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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廣锠教授：中國書店所藏敦煌遺書序 　（點擊下載DOC格式閱讀）

	中國書店所藏敦煌遺書序 方廣锠 1900年6月，在中國北京，義和團運動如火如荼。其後而來的八國聯軍侵華以及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把苦難深重的中國人民再一次推入水深火熱的境地， 1900年6月，時居敦煌莫高窟的道士王圓箓偶然在一石窟甬道的右側發現隱藏著一個耳窟，亦即其後舉世聞名的藏經洞，其中裝滿了古代的遺書、文物。其後若干年中，聞風而至的英、法、日、俄各國探險家紛至沓來，采用各種手段，將洞藏大部分珍貴遺書、文物捆載以去。 自從我從事敦煌研究以來，經常遇到這樣的提問：假設藏經洞遺書不被外國探險家掠走，將會如何？我的回答是：歷史不能假設。我認為，如果我們熟悉20世紀初那段苦難的中國史，了解列強對中國的種種野心，包括對中國西北邊疆的種種謀劃，了解清政府的腐敗無能，各級官員的徇私渎職，文人士大夫的短視守舊，全民族文物意識的淡漠，中西學風的差異，那麼，雖說王道士發現藏經洞是一種偶然，但藏經洞只要被發現，則洞中文物的流失可以說是一種必然。且不說1840年以來的100年中，這樣的事件層出不窮；即使近20多年來，類似的事情不也時有所聞嗎？ 古代敦煌是中國文化、印度文化、伊朗文化、西方文化等四種文化，儒教、佛教、道教、景教、摩尼教、祆教等六種宗教的匯聚之地，文化積澱極為豐厚。晚唐、五代、宋初，敦煌有相當長的時間不在中央王朝的有效統治之下，史書對它的記載簡略疏闊，史家對它的情況也若明若暗。藏經洞遺書的面世，在敦煌研究、西北史地研究、諸多宗教與文化的研究方面打開一個全新的天地，促成了“敦煌學”這一世界顯學的產生。早在1930年，我國著名學者陳寅恪就熱情讴歌：“敦煌學者，今日世界學術之新潮流也。”然而，藏經洞發現的遺書，或散落異國，或秘藏私家。研究者，特別是中國研究者要想取為研究資料，其重重困難，是局外人難以想象的。所以中國學者為之慨然：“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 這一局面，從20世紀90年代起大為改觀。以上海古籍出版社為代表的中國出版界，包括四川人民出版社、甘肅人民出版社、江蘇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等以極大的民族責任感，下大決心、花大氣力，致力於敦煌遺書圖錄的出版。這些圖錄的出版，對敦煌學的發展起到極大的促進作用。近十幾年我國敦煌學蓬勃發展，這些出版社功不可沒。 進入21世紀以來，敦煌遺書圖錄的出版，依然保持著強勁的勢頭。上海古籍出版社於2005年3月，完成《法藏敦煌西域文獻》全34冊的出版；於2005年10月，完成《俄藏敦煌藝術品》全6冊的出版。上海辭書出版社於2005年8月完成《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古所獲漢文文獻(非佛經部分)》全2冊的出版。北京圖書館出版社於2005年推出《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全150冊的出版計劃，到2006年底，已經出版50冊，其圖錄規模與出版速度前所未有，其圖版質量也名列前茅。 