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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金玉教授：中國當代佛教制度建設——以大陸漢傳佛教為中心 　（點擊下載DOC格式閱讀）

	中國當代佛教制度建設——以大陸漢傳佛教為中心 溫金玉 內容提要:佛教的興衰始終與社會有著千絲萬縷的關涉，從來就沒有一條脫離開社會生活而獨立運行的軌道，中國當代佛教的振興同樣印證著這一規律。當代佛教的建設不僅體現在義理上的協調與圓融，其最大之表征是“人間佛教”的倡導；同步地也凸顯於制度層面之繼承與創設，這主要體現在僧伽制度的鍛造、教育模式的確立、文化體制的改革、慈善事業的開拓，以及民間外交聯誼功能的發揮等。佛教的根本精神在於順時當機，應病與藥，中國教制的產生與發展，同樣是佛法根本精神的昭示與體現。其恆順之處就是善於在保證其出世性的原則下，最大限度地適應現實社會。從建國初至新世紀，中國佛教一直致力於自身建設，在50多年的風雨歷程中一路走來，走的就是一條與社會相適應的陽光大道。 關鍵詞：當代佛教制度建設 作者溫金玉，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佛教制度研究”課題主持人。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佛教的發展走上新的歷程。在數十年的歲月裡，“法運都隨國運轉”，佛教的發展與中國社會的曲折發展息息相關，中國佛教的命運是與中華民族的前途命運連在一起的。 一、中國佛教的再生與發展 新中國的成立, 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偉大的轉變。民族的獨立、國家的統一和全國各民族的團結，為中國人民過上安寧和平的生活奠定了基礎，同時也為中國的佛教徒過上正常有序的宗教信仰生活提供了根本保證。 中國佛教界在積極接受政府開展的引導宗教界愛國愛教、共同建設新中國活動的同時，也順應時代潮流，自覺進行制度改革，邁出了與新中國相適應的嶄新步伐。可以說通過宗教界的努力，中國宗教既達到了反帝、反封建的目的，又實現了中國宗教的新生。 1953年中國佛教協會的成立，是中國當代佛教的一件大事。中國佛教徒有了自己統一的組織，實現了中國佛教三大語系四眾弟子空前的大團結，揭開了新中國佛教一個嶄新篇章。 從上世紀50年代末至“文化大革命”中，宗教事業與全國其它領域一樣遭受了嚴重損害，至1978年，佛教這一葉扁舟，在大風大浪中行進，經歷了不少急流險灘，終於迎來了揚風帆於順水的美好時刻。1983年中國佛教協會舉行成立30周年大會，標志著新時期佛教事業的全面恢復。1987年，中國佛教協會第五屆全國代表會議召開。會議提出：中國佛教已經實現了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歷史性轉變。1993年第六屆全國代表會議召開，會議指出：“充分發揮佛教的特點和優勢，為社會穩定、民族團結、國家繁榮、祖國統一、國際友好、世界和平作出積極的貢獻。” 2002年第七屆全國代表會議召開，提出了“繼承趙樸初會長遺願，同心協力，開創中國佛教事業新局面”的歷史任務。2003年9月19日，舉行了慶祝中國佛教協會成立五十年大會，會議提出了新世紀、新階段的基本任務。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各個層面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也帶有了人們精神世界的變化，這為佛教的發展帶來了新的活力，並改變著佛教傳統的存在方式。改革開放所創造的物質財富，促進了社會的繁榮昌盛，同樣也為佛教的復興提供了強大的經濟後盾。從“文革”廢墟中走出的中國佛教正是隨著國力的強盛、經濟的發展、市場的繁榮，一步一步從寺廟的殘垣斷壁、殿堂的穿風漏雨、佛像的殘缺不全走向道場的金碧輝煌、法相的清淨莊嚴和僧眾的和合共住。 二、當代僧伽制度的鍛造 中國佛教若要全面振興並獲得持久旺盛的生命力，充分發揮在現代社會中應有的化世導俗作用，體現構建精神公園的固有價值，必須樹立正知正見之法幢，發揚古德應時契機、大膽改革的傳統，回溯以戒為師的精神，面向未來，因應時代，在僧團信仰建設、教制建設方面穩步推進，實現從觀念更新至制度創新的現代轉型。中國佛教未來的前途命運其實就掌握在佛教四眾弟子手中，尤其是出家僧眾，作為弘揚正法、住持佛教的主體，始終是決定佛教未來命運的關鍵。所以，培養清淨道念，建設和合僧團才是佛教生命力之所在。 1980年中國佛教協會第四屆全國代表會議召開，中國佛教建設工作剛走上正常軌道，便為中國佛學院的學僧傳授了比丘戒，這是“文革”後第一次傳戒，意義重大。1989年發布《漢傳佛教寺廟管理試行辦法》和《漢傳佛教寺廟共住規約通則》。並在第六屆全國代表大會上強調佛教界必須把注意力和工作重點轉移到加強佛教自身建設、提高四眾素質上來。加強佛教自身建設，就是加強信仰建設、道風建設、教制建設、人才建設、組織建設。信仰建設是核心，道風建設是根本，人才建設是關鍵，教制建設是基礎，組織建設是保證。 1994年度中國佛教協會傳授三壇大戒試點工作在江西省永修縣雲居山真如寺舉行，戒期1個月，這是中國漢傳佛教首次傳戒試點。自此，漢傳佛教寺院傳戒工作納入中國佛教協會統一管理。1996年10月1日至1997年1月16日中國佛教協會暨莆田廣化寺聯合在該寺舉行了規范傳戒，戒期108天，影響甚大，對傳戒活動的規范化起到了示范作用。 1999年4月，福建省福鼎市太姥山平興寺依四分南山律典，禮請中國佛學院傳印法師為得戒和尚，寧德支提山華嚴寺妙果法師為羯摩阿阇黎，界诠法師為教授阿阇黎，傳授三壇大戒法會，創閩東佛教傳三壇大戒之始。 1999年10月9日至29日香港大嶼山寶蓮禅寺隆重舉行傳授三壇大戒法會，中國佛教協會選派46名戒子赴港求戒。 2000年9月15日中國佛教協會頒布了經國家宗教事務局批轉的《全國漢傳佛教寺院傳授三壇大戒管理辦法》、《全國漢傳佛教寺院住持任職退職的規定》、《全國漢傳佛教實行度牒僧籍制度的辦法》等三個文件。