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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遠教授：追憶趙樸老（趙樸初思想研討會上的發言） 　（點擊下載DOC格式閱讀）

	追憶趙樸老 ——王志遠2008年11月5日在海南(南山)趙樸初思想研討會上的發言 這次研討會，中國社科院院長以及宗教研究所所長非常重視，不過當開會前一天才通知我來參加的時候，還是感覺有些突然，缺少提前的准備。然而，這些年來，回憶與思考趙樸老以及他的思想卻也是一種常態，經常回想，因此雖無准備，也可以講一講。我們與會的朋友可能與趙樸老或多或少都有過接觸，其中聖輝大和尚與我可能是與趙樸老接觸的時間更多一些。前後大約有十年的時間，我們接受樸老的一些任務，做一些事。 樸老的思想不能僅在他的著作中研究，著作當中的作品受時間和環境的影響，其中的措詞、用語不免受時代的一些局限。如果能夠真正的接觸、直接的親聆其教的話，我們會感受到更偉大的一種力量。 樸老就是這樣一個人。當你看到他，會非常尊重他，而與之接觸後，又會感到親切，這或許正符合孔子的“望之俨然，即之也溫”的人格。 和趙樸老在一起共事的日子，有許多關於他的思想、言行對我們的影響，值得去回憶。當年(1992年)創辦《佛教文化》雜志時，我曾向趙樸老承諾：《佛教雜志》辦滿3年的時候，若辦不好，我會繼續做下去；若辦好了，我就退下來，讓給其他同事來做。到了3年的時候，《佛教文化》的發行量已經達到3萬冊，發展很不錯，所以我向樸老提出了辭職。這在當時很多人不理解，似乎只有犯錯誤才會下台，你干得不錯為什麼要退？樸老是唯一很理解我決定的人。樸老說：你能夠急流勇退，我很理解，但從《佛教文化》主編的位置上退下來，不等於從為佛教做事的這條路上退下來，你還要繼續為中國的佛教事業作出自己的貢獻。樸老向我提出了八個大字：無緣大慈，同體大悲。樸老興之所至，還用毛筆親手寫下了這八個大字。這方墨寶，我一直珍藏著，這不僅僅是書法，還是一個道理：主編不做是可以的，然而繼續為佛教事業作貢獻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這是“無緣大慈”；同時還要感同身受，把弘法利生的事業視為己業，我們每天都要呼吸，要吃飯，那麼弘法利生就要融入到“你活著”的內容中去，此謂“無緣大慈，同體大悲”。此後，每每自己稍有懈怠的時候，就會想起樸老的這句話，心裡就會很慚愧，於是，自己仍要鼓起勁來把事情做好。 樸老對我們的教誨，那種親切的身影，那種謙虛，都是我們多少年間回想的一個個鏡頭，令人時時感動。認識樸老的時候，我四十四歲，樸老已經八十八歲，長我整整一倍的年齡。可是樸老對我們特別親切，去醫院看望樸老的時候，老人家能走動的話，就一定會親自送到電梯口，後來即使坐著輪椅也要把我們送到門口，樸老沒有一次是坐著不動的，他堅決要送，這讓我們晚輩深深地感受到樸老對於後來人的那份用心。他通過他這樣一個行動來告訴我們：希望你能為佛教做點事。雖然他年事已高，但對你待之以禮，這不僅是一種客氣，他真實表達的是一種托以重任的心情，以此鼓勵你，激勵你。樸老給晚生後輩樹立的風范就是如此，這是趙樸老留給我們的取之不盡的一筆財富。 樸老留下的諸多佛學思想很值得我們思考。這裡有三件事。 第一件事。大約在96年或97年，樸老在全國政協的內部討論會上曾提出一個觀點，樸老說：佛教、宗教作為上層建築的一部分，必然要適應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如果不能適應，那麼會成為一種破壞力量，而事實是，佛教不僅適應了我們的經濟基礎，而且還起到了促進作用，從這層意義上講，社會主義時期的宗教應該成為社會主義上層建築的一部分——這是有重大理論意義的觀點。這個觀點清楚地闡明了宗教、佛教在中國所處的地位。然而，這個重要的理論觀點在當時受到了一些保守思想的抵制，遇到了阻力。由於中國的國情決定了關於宗教的理論從根本上還是要符合馬克思主義，因此對佛教、宗教的認識要有一個嶄新的符合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宗教觀，它不能是教條的片面的宗教觀。為了證明自己觀點的正確性，樸老委托我從馬克思主義傳統原典中找一些理論依據。