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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利安教授：觀音信仰研究現狀評析 　（點擊下載DOC格式閱讀）

	觀音信仰研究現狀評析 　　李利安 　　觀音信仰是大乘佛教領域最流行的一種信仰形態。這種信仰形態在兩千年的發展歷程中，與宗教、哲學、藝術、民俗、倫理、文學等文化形態相互交織，彼此影響，構成一種厚重而復雜的宗教文化現象，無論在歷史上還是在今天，既在佛教理論體系與實踐體系中占據著很重要的地位，也對人類社會特別是人類文化的各個方面產生巨大的影響，所以，觀音信仰應該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學術研究領域。遺憾的是，從總體上來看，有關觀音信仰的研究在學術界特別是中國大陸學術界歷來並未受到應有的重視。當然，隨著學術研究領域的不斷擴展，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在不斷湧現，雖然還顯零散與薄弱，但也不乏一些深刻的理論剖析和精到的史實考證，為全面系統的深入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礎，值得我們認真總結。這裡，我們從中國大陸學術界、台港學術界、國外學術界等三個方面，對現有的觀音信仰研究進行宏闊性的綜述與分析，並對筆者本人在本領域的一些初步研究作簡要的匯報。 　　一、中國大陸的觀音信仰研究： 　　從總體上來看，中國大陸的觀音信仰研究是非常薄弱的，有關觀音信仰的許多重要理論問題和史實問題還沒有系統疏理和深入研究。不過，已經取得的研究成果分布在觀音這一重要研究領域的各個方面，為進一步的深入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礎。下面我們從橫向將這些成果分為8個方面進行考察[①]。 　　一是從歷史學和宗教學的角度分析觀音信仰形成與傳播的基本線索，涉及觀音信仰的形成、演變、傳播歷史以及地區性觀音信仰的形成原因、發展脈絡等，還有某種特殊形態的觀音信仰、觀音形象、觀音教義、觀音道場的興起與變化等。如王景林的《觀世音的來龍去脈》[②]、徐靜波的《觀世音菩薩考述》[③]、段友文的《觀音信仰成因論》[④]、鄭筱筠的《觀音信仰原因考》[⑤]、王連勝的《普陀觀音道場之形成與觀音文化東傳》[⑥]、孫麗的《中國人的觀音信仰》[⑦]、徐宏圖的《談普陀觀音信仰的歷史影響》[⑧]、貝逸文的《論普陀山南海觀音之形成》[⑨]、《普陀紫竹觀音及其東傳考略》[⑩]、關蘭的《淺析楊柳枝觀音的歷史起源》[11]、張楠的《雲南觀音考釋》[12]、芮傳明的《中原地區女相觀音淵源淺探》[13]、王和平的《從檔案史料看普陀山道場的興衰》[14]、華思文的《簡論泰國觀世音崇拜的興起》[15]、陳星橋的《觀世音菩薩在中國》[16]、任繼愈主編的《中國佛教史》第三卷第五章《佛教信仰在民間的流行》[17]、王青的《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佛教信仰與神話》的第四章《觀世音信仰與相關神話的起源與發展》[18]、曾其海的《淺談天台宗對觀音信仰的推動》[19]等。這些研究盡管涉及的具體時空有所不同，所探討問題的角度也各不相同，但它們都以觀音為考察對象，而且均圍繞歷史的演進來展開說明，有的雖以橫向的方式進行論述，但觀音信仰歷史的研究依然是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這些研究當中涉及印度觀音信仰起源與演變的內容只占少數，更多的研究則把視角放在中國的范圍之內。這些成果對中國不同歷史時期和不同地區的不同觀音信仰形態所進行的研究，對我們認識和理解觀音信仰在中國形成與演變的歷史有很大的幫助。 　　二是從文學的角度出發，對觀音信仰與文學之關系特別是觀音信仰的文學特征以及觀音信仰對文學影響的探討，在這種研究中，更多的是關於觀音與民間通俗文學之關系的探討。在這方面比較重要研究成果有孫昌武先生的《中國文學中的維摩與觀音》[20]、《關於〈冥祥記〉的補充意見》[21]、《六朝小說中的觀音信仰》[22]、《觀世音應驗記三種》[23]、董志翹的《〈觀世音應驗記三種〉譯注》[24]、曹道衡的《論王琰和他的〈冥祥記〉》[25]、王海燕的《湘西觀音信仰與沈從文的鄉土小說》[26]、王海梅的《〈西游記〉與觀音信仰》[27]、孫世基的《〈觀音得道〉今昔談》[28]、鄭筱筠的《觀音救難故事與六朝志怪小說》[29]、夏廣興的《觀世音信仰與唐代文學創作》[30]、歐陽康的《從〈觀世音應驗記〉到〈西游記〉──從一個方面看神怪小說與宗教的關系》[31]等。這些研究也主要以中國為范圍，涉及的時間跨度則上自六朝，下迄當代，側重點在民間文學與民俗信仰，重點在六朝、唐宋和明清三個時期，研究的主要問題是民間觀音信仰者的各種靈驗故事以及佛教的觀音靈驗信仰對中國文學的影響，研究的主要方法是文學的闡釋、文獻的整理以及信仰與民間傳說之間關系的清理等，這種研究可以直接窺視中國社會最底層的文化形態與信仰心理，具有真實性、親切性、生動性的特點，顯示了觀音在民間的巨大影響，為我們揭示了一個奇特的文學領域。在這方面的研究中，目前涉及古代印度觀音信仰的文學成分及印度觀音信仰各種形態與文學之間不同關系的還很少。 　　