希望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佛教協會和各寺院負責人，認真學習，深入討論，提高認識，達成共識，以利實行。 2002年春，經中國佛教協會批准，由福建省佛教協會主辦，在平興寺再次傳授三壇大戒，新戒200余人。依然禮請傳印法師為得戒和尚，福建莆田廣化寺方丈學誠法師為羯摩阿阇黎，界诠法師為教授阿阇黎。 從1994年至2002年12月，全國漢傳佛教寺院先後傳授三壇大戒70次，共有28960人受戒，其中比丘19142人，比丘尼9818人。 2003年3月27日至4月28日，福建莆田廣化寺再次承辦三壇大戒傳戒法會，全國25個省區和新加坡、馬來西亞的340名僧人前來受戒。4月5日至5月4日，四川省佛教協會於成都石經寺、愛道堂舉行了二部僧傳戒法會；9月寶華山隆昌寺舉辦傳戒活動，在為期一個月的時間內，按照儀規，對來自美國、馬來西亞、泰國、台灣等6個國家和地區的600余名戒子傳授通稱三壇大戒的沙彌戒、比丘戒、菩薩戒，這是寶華山近年來規模最大的一次傳戒法會。 2003年9月19日，在中國佛教協會成立50周年慶祝大會上，聖輝法師指出：“在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內，應當重點抓好寺院管理和道風建設這兩項工作”。寺院管理是佛教自身建設的重要一環。在寺院管理工作中，應當認真抓好寺院的財產管理和人事管理。漢傳佛教寺院叢林制度和藏傳佛教、上座部佛教寺院在民主改革後建立起來的管理體制，仍然符合時代要求，必須繼續執行。漢傳佛教寺院，都要遵照中國佛教協會制定的一系列管理辦法、通則和規定，建立健全兩序大眾按期推選或禮請住持以及住持到期退位制度；執行住持請職制、僧團羯磨制、十方選賢制。住持請職要任人唯賢，反對任人唯親，要把有較高佛教學識、德才兼備的僧人選到重要崗位上，防止將十方叢林變成子孫寺廟。各地佛教組織要提拔重用各級佛學院畢業的愛國守法、戒行清淨的僧人。要建立地區之間、寺院之間、名山之間的合作交流協作機制，改變各自為政的局面。寺院管理要遵照中共中央、國務院確定的“宗教活動場所由該場所的管理組織自主管理”的體制，凡違反這一管理體制的，都要予以糾正。加強道風建設是佛教自身建設的核心問題。近年來，伴隨商品經濟的發展，產生了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的負面影響，佛教道風建設面臨嚴峻形勢。有不少僧人信仰淡化、戒律松弛、道風不正、金錢至上，甚至少數人為了名利地位不惜拉幫結派、結黨營私、貪污腐化、行賄受賄。這種不良風氣已經嚴重腐蝕到僧人隊伍，敗壞了佛教的形象和聲譽，如果任其發展下去，勢必危及中國佛教的前途與命運。出家二眾要堅定信仰、以戒為師、勤修三學、嚴肅道風。漢傳佛教僧人要堅持獨身、素食、僧裝，具足威儀，對於違犯戒律、敗壞道風者，應視不同情況，給予收回戒牒、遷單離寺、摒出僧團、撤銷僧籍等處分。特別強調“本會要定期派出道風督察組，加強道風督察工作。”[1]表明新一屆領導班子整頓道風，加強佛教自身建設的決心與魄力。 2004年4月22日，中國佛教協會第七屆理事會佛教教務工作委員會第一次工作會議在西安舉行。要求全國佛教界在新的歷史時期，把握時機，迎接挑戰，進一步做好佛教教務工作。要求各級佛教協會積極發揮教務組織的職能作用，充分認識教務工作的重要性，把教務工作作為會務工作的重要基礎認真抓好。要加強佛教信仰建設，將信仰建設作為教務工作的核心內容，要注重培養信仰堅定，道風過硬的優秀僧人作為每個寺院的領導核心，要加強佛教制度建設，計劃在近一兩年內采取切實有力的措施，整頓道風，爭取在較短的時間內，使全國漢傳佛教寺院道風有一個根本的轉變。要大力加強佛教人才培養力度，各級佛協和重點寺院，要高度重視佛教教育工作，加大教育基金投入，把佛教教育切實抓好。 8月，中國佛教協會在拉薩舉行了藏傳佛教工作委員會全體會議。這是中國佛教協會成立以來第一次在西藏召開研究藏傳佛教工作的會議，體現了新一屆領導班子對藏傳佛教事業的關心、重視和支持，對於促進藏傳佛教事業的健康發展具有特殊意義和影響。 9月19日至10月19日，安徽省佛教協會在鳳陽龍興寺及廬江慶復寺(尼部)舉行傳授二部僧三壇大戒法會，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的600名戒子前來受戒。傳戒法會由省佛教協會會長、合肥明教寺方丈妙安大和尚任得戒和尚，上海市佛教協會副會長、真如寺方丈妙靈大和尚任羯摩師，安徽鳳陽龍興寺、慶復寺方丈慧慶大和尚任教授師。 9月26日至10月18日，新加坡光明山普覺禅寺舉行傳授三壇大戒法會。中國佛教協會一誠會長擔任戒和尚、聖輝副會長擔任名譽戒和尚，福建太姥山平興寺界诠法師為羯磨阿阇黎，光明山普覺禅寺方丈廣聲法師為教授阿阇黎；女眾部在大悲佛教中心舉辦，恭請中國廣州無著庵住持寬敬法師為尼和尚，遼寧錦州觀音閣古明法師為羯磨阿阇黎，福州崇福寺宏戒法師為教授阿阇黎。中國佛教協會並組成158人的代表團赴新進行友好訪問。其中選派了大陸114名戒子前往受戒。這次傳戒是中國佛教協會第一次組成龐大的代表團到海外傳授三壇大戒。 10月18日至11月16日，江西省佛教協會在雲居山真如寺、瑤田寺舉行了男女二部僧三壇大戒傳戒法會。本次傳戒因有中國佛學院學僧及海外人員求戒，中國佛教協會特別批准給男女二眾增加50與10個名額，有來自全國22個省以及台灣地區和泰國的660名戒子受戒。雲居山被譽為全國漢傳佛教“樣榜叢林”，自1985年起，每三年舉行一次三壇大戒授受法會已成定例。 2004年農歷十月初五至十一月初五經中國佛教協會批准在光孝寺、無著庵傳授三壇大戒及二部僧戒法會。此次傳戒由廣東省佛教協會主辦，光孝寺、無著庵承辦。這是光孝寺從1997年恢復傳戒以來的再次傳授三壇大戒及二部僧戒的法會活動。此次傳戒人數男、女二眾均在300名之內。 