訓實在深刻。 本人一介書生，對於經濟問題純屬外行。按照上述設想編纂一部理想的大藏經，究竟需要多少經費，要由有關專家框算。不過，編纂工作是逐步展開，在若干年內完成，所以後期可與藏經的出版發行配合進行，所需經費也就可以滾動解決。所以，實際上需要籌備的只是前期的經費。 目前，佛教界結緣經書的印刷量很大。有的結緣經書無論是內容，還是印刷，都可以稱為上品。大多則是平平。其中也不乏粗糙拙劣之書籍。這些粗糙拙劣之書，從世法說是偽劣產品，從佛法說是亵渎正法。因此，如果能夠把目前印刷結緣經書的資金吸引集中起來，一方面印刷一些精品經書結緣，另一方面則可用於大藏經的編纂。實際上，結緣經書與大藏經兩者本來就可以充分協調，相互為用。即用大藏經編撰人員整理出的精校定本作為結緣經書印刷，其傳播正法的作用自然遠遠超過在條件沒有保證情況下粗制濫造印出的書籍。而編纂印刷大藏經，本身就是功德更加無量的結緣勝事。 目前，海內外電子佛典的發展勢頭如同萬馬奔騰。遺憾的是各自為戰，缺乏協調，由此造成人力物力的極大浪費。如果能夠把這些分散的力量集中起來，則經費問題的解決也容易得多了。 當然，這樣的事情，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而把海內外分散的結緣資金、分散的編藏力量集中到前述編纂大藏經的總目標下，可能比李白越蜀道更難，"使人西望長咨嗟"。 第四、編藏要有資料，沒有資料一切都是空話。如前所述，新編藏經包括歷代入藏與新編入藏兩大部分。歷代正藏、續藏資料現成，只要整理、考訂、校勘、標點即可。關鍵工作在於新編入藏。 應該新編入藏的藏外佛教文獻主要指古代逸籍(包括敦煌遺書、海內外各宗教、圖書、文博部門及私人收藏未入藏逸籍)、近現代新譯(從梵、巴、藏、日等文字譯出)、散見於正史、地方史志、金石、檔案、個人文集乃至各種叢書、類書專著中佛教資料，此外還有今人撰著。雖然范圍很大，但是目標清楚。只要有關收藏單位積極配合，收集起來應該沒有問題。當然，我們必須充分估計國內因部門封鎖資料而產生的困難。另外，不少資料散在海外，國外，包括港台、日本、南北朝鮮、越南。西方則以英、法、俄、美、德、意、荷為主。我們有沒有可能把這些資料都收集起來？ 總的來說，已經入藏的典籍，猶如陳列在公共圖書館中的圖書，誰都可以利用。因此，我們也好，任何一個企圖編纂藏經的組織與團體也好，誰都無所謂優勢。當然，如果講到歷代藏經的版本，則大陸與日本各有自己的優勢。日本的版本優勢在宋元，大陸的版本優勢在明清。至於新編入藏部分，雖說海外散落了一大批大陸已經亡佚的資料，但從總體看，應該說我們還是有優勢。我們應該充分發揮這個優勢。當然，編纂一部高水平的大藏經實際是世界華人的共同心願與事業，也是整個漢傳佛教文化圈的共同事業與理想，是東亞人民對人類文化的共同貢獻。我們要有發動與團結一切力量，共同做好這件曠世大事的大願心，大胸懷；不要有封疆劃界、唯我獨尊的想法。當然，作為一個中國人，一個華人，毫無疑問應該為祖先留下的這份文化遺產承擔更多的責任。 第五、對於電腦技術，本人是外行。從外行的角度考慮問題，大致有如下幾個方面：漢字字庫，檢索系統，單字掃描，關系數據庫。這些問題要靠電腦專家來解決。電腦技術本身正在一日千裡地發展，即使我們現在就動手編纂，第一批成果的正式發行也要到五、六年之後，所以，即使現在電腦方面還有一些技術難關，相信還有時間來逐一解決。 綜合上述五點，我認為，編纂大藏經及其光電版的基本條件已經具備。現在的關鍵是必須有國家強有力的支持與充足的財力。如果這兩個問題能夠保證，前景是樂觀的。 以往的經驗證明，只要國家重視，集中力量去做，就沒有辦不成的事，也沒有辦不好的事。大藏經編纂也是這樣。 四 怎樣才能編纂好我們所希望的這樣一部大藏經？ 大家知道，1982年，在當時國務院古籍整理規劃領導小組，尤其是李一氓同志的支持下，由任繼愈先生主持，成立了"中華大藏經編輯局"，開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藏經編纂事業。這項工作從1982年中立項上馬，1994年底完成上編，共12年半。我是1984年秋開始參與的。該事業前期由李富華同志作為任先生的助手，協調工作。我則在前期中的半年，加上後期，共約六年半期間，作為任先生的助手協調工作。我出國期間，由其他同志負責。由於參加這項工作時間比較長，對情況，尤其的後期的情況比較了解。所以在此想介紹一下《中華大藏經》的編纂情況與我們對下一步工作的設想。我希望《中華大藏經》計劃與我們現在討論的大藏經編纂協調進行。 《中華大藏經》最初計劃分為正、續兩編，正編收入歷代大藏經之有千字文帙號的部分；續編收入歷代大藏經之無千字文帙號的部分。也就是說，正、續兩編合起來，相當於傳統大藏經的正藏與續藏。如前所述，新編入藏應該成為我們今天編纂大藏經的重點，正因為考慮到這一點，所以我們內部後來有過增加第三編，即新編入藏的設想。