三是從民俗學的角度，對各種觀音靈驗故事及觀音信仰與民俗之關系的研究，涉及到民俗與民間信仰的許多方面，如鄭筱筠的《試論觀音淨瓶、楊枝與中印拜水習俗》[32]、楊曾文的《觀音信仰的傳入和流傳》[33]、韓秉方的《觀世音信仰與妙善的傳說——兼及我國最早的一部寶卷〈香山寶卷〉的誕生》[34]、孫秋雲《談我國民間的觀音信仰》[35]、王福金的《觀音信仰與民間傳說》[36]、貝逸文的《普陀山送子觀音與儒家孝德觀念的對話》[37]、齊風山的《觀音信仰傳入中國及由男變女》[38]、項裕榮的《九子母、鬼子母、送子觀音：從“三言二拍”看中國民間宗教信仰的佛道混合》[39]、程俊的《觀音與媽祖——浙閩台海洋宗教信仰之比較》[40]、蔡少卿的《中國民間信仰的社會特點與社會功能——以關帝、觀音和媽祖為例》[41]、法尊的《淺談偽經與觀音信仰的中國化》[42]、張小東的《中國化觀音的性別以女為主的原因初探》[43]、劉長久的《從觀音信仰說起——兼及遂寧市對觀音民俗文化資源的開發》[44]、鄭祯誠的《中國觀音——妙善公主的故鄉在遂寧》[45]、朱子彥的《論觀音變性與儒釋文化的融合》[46]、趙杏根的《“以色設緣”與魚籃觀音像》[47]、溫金玉的《觀音菩薩與女性》[48]、賀嘉的《民間傳說中的觀音》[49]、趙克堯的《從觀音的變性看佛教的中國化》[50]、李小榮的《高王觀世音經考析》[51]等。此外，還有很多書籍的部分章節涉及觀音與民間文化的關系，如張國剛的《佛學與隋唐社會》[52]中的第五章和第六章《隋唐佛教與民眾信仰》(上下)，論述了隋唐時期觀音信仰在民間的流行與變異情況。賈二強的《唐宋民間信仰》中的下篇《唐宋民間信仰與宗教》對民間觀音信仰也有論述[53]。上述研究涉及到觀音民俗文化現象中的幾個基本問題，如早期的觀音靈驗故事、妙善的傳說與影響、觀音女性化問題、觀音信仰中的偽經問題、觀音與儒家關系及其影響的問題、觀音與其他民間神靈的關系問題等。這些研究對解釋中國民間宗教信仰與民間文化具有十分積極的意義，但對於古代印度觀音信仰中的此類問題來說，這些研究基本沒有涉及或沒有展開論述，即使涉及到的文章，印度古代觀音信仰的追溯也僅僅成為研究中國民間觀音信仰問題的鋪墊。 　　四是從藝術與考古的角度對各種觀音造像的考察，如孫修身、孫曉崗的《從觀音造型談佛教中國化》[54]、鄭秉謙的《東方維納斯的誕生：“觀音變”初探》[55]、劉繼漢的《從閻立本的“楊枝觀音”談觀音畫像的演變及其他》[56]、芮傳明的《中原地區女相觀音淵源淺探》[57]、劉彥軍的《十一面觀音》[58]、李翎的專著《藏密觀音造像》[59]和系列學術論文《擦擦觀音像研究》[60]、《藏密救六道觀音像的辨識——兼談水月觀音像的產生》[61]、《十一面觀音像式研究》[62]、《三葉冠觀音像考》[63]、《六字觀音圖像樣式分析——兼論六字觀音與阿彌陀佛的關系》[64]、《水月觀音與藏傳佛教觀音像之關系》[65]、李雲晉的《雲南大理的“阿嵯耶”觀音造像》[66]、金申的《博興出土的太和年間金銅觀音立像的樣式與源流》[67]、郭子瑤的《觀音形象中國化的審美依據》[68]、李彩霞的《館藏唐卡觀音類賞析》[69]、趙廣鈴的《慈愍法像，殊妙莊嚴——寧波七塔寺十一面觀音造像賞析》[70]、董彥文的《多姿多彩的觀音菩薩》[71]、王丹的《從觀音形態之流變看中國佛教美術世俗化、本土化的過程》[72]、阚延龍的《千手千眼觀音的藝術特色》[73]、馬天鳳的《隋立觀音像》[74]、楊庭慧的《畫聖吳道之與觀音像石刻》[75]、馮漢镛的《千手千眼觀音聖像源流考》[76]、劉智的《延安市收藏的千手千眼觀音銅造像》[77]、王惠民的《敦煌千手千眼觀音像》[78]、劉鳳君的《山東省北朝觀世音和彌勒造像考》[79]、業露華撰文的《中國佛教圖像解釋》中的第四章《觀音部》[80]等。這類研究成果數量最大，難以盡列。其主要特點是以實際存在的觀音造像為依據，以藝術的風格及其演進為線索，以觀音信仰的教義為背景，同時涉及古代印度觀音信仰在中國的演變、觀音信仰與中國文化的關系、藏傳佛教觀音信仰與漢地觀音信仰的區別等問題，所以，這些研究既是藝術的研究，也是宗教的探析，既是歷史的追溯，也是現實的關注，既對我們理解觀音形象在中國的演變具有重要的意義，也對我們認識各種不同的觀音信仰形態具有很大的幫助。 　　五是從宗教學和哲學的角度對觀音經典和觀音信仰法門進行的分析，如佛日的《觀音圓通法門釋》[81]、樓宇烈的《〈法華經〉與觀音信仰》[82]、趙覺光的《千處祈求千處應的觀音菩薩》[83]、湧淵的《略述觀世音菩薩修行法門》[84]、王龍智隆的《聞思修解六結——觀世音菩薩耳根圓通之六步反聞工夫》[85]、湯琳的《觀世音菩薩法門》[86]、宋道發的《觀音感應初探》[87]、樊子林的《觀音名號刍議》[88]等。此類作品在佛教界也相當的多，幾乎所有講解《法華經》、《楞嚴經》和《心經》的宣教性作品都涉及到觀音的法門。這類作品中有的屬於研究性的成果，有的則僅僅是對義理的闡述。從內容來看，基本集中於《法華經》中《普門品》的救難法門、《楞嚴經》的“觀音耳根圓通法門”、《心經》的般若智慧法門。其中前一種法門的研究主要體現在對民眾觀音信仰的把握，後兩種觀世音菩薩法門的研究則主要體現在與禅宗思想的溝通。總體上來看，從哲學或宗教學角度對觀音信仰義理的研究是所有觀音研究領域中最薄弱的一個環節，與藝術與文學角度的觀音信仰研究相比，還顯得非常冷清。另外，由於觀音信仰這三種法門都來自於古代印度[89]，所以，在這些作品中，均涉及古代印度的觀音信仰以及印度觀音信仰在中國的流行與演變等情況。 　　六是從民族學的角度對觀音信仰在少數民族地區的流傳及其同這些少數民族的歷史關系的研究，如邢莉的《觀音信仰與中國少數民族》[90]、揚政業的《從洱海區域的觀音信仰看外域文化的影響》[91]、楊學政的《密教阿吒力教在雲南的傳播與影響》[92]、盧亞軍譯注的《西藏的觀世音》[93]、蕭明華《從兩尊觀音造像看唐宋南诏大理國的佛教》[94]、周毅敏的《試析大理白族民間觀音崇拜》[95]、李東紅的《大理地區男性觀音的演變——兼論密宗的白族化過程》[96]、吳棠的《白族信仰中的觀音形象》[97]、邢康的《尊白衣觀音為家神——談遼朝的宗教信仰》[98]、徐曉望的《閩人與觀音崇拜》[99]等。李翎等人對藏族地區的觀音信仰則多有研究，這些研究主要是關於藏密觀音的造像藝術特征與演進，也有關於藏密觀世音菩薩法門的闡釋與分析。這類研究與民俗學的研究有許多相通之處，揭示了觀音在一些少數民族當中的流傳與演變情況，不但有利於我們理解這些民族的文化特性，也有利於我們認識觀音信仰的不同發展和豐富多彩的變化形態。不過，從總體上來看，觀音與少數民族文化關系的研究僅僅涉及雲南和西藏等幾個少數地區，歷史上觀音與許多少數民族文化均發生許多有趣的聯系，這方面的研究還基本沒有展開。 　　