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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文章
王志遠教授：中國佛教的社會形象和歷史發展趨向
中國佛教的社會形象和歷史發展趨向 王志遠 任何社會形象都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產生和存在的，隨著歷史的發展，對社會形象的要求也在不斷變化，歷史的趨向，將決定社會形象的取向。中國佛教身在世間，概莫能外。 邁入21世紀已經是第七個年頭，21世紀的中國向何處去，已經越來越清晰。胡錦濤主席於2005年9月在聯合國發表了重要講話並在2006年新年獻詞中重申：“攜手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這個重要倡導，已經成為指引世界歷史發展的最具光明色彩的主張，與伴隨反恐而來的極端思維、單邊主義、霸權主張，形成鮮明對照，獲得越來越多的國家和民眾的認同。發展與和平，依然是世界歷史進程的主流。 胡錦濤主席的這樣一個針對世界的主張，恰好是國家內政的邏輯性合理延伸。近年來，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四位一體，使構建和諧社會的體系日趨完善。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趨向，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國民經濟將發展得又好又快，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將進一步發展，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將進一步加強，社會建設將進一步加快推進。總之，建設民主與法制日益健全的和諧社會，堅定不移地奔向小康，是中國社會21世紀的既定方向。 中國佛教發展的歷史趨向，不可能脫離中國社會，而只能作為社會有機體的一個組成部分為構建和諧社會而同步前進。 和諧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征，是和而不同。和諧的目標，不是蕩平天下，不是整齊劃一，不是黨同伐異，不是畫地為牢。和諧的目標，是求同存異、平等相待、互相尊重、共同發展。因此，在一個構建和諧社會的歷史階段、歷史環境中，中國佛教的發展趨向必然是構建和諧的中國佛教，在和諧的基礎上推動發展，在發展的前提下創造和諧。我們需要的是和平的發展、開放的發展、合作的發展、和諧的發展。 中國佛教的歷史傳統，也是和而不同，自古已然。隋唐之前姑且不論，僅隋唐期間湧現的八大宗派，以及其中禅宗一系的“六家七宗”，都展現了中國佛教的活力和風貌。假如只有一個思想、一個宗派、一個體系、一個傳承，中國佛教將會是何等枯燥干癟，或許早已在歷史的長河中淹沒，重蹈印度佛教的覆轍。中國佛教的興旺輝煌，恰好在於寬容大度、海納百川，不閉塞、不保守、不墨守成規、不拘泥成見，在把握基本教理教義的前提下，敢於沖決一切網羅，創造新思想、新體系、新觀念、新法門、新作派、新風氣，推崇新人物，建設新宗派。清末民初，著名的革新志士，同時也是著名的佛學家、堅定的佛教徒譚嗣同，就在《仁學》一書中把佛教列入最具蓬勃生機的力量之一，對佛教在社會中應起到的作用，寄托了建設新時代的期望。以和為貴，和而不同，和實生物[1]，應該是中國佛教的優良傳統之一，在創造中國佛教社會形象的歷史進程中是不可或缺的。 在歷史發展中創造中國佛教的社會形象，是歷代先賢之所作為。沒有智顗大師的判教理論和止觀實踐，就沒有中國佛教八宗的肇始；沒有慧能大師的《壇經》典籍和神會禅師的終生弘傳，就沒有禅宗的百世延續，中國佛教的社會形象是做出來的，不是樹出來的。