但又考慮到大藏經本身應該是一個嚴密的體系，如果采用上述正編、續編、第三編的方式，則將割裂這一體系。所以決定改為上、下兩編。上編為歷代大藏經之有千字文帙號的部分；下編的主體為歷代大藏經之無千字文帙號及新編入藏部分，並以存目的形式包容上編，從而使下編以一個嚴密完整的大藏經的面貌出現。上編共106冊，每冊100萬字左右，總計1.06億字，編輯工作已在1994年結束，至今已經出版了90冊，全藏可望在今年全部出版。下編的准備工作正在進行。 上編以《趙城金藏》為基礎，加上其余各藏有千字文帙號的佛典影印而成。由於受這一方式的影響，如標點等問題根本不可能考慮。現在有些同志對《中華藏》有一定的意見，如標點問題、結構編次問題等等，戲稱之為"百衲本"。這些批評都是正確的。編纂之初，的確希望這部《中華藏》能夠起到取代《大正藏》的作用，而現在實際上《中華藏》上編沒有能夠完全實現這個目標。但《中華藏》上編收入了不少《大正藏》沒有收入的資料，《中華藏》依據有代表性的八種藏經，尤其是首次全面利用《房山石經》作了校勘，這都是其他藏經沒有做到的。但它畢竟是十四年以前上馬的一個項目，與現在相比，當時各方面條件都比較差，尤其是人員基礎差。除了少數專業人員外，《中華藏》主要依靠從社會招聘的離退休人員(大多為中學教師與機關干部)完成的。所以，《中華藏》成為現在這個樣子，完全是當時的條件所決定的。 從中華藏編輯局的角度來說，我們對此也並不滿意。任繼愈先生多次指示要設法改進，要提高質量。1986年，我們曾經特意向國務院古籍小組提出過改進意見。但是，當時《中華藏》已經出版了十馀冊，有關人員表示，如果進行改動，那已經出版的怎麼辦？的確，一部大叢書，體例一旦確定，前若干冊書一旦推出，則很難再作更改。這也是我們今天從事大藏經編纂必須重視的問題。 對於《中華大藏經》的下編，我們考慮其工作大體分三個階段： 一、准備階段，約五年。 目標：本階段完成資料搜集、整理、考釋工作，藏經結構架構工作，編撰出大藏經總目初稿、版本目錄初稿、經名索引、譯著者索引。完成電腦硬、軟件諸項准備。從第二年或第三年開始，穿插進行電腦錄入、校勘標點，以此組織與訓練隊伍。並開始詞語索引與實用辭書的編輯。 二、編輯發行階段，約八年。 目標：按照總目順序，全面鋪開編輯(校勘、標點、定稿)。校勘標點工作按照前述每年0.7億字的速度進行，到第五年可以全部完成。復核定稿工作也按照每年0.7億字的速度進行，到第七年可以全部完成。本階段第二年開始可以按照每年70冊(每冊100萬字)的速度出版發行書冊本，到第八年全部出版(總計450冊)。待詞語索引與實用辭書之關聯數據庫配套成功，主題詞體系設計完成，開始發行光盤版。 三、收尾後續階段，約二年。 目標：處理善後事項。 限於時間與篇幅，上面只是粗線條地介紹我們的基本設想，這是以我們多年的實際工作經驗為依據的。由於我們是按照全藏4.5億字計算校勘、標點、復核、定稿的工作量。而實際上全藏需要校勘標點的並沒有4.5億字。就復審定稿而言，亦有繁難與簡易之不同。因此，上述計劃還是留有相當大余地的。此外，如果充分發揮電腦的功用，還可以大大減略上述工作量。 當然，如前所述，上述設想是以國家強有力的支持與充裕的財力保證為前提的。否則，只是空想。 大藏經的編纂的一項學術性極強的工作，沒有有關專家的大力支持與指導，不可能做好這項工作。因此，我們正在爭取成立一個"中華大藏經研究會"，希望以此作為學術後援，起到學術顧問的作用。 由於上面所述的《中華大藏經》下編計劃十分龐大，沒有充足的財力，充分的准備，不能輕易上馬。因此，我們在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等有關單位的支持下，先辦了一個《藏外佛教文獻》，我們的想法是在目前條件下，能夠做多少事，就盡量先去做。以後條件成熟了，這些經過整理的藏外佛教文獻就可以收入《中華大藏經》下編。即使我們的《中華大藏經》下編由於種種原因不能上馬，我們整理的資料也可以為其他人編纂大藏經所用。大藏經的編纂是民族之大事，世代之大事。吳立民先生說"功成不必在我"。我十分贊同這一觀點。 編輯大藏，澤被千秋。但茲事體大，談何容易。不過，既然利國利民，則即使我們這一代沒有條件實現，後代也會進行。所以，我現在的想法是：只要抱著只講耕耘，不問收獲的心情，盡自己的力量，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自然功不唐捐，事不虛拋。歸根結底，一打方案，不如一步實際行動。話說得再多也沒有用，事情必須一點一滴地去做。 當然，我更加殷切地希望當代中國佛教界、學術界團結起來，勇於面對歷史賦予我們的責任，承擔起這一偉大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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