七是分門別類地總結和闡釋中國觀音信仰的各種現象的著作，這方面最有名的要算邢莉女士的《觀音信仰》[100]和《觀音——神聖與世俗》[101]。其中後者是前者的進一步擴充。這部書涉及到的主要問題有：1、觀音的由來；2、觀音的本土化；3、觀音的神變；4、觀音女神；5、少數民族與觀音；6、歷代觀音；7、觀音與諸神；8、弱者的燭光；9、強者的哀怨；10、婦嬰的保護神；11、崇拜儀式與物化形式。溫金玉的《觀音菩薩》則探討了觀音的身世、觀音的形象、觀音的女性化、密教觀音、觀音的法門、觀音的道場、觀音信仰的傳播等問題[102]。羅偉國的《話說觀音》[103]和張總的《說不盡的觀世音》[104]則以通俗和圖文並茂的方式，系統介紹觀音信仰的方方面面。這些作品涉及到觀音信仰的很多方面，主要都是根據文獻資料進行的研究，研究的時間范圍和地域范圍上自古代印度，下迄當代中國，而尤以中國歷史上的觀音信仰為核心。 　　八是對觀音經典的整理校勘，在這方面最有價值的要算方廣锠先生近年來所主編的《藏外佛教文獻》，其中有相當多的文獻屬於觀音經典，當然這些經典中更多的還是中國歷史上出現的各種偽經。另外，近年來天津、海南等地還有多部觀音資料大全類的叢書或大部頭著作問世，一些電子版本的觀音文獻數據庫也有幾家正式制作完成，但這些出版物多沒有對所收錄的觀音經典進行整理與校勘。诠釋觀世音菩薩法門的《心經》、《楞嚴經》、《法華經》等經典近年來陸續有人進行注釋與白話翻譯。 　　從縱向來看，中國大陸現有的觀音信仰研究已經遍布各個時期，有研究魏晉南北朝的，如王青的《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佛教信仰與神話》[105]、楊曾文的《觀音信仰的傳入和流傳》、周一良《跋觀音贊》[106]主要論述的就是這個時期，孫昌武的《觀世音應驗記三種》[107]和董志翹的《〈觀世音應驗記三種〉注譯》[108]也是關於這個時期觀音信仰流傳情況的原典整理與研究；也有研究隋唐時代的，如曾其海《天台宗對觀音信仰的推動》[109]、郭紹林的《論唐代的觀音信仰》[110]；還有研究宋以後的，如趙克堯的《從觀音的變性看佛教的中國化》[111]、孫昌武先生的《中國文學中的維摩與觀音》也有大量的篇幅在探討明清時期的觀音與文學。基本上來說，魏晉南北朝時期觀音信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觀音信仰的初期傳播和靈驗故事與造像研究等方面；唐代以後的觀音信仰則集中在觀音的女性化以及觀音信仰與文學之關系等方面。 　　盡管中國大陸學術界的觀音信仰研究已經取得了相當的成果，但是依然存在著許多不足，表現在：1、至今還沒有一部全面系統的論述觀音信仰從印度到中國的傳播演變過程的專著，現有的研究都是從某個具體的方面或者具體的時代來展開的，所以，缺乏系統性；2、尚沒有把觀音文化作為一個完整的結構來進行研究，各種研究都是從觀音信仰體系中的一個部分來進行研究的，缺乏完整性；3、中國觀音信仰的發展演變是印度觀音信仰向中國不斷傳播並在中國特定的社會與文化背景下發生的不斷中國化的過程，所以，從印度觀音信仰的形成及其向中國傳播的角度對觀音信仰進行研究，將是揭示中國觀音信仰源流與本質特征的重要途徑。目前中國大陸學術界還沒有這樣的研究，已有的理論性研究絕大多數流於平淡，介紹性、敘述性作品多，所以，缺乏深刻性；4、目前中國大陸學術界的觀音研究，主要是從文學、藝術、考古、古籍整理、民俗等學科的方法進行的，而觀音信仰首先是一種歷史性的宗教現象，歷史性的宗教現象首先應該從宗教學和歷史學的方法來進行研究，並借鑒社會學、人類學、哲學學科的方法，所以，從研究方法來講，大陸現有的觀音信仰研究方法很不到位，明顯缺乏多樣性。 　　二、台灣的觀音信仰研究 　　台灣地區的佛教研究具有方法新穎、資料翔實、精微獨到等許多大陸所難以達到的特點。在觀音信仰研究方面台灣學者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績。我們可以從研究領域的角度將台灣學術界的觀音信仰研究劃分為以下七類： 　　首先是關於觀音經典的研究和整理，主要成果有：黃國清的《〈觀世音普門品〉偈頌的解讀——梵漢本對讀所見的問題》[112]、釋道昱的《〈觀世音經〉考》[113]、《再談〈觀世音經〉——〈請觀世音經〉譯本考》[114]、於君方的《偽經與觀音信仰》[115]、《觀音菩薩的經典依據及其名號和其他一些不明問題》[116]、張瑞芬的《從佛教經典看民間傳說——李靖、妙善故事之演變》[117]、陳英善的《〈觀音玄義〉性惡思想之探討》[118]、演培的《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講記》[119]、蕭婉珍等的《觀音寶典》[120]、全佛文化編輯部編的《觀音菩薩經典》[121]、張火慶的《觀世音普門品》[122]等。這些研究對一些著名的觀音經典進行了深入的考證，涉及翻譯、語言、版本、思想、信仰、傳說等很多問題，所以都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他們的研究各有所專，各有其長，新見不少，啟發良多。 　　第二類是觀音形象的研究。與中國大陸一樣，從藝術角度對觀音造像的研究也是台灣觀音研究中成果最豐富的一個領域，筆者既沒有盡閱此類作品，在這裡也難以詳盡列舉所有成果。