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之和諧觀的歷史內蘊與現代意義
——以《壇經》中的惠能禅思想為中心
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圖書館館長 洪修平
禅源於印度，但興盛於中國，不僅在後來千百年的發展中成為中國文化中最富有代表性的思想之一，而且還對當今的世界文化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值得研究的是，禅為什麼能夠得到一代代人的喜愛而長盛不衰?其對社會和人生的意義與價值何在?其在今天倡導的建構和諧社會中又能夠起到什麼樣的作用?
雖然“和諧”觀念在中國古已有之，如《國語·鄭語》中就有“和實生物，同則不繼”的說法，表達了一切事物都是由不同之物和合變化而來，並將“和”視萬物生生不息的源泉，但佛教的根本理論——緣起論所主張的“諸法因緣生，諸法因緣滅”也包含了和諧思想。“緣起”亦譯為“緣生”，是指一切事物都處於因果聯系之中，依一定的條件生起變化，既相互對立，又互相依存，最終達到和諧共生，佛教依此理論來解釋宇宙、社會和人生的一切現象。若以現代人的目光來探究“和諧”之內涵，就可見其中包括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人與自身等多重面向，由此而表現出多樣性的統一。和諧觀念在今天的重新提出，體現了當代社會的發展要求，這就是希望能夠調動一切文化資源、發揮一切可以發揮的力量，構建一個幸福美滿的和諧世界，而中國佛教，尤其是中國禅中所包含的和諧觀念無疑是值得重視的重要文化資源。本文將以《壇經》中的惠能禅思想為中心來探討禅的和諧之歷史內蘊與現代價值。
禅本身就有著豐富而復雜的內涵，在印度有外道禅和佛教禅之分，佛教禅又有大乘祥和小乘禅之別。大小乘禅中又可分出許多不同的種類。印度禅傳人中國，並進而傳至日本，於是又有了所謂的中國禅和日本禅。禅之所以在歷史發展中，傳播到不同的地區，與不同的民族文化相結合而形成了繁多的種類，這既與禅本身所具有的豐富而復雜的內蘊相關，同時也與禅在不同的時空條件下隨機應變所表現出的特有智慧相聯。我們僅以《壇經》為例，就可見禅之內蘊的豐富性。《壇經》是六祖惠能在黃梅得法後回到南方，住持曹溪寶林寺，後應韶州刺史韋璩等人的邀請，到韶州大梵寺說法，門人將其說法的內容記錄下來，匯集整理而編成。惠能的弟子視惠能如佛，惠能的法語，猶如佛語，因而稱為《六祖壇經》，簡稱《壇經》。這部唯一的以“經”命名的中國僧人的著作，不僅展示了惠能在中國佛教史上特殊的重要地位，而且也奠定了中國禅宗的理論基礎。現今存世的《壇經》雖有眾多的本子，各種版本的字數也不相同，但其大致都由三個方面的內容組成：一是惠能自述生平，二是惠能開法授戒說般若禅，三是惠能與弟子的問答等。前兩個部分的內容大體上是惠能在大梵寺說法的記錄，各本《壇經》的出入並不是很大，基本上反映了惠能出身貧苦、黃梅得法、南歸傳禅的生平事跡，不僅展示了惠能是如何從一個不識文字的普通人成長為一代禅宗祖師的，而且還表達了惠能以空融有、直了心性、頓悟成佛的禅學思想和追求心之解脫的禅法特色。第三部分，即惠能平時與弟子的問答及臨終囑咐等等，後出的本子在內容上增加了不少，但考之於禅宗史傳中有關惠能弟子的記載，這部分內容基本上也還是可信的。《壇經》對禅宗的根本宗旨的概括，其中所表現出的追求人心與外境之和諧以及人的內在身心之和諧的思想尤其值得重視。
《壇經》的思想是圍繞著“禅”而展開，其禅學思想體現出了怎樣的和諧觀念?對我們今天建構和諧社會又能夠提供什麼樣的思想資源呢?
