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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群教授:從真禅法師的學術研究看其佛學思想的基本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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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真禅法師的學術研究看其佛學思想的基本特色

東南大學佛教文化研究所  董群

真禅法師是當代中國佛教界的傑出宗教實踐家、宗教理論家和學問家之一,他以學術性形式將其宗教實踐和思想闡述成文,在《玉佛丈室集》的序言中,他將其作品的思想特色概括為六個方面,結合真禅法師的佛學觀,可以概括出他的佛學思想的七大特色,即愛國主義特色、活潑運用禅學的特色、人間佛教的特色、團結振興的特色、信智雙運的僧教育思想特色、國際交流的特色和華嚴禅的特色。

一、愛國主義的特色

真禅法師認為,中國佛教具有愛國主義的傳統,他在《玉佛丈室集》通過對玄奘(600—664)、應慈(1873—1965)、震華(1909—1947)三位大師的研究體現這一點,他這樣概括和評價三人的愛國主義:玄奘身居海外、心懷祖國,不管外國人給他多麼高的地位,多麼優厚的待遇,都一一謝絕,最後以百折不撓的精神回到祖國的懷抱。應慈在抗日戰爭時期,提出“凡我中華志士,莫不奮臂揮戈,扞衛祖國”。佛教徒在國家遇到困難時,“應當作獅子奮迅,全力以赴”。新中國成立以後,熱愛新中國。震華法師在九·一八事變後,撰寫《僧伽護國史》,以喚起僧眾愛國報國的熱忱。

對於玄奘法師的研究,真禅法師撰有《玄奘法師傳略》、《玄奘求法之路尋札記》等文,《玄奘法師傳略》一文寫於1985年夏,此文將玄奘定位為偉大的旅行家、思想家、翻譯家、中印文化交流的使者,在對玄奘的在家生平作簡要介紹後,分訪師求學、西行取經、譯經弘法諸方面全面而又精要地介紹了玄奘的事跡和思想,並評論說:“玄奘以無限的慈悲、智慧和才能,無私地奉獻給了中國人民。”“對國家、人民作出了巨大貢獻。”這種貢獻也“打破了國界和民族的界限”。玄奘是“中華民族的脊梁”。《玄奘求法之路尋禮記》一文後附有《玄奘法師年譜》,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真禅法師跟隨應慈從學有16年之久,他撰寫《弘法為家務,利生為事業》、《緬懷華嚴座主應慈老法師》等文懷念應慈法師,《弘法為家務,利生為事業》一文講於1985年9月19日,簡要介紹了應慈法師的生平和法系,屬臨濟宗四十二世,但又兼重華嚴,自號“華嚴座主”。此文引言部分,真禅特別談到應慈法師的愛國精神,引用他的原話,要求弟子“在共產黨領導下,努力學習,擁護政府政策法令,積極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貢獻出自己的力量。”舉行應慈的紀念法會,不僅是懷念他,更重要的是他的愛國愛教精神。他提出要向應慈學習三方面的精神,談得最多的是要學習應慈法師的愛國愛民、大智大勇的精神。這一部分,真禅法師詳細地敘述了應慈法師的愛國事跡,證明他一向熱愛祖國和人民。比如,日偽時期,南京和上海的日偽政權曾多次他主持法會,都被斷然拒絕,堅持了民族氣節。1943年為論述僧侶抗戰史的《奮迅集》作序,體現其同仇敵忾、愛國濟世之心。解放以後,謝絕到外國安度晚年的邀請,衷心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走社會主義道路,積極參加國家各項愛國運動。其愛國愛教精神,是佛教徒的典范。《緬懷華嚴座主應慈老法師》專門有一節討論其愛國愛教的思想。