就筆者所接觸的資料來看，比較重要的研究有：林富春的《論觀音形象之變遷》[123]、陳清香的《千手觀音像造型之研究》[124]、《觀世音菩薩的形象研究》[125]、《觀音造像系統述源》[126]、李玉珉的《梵像卷中幾尊密教觀音之我見》[127]和《張勝溫梵像卷之觀音研究》[128]、胡文和的《四川與敦煌石窟中的“千手千眼大悲變相”的比較研究》[129]、古正美的《從佛教思想史上轉身論的發展看觀世音菩薩——中國造像史上轉男成女像的由來》[130]、洪立曜的《觀音畫法鑒賞》[131]、趙超的《妙善傳說與觀世音造像的演化》[132]、劉世龍的碩士論文《明代女性之觀音畫研究》[133]、張惠玲的《台北市佛寺中的觀音像研究》[134]、蘇瑩輝《院藏隋代佛重研》[135]、陳祚龍的《關於造作觀世音菩薩形象的流變之參考資料(上下)》[136]、潘亮文的《有關觀音像流傳的研究成果和課題》[137]、《試論水月觀音圖》[138]、林子忻的《觀世音造像之流變》[139]、廣元的《釋迦與觀音像之考究》[140]、金榮華的《敦煌多臂觀世音菩薩畫像所持日月寶珠之考察》[141]、沈以正的《談繪畫史上的觀音像》[142]、侑蓮的《慈性之美——觀音菩薩像(1-4)》[143]、黃崇鐵的《金銅佛造像特展——以三十三觀音為中心的探討》[144]、馬玉紅的《藝術小百科——中國千手觀音造像圖考》[145]、葛婉章的《無緣大悲達觀自在——院藏〈普門品〉觀音畫探究》[146]等。這些成果有的從宏觀角度進行研究，涉及總體性的問題，如源流與演變以及特性等，有的則從具體的個案入手，進行翔實獨特的考釋；有的直接以物質形態的某類觀音造像或某些具體作品為研究對象，有的則從精神形態的某種觀音信仰形態或某種文化現象切入，再進行造像的歷史追溯和原理解釋，既涉及藝術的分析和鑒別，也涉及歷史的疏理與義理的分析，對觀音造像的歷史地位和影響等也有論述，同時也顯示了多學科多方法的優勢和具體翔實的特點。 　　第三類是從密教的角度研究和整理觀音咒法和密教觀音信仰的，如林光明的《大悲咒研究》[147]、釋彩靈的《觀音大悲水修法》[148]、談錫永的《觀世音與大悲咒》[149]、法田的《十一面觀音之探究》[150]、鄭僧一的《青頸觀音與大悲心陀羅尼》[151]等。特別是林光明先生曾對《大藏經》中的所有咒語進行全面、系統和翔實的整理與多種文字的對勘，堪稱古今佛教咒語之集大成，這項浩大的工程中大量涉及觀音信仰類的咒語，所以也可視作觀音咒語的總匯。這些成果中最受關注的還是密教中的建立在《大悲咒》基礎上的“大悲法門”，研究中涉及的問題則包括咒語的文字對勘，含義解釋，誦持方法以及密教觀音形象等。 　　第四類是從宗教修持的角度研究觀世音菩薩法門的，如聖印的《普門戶戶有觀音——觀音救苦法門》[152]、南懷謹等人的《觀音菩薩與觀世音菩薩法門》[153]、釋聖嚴的《中國佛教以〈法華經〉為基礎的修行方法》[154]、智君的《從天災人禍看觀世音菩薩尋聲救苦精神》[155]、何明懷的《觀世音菩薩與眾生的緣行》[156]、劉寬正的《觀音法會的意義》[157]、炯泰的《談佛家的觀世音菩薩及般若與色空》[158]等。這些成果側重於觀音信仰的經典依據和觀音信仰的實踐體系，核心是觀音救難法門，同時涉及觀音的智慧法門以及觀音信仰的其他一些方面，具有濃厚的傳法性質。 　　第五類是關於觀音信仰之流傳與影響的研究，如郭佑孟的《大悲觀音信仰在中國》[159]、林明德的《觀音之匾聯探索》[160]、曹仕邦的《淺論華夏俗世婦女的觀世音信仰——兼論這位菩薩的性別問題》[161]、張靜二的《論觀音與西游故事》[162]、林美容的《台灣“巖仔”與觀音信仰》[163]、江燦騰的《觀音信仰與佛教文學》[164]、於君方的《觀音靈驗故事》[165]、高祯霙的《魚籃觀音研究》[166]、片谷景子的《冥報記研究》[167]、毛一波的《觀音變形不變性》[168]、黃雍廉的《觀世音菩薩究竟是男是女》[169]、曹仕邦的《觀音菩薩的性別問題與華人的觀音信仰》[170]等。這些研究涉及觀音信仰與文學、民俗、歷史等方面的關系，研究對象具體，論述系統，可使我們從一些具體的點或具體的方面，認識觀音信仰的特征及其演變與流傳。 　　第六類是綜合介紹、闡釋、研究觀音信仰的文章或著作，在這方面最有學術價值的是於君方女士的多項研究成果，如《多面觀音》[171]、《大悲觀音》[172]、《女性觀音》[173]，另外還有釋聖嚴的《觀世音菩薩》[174]、藍吉富主編的《觀世音菩薩聖德新編》[175]、顏素慧的《觀音小百科》[176]、莫佩娴的《觀音與維摩》[177]、林淑滿的《大慈大悲的觀世音菩薩》[178]、理耀的《觀音聖德及其法門》[179]等。這些綜合性很強的作品都具有分門別類的特點，系統性很明顯。在這些成果中，有的以學術性為主，如於君方女士的作品；有的以弘法傳教為特色，如聖嚴法師的著作；有的則以資料的整理與介紹為主，如藍吉富先生主編的書籍；有的以知識介紹為特色，如顏素慧的作品。 　　第七類是觀音思想與現代管理的探討，主要集中在1995年召開的“第一屆觀音思想與現代管理研討會”所收集的學術論文中[180]。主要的如：尚榮安、徐木蘭的《柔性管理之初探——以觀音思想為例》；龔鵬程的《佛學與現代管理——觀音思想與企業管理的方法論與反省》；高柏圓的《觀音慈悲思想與服務的人生》；陳武剛的《慈悲與信望愛思想在行銷管理上之應用——以克缇國際企業集團為例》；陳雨鑫的《以觀音悲智雙運行事——以統一企業集團為例》；張博堯的《觀音思想與企業文化之實踐——以宏基企業集團為例》；李元墩的《觀音思想與人性觀音之探討》；蕭業儒的《觀音救苦救難精神與現代管理經營理念》；周慶華的《風險與禍害遞滅律——觀音思想給予現代管理的啟示》；楊和炳、劉玉文的《從觀音思想談企業管理》；姚能贊的《觀音思想與管理上的溝通藝術》；鄭志明的《觀音思想與生活管理》；莊耀輝的《論觀音思想與和諧人際關系之建立》；黃旐濤的《論如何以觀音慈悲思想建立我國社會福利特色》。這些研究論題大膽創新，角度奇特，方法新穎，給人以很大啟發。所不足的是，這些研究對觀音思想並沒有進行深入的挖掘，所以，在觀音思想對現代管理的有益借鑒方面當然就無法獲得全面深入的認識。 　　總體上來說，台灣學術界的觀音信仰研究具有許多優勢，這突出表現在研究的方法、研究的領域、研究的深度等三個方面。在方法上，台灣學者能夠充分利用西方和日本學術界流行的一些手段，在切入點的選擇、資料的運用、處理問題的思路等方面都有獨到之處；在研究的領域方面，台灣學者善於捕捉一些能夠反映觀音信仰流傳與特質的一些小的問題，“小題大做”，進行深入的研究，而且這些問題分屬於觀音信仰研究這個學術領域的各個方面，內容是比較廣泛的；在研究的深度方面，因為台灣學者多“小題大做”，一般來說，他們的研究注重學術規范，資料翔實可靠，分析論證嚴密，有相當的學術深度。