《壇經》的和諧觀念繼承了佛教一貫的對人心的關懷，特別是繼承發展了中國禅以心為要的基本思路。從“禅”的本義來看，它是一個由印度傳人的外來詞，原為梵文Dhyana音譯“禅那”之略稱，意譯為“靜慮”，即“靜心思慮”，舊譯也作“棄惡”、“思惟修”、“功德叢林”等，主要是指一種獨特的內在精神修煉，這種修煉所要達到的境界就包含著身心和諧、人與世界的和諧。就佛教“禅”的本義而言，主要有兩層意思，一是“於一所緣，系念寂靜”，即通過心注一境，使紛亂的心緒意念寧靜下來，達到一種自然寧靜平和的心理狀態；二是“正審思慮，如實了知”，即正確地審視思慮，如實地了知宇宙人生的真谛。可見，“禅”這種修行方法，特別關注並能給人帶來人心的安寧平靜與身心和諧，而這種平靜安寧與身心和諧是通過智慧了悟宇宙人生真谛而得以實現的。佛教這種對心的解脫的關注及對智慧的強調，就成為惠能禅的理論重心。惠能說：“我此法門，從一般若生八萬四千智慧。何以故?為世有八萬四千塵勞，若無塵勞，般若常住，不離自性。悟此法者，即是無念、無憶、無著。莫起诳妄，即自是真如性，用智慧觀照，於一切法不取不捨，即見性成佛道。”[1]惠能自禅觀趣般若，以般若解禅觀，肯定並突出“心”之本然狀態與真如實相的契合，強調通過開發自性智慧，以化解自我所面臨的各種矛盾，實現身心內外的和諧狀態。
從“禅”的內蘊上看，其雖屬於“定”法之一種，但嚴格地說，“禅”與“定”又不完全一致。“定”為梵文Samadhi的意譯，音譯作“三昧”或“三摩地”等，《俱捨論》卷四將它定義為“心一境性”，即心專注一境而不散亂。因此，“定”的含義比較寬泛，一切息慮凝心之法都可稱之為定。佛教認為，由定可以發慧，即通過修定可以獲得正確觀悟宇宙人生本質的智慧。在這個意義上，“定”也被譯為“止”，“慧”則可譯為“觀”。由於依“止”而有觀，真觀必寂然，故佛教中常常“止觀”並舉，意與“定慧”相近，謂依“智慧”“攝心人定”，又依“定”而觀悟佛教真理。雖然“禅”的正審思慮以“定”為前提，禅自有定止寂靜之義，故禅得以名定，但由於“定”的主要特征是“靜心”、“息慮”，而“禅”還包括了在靜心息慮基礎上的“正審思慮”，具有一定的觀想內容，具有“如實了知”的“慧觀”作用。因此，佛教所說的“禅”，實際上包含了一般所講的定與慧、止與觀這兩方面的內容，尤其重視定所引發的慧，並以此來對治人的身心所面臨的種種不和諧的煩惱，化解人生的痛苦，這也正體現出了佛教“慧解脫”的根本精神。六祖惠能繼承發展了佛教的這一特色，並進一步以慧攝定、倡“定慧等學”，他在《壇經》中說：
我此法門，以定慧為本，第一勿迷言定慧別。定慧體一不二。即定是慧體，即
慧是定用，即慧之時定在慧，即定之時慧在定。善知識!此義即是定慧等。學道
之人作意，莫言先定發慧，先慧發定，定慧各別。作此見者，法有二相，口說善，心
不善，定慧不等。心口俱善，內外一種，定慧即等。[2]
惠能反對將定慧兩分的做法，主張“定慧體，一不二”，強調只有如此，才能達到“心口俱善，內外一種”的和諧境界。
據此，六祖惠能開示說：“吾常願一切世人心地常開自佛知見，莫開眾生知見。世人心邪，愚迷造惡，自開眾生知見；世人心正，起智慧觀照，自開佛知見。莫開眾生知見，開佛知見，即出世。”[3]禅的內容主要就是修心觀境，通過思維修習以徹見人與事的本性，證得無上菩提。因此，修禅也就是修“心”，這種“修”實際上是立足於一種精神的轉變、心性的“本覺”。修習禅定的根本目的就是為了開發本心的智慧，促使自心的覺悟。正是在此意義上，惠能要求眾生的禅修，實際上也就是通過“明心見性”，起智慧觀照的修行活動來實現解脫痛苦的人生理想。這種心的解脫以主觀精神的根本改變為內容，以精神的超越為特征，其中所包含的摒棄對立、融會心境的和諧思想，正是禅之和諧觀的生動體現。