11月6日，素有“西來第一禅林”之稱的四川省遂寧市廣德寺迎來百年盛事──四川省第十二次傳授三壇大戒暨祈福開光法會在此拉開帷幕，本次傳戒活動自11月6日到12月6日，300名新戒僧人來自全國各地，其中川內僧人約占三分之二，其余100余人來自上海市、浙江省、遼寧省、吉林省、河南省、甘肅省、福建省、內蒙古等17個省市自治區，包括滿、蒙、羌、藏等多個少數民族，分布之廣、民族之多是歷屆傳戒法會中少有的盛況。 11月22日，南京市區的雞鳴寺進行了莊嚴的灑淨結界儀軌。來自各省的271名新戒，在此成就戒品。 2005年10月9日由江蘇省佛協主辦的“三壇大戒”在隆昌寺隆重舉行。傳戒活動持續整整一個月時間。 10月14日，500多名來自中國內地及世界各地的佛弟子，雲集香港大嶼山天壇大佛下，參加寶蓮禅寺隆重舉行的“開山百周年秋期傳授大戒法會”。2005年為寶蓮禅寺開山百周年紀念，適逢三年一度的佛門盛事“秋期傳戒”法會，寶蓮禅寺邀請了內地、香港和台灣多位高僧大德莅臨主持傳授“三壇大戒”，其中包括邀請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聖輝大和尚為得戒和尚，香港佛教聯合會會長覺光大和尚及寶蓮禅寺聖一老和尚為名譽得戒和尚。 為紀念中國與印度尼西亞建交55周年，促進中印兩國佛教界友好交流，增進兩國人民的相互了解，發揚兩國人民的傳統友誼，11月16日至12月6日，應印度尼西亞大乘僧伽會的邀請，以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學誠法師為團長的中國佛教代表團前往印尼茂物市普門寺參加了傳授三壇大戒法會，這是印尼大乘佛教500年來首次舉行的傳戒法會。此次傳戒邀請中國佛教協會一誠會長擔任名譽得戒和尚，聖輝常務副會長為說戒和尚，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學誠法師為得戒和尚，福建太姥山平興寺界诠法師為羯磨阿阇黎，開、陪堂及引禮師也全部來自我國福建莆田廣化寺。印尼大乘僧伽會還邀請中國佛教協會組織內地新戒前往受戒，為此，中國佛教協會教務部按照《全國漢傳佛教寺院傳授三壇大戒管理辦法》的要求，對新戒進行嚴格考核把關，從福建、陝西、海南、江蘇、甘肅等省佛學院或寺院挑選沙彌92人前往受戒。此次傳戒法會，新戒弟子共118名，分別來自中國大陸、香港，新加坡，印尼等國。此次傳戒活動，在印尼社會也引起了很大的關注。印尼全國發行量最大的報紙《指南針報》於11月30日以《500年來第一次傳授大乘三壇大戒》為題目，全面報道了此次傳戒活動，評論說：“這次活動是印尼佛教史上很重要的一次活動，因為在這之前，印尼人都是前往國外受戒，現在終於可以在本土受戒了。”普門寺所在的地區《茂物日報》更是隔幾天報道一篇，並配有很多圖片說明。此外，印尼全國最大的華文報紙《印度尼西亞日報》也有多篇報道，其中一篇文中說“此次活動將加強本國佛教界與世界的聯系。”文中還分析了印尼佛教的現狀，認為印尼的僧伽人數遠在所需為佛教徒服務以下，而此次活動無疑會在一定程度上改變這樣的局面。 2005年12月13至14日，為了進一步加強佛教自身建設，做好我國南傳上座部佛教工作，推動中國佛教事業進一步全面發展，中國佛教協會第七屆理事會上座部佛教工作委員會暨第三次南傳佛教工作會議在雲南思茅景谷縣舉行。第一次和第二次南傳佛教工作會議於1990年和1997年分別在雲南的西雙版納和德宏州舉行。這次會議為第三次南傳佛教工作會議，同時也是中國佛教協會第七屆理事會對外交往工作委員會會議、藏傳佛教工作委員會會議、佛教教務工作委員會會議、佛教文化教育工作委員會會議相繼召開之後，上座部佛教工作委員會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至此，中國佛教協會第七屆理事會五個專門工作委員會都分別召開了一次具有相當規模的會議，對於促進中國佛教協會各個方面的工作產生了積極的作用。 2006年2月23日，中國佛教協會第七屆常務理事會第三次會議，在江蘇無錫市召開。《全國漢傳佛教寺院共住規約通則》修正案被列為大會主要議程。大會提出修正案為：“十四、遵照佛制，僧眾住寺，常住供養；僧人年衰，常住扶養；僧人疾病，常住醫治；僧人圓寂，常住荼毗；僧人遺產，歸常住所有。”《全國漢傳佛教寺院共住規約通則》經過1993年10月21日中國佛教協會第六屆全國代表會議通過以來，對於規范全國漢傳佛教寺院的管理工作，發揚佛教和合共住的優良傳統，加強佛教的信仰建設、道風建設、教制建設、人才建設和組織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共住規約》規定的基本原則和制度，仍然繼續執行。但是，十幾年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在寺院管理中出現了許多新情況和新問題：一是僧人年老扶養問題比較突出，許多僧人年老後，行動不便，得不到應有的扶養與照顧；有的身體多病，卻得不到應有的醫療和休養。這種情況影響了佛教的自身建設，必須改變。要在全國佛教界中，形成尊老、敬老、扶養老人的優良傳統與道德風尚，把寺院常住建設成為“幼有所學、壯有所為、老有所養”的和合共住的大家庭。二是僧人圓寂後，其遺產處理的問題，許多地方出現違反佛制的現象。各地在處理其遺產時，一般遇到如下情況：1.僧人生前的財產，如存款、現金、保險金及其它生活用品等，其在家的世俗親屬不顧佛教寺院的傳統戒律和制度，到寺院要求繼承其遺產，由此產生許多經濟糾紛，有的甚至訴諸法律。影響了寺院的自身建設，在海內外造成不良影響。2.僧人生前的存款、買的保險等，僧人圓寂後，銀行和保險公司遵照國家有關法律規定，在沒有所謂“法定繼承人”(婚姻家庭血緣繼承人)的情況下，將其收歸國家所有。寺院為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往往需要多方奔走，費較大周折，才將圓寂僧人的遺產收歸常住。給寺院管理工作帶來諸多不便。為此，遵照佛教戒律和叢林制度，經過反復研究，建議將僧人生前與常住的生活扶養關系，以及年老時的扶養、身體患病時的醫療、圓寂後的喪葬和遺產的處理問題，歸納寫入《全國漢傳佛教寺院共住規約通則》。