不足之處是，台灣學術界的觀音信仰研究多微觀而少宏觀，缺乏從歷史發展、文化交流與傳播的角度對觀音信仰及其與中華文化的關系進行的系統研究和梳理，把歷史上的觀音信仰作為一種宗教文化現象來進行整體認識和把握的研究還基本沒有。另外，因為受地域背景的限制，台灣的觀音研究在石窟造像方面不如大陸學術界那樣豐富厚重。總之，觀音信仰作為一種流傳極廣、影響深遠的宗教文化現象，台灣學術界現有的研究還沒有完全到位。 　　三、國外學術界的觀音信仰研究 　　由於筆者外語能力的限制，這裡只能以英語國家學術界的觀音信仰研究現狀為主來進行評論，其他語言特別是日文的研究成果則參考現在所掌握的第二手資料略做介紹。 　　除了日本之外，國外學術界對觀音信仰現象的研究是從六七十年代以後才開始的。在西方，一些大學的亞洲研究機構和宗教系的亞洲宗教研究專業常有對菩薩信仰感興趣者，所以，在筆者所收集到的有關國外觀音研究信息中，有很多都是這些機構的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論文。我們可以把國外學術界的觀音信仰研究分為以下幾種： 　　第一，對觀音造像的研究。這是從藝術的角度、大量使用考古的資料，進行歷史的追述與藝術特征的分析，是西方學術界觀音信仰研究中比較重要的一個領域。代表性的成果有：美國加裡福尼亞州立大學藝術系碩士研究生Mary Virginia Thorell於1975年完成了她的碩士學位論文《印度教對波羅和斯那王朝時期觀音雕像的影響》[181]。該文首先對觀音信仰的起源、發展特別是印度佛教後期的密教觀音信仰情況做了追述，重點對古代印度波羅王朝(大約公元750-1197)和斯那王朝(大約公元1095-1202)[182] 時期的觀音造像進行研究，揭示了印度教對這一時期這一地區觀音造像的影響。畢業於美國夏威夷大學東方藝術史專業的Tove E. Nevile女士所著的《十一面觀音：它的起源和造像》[183]對密教觀音信仰中非常著名的十一面觀音信仰做了深入的研究，書中收集了采自印度、柬埔寨、尼泊爾和中國西藏、中國漢族地區、朝鮮、日本等地的十一面觀音造像共67種，對這種特殊形式的觀音信仰的起源、造像演變進行了系統的梳理，時間上從古到今，地域上則涉及到南亞、東南亞、東亞等許多佛教流行的國家和地區。Chutiwongs的《東南亞大陸地區的觀音造像》[184]對東南亞大陸地區的觀音造像進行了全面系統的研究。全書分六章，分別是印度與東南亞的文化關系、佛教故鄉的觀世音、緬甸的觀世音、泰國中部地區的觀世音、古代柬埔寨的觀世音、占婆[185]地區的觀世音。該書共600多個頁碼，資料翔實，內容豐富，附圖200多幅，極具資料價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院博士研究生Chang, Cornelius Patrick 的博士論文《水月觀音畫像研究》[186]專門對流傳於中國的水月觀音的造像進行研究。書中首先對唐以前中國的觀音信仰以及觀音名稱的含義進行了闡述，接著對敦煌石窟中的四幅水月觀音造像作詳細的分析，然後對中國文獻中的水月觀音和普陀山觀音作了介紹，對中國流行的三十三觀音特別是其中的水月觀音和白衣觀音作了大概的勾勒，最後，對水月觀音造像形式的演變作了分析。該書以縮微膠片形式出版，近200個頁碼，論述比較詳細。Giuseppe Vignato的《佛教的中國轉化：以觀音為例》[187] 首先對視覺藝術在佛教中的作用進行了分析，接著對中國的佛教造像作了歷史的回顧，下來便開始研究觀音，其中有這些內容：佛教經典中的觀音和民眾中的觀音、崇拜儀式、觀音的基本造像類型等。該書是作者的碩士畢業論文，以縮微膠片型出版物由美國“俄勒崗州神學研究交換網絡”出版。John larson 和Rose kerr《觀音：一部傑作的展現》[188]主要是從考古的角度對歷史上的觀音造像進行分析。印度學者洛克什•錢德拉的《敦煌壁畫中的觀音》[189]主要研究中國敦煌壁畫中的觀音造像，涉及觀音名號的種類、來歷、壁畫的內容、觀音的形象等。日本學者宮治昭先生的《斯瓦特的八臂觀音救難坐像浮雕——敦煌與印度的關系》[190]主要研究巴基斯坦斯瓦特地區八臂觀音救難坐像浮雕的藝術特點和基本內容及其同敦煌之間的藝術聯系。日本學者西上青曜的《觀世音菩薩圖像寶典》則對觀世音菩薩的各種形象及其來源進行了追溯和分析，對各種觀音形象進行了說明[191]。 　　第二，國外觀音研究的第二個類型是關於觀音信仰的流傳、演變等方面的研究。前面所說的第一類研究主要是研究觀音的造像，盡管也涉及觀音信仰的傳播與演變問題。第二類型則主要是對觀音信仰的產生、傳播、演變以及所有這些變化的歷史原因等，主要是用歷史文獻來進行研究，盡管也涉及觀音的造像。而前者則多考古型研究，主要使用實物資料。這方面的主要成果有：美國俄亥俄州邁阿密大學宗教系碩士研究生Danya J. Furda的學位論文《觀音菩薩：中國宗教中的女性象征》[192]對觀音信仰在中國的流行以及女性問題在觀音信仰的演變方面的重要影響作了分析。該論文分六章，分別論述了觀音信仰向中國的傳入和早期發展、觀音性別的轉化、女性在中國宗教中的重要性、佛教的普及與觀音的神奇意義、觀音的女性象征意義和慈悲象征意義等中國佛教史上重要的觀音信仰問題。Glen Dudbridge的《妙善的傳說》[193]對中國宋代以後出現的觀音身世故事——妙善公主故事產生發展的歷史線索和故事的結構、意義等進行了系統的研究。C. N. Tay的長篇論文 《觀音：半個亞洲的崇拜對象》[194]對觀音在整個亞洲地區的傳播演變作了研究。[日本]佐伯富《近世中國的觀音信仰》[195]一文則對中國歷史上的觀音信仰特別是宋代以後的觀音信仰進行了系統的梳理。美國羅哥斯大學教授Yu Jun-fang(於君方)的《觀音：阿縛盧枳低濕伐羅在中國的轉變》[196]則是西方學術界近年來最重要的觀音研究成果。本書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於2001年出版，共600多頁，資料翔實，論述周密，對觀音在中國的傳播與演變作了系統的研究，提出了許多新的見解。