後來，我找到了蘇聯普列漢諾夫的《論一元論的歷史觀發展》，普列漢諾夫指出：宗教在不同的歷史階段，隨著時代的變化，本質的改變自己的內容。這個論斷與樸老的觀點是一脈相承的，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的。 最近，社科院和重點大專院校的教授、學者在參加一次關於宗教理論的重要會議上聽到一些新的精神，即在社會向前發展的過程中，一些理論應該要有所突破。因為事實是，實踐往往是走在理論前面的，這就需要及時地加以概括、總結，進而推動理論向前走。這種狀況，正如當年“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出現之前的客觀局面一樣，當時的實踐要求不能再奉行“兩個凡是”，但是必須要有理論突破這個觀念。“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出現之後，就把當時的局面往前大大的推進了一步。所以在這次重要的會議上，領導明確提出：我們現在就是要把原來一些貌似馬克思主義，實際上完全脫離實際的那些教條刪掉，要讓符合社會實際的理論推動社會往前走。這個想法恰好是把樸老當初對社會主義宗教屬性的解釋和對社會主義宗教作用的重視擺到今天的日程上來。這個理論觀點是趙樸老對社會主義宗教觀的一個重大貢獻。樸老的這份政協發言簡報，也是樸老的遺產，我認為應該通過政協找到樸老的這個發言，把這份簡報作為趙樸老佛學思想研究重新提出來，把樸老的思想貢獻給國家，貢獻給黨。 第二件事。樸老生前曾就辦佛教大學之事給我寫過一封信。樸老認為，辦佛教大學當時時機不成熟，由此，樸老就提到漢語系佛教的八宗(或者十宗)。八宗的一些宗派名為湮滅，實際上在我們現存的宗派中仍然保持著，比如“法相唯識”，雖然沒有宗派的師徒的直接單獨的傳承，但思想仍被僧人掌握著。這其中，中國禅宗隨著發展已成為了一個非常包容的宗派，這與日本不一樣，他們的淨土宗和淨土真宗可以互不理睬，門閥觀念很強，而中國的八宗是不互相排斥的，但是，唯獨一點：我們八宗中的漢傳佛教的密宗不見了，雖然它的某些形式還存在於雜密儀軌和一些咒語中，但作為“密”的一個系統則消逝了。所以樸老在信中明確指出：要恢復唐密。唐密的法門確實有很多殊勝的地方，今天，雖然仍有人專門研究“唐密”，但作為一個宗派來恢復唐密一直是樸老的心願，如果把這個心願轉化為現實，那將是一個宏偉的事業。 樸老的這份心願還包含著樸老很深刻的戰略思想。我們知道，中國佛教是三大語系俱足的，然而，一提到“密”，很多人會馬上僅僅聯想到藏傳佛教，這是不正常的。因為漢族地區傳法的法門中除了“禅宗”、“淨土宗”以外，如何給民眾有情提供更多的法門？這是一個要從戰略上考慮的問題。這已不是“信什麼”和“怎麼信”的一個小問題，用何種法門傳法已經是一個如何滿足民眾信仰需求的大問題。樸老的戰略思想中有一個很深遠的構想，如果漢傳密宗得到恢復，將會從空間上填補這個關於法門的真空，解決民眾求密法只能向藏傳佛教靠攏的現實狀態。可以看出，“恢復唐密”是樸老晚年思想中一個重要的方面。“恢復唐密”不是單純的一句話，在法門寺文物出土以後，樸老用好幾年的時間密切關注“恢復唐密”的進程，但在樸老去世以後，“恢復唐密”的心願幾乎沒有人再提及了。作為樸老的學生和追隨者，我們研究他老人家的思想，就是要思考樸老這樣一位智者為什麼會有這樣一個思想，這個思想的重要意義是什麼，我認為樸老的這份心願怎麼體會都不算過分，都是有價值的。 第三件事。樸老的名字家喻戶曉是在發表《某公三哭》之後，當時正處於一個特殊的歷史階段。而樸老真正對民族、國家、社會和佛教做出最大貢獻的，莫過於文革之後的撥亂反正、正本清源。在這個時期，樸老他要有一個思想武器來溝通黨、政府、群眾以及佛教界之間的聯系，也就是用什麼樣的思想讓各界都能接受。因此在這個時候，樸老重新提出的“人間佛教”思想，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太虛大師當年說，“人生佛教”是“生人”佛教，不是“死人”佛教，不能光做“誦經薦亡”的佛教，“人生佛教”要為活著的人服務，接引眾生。在此基礎上，太虛又提出了“人間佛教”，是針對當時我們中華民族正處於那麼大的劫難之中、芸芸眾生正處在那種茫茫苦海之中而提出來的。