“生歸叢林死歸塔”，這次增訂修改，繼承和發揚了佛教在歷史上形成的優良傳統，符合佛教寺院的戒律與制度。經過與會理事代表的認真審議，閉幕會議審議通過了《全國漢傳佛教寺院共住規約通則》修正案以及《關於〈全國漢傳佛教寺院共住規約通則〉修正案的決議》。 從建國初自新世紀，中國佛教協會一直致力於自身建設，在50多年的風雨歲月中為培養戒行清靜的僧眾與建設道風純正的寺院不懈努力著。 三、當代佛教教育模式的形成 1982年，中共中央下發了《關於我國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政策》這一重要文件。文件指出：“有計劃地培養和教育年輕一代的愛國宗教職業人員，對我國宗教組織的將來面貌具有決定的意義。我們不僅應當繼續爭取、團結和教育一切現有的宗教界人士，而且應當幫助各種宗教組織辦好宗教院校，培養好新的宗教職業人員。宗教院校的任務，是造就一支政治上熱愛祖國，擁護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又有相當宗教學識的年輕宗教職業人員隊伍。”[2]這個文件大大推動了全國宗教院校的成立與發展，各地佛學院紛紛成立，各種研究機構也開始產生，佛教刊物逐漸創辦。在教內外的努力下，一大批學術成果問世，使中國佛教文化教育事業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光彩。由佛教機構主辦或協辦的各種國內、國際佛教學術會議也構成了新時期中國學術界一個引人注目的亮點。 佛教教育問題，關涉到中國佛教能否健康發展，人才的培養是關系到中國佛教命運和走向的頭等大事，也是中國佛教事業建設與發展中最為迫切與最為重要的任務。早在中國佛教協會籌備之時，教內就有許多有識之士提出要創辦中國佛學院的設想。中國佛教協會成立之後，這一設想被正式提上了議事日程。1955年8月31日，中國佛教協會理事會第二次(擴大)會議通過了關於籌辦中國佛學院的決議。9月15日，中國佛教協會名譽會長虛雲老和尚在《現代佛學》發表《雲居管見》一文，希望中國佛學院早日籌辦。1956年2月22日,中國佛教協會一屆三次常務理事(擴大)會議就中國佛學院的教學問題進行了討論，一致通過了《中國佛學院章程草案》，並選舉組成了中國佛學院院務委員會。經上級部門批准，1956年9月28日在北京法源寺隆重舉行開學典禮，宣告具有裡程碑意義的中國佛學院正式成立。中國佛學院由中國佛教協會主辦，院長由中國佛教協會會長喜饒嘉措兼任。學院以培養較高造詣的佛教學術研究人才、佛學教學人才、寺廟管理人才和國際佛學交流人才為目標。學院招收信仰虔誠、品學兼優、有相當時間的出家生活經歷、發心從事佛教事業的青年僧人。中國佛學院的教學建置分設漢語系學習班、專修班、本科班、研究班。它創辦之初，在辦學宗旨、教學與研究、行政管理上，繼承傳統，適應當代，是一所傳統與現代相結合的新式佛學院。從這個意義上說，它揭開了中國佛教教育乃至中國佛教史上嶄新的篇章。 1958年8月8日,中國佛學院舉行了專修科第一屆學僧畢業典禮,標志著人才輸出工程的啟動。1962年9月又增設了藏語班。這期間中國佛學院健康發展，繁榮興盛。學院在社會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可謂群賢備至，人才荟萃。師資陣容強大，在佛學院擔任佛學教學工作的義方、塵空、觀空、王恩洋、高觀如、虞愚、戴番豫、林子青、葉均、黃心川等都是國內著名的佛教學者。學員素質整齊，學修一體，解行相應，紀律嚴明。此段時期，共培育出410名優秀的漢藏佛教人才。1966年，文革開始，中國佛學院被迫停辦。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佛學院於1980年9月正式恢復，兼通漢藏教理、顯密雙修的法門巨匠、當代譯經大師法尊法師擔任第二任院長。12月22日中國佛學院預科舉行開學典禮，招收青年學僧40余名，學制二年。班禅額爾德尼·卻吉堅贊、趙樸初、帕巴拉·格列朗傑等參加了開學典禮。1980年經有關主管部門審批，於靈巖山創辦了中國佛學院靈巖山分院，學制兩年，首屆共招收43名新生。 1982年11月27日,中國佛學院四年制本科在法源寺舉行開學典禮。此次共錄取學僧60名。國務院宗教事務局局長喬連升、副局長赤耐、中國佛教協會領導人和中國佛學院院務委員會以及全體師生100多人出席了開學儀式。1984年12月1日，中國佛學院棲霞山分院在南京棲霞山成立。1985年1月15日由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任名譽院長、四川省佛教協會會長隆蓮法師任院長的四川尼眾佛學院在成都鐵像寺開學，標志著中國當代比丘尼教育制度的建立。 在發展漢傳佛教教育事業的同時，藏傳佛教、上座部佛教的教育體系也逐漸建立。1985年7月21日西藏佛學院在拉薩哲蚌寺舉行開學典禮。1986年9月青海佛學院創辦，校址設在塔爾寺。1986年12月19日甘肅省佛學院在拉卜楞寺正式開課。1987年9月1日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在北京西黃寺正式成立，並舉行了首屆學員開學典禮。中國佛教協會名譽會長班禅額爾德尼·確吉堅贊擔任院長，聘請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為高級顧問，國務院宗教事務局局長任務之為政策顧問。國務院總理趙紫陽發來賀信。鄧穎超、習仲勳、胡啟立、田紀雲、郝建秀、陳丕顯、彭沖、楊靜仁、汪鋒、王漢斌和閻明復等有關方面負責人前往祝賀。這是中國藏傳佛教教學與研究的最高學府,首屆招收來自西藏和內蒙古等地的42名活佛為學員，學制一年。1992年，一所培養上座部佛教僧才的巴利語系佛學院在雲南西雙版納成立。2004年12月11日,雲南佛學院也於安寧市創辦，據稱是“全球唯一漢、藏、巴利語三大語系齊全的佛學院。”佛學院在雲南民族大學師資支持下按照國民教育教學大綱要求，開設漢語言、數學、英語、時政等課程，目前招收漢傳、藏傳和南傳三部派學員90多人。