她還有許多有關觀音研究的論文，如《觀音菩薩的經典依據及其名號和其他一些不明問題》[197]、《觀音靈驗故事》[198]等，也都有相當的分量。法國學者石泰安的《觀音，從男神變女神一例》[199]，從古代印度與觀音相類似的故事傳說當中尋找二者之間淵源，並在此基礎上對觀音性別的演變進行研究，認為中國觀音從男到女的演變來自於印度文化的影響。這種觀點獨樹一幟。除了研究以中國為主的漢傳佛教的觀音信仰以外，在第二類研究中，也有關於其他國家觀音信仰發展演變歷史的研究，比較象樣的成果是關於斯裡蘭卡歷史上觀音信仰的研究，最突出的成果是John Clifford Holt的《寶冠上的佛陀：斯裡蘭卡佛教傳統中的觀世音》[200]。該書分9個部分，對斯裡蘭卡接受觀音信仰的歷史契機、經過、演變、社會意義等作了詳細的論述，書中還收集了許多非常珍貴的圖片，是研究南傳佛教地區觀音信仰的寶貴資料。A.D. T. E. Perera的《Isurumuniya寺廟的人與馬造像之謎》[201] 對斯裡蘭卡的某寺廟所藏人與馬頭雕像及其與觀音信仰的關系進行具體分析，可謂具體的個案研究。另外，日本學者松本文三郎的《觀音的語義及古印度與中國對他的信仰》[202]、澤田瑞穗的《魚籃觀音的傳說》[203]也是早期觀音信仰流傳方面的論文。 　　第三類是關於觀音信仰的神話傳說、宗教禮儀、神秘信仰等方面的研究。和前面兩種研究的區別是，前面兩種研究都是對歷史發展和歷史遺存的研究，更多地涉及到宗教與社會政治、思想觀念、民俗、藝術等方面的聯系，而第三類研究則更注重於觀音宗教信仰傳說以及信仰內容與特征的研究或闡釋。這方面的主要成果有：Martin Palmer, Jay Ramsay and Mao-Ho Kwok 的《觀音：中國慈悲女神的傳說和預言》[204]一書分三部分，一是簡介觀音信仰的起源與歷史、二是闡述觀音的神話與傳說、三是關於流傳於中國和日本等地的觀音一百簽和與之相應的一百首觀音卜詩的解釋和應用的說明。John Blofeld 也寫了一部關於觀音信仰的書，先是以《慈悲瑜伽：神奇的觀音崇拜》[205]為書名在英國倫敦出版，後又以《慈悲菩薩：觀音的神奇傳說》[206]為書名在美國科羅拉多出版。筆者曾對兩書作過對照，正文部分是完全相同的。該書對觀音在印度和西藏的傳播、中國民間的妙善故事、佛教的觀音觀念、宗教禮儀、瑜伽冥想、夢幻沉思、菩薩造像等與觀音相關的問題都給予簡明扼要的闡述。Sandy Boucher的《發現觀音——佛教的慈悲女神》[207]則是以一個虔誠的美國女性信徒的身份闡釋觀音信仰的意義、特征以及禮儀等，講述了美國一些婦女希望看到更具女性面孔的上帝的心理以及這些人信仰觀音後的體會，揭示了觀音信仰在西方傳播的情況。日本後籐大用著、黃佳馨譯的《觀世音菩薩本事》[208]也是以一位觀音信徒的身份，對觀音信仰的各個方面進行系統的整理，涉及到觀音信仰的原理、觀音形象的種類、觀音的應化、觀音的忏法等等。日本另外一位觀音信徒森下大圓著、台灣星雲法師譯的《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講話》[209]則是眾多《普門品》闡釋著作中的代表，主要是通過講解《普門品》這部最流行的觀音經典來闡釋觀音信仰的基本內容。Sangharakshita的《菩薩的理想：佛教的慈悲與智慧》[210]則是論述佛教菩薩信仰中最核心的思想，其中涉及到了觀音信仰的基本宗教內涵。 　　除了上述研究成果外，國外學術界還有許多與觀音信仰有關的書籍或論文[211]，由於筆者尚未閱讀，這裡就不再作詳細介紹。 　　綜上所述，國外學術界的觀音信仰研究有以下特點：一是觀音造像研究比較受重視，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多，其中主要是觀音各類雕刻像的研究，其次是觀音畫像的研究；二是有許多成果都是對觀音女性化及其社會學意義的研究，說明國外學者對這個問題很感興趣；三是研究中國觀音信仰的成果多於研究南亞、東南亞和東亞其他國家的觀音信仰的成果，這與中國觀音信仰與印度和東南亞截然不同的個性特色及其廣泛流傳、對社會各個方面的深刻影響以及中國觀音信仰在朝鮮、韓國、日本、越南等國家的流行與影響有直接的關系；四是對南傳佛教地區的觀音信仰的研究具有獨特的意義。盡管和北傳佛教地區特別是中國的觀音信仰研究相比，對斯裡蘭卡和東南亞各南傳佛教流行地區的觀音信仰研究還非常單薄，但因為這些地區屬於非大乘佛教菩薩信仰的流行地區，所以這些以實物為主要對象、偏重於考古和藝術的觀音信仰研究，對於認識印度觀音信仰的向外傳播以及南傳佛教地區歷史上觀音信仰的特征，便具有非常重要的學術意義；五是研究中國民間觀音信仰的成果多於研究中國正統佛教的觀音信仰，這兩種觀音信仰應該屬於兩個不同的文化體系，它們之間既有聯系，但也有很大區別，國外學者對中國民間觀音信仰的更大興趣說明他們看准了印度觀音信仰中國化程度最深的部分，他們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是所有觀音研究中最有價值的部分。最後，從研究方法來看，國外學者所進行的觀音信仰研究，除了使用宗教學、歷史學的方法外，還特別注重用考古學、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等方法進行研究。他們分析問題的角度也很有特色，在選題方面比較喜歡一個具體甚至是細小的問題展開深入的研究。當然，除了像於君方這樣的華裔學者外，許多國外學者由於漢語能力的限制和對中國文化深刻性把握的不足，所以，有關中國觀音信仰的一些研究還不太到位，有的觀點還有待商榷。另外，國外學者偏重於微觀研究，這在探討一些具體的問題時的確能顯示出深刻、扎實、透徹等優勢，但卻缺少了宏觀研究，在總體把握、完整描述、系統梳理等方面就顯示出許多不足。 　　四、筆者自己的觀音信仰研究 　　近年來，筆者在觀音信仰研究方面作了一些拋磚引玉的工作。