歷史地看，禅定作為一種修行方式並非始於佛教，而是淵源於古印度的瑜伽術。瑜伽，為梵文Yoga的音譯，意謂“結合”、“相應”，即通過靜坐、調息來控制自己的心理活動，使精神專注，這本身已經包含了使自我的身心和諧，並促使自我與外境和諧的思想與方法。“禅”繼承了瑜伽的這種修行思路，更從根本解脫的層面追求個體與宇宙實相之契合，以此來化解人生因無明和惑業而來的種種痛苦。其實，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印度，在人類發展的某些階段，都曾出現過類似瑜伽的修行思想或方法，都曾擁有“與道為一”、“與神相合”、“梵我合一”等誘人的理想境界，說法盡管不一，體現的精神則是相似或相通的，這反映了人類所面對的問題的共同性，以及解決問題時所采用的智慧的共通性，這也為“禅”在世界各地的傳播發展提供了契機和可能性。
禅法的出現，也是源於人類自身生存所面臨的矛盾與困境。從根本上說，人類的延續可以是無限的，但作為個體存在的自我生命卻是有限的；人類的能力可以是無限的，但作為個體存在的自我能力卻是有限的。當有限的自我面對無限時，往往會產生惶恐與不安，人們渴望超越自身的局限卻又難以實現。當人們向往永恆而又不知所措時，往往就會寄希望於超自然的神靈或某種絕對的存在，也希冀通過某種方法使有限的自我融人無限而達到永恆之境。“禅”作為一種修行方法，從某種意義上說，其目標就在於通過自性智慧的開發以淡化人在其“生命世界”的生活經驗及各種意圖來追求個體自我與宇宙實相之和諧。例如，《壇經》中常說的自心迷、自心悟，實際上都是就眾生當下的一念之心而言的。“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緣心迷，不能自悟，須假大善知識示導見性。當知愚人智人，佛性本無差別，只緣迷悟不同，所以有愚有智。吾今為說摩诃般若波羅蜜法，使汝等各得智慧”。[4]眾]生與佛的根本差別，就在於對本來清淨的自心自性的迷悟的不同。惠能關於迷與悟的說法，不僅指出了造成人生痛苦的心理根源，而且也指出了獲得解脫的途徑與方法。既然迷悟、縛解皆依當下一念之心，那麼，惠能主明心見性、當下頓悟說就是很自然的了：“前念迷即凡，後念悟即佛。”[5]迷悟凡聖，皆在一念之中。
惠能在將人當下的一念之心作為眾生的解脫之心時，其所言的“自心”、“自性”，不僅具有了豐富的內涵，而且也成為禅之和諧觀的重要理論基點。因此，惠能強調“萬法盡在自心”[6]，“悟者自淨其心，……隨其心淨，則佛土淨。”[7]正是基於此，惠能要人在行住坐臥的日常生活中“於一切時，念念自淨其心”[8]。自淨其心達到的和諧，不僅是“萬法在自心”的心境和諧，而且也是自我身心的和諧。惠能根據離相無念即為識心見性、頓悟成佛的思想，把修禅融於日常的行住坐臥之中，並對“禅定”作了新的解釋。他說：
何名坐禅?此法門中，一切無礙，外於一切境界上念不起為坐，見本性不亂為
禅。何名為禅定?外離相曰禅，內不亂曰定。外若著相，內心即亂；外若離相，內
性不亂。本性自淨自定，只緣境觸，觸即亂。離相不亂即定，外離相即禅，內不亂
即定，外禅內定，故名禅定。[9]
惠能認為，只要人們在生活中隨緣任運，於境上不起念，自性自定，就是禅定了。如果執著於“坐禅”，追求人定，那是障自本性，與道違背，是障道因緣。根據這種思想，惠能多次駁斥了神秀北宗“教人坐，看心看淨，不動不起”[10]，強調“此法門中，坐禅元不著心，亦不著淨，亦不言不動”[11]，要人“於念念中，自見本性清淨”，如此修行，才得見性成佛。悟在於自心不起妄念執著，而不在於坐臥的形式，這正是惠能的一貫思想。如果於行住坐臥之中能念念無著，那就等於時時入定了。這樣，惠能就把禅與生活融而為一了。據此，有的西方學者認為禅宗能在現代社會幫助人克服與自身、他人、社會及自然的分離和異化，充分地把握世界，實現自身，從而徹底擺脫精神危機。[13]這是否就是禅在今天仍然能夠在社會中得到傳播的思想基礎呢?