真禅法師是震華法師的弟子,1944年接其法脈,蒙受記薊,他撰寫《試論震華法師的佛學思想》等文,以發揚大乘佛教積極人世的精神。此文寫於1987年9月震華法師圓寂4周年、誕辰79周年之際,他首先簡要介紹了震華法師的生平,特別提到兩件事,一是九·一八之後,震華法師基於國難當頭,僧人應當奮起救國的思想,撰寫《僧伽護國史》一事。二是1937年抗戰爆發後,震華法師發動鎮江各大寺廟組織佛教僧侶救護隊。接著具體分析其佛學思想,闡述其修道方法體系,包括參禅、念佛、誦經、持咒、禮佛等內容;122X明求佛道的思想,包括技能養活論、農禅自給論、經商生產論、做工勞作論;學佛即是為政的思想,強調其愛國不分界限,出家學佛必須愛國,為政不必居官,出家學佛亦可為政的觀點;整理僧制的實踐。他還研究了震華法師的佛教史地思想,強調震華法師的佛教史地研究具有為現實政治服務的特點,比如《僧伽護國史》是為喚起僧眾抗日救國而寫,強調的是僧人的愛國義務論:僧伽既為國民的一份子,既愛國家保護,就有愛護國家的義務。

另外,《玉佛丈室集》中收入的《守護國界——在上海市宗教學會舉行抗日戰爭及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四十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也是講的愛國主義問題,認為佛教講“饒益有情”,尤其要愛國家、愛人民。他舉了太虛、震華等法師的愛國之舉,強調中國佛教具有愛國的傳統。

通過這種研究,真禅法師指出,古今大師的愛國事跡,說明愛國主義是佛教徒鮮明的政治態度,作為炎黃子孫的佛弟子,都應當沿著前輩大師們的足跡,共同為建設祖國、振興佛教貢獻力量。揭示佛教大師的愛國主義思想,是真禅法師研究佛教史人物的重要動機和目的,這種愛國主義思想也是真禅佛學思想的一個重要特色。他十分明確地表達過他的看法,比如他說,宗教職業人員的首要條件,“一定要愛國,要擁護黨和社會主義”。愛國主義的重要表現之一,是在對外交往時,“維護祖國的尊嚴、榮譽和利益”。

二、活潑運用禅學的特色

真禅法師認為,禅的精神在於活潑地運用。作為一個禅宗僧人,真禅法師是夾山禅學的傳人,在禅學思想上,他繼承震華法師的看法,強調活潑地運用禅學。“參禅、看經貴在活潑運用”,參禅不一定要坐在蒲團上,盤著腿子才是禅,放下腿子,搬柴運水也是禅。修禅的人,一定要把禅法貫徹到學習、工作和待人接物之中,表現在日常威儀和生活中,這樣的禅,“把禅與我、我與禅融為一體,達到我空、法空的境界”。如何活潑運用?如果少一分私心雜念和人我是非,就多一分本地風光。如果私心雜念和人我是非都沒有了,本地風光就完全顯現出來了。

為了說明這一點,真禅著重介紹了達摩禅和曹溪禅,目的在於掃除一引起人只會翻轉語言文字的葛籐禅,死背公案、自附風雅的口頭禅的不良禅風。他認為,談禅的人,雖然有生花之妙筆,如簧之巧舌,但是如果不能活潑地運用,終究是無益的。

對於達摩禅的研究,真禅法師撰有《菩提達摩的生平和禅法》一文,此文撰於1987年佛成道日,主要的資料依據是《景德傳燈錄》,闡述其以二人四行為核心的禅學思想,指出達摩的二人,如同理和事,體和用,是指同一個事物的兩個不同側面,不能沒有理的行和沒有行的理。二人四行以第四“稱法行”為歸宿,三前為事,後一為理。歸宿到修六度,行而不行。他又依《達摩和尚觀心破相論》闡述了修六度的方法。

他歸納達摩對於中國佛教的貢獻,達摩開創了中國禅宗,是印度來華高僧中對於中國佛教和文化影響最大的一位。他總結達摩禅法的特點,是以理導行,以行人理,理事不二,圓融無礙。由此批評後世習禅者理事偏執,不能圓融,執著於語言葛籐的禅病。