在我國，除了若干圖書館、博物館及少數其他單位與個人外，一些古舊書店、文物商店也收藏有敦煌遺書。1998年，天津文物商店出版所藏敦煌遺書的圖錄，曾為學界稱道。現在，中國書店出版所藏敦煌遺書的圖錄，更是一件值得以手加額，慶之賀之的大好事。 承中國書店善意，這次收入圖錄的90余件遺書，我均曾得以考察、鑒別、著錄。敦煌遺書具有文物、文獻、文字等三個方面的研究價值。以下，也分別這三個方面，略述中國書店這批敦煌遺書的價值，以為芹獻。 講文物價值，首先要看寫本的年代。古籍界以往講善本，注重的是宋、元刻本，有一頁一金的說法。敦煌遺書的出現，打破了宋、元刻本獨擅勝場的局面。從年代看，中國書店這批遺書中有東晉寫本1號，南北朝寫本12號，隋寫本2號。眾所周知，敦煌遺書中保存的主要是唐寫本，其中尤以8到9世紀的吐蕃統治時期寫本，以及晚唐、五代、宋初的歸義軍統治時期寫本為多，唐以前寫本所占比例較小。所以，敦煌遺書中的唐以前寫本，因其年代久遠、數量稀少，歷來為人們珍視，具有較大的文物價值。中國書店的這批敦煌遺書，唐以前寫本約占15%以上，值得珍視。 在上述早期寫本中，ZSD2081號《大般涅槃經》卷七尤為珍貴。該號為隋代寫經，我們知道，隋文帝、炀帝父子兩代佞佛，統治時期廣為提倡寫經造像。故隋祚雖短，留下的寫經不多，但質量大抵為上品。ZSD2081號為卷軸裝。首尾均全。存有卷端的護首與卷尾的原軸。護首有竹質天竿、有護首經名、有缥帶(已斷，留有殘根)。尾軸兩端塗有朱漆。首尾經題完整，卷尾有燕尾，還有題記。敦煌遺書原為寺院棄藏，故首尾完整的經卷數量很少，像ZSD2081號這樣附有護首、原軸，完整保持卷軸裝原貌，又有題記的卷子更可謂鳳毛麟角。 此外，考察時發現，該卷所用紙張為打紙，砑光上蠟。 打紙，是我國古代一種經過特殊的捶打工藝所制造的紙張。古代的手工造紙，所造紙張表面粗糙，纖維浮扎。用這種紙張寫字，用筆澀滯，容易洇墨。所以，古人發明捶打工藝制成打紙。打紙厚度變薄，纖維致密，紙張本身更加牢實，書寫時也不易洇墨。為了使紙張能夠歷時長久，古人又發明在紙張表面上蠟的工藝。打紙砑光上蠟後，表面光潔如瑩，用手輕輕抖動，發出金石之聲。洵為我國古代紙張中的極品。 如果僅僅是打紙砑光上蠟，在敦煌遺書中還算常見。這個卷子最令人驚異的在它每張紙的長度。 該卷總長775.4厘米，由7張紙粘接而成，首紙為護首，末紙為結尾，下面是中間5張紙的數據： 長度(厘米) 抄寫行數 138.0 81 140.8 83 143.0 84 142.4 84 140.2 84 敦煌遺書所用紙張，雖因時代的不同而有差異，但大體在40厘米到50厘米左右。幾年前我們曾經在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中發現某寫卷中的一張紙，長度竟達130多厘米。編目同仁無不歎為異數。而中國書店該ZSD2081號隋代寫經中間5張紙的長度均為140厘米左右，最長者達143厘米。不僅在目前面世的敦煌遺書中絕無僅有，就筆者所知而言，這也是世界上現知的7世紀以前的紙張中，單紙長度最長的。古代紙張為工匠在紙漿池中，用抄子一張一張抄出。能夠制造出如此長度、如此質量的紙張，是我國古代造紙術的奇跡，為我們研究隋代的造紙工藝提供了的重要標本。 這號隋寫《大般涅槃經》還有一點值得提出的，是它的缥帶。敦煌遺書的缥帶可分兩種，一種用絲綢折疊縫制而成，我們稱之為“折疊帶”；一種為編織而成，我們稱之為“編織帶”。前者較為常見，後者非常稀少。此件隋寫《大般涅槃經》的缥帶雖然已斷，僅留殘根一截，但為綠紅白三色編織而成的編織帶，色彩鮮艷如新。 