雲南佛學院尼眾部於2004年10月22日在賓川縣雞足山九蓮寺隆重開學，首屆招收學員30名。 在培養人才方面，開創國內國外相結合的方式。1981年2月17日應日本淨土宗佛教大學的邀請，中國佛學院教師傳印法師和中國佛教圖書文物館館員姚長壽居士到達日本京都佛教大學進修，這是新中國成立以後佛教界第一次派人出國進修。1983年7月26日中國佛學院派出本科學僧德宗、定基、圓輝、隆藏4人，前往日本京都佛教大學學習，這是中國佛學院首批赴日留學生。1986年11月8日應斯裡蘭卡羅睺羅法師和維普拉薩拉法師的邀請，中國佛學院派遣5名學生前往斯裡蘭卡維普拉薩拉法師所在寺廟的佛教教育中心學習佛學和巴利語，學期五年。1997年12月5日作為培養中韓佛教友好交流人才計劃的一部分，中國佛學院九四屆畢業僧普正、達正兩位法師啟程赴韓國圓光大學留學。2002年6月，又派出18位學僧赴香港僧伽學院學習。據統計，從1981年起，中國佛學院先後選送畢業生28人分別到日本、斯裡蘭卡、緬甸、英國、加拿大、韓國等高等院校和佛學研究機構進修深造。其中有10多人已取得博士學位。 1989年8月28日，中國佛學院舉行首屆研究生畢業典禮，標志著中國佛教教育事業又躍上一個新的台階。 中國佛學院從1956年9月至2003年7月，先後共有811名學員畢業或結業，其中“文革”前漢語系學員共384人，藏語系學員共26人。“文革”後，從1980年到2003年7月，共有39名預科班畢業生，333名本科生，29名研究生。從1980年至今，中國佛學院已先後招收二年制的預科班1屆，四年制的本科班12屆、三年制的研究班9屆，共計500多名學僧。這些學僧畢業後，有一部分留在中國佛教協會和中國佛學院工作，大多數都回到原地的佛教協會各級佛學院或重點寺廟工作，成為當代佛教界的主力軍。中國佛教院前後4任院長，他們是喜饒嘉措、法尊、趙樸初、一誠；先後在中國佛學院擔任副院長的有：周叔迦、法尊、巨贊、趙樸初、李庚生、李時雨、正果、明真、海明、傳印、周紹良、明學、聖輝、姚長壽等。 除中國佛學院外，隨著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貫徹落實，各地佛學院也逐漸開辦。如廈門南普陀寺恢復中斷48年之久的閩南佛學院、上海佛學院在玉佛寺復辦、湖北省暨武漢市佛協恢復武昌佛學院、安徽省暨九華山佛協重建九華山佛學院，還創辦有五台山佛學院、五台山尼眾佛學苑、普陀山佛學院、嶺東佛學院、雲門佛學院、福建佛學院、四川省佛學院、峨眉山佛學院、湖南佛學院、重慶佛學院、河北佛學院、江西佛學院、江西尼眾佛學院、黑龍江依蘭尼眾佛學院、蘇州西園寺戒幢佛學研究所、杭州佛學院、曹溪佛學院、廣德佛學院、雲門佛學院、空林佛學院、天台山佛學院、蘇州寒山書院、寶華山律學院、揚州大明寺佛學院(正在籌建鑒真佛學院)，以及剛剛批准的河南省佛學院等。此外還有其他各地佛協與寺院舉辦的僧伽短訓班、佛教培訓班等，中國佛教教育制度初步建立。如今，全國已形成了一個初、中、高三級既互相銜接又各有側重的、三大語系俱全的佛教教育網絡。 在佛學院系統正規教育的同時，由趙樸初會長倡導而創辦的中國佛學院九華山寺院執事進修班於九華山甘露寺舉行了二屆，在廣東乳源雲門寺舉行了一屆。進修班學員是來自全國各大寺院的中青年執事，進修班對提高僧團執事管理能力與政策水平均有很大作用。 據《中國佛教五十年》一書統計，從1980年至2003年，“中國大陸三大語系佛教院校共有34余所。其中漢語系高級佛學院1所，中級佛學院18所，初級佛學院7所，合26所；藏語系高級佛學院1所，中級佛學院5所，合6所；巴利語系佛學院2所。”據《中國佛教協會第七屆理事會佛教教育和文化工作委員會工作報告》中統計，在短短兩年的時間裡，全國佛學院已升至40余所，從1980年至2005年的25年中，“各級佛學院已經培養了7000多名合格人才，其中研究生150余位，本科生800多位，大專生2000多位，中專生4200多位。出國留學人員公派有60余位，有幾位已經取得博士學位回國效力。在畢業生中，許多已經擔任了各級佛教協會、各級佛學院和各寺院的重要領導職務，成為當代中國佛教事業的中堅力量。”在他們中間湧現了一大批愛國愛教、懂管理、能力強、道心堅固的優秀人才，提高了中國僧眾的整體素質，為中國佛教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可以說，佛教教育事業的恢復與發展，為中國佛教事業的振興與繁榮發揮了關鍵作用。 藏語系佛教教育方面也取得很大成績。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自建院至今共培養畢業生331人，其中活佛222人，寺管會主任及堪布109人。藏傳佛教學銜委員會於2004年8月20日在西藏拉薩正式成立，這是我國首次成立可以授予藏傳佛教學銜的權威機構。藏傳佛教已有上千年歷史，各教派都形成了各自的學經和學位晉升辦法。藏傳佛教傳統的高級學位是經由高僧大德組成的考辯組織，通過辯經考試授予的。為尊重這一傳統，並結合藏傳佛教歷史特點和現實狀況，決定實施藏傳佛教學銜制度，並成立藏傳佛教學銜工作指導委員會，以體現學銜授予的權威性。2005年9月12日，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在青海塔爾寺舉行首屆高級學銜班畢業典禮，參加本次畢業辯經考試的11名學員順利拿到畢業證書，並獲得10月中旬到北京參加論文答辯和辯經考試的資格。10月12日起，在北京雍和宮和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高級學銜班的學員們接受了由高僧大德組成的考評委員會的嚴格辯經考評和高級學銜評審委員會的嚴格評審。10月18日，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首屆高級學銜班11名學員臉上洋溢著幸福的笑容，他們從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院長嘉木樣活佛手上接過了象征學識和榮譽的“拓然巴”高級學銜證書。