“大樹特樹”，早已被歷史證明不靈，不如止觀並重，定慧雙修，知行合一，六度圓覺，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成為人天師表，教化十方，普度眾生。 佛教在中國還有一個特色，就是他不僅僅屬於佛教自身，而是屬於幾乎整個民族，幾乎所有民眾，盡管中國並不是全民信仰佛教，也不是政府規定信仰佛教，但是，對佛教的關注，絕對不僅僅限於信奉者。佛教的興衰浮沉，關乎國家安全、民族安全、文化安全、社會安全，因此決不可以掉以輕心，或僅僅視為私事。如果只有佛教自己關注自己，他也就失去了社會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在中國，唯一被稱為“社會財產”的財產，是佛教的財產。在中國，佛教的信仰是不受教徒登記限制的信仰，佛教的語匯是民族語言中至今俯拾皆是的語匯。佛教及其文化，理所當然的是中華民族文化遺產的一部分，每一個中國人都有關心中國佛教的權利和責任。因此，並不奇怪的是教外人士甚至比教內人士更關心佛教，在家人與出家人一樣參禅悟道，這幾乎已是司空見慣。中國近代佛教的復興，即從楊文會肇始；中國佛教協會的建立，離不開一大批與中國共產黨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民主人士的倡導成就；“文革”之後撥亂反正，更仰賴趙樸初居士力挽狂瀾，替天行道，落實黨的宗教政策，為今天中國佛教的發展鋪平了道路，造就了人才。這也可以說是佛陀在世時的優良傳統。戒律的出現，其中相當一部分是在民眾或大德向佛陀提出意見或建議後才制定的。[2]因此，對於中國佛教的發展而言，不僅需要教內的自覺，也需要教外的建言甚至監督。所謂中國佛教的社會形象，就是佛教在民眾中的形象，而不是佛教自己闡釋描述的形象，民眾親身感覺到的、親耳聆聽到的、親眼觀察到的、內心深切感受到的形象，才是佛教的真實形象。 中國佛教的社會形象要靠慈悲、風骨、操守、修為、德行、學養、襟懷、風采、氣度、性情和著述、教習、布施、功德等所有真實成就去創造，而不是靠地位、職務甚至金錢去攫取，更不能靠政令去維持，也不需要辯論、批駁或解釋。“桃李無言，下自成蹊”。“八風吹不動，端坐紫金蓮”，才是一座令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永遠的豐碑。 “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檢驗中國佛教社會形象的唯一標准，是社會發展的認可，是人類歷史的認可，是千百萬人民群眾的認可。 我作為一名從事佛學研究30年的學者，對中國佛教的社會形象應該是什麼樣？一個好形象應該如何創造？僅提出以下拙見： 一、佛教團體的社會形象 佛教團體應以加強自身建設為主，發揮四眾弟子的各種優勢，發揮團結各界、溝通上下的橋梁作用。佛協不是行政機構，不能建立自上而下層層轄制的垂直領導。中國自古以來沒有建立佛教干預政治的制度，實為中國佛教之大幸。“木秀於林，風必摧之”，“三武一宗”滅佛固然不可取，但是，中國佛教恰好從中汲取了歷史教訓，遠離權位之爭，為佛教贏得了生存的空間。中國本土的大部分地區自古政教分離，實為國家之幸、民族之幸，也是宗教之幸，免去觸及世法而遭滅頂之災的許多可能性。及至當代，政教分離更成為現代文明的一種標志。各級宗教領袖參加人大、政協，是適應國情民意的需要，參政議政，是公民的責任和義務。但是，決不能把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身份當作一種官階來看、來當、來爭，同樣也決不能把在任何一級佛協的職務身份當作一種官階來看、來當、來爭。離開會場，獻出議案，一定要歸位，歸到僧團的本位上來。僧眾和群眾，對於佛教界的一些人得“官”忘本現象深惡痛絕，指斥甚多。這是影響中國佛教形象的第一條。“山有高僧，國有賢相”，中國佛教應該保持冷靜觀察世道人心的超越地位，成為有助於提升世道淨化人心的清涼劑，而不能把中國佛教變成另外一個角逐激烈的名利場。 