提到缥帶，中國書店收藏的ZSD1790號也值得一提。眾所周知，考古發掘中時有古代絲綢出土，但古墓出土的絲綢，遇到空氣即氧化變質，甚難保存。敦煌因其特有的風土條件，遺書所存之缥帶均保持古代原貌。ZSD1790號亦為《大般涅槃經》，卷軸裝，乃抄寫於7～8世紀的唐寫本。首尾均全，有題記。護首保存完好，護首所系缥帶為折疊帶，敦煌遺書中的折疊帶一般均為素絹，而此號的缥帶織有團花，甚為罕見。此缥帶長58厘米，保存完整，在敦煌遺書中也不多見。對於研究唐代的絲綢工藝亦有一定的價值。 此外，從形態上講，這批遺書除了常見的卷軸裝外，還有經折裝、縫缋裝，體現了我國古代書籍的各種裝幀形式，豐富了我們對於書史的知識。 順便想說的是，這批敦煌遺書中有27件殘片，合裝成冊，題為“敦煌殘拾”，前有黃賓虹1951年題記。原為方懿梅所藏。方懿梅，字子才，安徽人。上個世紀30、40年代在北京活動，收藏不少敦煌遺書殘片，其後逐漸轉讓他人。安徽博物館石谷風所藏敦煌遺書殘片(《晉魏隋唐殘墨》，安徽美術出版社，1992年10月)、啟功收藏的部分敦煌遺書殘片(《敦煌寫經殘片》，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6月)均出自方懿梅原藏。據我所知，方懿梅的還有部分藏品，目前由另一位收藏家收藏，尚未公布。由於這批殘片篇幅不大，以前曾有人懷疑它們或者屬於吐魯番遺書。但石谷風藏品中的《靈寶度人經》可與敦煌遺書斯6076號綴接。由此證明這批殘片的確出自敦煌藏經洞(參見方廣锠：《晉魏隋唐殘墨綴目》，載《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七輯)。 從文獻價值的角度談，中國書店的這批敦煌遺書更是美不勝收。 敦煌遺書本為佛教寺院棄藏，所藏以佛教典籍為主。中國書店的敦煌遺書也不例外，已為歷代大藏經所收的佛典占據總數的一半以上。除了已入藏文獻外，與佛教有關的文獻還有在敦煌當地翻譯的佛經，以及變文、齋文、經疏、忏悔文、羯磨文、疑偽經乃至法門名義集鈔這樣的工具書。至於非佛教文獻，則有道教的《靈寶自然齋行道儀》(擬)，還有社司轉帖、賬契、詩歌、書儀、民俗作品等等。 由於篇幅的關系，在此祗能擇要對一些文獻作簡單介紹。 ZSD2971號，《八相變》，敷衍釋迦牟尼八相成道故事，屬變文。本號雖為殘片，僅剩1紙6行，但與敦煌遺書中所存同一主題的其他文獻均不完全相同。因此，它不但提供了一個新的文本可供校勘，而且對研究寫本的流變性提供了新的資料。 ZSD2205號，《比丘尼羯磨文》(擬)，該《比丘尼羯磨文》為南北朝寫本，它的文字與《昙無德律部雜羯磨》(參見《大正》1432，22/1043B7~1045B25)、《羯磨》(參見大正1433，22/1056B7~C2、22/1063C16~27)的相關章節比較相似，但又均不相同。中國佛教早期戒律不全，曹魏時比丘才正式舉行授具足戒的儀式。其後律本逐漸譯出，但因印度佛教已經分派，故傳入中國的戒律也各不相同。印度佛教各派戒律在中國呈現勢力此消彼長的態勢。比如南北朝《十誦律》較為流行，唐代《四分律》流遍天下。ZSD2205號《比丘尼羯磨文》既非《十誦律》系統，亦非《四分律》系統，為我們研究當時的僧團戒律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ZSD2980號，《吉凶書儀》(擬)，書儀即古代的尺牍大觀，為友朋交往、官場往來、節慶賀吊、婚喪嫁娶時所用的種種實用文書的范本。