這標志著藏傳佛教高級學銜制度的成功確立，也標志著藏傳佛教僧才培育工作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邁出了新步伐。 中國佛教教育工作雖然有了很大發展，但是，與全國佛教事業快速發展的形勢相比，各級佛學院培養的人才無論從數量上和質量上，遠遠不能適應對內對外佛教事業發展的需要。全國40余所佛學院在25年間共畢業了7000余人，平均每年只畢業280人，每所佛學院每年只畢業7人，這與中國佛教大國的地位和佛教所承擔的繁重任務極不相稱，中國佛教教育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當前我國佛教教育存在的主要問題：一是全國僧尼人數眾多，整體文化程度相對偏低，教育任務極其繁重。二是教育觀念陳舊，不適應當代佛教事業發展的需要。三是辦學規模太小，制約了人才培養的步伐。四是缺乏統一教材和教學大綱，造成重復教育、資源浪費的現象。五是深入三藏、兼通八宗和專宗、專科式的師資奇缺。六是教師缺乏職稱待遇與相應的生活待遇，影響了師資隊伍的穩定。七是缺乏普及初級養正教育，導致中級佛學院生源困難。八是畢業生去向無序，許多優秀人才得不到充分發揮。九是辦學資金短缺，多數沒有固定來源，嚴重制約了教育事業的進一步發展。 四、佛教文化制度的再探索 重視文化的建設與弘揚是中國佛教的優良傳統，已故趙樸初會長1991年曾在全國政協宗教委員會報告會上指出：“宗教包容豐富的文化內涵，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宗教是文化。”正是由於中國佛教領袖對佛教文化內涵的清晰認識，在佛教文化事業上傾注了大量的心血，才使當代佛教在文化建設上取得了輝煌的成績。以文化來弘揚佛教，也是正確處理、善巧化解在當時因緣下佛教與社會、信仰與政治關系的智慧之舉。從上世紀80年代全國興起的文化熱中，這一命題也為佛教贏得了社會大眾更多的認同，確實是一條適合時代氣息的、契理契機的弘法之路。 1950年6月18日著名佛教人士巨贊、李濟深、陳銘樞、趙樸初、李書城、喜饒嘉措、周太玄、林志鈞、葉恭綽、查安荪、李一平、方子藩、周叔迦、楊叔吉、唐孟潇、李明揚、沙詠滄、陳蓮生等在北京發起成立現代佛學社，決定出版《現代佛學》刊物，公推陳銘樞為社長，呂澂為名譽社長，巨贊為主編。1955年3月26日中央統戰部批准由中國佛教協會接收原由陳銘樞、巨贊等經營的《現代佛學》月刊。1964年12月15日《現代佛學》雙月刊發行了最後一期後被迫停刊，共發行了144期。 1951年南京支那內學院更名為“中國內學院”。1952年上海佛教界成立金陵刻經處護持委員會，趙樸初任主任委員。從1957年起，金陵刻經處由中國佛教協會直接領導，將原北京刻經處和天津刻經處藏於北京瑞應寺的木刻經版2萬余塊運至南京金陵刻經處集中整理和保管。還將蘇州、揚州等地刻經處經版集中至金陵刻經處。這樣金陵刻經處已存有15余萬塊經版。在“文革”前，共印行經籍2620種，匯編8種，特別是補全了《玄奘法師譯撰全集》。1981年金陵刻經處開始恢復印經，前後共印行各類經書344種，達40余萬部，為中國佛教在文革後的復興起了重要作用。在紀念刻經處成立120、130周年時召開了學術討論會，還出版了《聞思》輯刊。 1953年12月1日北京三時學會成立研究室，推舉法尊法師為董事，聘正果法師為主任，領導青年僧人研究慈恩宗典籍。三時學會先後編纂了“亞洲各國佛教史料”、“中國佛教經濟史料”等，還將法顯《佛國記》和《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翻譯為英文出版。 1956年2月中國佛教協會第三次常務理事(擴大)會議召開，受周恩來總理委托，會議還就中國佛教百科全書的編纂問題進行了討論，通過了《中國佛教百科全書編纂委員會試行工作簡則》，成立了中國佛教百科全書編纂委員會。當時佛教界著名學者法尊、巨贊、觀空、隆蓮、呂澂、黃忏華、周叔迦、游俠、高觀如、虞愚、林子青、田光烈、蘇晉仁、郭元興等為斯裡蘭卡撰寫了佛教百科全書的中國佛教條目，成稿400多篇，200余萬言。最後圓滿完成了《中國佛教百科全書》英文版的撰寫、編纂與翻譯工作。4月28日為紀念佛陀涅?二千五百年，由中國佛教協會編輯的《釋迦牟尼佛像集》由民族出版社出版。 1959年11月9日，中國佛教協會在政府的支持下自1956年4月起對房山石經進行調查、發掘、整理、拓印的工作全部完成。共拓印完整的石經15000多片，殘缺的石經782片，經碑、石刻、經幢、刻像、題名、題記等75片。1978年出版了《房山雲居寺石經》，還刊印了《房山石經》遼金部分。1999年再次刊印《房山石經》隋唐部分。 1980年5月5日，中國佛教圖書文物館在北京法源寺成立。1981年1月30日，中國佛教協會會刊《法音》雜志創刊號出版。1982年3月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會議召開，中國佛教協會理事虞愚和周紹良以成員身份出席了會議。會議制訂了1982年至1990年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重新校印《大藏經》的工作被列入規劃中。 1987年4月23日，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在中國佛教協會所在地——廣濟寺成立。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任名譽所長，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周紹良任所長。第二任為吳立民先生，第三任為楊曾文教授。研究所曾申請到國家八五規劃社科研究項目《禅宗宗派源流》，這在佛教界還是第一次。 1992年1月，對中國近代佛教發展產生過較大影響的“上海佛學書局”經有關部門批准，正式恢復營業。 1992年，中國佛教協會佛教文化教育基金委員會成立，同年創辦了《佛教文化》雜志，向全社會公開發行，引發了教內外的關注。