以觀音信仰研究為題，先後參加過“第一屆觀音思想與現代管理學術研討會”(僅提交論文)[212]、“中日長安佛教與日本學術研討會”[213]、“中韓儒、釋、道三教學術研討會”[214]、“第二屆天台山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215]、“紀念中國佛教二千年國際學術研討會”[216]、 “首屆終南山佛教文化學術研討會”[217]、“首屆吳越佛教學術研討會”[218]、“文化對話：可能性與界限國際學術研討會”[219]、中國第二屆淨土宗學術研討會[220]、中國五台山首屆國際佛教文化節佛教文化與藝術論壇[221]。已經正式發表這方面的論文21篇[222]，已經完稿等待發表的論文有7篇[223]，即將出版的書稿一部：《印度古代觀音信仰研究》(共25萬字，陝西人民出版社即將出版)，待出版的書稿一部《觀音信仰在中國的傳播與演變》(40萬字，計劃2006年在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這裡僅對已經發表的研究成果的主要觀點作簡單的歸納如下： 　　1、觀音信仰三大體系：立足於當代整個世界佛教，把依然流傳於世的觀音信仰分為三大體系，即漢傳佛教的觀音信仰、藏傳佛教的觀音信仰和中國民間的觀音信仰。前兩者均是有經典依據的正規的佛教信仰，其中藏傳佛教的觀音信仰體系屬於大乘密教范疇，它以各種真言、印契和與之相關的觀想等宗教義理與規范為突出特征，在整個藏傳佛教體系中居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漢傳佛教的觀音信仰體系屬於大乘顯教范疇，在義理上涵蓋了漢傳佛教最基本的內容，在實踐上代表了漢傳佛教最基本的表現形態；民間觀音信仰體系屬於民間信仰、民間宗教的范疇，它最突出的特征是沒有經典的依據，不同時代、不同地區、不同層次的人士均可對其進行任意發揮，所以這種信仰體系在外在表現形態上顯得紛繁散亂，在內在義理上同正規佛教的經典說教在許多方面相違背，從而呈現出一定的異端性。三大體系的觀音信仰，既相互獨立，又相互聯系。 　　2、漢傳佛教觀音信仰的五個階段：筆者認為，中國漢傳佛教觀音信仰的傳播歷程可劃分為五個階段：一、從三國到東晉十六國為初傳期，其顯著特點是稱觀音為光世音，所修法門只是稱念觀音聖號以求救苦救難，尚未形成完整的觀音信仰體系。二、從南北朝到隋代為興盛期，其主要特點是在《普門品》之外又翻譯出許多觀音類經典，所修法門雖仍以稱念聖號為主，但造像、禮拜、供養、誦經、念咒等修持方式也日益流行起來，觀音信仰體系的基本框架業已形成，觀音信仰已流行於社會的各個階層。三、從隋代到宋代為普及期，其顯著特點是大量觀音類經典的譯傳，闡釋觀音信仰的著述紛紛湧現出來，漢傳佛教觀音信仰的內在理論體系最終完善，觀音信仰為各宗各派普遍接受，在社會上的傳播也更加深入，更加普及。四、元明清為演變期，主要特點是宋代開始萌芽的、宣傳女性觀音身世的妙善公主的傳說，經元代的加工完善而定型，並迅速普及，女性觀音信仰成為漢傳佛教觀音信仰的主流，與此同時，中國式的“三十三觀音”等造像作品紛紛出現，中國的觀音主道場普陀山逐漸成為朝拜的中心，觀音信仰成為民間宗教的一個主要崇拜對象，漢傳佛教觀音信仰的外在表現體系最終形成。五、民國以來為持續期，主要特點是觀音信仰與現實人生的結合更加密切，於是從原來純粹依靠觀音的被動型修行實踐發展成依賴觀音的同時效法觀音的精神與行為、人人爭作觀音的主動型修行實踐，觀音宗教文化和觀音世俗文化得到進一步弘揚。 　　3、觀音文化的兩重結構：筆者從宏觀上將觀音文化分為觀音宗教文化與觀音世俗文化兩部分，其中觀音宗教文化就是觀音信仰的基本義理和修持儀軌，它又可劃分為兩個方面，一是對觀音所具神力的崇信，二是為獲得觀音神力加被而進行的修持。前者又分為因地觀音和果地觀音的信仰，後者則是信眾所修的觀世音菩薩法門的主要內容。觀音宗教文化是觀音文化的主體，是中國佛教的有機組成部分。觀音世俗文化就是觀音信仰的世俗化或以世俗文化方式表現出來的觀音信仰，主要表現在哲學、倫理、文學、藝術、民俗、養生等方面，它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方面。沒有觀音宗教文化就沒有觀音世俗文化，而觀音世俗文化的發展又促進了觀音宗教文化的傳播。 　　4、觀音信仰的六種形態：筆者從觀音信仰的基本義理以及與之相關的修持方式、修持目標等方面入手，將漢地佛教觀音信仰形態劃分為六種：其一是“稱名救難型”，最具代表性的經典根據是《普門品》，基本特征是相信觀音具有“觀其音聲”的“方便之力”和隨緣顯相的“威神之力”，所以，在現實生活中若遇到各種難以解決的問題和災難時，一心稱念觀音名號，以求獲得救度的感應。其二是“智慧解脫型”，最具代表性的經典依據是《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楞嚴經》。與前一種信仰形態相比，智慧解脫型信仰形態是為了使眾生證悟至高無上的佛智慧，從而獲得最終的解脫，而稱名救難型信仰形態則只是暫時解除眾生的當下之苦。其三是“密儀持咒型”，其主要特點是專心念誦各種觀音神咒，亦有伴以身結印契、心作觀想的，同完整的密教觀音信仰已有許多區別。這種信仰形態被視為一種總持法門，因為它既可達到稱名救難的目的，又能達到智慧解脫的目的。其四是“淨土往生型”。這種信仰形態應該歸屬於阿彌陀佛信仰體系之列，但由於阿彌陀佛和極樂淨土信仰在中國流傳極廣，觀音在接引眾生往生極樂世界方面的能力和意願也就為所有信徒所熟知，從而使淨土往生型的觀音信仰形態廣泛流行。這種觀音信仰形態的主要特征在於，相信觀音是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的兩大弟子之一，其法相極其莊嚴，法身清淨微妙，法力無邊無際，心念大慈大悲，其職責就是協助阿彌陀佛接引虔誠念佛者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其五是“行善積福型”。這種信仰形態是由觀音宗教文化內部結構中的福德積累這一層面而來的。