本號存11行，前殘，中存《新婦亡吊親家翁母書》，從注文可知，該書儀還可以改為《女婿亡吊親家翁母書》使用。敦煌遺書中存有書儀多種，但本號書儀未見著錄，為我們研究書儀的形態及當時的社會風俗提供了新的資料。 ZSD1361號背面，抄有三首詩。作： 可連(憐)學生郎，每日畫張，看書度癢(庠)，淚落數千行。 雲雲天上去，父母生我身。少來學禮(裡)坐，長大得成人。 春日春風動，春來春草生。春人飲春酒，春鳥弄春[聲]。 這三首詩與該號背面的《社司轉帖稿》連抄，筆跡相同，均為敦煌永安寺學士郎宋宗宗於803年所寫。曾先後由程毅中、柴劍虹、徐俊等錄校發表。其中第二、第三兩首詩，敦煌遺書存有其他抄本；第一首詩則唯見於本號。有的錄文把本號第一首詩補足為五言詩，但我認為中間兩句為四字，全詩依舊可通，這就要考慮原文是否詞的雛形。當然，這是一個可以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ZSD2207號，《十想經》，本號非常簡短，連同首尾題，僅186字。特錄文如下： 佛說十想經 如是我聞。一時薄伽梵住拘屍那城近力士村娑羅雙樹聞臨般涅槃。 爾時世尊告諸苾刍言：諸苾刍，若有苾刍臨欲命終，憶念十想。何等為十？ 一、不染著想。二、於諸有情而起慈想。三、所有結恨當生捨想。四、或有惡戒而生忏悔，於一切戒起受學想。五、若作大罪起輕小想。六、作少善根生廣大想。七、而於他世生無畏想。八、於諸行起無常想。九、於一切法起無我想。十、而於涅槃生寂靜想。汝諸苾刍當如是學。 爾時薄伽梵說是經已，諸苾刍眾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十想經一卷 從形式看，該經序分、正宗分、流通分等三分具足。從內容看，符合印度佛教的思想，與一般所謂中國人所撰疑偽經全然不同。然而，傳統經錄中對此經卻沒有記載。如何看待此經呢？我認為，從該經的遣詞結句看，它很可能是吐蕃統治敦煌時期譯出的。類似的經典，還有一批。由於沒有流傳到內地，所以不為內地傳統經錄所記載。在敦煌遺書中，據我所知，亦僅有三號。另兩號為國家圖書館的BD00693號8、法國的伯3919號B2。以往我們都認為玄奘翻譯的《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是翻譯經典中最短小的經。但《心經》共260個字。如果我上述《十想經》也是翻譯經典的推論可以成立，則這部經典才是漢譯經典中最為短小的。 ZSD2202號，《下女夫詞》，這是唐代在舉行婚禮時常用歌詞。迎親男方被女方攔截門外，雙方互相答問，戲谑調笑。是研究唐代婚俗禮儀的重要資料。敦煌遺書中雖然存有多件，但本號依然有多處文字可以校補其他寫本之不足。 上面介紹均為敦煌遺書特有文獻。即使那些傳統存有寫本的文獻，比如已經收入傳統大藏經的文獻，中國書店此次公布的遺書，亦往往有與傳統大藏經本分卷不同、文字參差者。這對於研究寫本系統的演變有著較高的價值。 由於篇幅的關系，上面的介紹未免有掛一漏萬之失。總之，中國書店這批敦煌遺書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研究資料，也向我們提出一些新的研究課題。我相信，隨著研究的進一步深入，一定可以更加全面深入地揭示這批敦煌遺書的文獻價值。 至於文字價值，我想就不必再加饒舌。這批遺書最早的是4到5世紀東晉寫本，最晚的是10世紀末北宋寫本，時代跨度達600年左右。也就是說，它們反映了600年來中國文字的演變、書風的變遷。一冊在手，識者自會評價。 