對於曹溪禅的研究,真禅法師撰有《惠能的三種法門——曹溪禅之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曹溪禅之二》、《百丈禅風千古傳——曹溪禅之三》諸篇,均講於1988年3月4日。《惠能的三種法門》,主要討論惠能戒、定、慧三無漏學的三個層次闡述,即大乘共學法門、大乘頓人法門和最上乘法門。大乘共學法門主要是志誠所述神秀門下的“諸惡莫作名為戒,眾善奉行名為慧,自淨其意名為定”。惠能在承認此三學可以接引大乘之後,提出了他的接引最上乘的頓人法門,以定為首,“定則定其心,將戒戒其行,性中常慧照”。不見有無之心,才是惠能的大“定”之學的內容。最上乘法門顯現的三學,“心地無非自性戒,心地不礙自性慧,心地無亂自性定”。這三個層次,真禅認為,旨在第三層次,只有到這一層次,才能俯瞰四方,滿目春色,無限風光。《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基本觀點是,闡明禅的修行目的在於明心見性,見性成佛,惠能思想的主要成分是肯定一切眾生都具有常住不變的佛性。惠能依佛性論為依據,提出了凡夫即佛、煩惱即菩提的觀點。見性成佛的途徑,主要是顯露“自然天真佛”。要求習禅者自尊自重,不被他人牽著鼻子轉。見性成佛以後又如何?真禅法師又闡述了惠能禅接物度生的思想,指出超凡人聖並不是目的,人凡的缃物利生才是目的,這是大悲心的體現,他引《法華經》意總結說,習禅不能停留在化城,在直至寶所。《百丈禅風千古傳》介紹了百丈禅學的幾個特點,即佛性本具,不假外求;農禅並重,寓禅於勞;不昧因果,事理無二。

除了這些重要的禅宗研究文章,文集中還收有講於1986年的《談談禅宗》,其中介紹了什麼是禅宗、禅宗的宗旨(即以心為宗)、禅宗的傳承、參禅的方法,重點談到了“禅貴實踐,為尚空談”的觀點,認為實踐就是真實修持,要有真參實悟,開悟以前要修行,開悟以後還要修行,悟後的修行,是修四攝六度,廣利眾生。空談的禅,只是口頭禅,既不真參,也不實悟,生死到來,一點也用不著。

文集中還收有寫於1985年春的《答胡培炯問禅》的一封信,信中闡明了有關禅宗的一些基本的而又非常重要的問題,集中反映著真禅法師的禅學觀。觀點之一,禅宗不是達摩或惠能新創的學派,他們是傳佛心印。觀點之二,頓漸兩門,只在修學方法上有所不同。觀點之三,心是眾生本具的靈明知覺。觀點之四,如來禅和祖師禅之別,如來禅是經論中所說之禅,祖師禅是經祖師親自印證的禅。一般認為禅師禅高於如來禅,其實都是一回事。

上述提及的文章均見於《玉佛丈室集》,更多的文章專集於《玉佛丈室集》第10卷,講座的議題更為廣泛,涉及的人物從達摩到慧能六祖,以及神秀、神會、虛雲、希遷。

通過這種研究,真禅法師實際上體現了惠能以來的禅是生活、平常心是道的禅學思想,以及強調道德生活的修行觀,這也是他自己的禅學觀。他特別強調的觀點是,禅學思想就是人間佛教思想,其內容是自利、利他。在如何運用禅學思想方面,他主張“禅貴實踐”,要學習佛教經典,並強調震華法師的看法。

三、人間佛教的特色

真禅法師認為,中國佛教必須堅持人間佛教的道路,他說,人的思考是“如何發菩提心,行菩薩道,提倡人間佛教的積極進取思想”,認為中國是大乘佛教的第二故鄉,修習大乘佛教,應當修習普賢的十大行願,即禮敬諸佛、稱贊如來、廣修供養、忏悔業障、隨喜功德、請轉*輪、請佛住世、常隨佛學、恆順眾生、普皆回向。而修行普賢行願,又必須從五戒十善人手,淨化自身的三業,又著眼於廣修四攝六度,以利益人群,造化社會。他強調,對社會的貢獻,是每個僧人的天職,成佛一定要從捨己為人、普度眾生的菩薩行中求。普賢行願的歸趣,就是人間佛教思想。上求佛道、下化眾生的重要途徑,就是人間佛教。