今天，中國社會在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之後，已步入現代化建設的快車道。科學技術既取得了飛躍性的發展，也給人類社會帶來了許多負面的影響。人們的物質生活得到了快速的改善與提高，相比之下，教育、衛生、文化等社會事業仍處於相對滯後狀態。尤其是經濟發展的不均衡而導致的城鄉差距、貧富差距、地區差距所造成的人與人之間的差距，不僅對人的良知、道德、操守和情義帶來了強烈的沖擊，而且也使現代人經常因身心分裂而陷於精神痛苦之中。當代美國哲學家和社會學家赫伯特·馬爾庫塞認為，現代社會把原來既有物質需要，又有精神需要的“雙面人”，變成了完全受物質欲望支配的“單面人”，從而使人的生活經常落入“物質豐富，精神痛苦”的悖論之中。如何解決現代人在生活中所面臨的這種兩難處境?如何獲得一種更為自然、更為有意義的人生?這已成為今天許多有識之士著力探討的問題。筆者認為，“禅”之和諧觀中的一些智慧仍然值得現代人在建構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科學的大眾文化時借鑒。
首先，惠能禅將人生視為一個通過修道而走向不斷自我完善的過程。惠能認為，現實的人生是不完滿的，需要通過人們的努力不斷加以完善。人們應該在日常生活的每時每刻努力彰顯自己清淨的本心，“一行三昧者，於一切時中，行、住、坐、臥，常行直心是”[15]，“除妄不起心，即是一行三昧”[14]。由此來克服身心的二元分裂，不斷地完善自我，“識心見性，自成佛道”[16]。人們在紛繁的塵世中若能以惠能禅所提倡的“無念”處之，時時處處嚴格要求自己，努力保持自然清淨的本性而不生計較執著之心，就能從過度的物質欲望中擺脫出來，以平和之心來實現內在精神的升華，不斷完善自己，整個世界也就會變得日益和諧與美好。
第二，修道的基點是心性修養，修禅即修心，通過“識心見性”的不斷修行，就能實現身心的和諧，心境的和諧。惠能認為，“心”既存在於身體之中，其產生的意識活動所表現出的善惡行為，又對人的身心健康和社會和諧有著重要的影響。據此，惠能開示眾人說：“世人性本自淨，萬法在自性。思量一切惡事，即行於惡，思量一切善事，便修於善行。如是一切法，盡在自性。”相信自己本具佛性，人與佛在根本上並無差別，從而確立起信心，“自悟自修，即名皈依也”[16]。惠能看到了身心、心境的辯證關系，因而主張通過自淨其心的“修心”來開發自性智慧，以佛教的智慧來對治人的生死煩惱，去除邪念，生起善念，不斷地為善去惡。這種“修心”不僅能培養一種良好的道德素養和健康的心態以面對紛繁的世界與人生，而且有助於和諧社會的建構。所謂“和諧世界，從心開始”，這對現代人無疑具有很好的啟迪作用。
第三，發揚重視現實人生、利樂有情的人世精神，創造和諧而有序的生存環境。惠能從追求心的覺悟出發，將現實之人和人生放到了重要的位置。由於惑能所理解的心與性都不離人們當下的心念，因而在他看來，所謂佛性是唯有情才具有的，他曾明言“無情無佛種”[17]同時，惠能反對神秀北宗的“時時勤拂拭”，認為這實際上是把清淨佛性肯定為一個外在於自我的存在，人為地將自我(心性)分裂為二，把修行者自己安放到了心性之外。《壇經·行由品》中借弘忍之口批評了這種見解是“未見本性，只到門外，未入門內”，認為“如此見解覓無上菩提，了不可得。無上菩提，須得言下識自本心，見自本性，不生不滅，於一切時中，念念自見，萬法無滯；一真一切真，萬境自如如，如如之心，即是真實。若如是見，即是無上菩提之自性也。”無上菩提，即是如如之自心自性，於一切時中不滯外境(包括真如佛性)，當下之心，念念自見，惠能通過否定一切可執著的東西來顯人們當下的心念，這實際上是把每一個活生生的人自身推到了最重要的地位，其中所表達的重視現實的人和人生的人世精神，充分體現了惠能禅的人文關懷。承認多樣化的生命存在方式，尊重每一個人的生存權利，在多樣性與一體性的辯證關系中創造和諧而有序的生存環境，這對今天建構和諧社會仍有其獨特的價值。
正如張曼濤在編《六祖壇經研究論集》時所說：“《壇經》不僅關系到中國思想史上一個轉換期的關鍵，同時也是佛教對現代思想界一個最具影響力的活水源頭。它代表了中國佛，教一種特殊本質的所在，也表現了中國文化，或者說中國民族性中的一份奇特的生命智慧。”[18]的話語，從一個側面說明了《壇經》所包蘊的禅文化的“含金量”及其現代意義。
[1] 敦煌本{壇經)第27節。本文所引為郭朋《壇經校釋》本(中華書局1983年版)，個別文字據楊曾文《敦煌新本六
祖壇經》(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校改。
[2] 敦煌本(壇經》第13節。
[3] 敦煌本(壇經》第26節。
[4] 宗寶本《壇經·般若品》。
[5] 敦煌本(壇經》第26節。
[6] 宗寶本《壇經·般若品》。
[7] 敦煌本《壇經)第42節，第35節。
[8] 宗寶本(壇經·忏悔品》。
[9] 敦煌本《壇經》第19節。“只緣境觸”，《壇經校釋)誤作“只緣觸境”，據敦煌卷子底本校改。
[10] 敦煌本《壇經》第14節。
[11] 敦煌本《壇經》第18節。
[12] [日]鈴木大拙、[美)弗洛姆、德馬蒂諾著：《禅宗與精神分析》，遼寧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13] 敦煌本《壇經》第14節。
[14] 敦煌本《壇經》第14節。
[15] 敦煌本《壇經》第30節。
[16] 敦煌本《壇經》第20節。
[17] 敦煌本《壇經》第48節。
[18] 張曼濤主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1冊《六祖壇經研究論集·本集編輯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