我認為，在各級黨和政府領導下，開展佛教團體和寺院的正當合法宗教活動是迄今為止行之有效的。緊緊依靠當地各級黨和政府的領導，特色越突出，生命力越旺盛，對地方的貢獻就越大，對中國佛教的整體形象而言就是真正的繁榮。涓涓溪流只會為每一處都市鄉村增光生色，當他們一同匯入滾滾江河時，神州大地會因此變得更美好。 對於中國佛教的未來，也要運用科學發展觀。所謂科學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 發展，就要有開放的心態，要承認多極化、多元化、多樣化。不能規定只能如何，不能如何；能與不能，要經歷實踐的考驗。據我觀察，中國自北向南，自東向西，僅就漢傳佛教而言，在同一面佛教的旗幟下，已經出現了不同的類型，不同的模式，不同的口號，不同的法門，不同的佛門領袖身邊都聚集著不同的信眾。諸如生活禅、少林禅的不同弘揚方式，以及中國佛學院、閩南佛學院、普陀山佛學院、太姥山佛學院等佛教人才基地的不同研修學風，都是各具特色，各有千秋，不可替代。就目前的國情而言，一些寺院的管理經驗確實值得借鑒，但是，各地都需要結合實際，創出適合自己地區的路徑，沒有必要強行推廣。青海在搞“平安寺院”，非常有意義、有價值、有效果，但是，不一定全國都來搞一遍。 中國佛教發展的核心也要以人為本，首先是尊重憲法賦予公民的宗教信仰權利，其次才是行規。行規不能大於國法。行規不能剝奪公民信仰哪一種宗教的權利，也不能強制推行信仰的具體模式。中國佛教，主要指其中的漢傳佛教，歷來以“素食、獨身、僧裝” 以及聚居寺院為傳統特征，但是，隨著時代發展、觀念變化、公民意識覺醒，這些傳統特征正在面臨挑戰。素食，僅漢傳佛教自梁武帝以來堅持；獨身，在各系佛教中不乏例外；僧裝，常常不得不換成便服；寺院，已經被無數精捨包圍。這種嚴酷的事實，如何應對？其實，“說是佛教，即非佛教，是為佛教”，佛教般若思想早已把道理說透，只是事到臨頭，人們往往難以接受。從原始佛教至今，佛教已經經歷了多少發展變化，哪一段是正？哪一段是邪？孰對孰錯？所以，佛組留下的不是教條，而是“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靜”的三法印，無違法印的，都可以成為法門。漢傳佛教的主體僧團，可以堅持“素食、獨身、僧裝”以及聚居寺院的傳統，嚴守戒律；但是，以公民個人信仰身份出現的所謂佛教，也會在未來持續增長。這將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歷史趨向之一。天台宗認為：“去無明，有差別”，認識差別的必然性，也就解脫了因差別而來的煩惱。至於所謂“大陸僧人娶妻生子”，不能算是誹謗，只能說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如果我們具備“清者自清，濁者自濁”的心態，可以任憑別人去罵。況且，民眾深惡痛絕的不一定是日本僧人那種公開的建制，而是中國僧眾中“當面人，背後鬼”，金屋藏嬌的偽君子。這種偽君子遭人唾罵，何須我們來為他辯解？如果從人性的角度看，倒是可以考慮為這類人開辟一種擺脫“偽君子”窘境，既不脫離佛教，又不至於遭人唾罵的合理制度。這將會化不和諧為和諧，也是履行憲法賦予公民的宗教信仰合法權利吧？ 總之，要整肅，也要寬容。給希望整肅者以整肅，給期望寬容者以寬容，共同信仰，不同形式，把宗教信仰真正變成公民自己私人的事，基督教在德國由路德做到了，佛教在日本由明治做到了，中國佛教遲早要出現百花齊放的局面，這個時代已經不遠了。那時候，中國佛教的社會形象只會更好，更分檔次，而不是更差。 二、僧侶個人的社會形象 中國佛教的社會形象不是抽象的，除去佛協之外，就是僧人。 我認為僧人應該具備“三色”： 第一是本色。葉小文先生不久前在五台山講，僧人要：愛國守法，學經講經，以戒為師，刻苦修行，爭當典范。我很贊成，這才是僧人本色。 第二是出色。葉小文先生講“爭當典范”，大約就是這個意思，我認為也可以理解為“成佛作祖”，志向願心都更遠大渾厚一些。 