《玉佛丈室集》中收有講於1988年2月24日的《怎樣行菩薩道》一文,基本的原理,就是依《普賢行願品》。講於1987年7月2日的《上海佛教居士林的任務》,也涉及到建設人間佛教的具體問題,即為“祖國的建設、統一大業和保衛和平貢獻佛教徒的力量。”他認為,不能將佛法片面地理解為消極厭世的,而是既厭世又人世,既消極又積極。要看針對什麼對象,在對待名利、聲色五欲上,佛法是厭世、消極的,討厭這些東西,不要這些東西,要少欲知足。而在對國家、人民這些問題上,佛法是人世的,積極的,要做有益於國家和人民的事情,“莊嚴國土,利樂有情”,“不為自身求安樂,但願眾生離得苦”,都是這一意思。他引用六祖惠能“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求菩提,恰如求兔角”一語作為證明。這說明,他主張人間佛教應當落實在愛國和建設人間淨土的層面上。

這些講話說明,真禅法師既是人間佛教原理的研究探索者,又是人間佛教的實踐的踏實行履者,人間佛教是其中國佛教發展觀的基本理念。

四、團結振興的特色

真禅法師認為,中國佛教必須在團結中發展。中國是多民族的國家,佛教有三大語系,真禅認為,中國佛教的振興發展,離不開三大語系之間的團結,“加強各族佛教徒的團結,進行佛教文化的交流,相互學習,相互支持,這是社會主義時代賦予我們的光榮使命”。對於漢語系佛教而言,這種團結體現在多和藏、傣語系佛教的橫向聯系上面。

為了實現這種團結,真禅法師曾於1987年9月7日10日,率團到西藏進行訪問,拜訪了著名的布達拉宮和拉薩的大昭、色拉、哲蚌三大寺,參訪了西藏佛學院、比丘尼庵、藏醫院,對於西藏的佛教藝術之發達、佛教思想的深人人心、僧人對於教理的重視、對於醫學、工巧的學習等等,都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專門寫有《赴藏有感》詩集,及記敘布達拉宮的《偉大的創造,輝煌的宮堡》一文,收於《玉佛丈室集》。《西藏朝聖記》一文記錄整個參訪過程,收於《玉佛丈室集》第4卷。他在上海佛學院還開設了藏語課,也准備等到因緣成熟時,到雲南拜訪,19叨年1月,他率團到雲南訪問,同年10月撰有《雲南訪問記》,收於《玉佛丈室集》第4卷。

五、信智雙運的僧教育思想特色

在僧伽教育思想方面,真禅法師主張信智雙具的僧伽教育,信是信仰,智是知識、智慧,佛學院的任務,就是一要培養學僧具有堅定的佛教信仰,二要培養學僧具有種種佛教專業知識,其中,以信仰培養為目的,知識培養為手段。他以《華嚴經》“有信無智長愚癡,有智無信長邪見”作為這一觀點的經證,說明信智相依相成,不可偏廢。

在這一原則的基礎上,真禅法師多次提到如何辦好僧教育,僧人應該具有什麼條件。他提出四條件說:一是愛國,二是懂佛教教理,遵守戒律,三是要有文化水平,四是最好掌握一門外語。提出“兩愛”“三懂”說,愛國愛教,一懂佛教教理知識,二懂法務活動,三懂寺廟管理。智的方面要如何學習?既要學習佛學,也要學習文化知識,以學習佛學為重點。如何學習佛學?不是只記名詞術語,而要掌握佛學精義,同時還要依法修行。

六、國際交流的特色

真禅法師認為,中國佛教必須保持國際交流的優良傳統。他總結了這樣的規律,凡是國泰民安時期,也是佛教積極開展國際交流活動的時期。他強調,對當代中國佛教來說,加強與世界各國佛教的交流,加強全世界佛教徒的團結,保衛世界和平,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