此次中國書店敦煌遺書圖錄還有一個特點，是公布了一批相關的其他古代寫本。其中包括敦煌藏文寫本、西夏文寫本、蒙文寫本、日本寫本。此外還有幾件近代寫經。 藏文寫本包括敦煌吐蕃統治時期抄寫的《無量壽宗要經》與泥金绀青紙寫經。後者是否出於敦煌藏經洞，尚有不同意見，還可以再研究。西夏文、蒙文寫本並非出於藏經洞，但均有一定的文物價值與文獻價值。日本寫經有日本天平時期(8世紀)寫經1件、平安時期(8到12世紀)寫經2件，鐮倉時期(12到14世紀)寫經1件。反映了日本古代寫經的概貌。敦煌遺書與日本古寫經，一在西域，一在東海，近年來已經成為佛教文獻研究的兩大重點，交相輝映。相信兩種寫經的研究各自揚長避短，相互配合，一定可以把佛教文獻學研究推向新的高峰。 最後簡單談談這幾件近代寫經。眾所周知，敦煌藏經洞遺書押運進京後，敦煌遺書聲名鵲起。部分不法之徒利欲熏心，便力圖偽造敦煌遺書，以求獲利。但是，要想偽造敦煌遺書，其實並不容易。首先，敦煌的紙張均為古代手工造紙，古今造紙原料不同、工藝不同、造紙作坊周圍的水土不同、造紙所用填充料不同，今人不可能造出與古紙一模一樣的紙來。古代的紙張經過千百年歲月的浸染，其滄桑感一望可知。今人偽造古代寫經，首先要找與古紙近似的紙張，其次要作舊。這都不是容易事。北圖有幾件近代偽造的寫經，所用為近代機器造紙，露出馬腳。我見過一件署有李盛铎題跋的偽經，自稱是梁武帝親筆所寫。作偽者既要把偽卷作舊，又不能搞得品相太差，以降低其市場售價。於是采用反復摩擦表面的辦法，結果在這一點上正好露出破綻。作偽之難，還有文字、墨色、界欄、筆跡、內容乃至作偽者本人的文化素養等諸多方面。一個人，想要具備上述所有作偽的條件，按照我的看法，那幾乎是不可能的。而他在作偽過程中的任何一點疏漏，都會露出馬腳，從而戳穿他的作偽把戲。所以，偽卷固然可以蒙人一時，但畢竟會真相大白於天下。如何鑒別偽卷？當然要靠大量積累經驗。但最簡單的辦法，就是拿真卷來對照，俗話說：“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在真卷面前，偽卷無所逃其形。 收入本圖錄的幾件近代寫經，就是上世紀上半葉有人仿照敦煌遺書有意作偽。它們的紙張、字體、墨色、行款乃至總體風格，都與敦煌遺書不同。讀者可以之與真卷比較。這幾件偽卷，原為中國書店庫房舊藏。此次毅然把它們收入圖錄，驗明正身，公開示眾，免得它們今後再招搖過市，做了一件大好事。中國書店這一胸襟令人佩服，這種態度值得與敦煌遺書相關的其他單位效仿。 現在世界各處流傳的敦煌遺書中存有偽卷，這是一個客觀事實。偽卷的存在已經影響敦煌學的健康發展，這也是一個客觀事實。但偽卷的認定卻是一件應該十分慎重的事情。現在中外敦煌學界都有一點“見卷疑偽”的傾向，我本人對此很不以為然。按照我二十多年來在國內外考察的經驗，偽卷的確存在，但其比例並不像有些學者渲染的那麼高。過分渲染偽卷的存在，既不符合事實，也有礙敦煌學的健康發展，有礙中國文物市場的健康發展。 除國家圖書館外，中國國內公私收藏的敦煌遺書約有3000號左右，已經公布圖錄的已有2000余號，還有1000號左右至今尚未公布。我希望中國書店藏敦煌遺書圖錄的出版，能夠起到榜樣的作用，希望其他諸敦煌遺書收藏單位見賢思齊，把收藏品都公布出來，由“死寶”變成“活寶”，為推動我國新文化的建設發揮積極的作用。 2007年1月5日於通州皇木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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