第三是特色。我在上文中提到：只要緊緊依靠當地各級黨和政府的領導，特色越突出，生命力越旺盛，對地方的貢獻就越大，對中國佛教的整體形象而言就是真正的繁榮。涓涓溪流只會為每一處都市鄉村增光生色，當他們一同匯入滾滾江河時，神州大地會因此變得更美好。 除此之外，既然是講中國佛教的社會形象，佛教有四眾弟子，有關聯密切的教外學者，那麼信教群眾的社會形象、佛教學者的社會形象，就都應該在本文的探討之列，但是篇幅所限，暫存而不論。 十年前，我曾經公開發表文章[3]指出：“從中國的現狀來看，人口眾多，而且文化、修養、素質差距極大。在政治目標一致的前提下，極需要建立一種以共產主義教育為主導的包容多種規勸形式的龐大的多層次的教化體系。應該重新理解中國傳統意義的對“教”的解釋：神道設教、巡民教化。以期對整個社會的心靈整合起到潤滑和調節作用，滿足不同階層、不同取向的各類人的各方面的精神的和心靈的需求。” 我同時認為：“出家人，他們中的領袖人物應該是政治觀點鮮明、宗教立場堅定、文化修養出色、奉獻精神徹底的傑出人物。出家人要具備常人所具備的學識本領、學歷、學位，還要具備常人所不具備的戒行悟解、法臘法願。在中國，若有十位海內外知名的大德，百位教化一方的高僧，千位定慧雙修的僧眾，佛教何愁不興？而且洋洋13億人口之中，出現這樣一批人物又有什麼不好？” 借重關於中國佛教社會形象的論壇，我對中國佛教在新歷史時期的發展更深入地進行了思考，征求了四眾弟子的意見以及教外人士的意見，大家都認為必須適應時代的進步，從理論方面有所推進。人生佛教、人間佛教，都曾經發揮過重要的歷史作用，但是從提出到如今，歷經七八十年，這個世界已經是滄海桑田，特別是在構建和諧社會，落實科學發展觀的今天，急切需要有新理論、新思想、新主張、新思維，來促進中國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因此，我認為，在未來的歷史新階段中，應該以“人本佛教”作為引導中國佛教的旗幟。“人本佛教”的內涵，集中概括就是：以人為本，四眾和合，契理契機，依法弘教。應該深入開掘中國佛教的優良傳統，起碼必須具備五個方面：清淨莊嚴、悲智修證、和而不同、輔世教化、敦睦邦交。我相信，只有新理論、新思想、新主張、新思維，才能產生新動力，推動中國佛教為和諧社會的構建、為經濟社會的完善，作出新貢獻。 我祝願中國佛教正本清源、扶正祛邪、固元培本、穩步發展，我祝願每一座寺院、每一個僧團在地方的理解和支持下都能枝繁葉盛，我祝願早日見到中國佛教多元化、多極化、多樣化的局面。那將是中國佛教以充滿健康活力、充滿慈悲愛心、充滿菩提智慧的社會形象，與中華民族一道迎來偉大復興，真正重振鐘鼓的時刻。 [1]“和實生物同則不繼”是西周末年由史伯提出的一種關於世界起源的樸素辯證法觀點，意思是指和諧、融合才能產生、發展萬物，如悅耳動聽的音樂是“和六律”的結果，香甜可口的佳肴是“和五味”的結果。 和諧才是創造事物的原則，同一是不能連續不斷永遠長有的。把許多不同的東西結合在一起而使它們得到平衡，這叫做和諧，所以能夠使物質豐盛而成長起來。 出自： 《國語-鄭語》：“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生之。若以同稗同，盡乃棄矣。” [2] [唐]義淨譯《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四，《大正藏》第二十四冊，第223頁。佛遣學時，苾刍隨在房中、廊下、門屋、堂殿，悉皆學習吟詠之聲。長者入見同上譏嫌，白言聖者，乾闼婆城未能捨棄。復往白佛。佛言：應在屏處學吟詠聲，勿居顯露。違者得越法罪。 [3]《中國宗教改革刍議》發表於1997年《世界宗教研究》第4期 ·宗教理論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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