作為對國際交流的親身實踐,真禅法師曾訪問過日本、美國、印度、泰國、加拿大、新加坡、澳大利亞和歐洲七國等國,多次出席在國外召開的“世宗和”會議,廣交法友,普結善緣,並記錄了這些活動的過程與感想。作為對中國佛教歷史上國際交流的總結,《玉佛丈室集》中,《東渡西游相映媲美》一文介紹盛唐時代對中外文化交流作出重要貢獻的玄奘和鑒真兩位高僧,指出玄奘是一位尋求與消化個來文化的大師,鑒真是一位把優秀的中華民族文化向外傳播的典范,此文特別介紹了鑒真的事跡。《訪問日本立正佼成會庭野日敬會長》一文介紹了庭野日敬創建立正佼成會的緣起及此會發展的過程。《萬裡香花結法緣》一文是對他第一次訪美的記錄,感受到美國大乘佛教在一些美籍華僧大德的弘揚和護法長者的推動下正在逐漸興盛的狀況,對美國各地諸大善知識弘法利生的慈悲願力留下深刻的印象。《佛國巡視漫記》一文記錄了他率團訪問印度的經歷和感想。作為對’於中外佛教交流的研究,真禅還撰有一些專文,《中印文化交流的光輝篇章》一文指出,中印文化交流,其實質就是中印佛教文化交流,他簡要介紹了印度來華高僧和中土赴印高僧的交流情形,強調中國佛教徒永遠不會忘記印度佛教和我國佛教的淵源關系。《中國禅宗與印度佛教》一文則進一步將禅宗和印度佛教的關系作一研究,強調玉佛寺是禅宗寺院,是傳禅宗的。《玉佛丈室集》第3卷,收有《天竺紀行》,《玉佛丈室集》第4卷,收有《澳洲弘法紀行》,《玉佛丈室集》第9卷,收有《泰國弘法記》《歐洲七國弘法記》等文。

七、華嚴禅的特色

真禅法師的佛學思想,體現為禅教一致的特色,特別是華嚴之教和禅的融合特色。這繼承了其師的思想,又遠承了圭峰宗密的觀點,但略有不同。

宗密是禅教合一系統理論的最早闡述者,應慈法師對華嚴有專攻,教在華嚴,行在禅宗,也是華嚴禅的實行者,真禅認為,應慈和宗密禅教合一論的不同之處地於切人處不同,“宗密大師是從教人禅的,應老是從禅人教的”。真禅法師又在應慈法師門下學習了16年,對華嚴與禅的思想,體會良深,寫有華嚴與禅方面的多篇作品。對於華嚴思想,他發願說,“願在有生之年,將華嚴大教,毗盧性海,再現與祖國的神州大地”。e專門寫有長篇的《華嚴宗簡論》,是聽應慈講華嚴的筆記,也融人了他自己對華嚴大法的體會,此論結構全面,分為五章,第一章討論華嚴宗的宗經《華嚴經》的傳譯,分別介紹了六十《華嚴》、八十《華嚴》、《四十華嚴》、《華嚴經》別譯和《華嚴經》總綱,其中《華嚴經》總綱依清涼澄觀的觀點,將信解行證列為此經的總綱。他認為,佛法中講的信,是指斷疑生信的悟和智。此章還討論了《華嚴經》在佛經中的地位,處於至尊至高地位。第二章討論華嚴宗的傳承,對於華嚴宗祖師的五祖說、七祖說和十祖說中,采用從杜順到宗密的五祖說。扼要介紹了諸祖的生平、法嗣、著述和思想核心。第三章分析華嚴宗的判教,第四章分析華嚴宗的思想體系,闡述了華嚴宗的一真法界、四法界、十玄門、六相等思想,第五章分析華嚴宗的觀法,杜順的法界觀門、法藏的妄盡還源觀和十重唯識觀、澄觀的華嚴心要觀和三聖圓融觀、宗密的教禅一致說。這種宗派分析有模式可以說是一種研究樣式,具有示范性的意義。除了此論,真禅法師還撰有《華嚴經與華嚴宗》《華嚴經十地品淺釋》和《華嚴經淨行品淺釋》、《普賢行願品淺釋》。禅的方面,則撰有《菩提達摩的禅法》和《曹溪禅》等一批文章。這一研究思想,也體現出真禅法師的以華嚴禅為核心的教禅一致觀。

八、結  語

作為具有深刻洞見的佛教學者和思想家、實踐家,真禅法師的觀點還不為學術界所廣泛了知,其許多重要觀點不能反映在學者的研究成果中,這是需要引起關注的。筆者研究圭峰宗密,以前也不知道真禅法師對於宗密有所研究,研究華嚴宗,也沒有關注到他的觀點。這種狀況與真禅法師對於中國佛教的研究、實踐、思考所達到的成就與貢獻是不相稱的。通過對真禅法師的紀念活動,相信這種狀況會得到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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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上報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願見聞者,悉發菩提心。在世富貴全,往生極樂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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