隨後全國各地所辦佛教期刊如雨後春筍般地應運而生，據統計教內目前所辦刊物已近百種之多。主要有《上海佛教》、《禅》、《法源》、《叢林》、《正法眼藏》、《廣東佛教》、《甘露》、《禅露》、《洛陽佛教》、《浙江佛教》、《台州佛教》、《福建佛教》、《河北佛教》、《佛學文摘》、《寧波佛教》、《廣西佛教》、《彩雲法雨》、《淨土》、《正覺》、《慈願》、《閩南佛學》、《世間解》、《覺群》、《華林》、《中國禅學》、《寒山佛學》、《戒幢佛學》、《佛學研究》等。這些佛教期刊的創辦發行，極大地豐富了當代佛教文化的內涵，並產生了良好的社會效果。佛教文化的建設對當代社會的政治、經濟、民族、宗教、生態環境、旅游資源、倫理觀念、價值體系都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中國佛教協會還與文物部門協作，重印《乾隆版大藏經》。編印“法音文庫”叢書，《佛學論著》叢書，印行《中國佛教漫談》、趙樸初《中國佛教常識問答》、出版發行《中國佛教》一至五卷。舉辦《山西佛教彩塑攝影展》。為慶祝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協助舉辦藏傳佛教擦擦(模制泥佛像)展、青海塔爾寺酥油花、唐卡、堆繡藝術展；《中華大藏經·丹珠爾》(藏文)對勘本整理出版。各地佛教協會和寺院紛紛創辦佛學研究所、博物館、圖書館，建立電子數據庫、開設佛教網站，佛教學術研究和弘法工作取得新進展。 中國佛教界還積極組織、參與各種國際國內學術討論會。從1986年至2004年，由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與日本佛教大學聯合主辦的《中日佛教學術交流會議》已召開10屆。近年來主要會議有1990年“西域佛教與文化學術討論會”，1994年“禅宗與中國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1995年“少林寺與禅文化”研討會，1999年“玄奘國際學術研討會”，2000年“玄奘精神與西部文化”學術研討會、“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研討會”，2001年“馬祖及其洪州禅”學術研討會、“法尊法師學術思想”研討會、“少林寺與中國律宗”學術研討會，2003年“中國賓川雞足山佛教論壇”學術會議、“淨土宗文化研討會”、“圓瑛法師圓寂50周年紀念會暨近現代中國佛教學術研討會”、“中國南岳千年佛教論壇”、“佛教與當代社會”學術研討會、“西來初地· 華林寺·禅宗文化”研討會，2004年“人間佛教與社會關懷”研討會、“第二屆淨土宗文化研討會”、“紀念慧遠誕辰1670周年”學術研討會、“佛學研究方法與佛教文化建設”學術研討會，2005年“馬祖道一與中國禅宗文化學術研討會”、“首屆世界佛教論壇主題研討會”。2006年“首屆世界佛教論壇”、“菩提達摩與禅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通過這些會議推動了佛教學術研究事業的發展，增進了與學界的溝通交流。 此外，在弘揚佛教文化方面，中國佛教界與時俱進，運用全新的方式來向社會人群介紹佛教的文化底蘊，如四川佛學院、重慶佛學院先後辦起了面向全國招生的函授部，為那些想學又不能脫產的佛教四眾，提供了一個系統學習佛法的機會。嶺東佛學院專門開設了一個居士培訓班，對當地的在家信眾進行面授。揚州大明寺舉辦了“菩提之旅靜修營”，桂平西山洗石庵舉辦了“淨心學佛營”，四川樂至報國寺從1995年至今每年舉辦一屆“四眾學佛短訓班”。成都文殊院舉辦了5屆由數百名大學生參加的“青年學佛社”。還有一些名山大寺，通過開展“禅七”、“淨七”或“冬令營”等弘法，有的寺院還利用現代網絡技術，辦起網絡佛學院。一些地方佛教協會和寺院還幫助恢復和建立了居士林，如北京居士林、天津居士林等，調動了廣大信眾學佛和弘法的熱情。通過多層次、多渠道地宣傳佛法，使更多的人得以了解和體驗佛法，樹立起正信正見。對於弘揚佛教文化、淨化心靈，安定社會、遏止邪教、建設人間淨土產生了積極影響。 近年來，各地佛教叢林道場紛紛面向社會大眾，特別是為青年學生開辦夏令營活動。其中影響力較大，時間較長的是河北柏林禅寺從1993年至今每年都舉行一屆的“生活禅夏令營”。生活禅夏令營采用了許多適應當代青年特點的弘法手段，在形式與內容上均得到青年的喜愛。進入21世紀，生活禅夏令營更為眾多佛教道場模仿，成為各地佛教夏令營的范式。這也說明寺院通過舉辦夏令營這種弘法手段來回饋社會，這也是時代的需要。夏令營方式被學者稱為是“寺院向社會打開的一扇窗”。 五、佛教慈善制度的確立 中國佛教以莊嚴國土、利樂有情為號召，以大乘菩薩行來弘法利生，更以“人間佛教”的宗旨來回報社會，服務人群。所以從中國佛教協會成立以來，慈善公益事業一直作為一項重要的工作來展開。在建國初期，公益事業主要體現於赈災濟困、植樹造林以及出錢出力支持抗美援朝等方面。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寺院基礎建設的初步完成，本著慈悲喜捨的精神，積極從事慈善事業，全國各地佛協與規模較大的寺院紛紛成立慈善功德基金會，從小至大，在每一次的救災濟貧活動中都能聽到佛教慈悲的聲音。 1991年中國佛教協會致函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佛教協會，緊急呼吁全國佛教徒積極行動起來，奉獻心力，向遭受洪澇災害的安徽、江蘇等地區捐款捐物，救濟災區人民，共募集救災款人民幣500萬元。當年，中央政府授予中國佛教協會“抗洪搶險救災模范先進單位”稱號。香港佛教四眾弟子通過香港佛教青年會向江蘇省境內曾遭受洪澇災害的蘇北地區災民捐贈價值80萬元港幣的寒衣。1996年中國佛教協會赴青海慰問受災群眾，並向各省、市、自治區佛教協會和各名山大寺發出通知，號召捐款捐物，支援受到嚴重洪澇災害的湖南、湖北、江西、貴州、安徽等省的災區。全國佛教徒當年赈災捐款達到200萬元。