樸老在文革後重提“人間佛教”思想，然而樸老的“人間佛教”與太虛大師的“人間佛教”在時代背景、具體所指、所達到的目標、深度以及廣度等方面實際上是有區別的。樸老的“人間佛教”，簡言之，就是解決佛教如何與社會主義相適應。關於“相適應”，李鐵映曾有過一段話，他說：在六七十年代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年代，所謂研究宗教是為了批判宗教和消滅宗教，現在的形勢變了，歷史發展了，情況不是這樣了，宗教研究的任務不是簡單的批判宗教，更不是消滅宗教，而是真正的要研究黨和政府如何去適應宗教，宗教又如何適應黨和政府；或者提出建議，希望宗教怎麼適應我們，我們雙方怎麼做才能“相適應”。李鐵映當初的這番話，是在他作為中國社科院的院長時所作的一番闡述，應該說，這段話對黨、政府、宗教各界都適用，和諧社會不是單方面的，各界都要相互融通，目的只有一個：推動社會向前發展，造福人民。 樸老有一個很明顯的特征：在他身邊你會感覺到，樸老絕對不是一個文雅而懦弱的人，他有“文雅”，但不“懦弱”。樸老的很多決定，令許多人想象不到，甚至瞠目結舌。這些決定中，有開放建國以來的第一座新寺院深圳“弘法寺”，更有完全新建的規模大過“弘法寺”的“南山寺”。樸老的這些決定，是需要過人的膽識與魄力的，他高瞻遠矚，他站在國家的立場上，站在民族的立場上，站在歷史的角度上，來解決這些問題。這是樸老的了不起。我們那個時代難得樸老這樣一個人。雖然，我們後來人不能和樸老相比，但是我們要去體會樸老的這種精神。只要我們的立場對了，為了國家，為了民族，為了祖國的未來，我們就要學習趙樸老那種敢於想、敢於去做的精神。 去年在廈門參加了一個關於樹立佛教社會形象的會議，那次會議對我有一個很大的啟發。對於樸老的“人間佛教”思想，一方面是要肯定其歷史功績，而另一方面，我們在提倡“人間佛教”的同時，也不能與具體的事態脫節，不能忽略時代的變化。如何把“人間佛教”與今天的現實結合起來？目前去思考、去做的不多。“人間佛教”進入到現在的歷史階段，我認為，要推動“人間佛教”思想再尋找往前走的一個方向、一個目標。 今天的“人間佛教”思想的精髓應該是什麼？——我認為應該朝著“以人為本”的方向去努力。全世界的潮流就是“以人為本”，我們中國現在的歷史潮流就是“以人為本”，我們黨的政策、方針、目標都是“以人為本”，而佛教本來就是“以人為本”，四谛、五蘊、十二因緣都是“以人為本”。真正把人分析得最透徹的就是佛教。離開“人”，佛法都將不存在。現實中，我們講的許多理論都是把一個人的責任推給了社會，推給了別人，推給了某種制度，與此恰好不同的就是佛教。佛教講，你遭受苦難對誰也不要埋怨，業報都是自己造成的，這正說明了一個道理：人要承擔起自己做人的責任，而不是讓別人替你承擔責任。外力的協助是要有的，但更重要的是自己，沒有自己的努力，一切都是枉然。 我們國家人口眾多，但是我們基本上解決了溫飽問題，這在過去幾千年來從沒有過的，可以說，我們中國人幾千年來沒有過上像今天這樣好的日子。盡管人的欲望是無窮的，盡管還有很多人不滿足，但我們最起碼的溫飽生活是有保障的，這非常難得。那麼，現在對於佛教來說，更重要的是把“人間佛教”落實到“人”上來，以此提高每個人的精神境界，淨化每個人的心靈，給人以寄托。人的物質要求、情感要求、精神要求得到滿足之後，進而需要滿足的就是心靈要求。 我國的憲法和黨的政策明確規定：宗教信仰自由。佛教13世紀在印度湮滅之後，中國是佛教的第二故鄉。所有信仰漢傳佛教的祖庭都在中國，從這種意義上講，中國正是佛教的故鄉。我們贊成民眾信佛，基於他可以把我們的心凝聚在中國。提倡“以人為本”的“人間佛教”，或者說“人本佛教”，正當其時。或許這才是對樸老的最好紀念。 “人間佛教”——“人本佛教”，這個一脈相承的思想使我們充滿了信心。多少人說，正是趙樸老，這位中國共產黨的朋友，為佛教開辟了這樣一條道路，使佛教達到了今天這樣一個水平，獲得了黨和國家以及民眾的一種信任，並進一步體現出佛教是社會穩定、民族強盛和文化復興的力量。我們要不辜負樸老的一番心血，不辜負黨和國家以及民眾對佛教的期望，為和諧社會做出我們應有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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