1998年夏天，中國長江、嫩江—松花江流域發生特大洪澇災害，佛教界捐款4000萬元。隨著佛教慈善事業的不斷展開，各地有條件的佛協與寺院成立了專門的慈善功德會，為慈善公益事業的有序展開、規范化運作奠定了制度性基礎。 2003年中國許多地方發生了前所未有的非典型性肺炎疫情，中國佛教界共為防治非典捐款500多萬元。後又舉行了“海峽兩岸暨港澳佛教界為降伏非典國泰民安世界和平祈福大法會”。 2004年12月26日，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島附近海域發生強烈地震，引發巨大海嘯，波及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由中國佛教協會組織，兩岸佛教界共同舉行了“海峽兩岸、百寺千僧、捐款千萬、救苦救難”消災祈福萬人大法會，佛教界捐款1300萬元，全部交給中國紅十字會轉交受災各國。 台灣慈濟功德會近年來為大陸受災同胞進行救助行動；香港慈輝佛教基金會，每年都投入數千萬元在祖國內地做扶貧工作。 全國各省市佛教協會、各大寺院的一系列善舉，有力地實踐著中國佛教協會倡導的“人間佛教”精神，向社會各界展示了中國佛教慈悲濟世的襟懷與風貌，為佛教界贏得了良好的聲譽，事實證明慈善事業是佛教工作的一大特色，是弘法利生的一個窗口，由此感染與動員了更多的善心人士參與到公益事業之中，是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重要體現。 六、佛教交流聯誼功能的運作 佛教具有鮮明的國際性，同時在港、澳、台同胞中和旅居海外的僑胞中，受到廣泛信奉和尊重，有很深的群眾基礎和影響。自建國以來佛教在推動社會和諧、民族團結、國家統一、世界和平等方面做了許多工作，發揮了無以替代的重要作用。 新中國成立以後，運用佛教這一紐帶較好地聯系和推動了與東南亞國家的友好往來，並一直致力於與日本佛教界的友好交往。中日兩國佛教徒為了促進友好往來，於1963、1964年隆重舉行紀念鑒真大師圓寂1200周年活動，增進了兩國人民的友誼，為推動兩國邦交正常化起了積極作用。1980年日本國寶鑒真像回國巡展，掀起中日友好新的高潮。1993年，趙樸初會長在中日韓三國佛教領導人參加的盛會上提出：中日韓三國佛教界的友好交流自古至今已形成一條“黃金紐帶”，這引起與會日本、韓國佛教界的共鳴，他們提議召開三國佛教首腦會議，以進一步推進三國友好關系的發展。1995年三國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通過了《北京宣言》，後來1996年在韓國、1997年在日本舉行的會議上，分別通過了《漢城宣言》、《京都宣言》。“黃金紐帶”的構想，也引起三國領導人的高度重視。2004年10月，第七次中韓日三國佛教友好交流會議在北京隆重舉行，會議以“黃金紐帶”的新構想為主題，全面總結了三國友好交流會議創辦十年來所取得的豐碩成果和基本經驗，並由海峽兩岸四地佛教界高僧提出適時在中國舉辦“世界佛教論壇”的倡議，得到與會代表的一致贊同和積極響應。2005年10月24日，中韓日佛教友好交流會議在韓國釜山市舉行。中國佛教協會派出了由108人組成的中國佛教代表團與隨喜團。2005年11月11日至12月20日，應韓國佛教宗團協議會邀請，經中國政府批准，佛指捨利赴韓國瞻禮供奉40天，成為中韓兩國佛教友好交流史上又一殊勝因緣。佛指捨利有史以來首次赴韓國供奉瞻禮，是千載一時、一時千載的殊勝因緣。中韓兩國是具有歷史悠久的傳統友誼的鄰邦，兩國佛教更是一脈相傳，法誼深厚。通過此次在韓國舉行佛指捨利供奉瞻禮祈福活動，進一步加深中韓兩國人民、兩國佛教徒之間的友誼，鞏固兩國佛教的“黃金紐帶”關系。 與香港、澳門、台灣三地佛教界的友好往來既是同根同源的血脈親情所致，也是促進和平統一、維護世界和平的需要。1993年，香港天壇大佛舉行開光大典，其間也凝聚了大陸同胞的心血與功德。1999年5月21日至29日佛牙捨利赴香港供信眾游客瞻禮、膜拜。2002年2月23日，法門寺佛指捨利由西安啟程赴台灣地區供奉37天，前來佛指捨利座前瞻禮朝拜的信眾有400余萬人次，沿途迎奉的群眾也有數十萬人，引起巨大反響，產生了良好的影響。不但加強了兩岸佛教界的溝通，也使得許多台灣民眾對祖國大陸有了新的認識和了解。2004年5月26日佛指捨利抵達香港，展出10天裡吸引了近100萬名香港市民及海內外信眾誠心瞻禮，盛況空前。 2006年4月13日，首屆世界佛教論壇在浙江省人民大會堂隆重開幕。“世界佛教論壇”的舉辦，為一切熱愛世界、關愛眾生、護持佛教、慈悲為懷的有識有為之士，搭建了一個平等、多元、開放的高層次對話平台，會議本著智慧、中道、慈悲、寬容、和合、平等、圓融的精神，抉擇正信，弘揚正法，交流分享弘法利生的經驗；探討人類共同關注的問題，宣示佛教的主張，以求得人心安寧，促進社會和睦，維護世界和平，增進人類福祉。在這次世界佛教論壇上，探討如何借助佛教義理為世界帶來和平與和諧成為與會者的主要話題，來自佛教界、學術界和民間組織的80位代表分別選取了不同的角度和切入點進行了大會發言。崇尚和平和諧和慈悲濟世的佛教精神，無疑會在中國佛教徒，乃至主張社會和諧發展的其他人群中形成巨大的推動力量，從精神層面將中國和世界和諧的步伐推向前進。“正所謂心淨則國土淨，心安則眾生安，心平則天下平。”論壇期間，佛教各流派不分南傳北傳，互相尊重、互相交流，向世界展示了和諧佛教的風貌。16日，在完成各項預定議程後，首屆世界佛教論壇在“海天佛國”普陀山圓滿落幕。論壇閉幕式上通過並發表了《普陀山宣言》，呼吁人類遵循佛陀的教導，實現“人心和善、家庭和樂、人際和順、社會和睦、文明和諧、世界和平”的“新六和”願景。 中國佛教一路走來，走的就是一條與社會相適應的陽光大道。 注釋： [1]聖輝：《中國佛教協會五十年》，《法音》2003年第10期 。 [2]《新時期宗教工作文獻選編》，第65—66頁，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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