這種觀音信仰形態的主要理論依據是佛教的因果報應論，主要目標是求得今生或來世的福報，主要修行方式是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廣行一切善事。其四是“解疑釋惑型”，其主要特點是把觀音當成世俗社會中指點迷津的神仙，求其預測吉凶，解除疑難，具體方法則是五花八門，在中國最著名的是“觀音簽”和“觀音阄”。這六種信仰形態相互聯系，相互作用，形成體系完整的觀音信仰形態。 　　5、觀世音菩薩法門的三方互動：對紛繁復雜的觀世音菩薩法門進行宏觀的把握，將其分為相互聯系的三個方面，即義理的觀悟、功夫的修煉、福德的積累。義理的觀悟主要包括般若空觀和耳根圓通兩大類，它是觀世音菩薩法門中思辯性最強的部分，是觀世音菩薩法門的理論基礎。功夫的修煉分誦念聖號和受持神咒兩種，它是觀世音菩薩法門中缺乏理論思辯但強調絕對虔誠、持之以恆、如法修煉的部分。如果說義理的觀悟是難行道，那麼，功夫的修煉則是觀世音菩薩法門中的易行道，前者旨在證悟一種至高無上的精神境界，後者則側重於現世中或者輪回過程中的消災免難、離苦得樂。福德的積累幾乎包括一切持戒修福活動，其中尤以效法觀音慈悲、禮拜供養觀音、觀念觀音聖相、弘通觀音類經典、造觀音像立觀音寺、朝拜觀音聖地等為主。總的來說，義理的觀悟屬於修慧，福德的積累屬於修福，修慧離不開修福，修福離不開修慧，二者是互動的關系。功夫的修煉則是介於二者之間，或超脫於二者之上的一種特殊的修持活動，因為它可同時作用於修慧或修福，而修福和修慧又可以保證功夫修煉正常而穩健地進行，所以觀世音菩薩法門中的三方是互動的關系。 　　6、民間觀音信仰的三教雜糅：筆者認為在中國漢族地區，由於受社會環境和傳統文化背景的影響，印度大乘佛教的觀音信仰和中國漢傳佛教觀音信仰中的許多成分，被通過各種方式進行了程度不同的調整與改造，從而形成了既有別於印度佛教和藏傳佛教觀音信仰體系，又有別於中國漢傳佛教觀音信仰體系的中國民間觀音信仰體系，也可稱之為觀音民俗文化現象。這種特殊的信仰體系是佛教同儒、道兩種信仰雜糅的結果，其中佛、儒雜糅主要體現在民間觀音信仰的孝道、送子、延命、仁善等信仰內容上，佛、道雜糅主要體現在民間觀音信仰關於觀音早期身世、所處境界、在神團體系中的地位以及觀音的品格和神通等信仰內容上。 　　7、觀音思想體系的整理：在台灣學者提出“觀音思想”並試圖將其與現代社會接軌的背景下，筆者對觀音思想的基本體系進行了全面的整理。這種整理是從觀音思想的組成、架構和基本特點三個方面來進行的。關於觀音思想的組成，筆者認為由縱向和橫向兩個方面組成，其中縱向包括三個方面：早期印度佛教的觀音思想、中國佛教的觀音思想、中國佛教史後期出現的民間宗教的觀音思想；橫向也包括三個方面：正規佛教經典中記述的觀音思想、各種觀音應化事跡中呈現出來的觀音思想、民間文學民間宗教民間傳說中所表現出來的觀音思想。關於觀音思想的架構，認為大乘佛教的“般若波羅蜜”是承托全部觀音思想、並使其形成完整體系的基本架構。因為，觀音思想是從全部觀音信仰中抽象出來的，而觀音信仰的全部內容都是圍繞著般若波羅蜜而展開的。無論是觀音在因地為求證般若聖智所進行的修行，還是證悟聖智之後的果地觀音所具備的智慧和品格以及觀音在救度眾生時所持的原則、給予眾生的利樂、啟示，還有眾生效法觀音的修行、崇拜觀音的品格、紀念觀音的顯化、奉行觀音的教誨等，都是在“般若波羅蜜”這一過程中實施的。關於觀音思想的主要特點，認為應從三個大的系統來看，一是在因地修行過程中呈現出來的思想；二是在果地作為菩薩所呈現出來的思想；三是濟世方面呈現出來的思想。每一系統均列舉出五個特征，一共列舉出觀音思想的十五個特征。 　　8、觀音信仰中國化的研究：大家都承認，觀音是中國化程度最深的一位菩薩，但是，觀音信仰的中國化到底表現在哪些方面，學術界的研究還缺乏系統性。筆者認為，觀音信仰的中國化主要表現在觀音的身世、顯化、靈感、道場四個方面。關於觀音的身世，印度佛教主要有７種說法，其基本特點是均為男身，而中國漢地的觀音身世信仰則經歷了一個從男身到女身的演變過程。關於觀音顯化信仰的中國化，主要表現在如何獲得觀音顯化以及觀音顯化的形象兩個方面，從“三十三身”、“三十二應”到富有濃郁中國特色的“三十三觀音”，就是這一發展過程最顯著的體現。關於觀音靈感信仰的中國化，主要體現在獲得靈感的途徑以及靈感在觀世音菩薩法門中的地位等方面。在獲得靈感的途徑上大量添加中國傳統的倫理道德內容以及把觀音靈感凌駕於其他法門之上是靈感信仰中國化的突出表現。關於觀音的道場，從南印度秣羅矩吒國南部海濱的布呾落伽山到中國東海的梅岑山，經過幾個世紀共歷三個階段，觀音道場信仰的中國化才得以完成。 　　筆者尚未發表的觀音信仰研究主要集中在印度古代觀音信仰的起源與演變及其向中國的傳播歷程等方面。筆者自己研究的不足之處還很多，尤其表現在對日本學術界觀音信仰研究的資訊了解甚少；對藏傳佛教觀音信仰基本未能涉及；對宋代以後觀音信仰的演變還未深入系統地研究；對觀音造像的考古資料掌握不足，對藝術特色與演進的歷史理解不透；對當代觀音信仰的現狀沒有全面地調查；對觀音對中國傳統文化包括民族心理、倫理觀念、文學藝術等的影響未作深刻的剖析。所有這些都留待以後進一步深入研究。 　　-------------------------------------------------------------------------------- 　　[①] 不包括筆者自己的研究。 　　[②] 王景林《觀世音的來龍去脈》，《文史知識》1989年第1期 　　[③] 徐靜波：《觀世音菩薩考述》，收入《觀音菩薩全書》，春風文藝出版社，1987年9月。 　　[④] 段友文：《觀音信仰成因論》，《山西師范大學學報》1998年第2期。 　　[⑤] 鄭筱筠：《觀音信仰原因考》，《學術研究》2001年增刊。 　　[⑥] 王連勝：《普陀觀音道場之形成與觀音文化東傳》，《浙江海洋學院學報》2004年2第3期。 　　[⑦] 孫麗：《中國人的觀音信仰》，《中國宗教》2004年第5期。 　　[⑧] 徐宏圖：《談普陀觀音信仰的歷史影響》，《浙江海洋學院學報》2004年第1期。 　　[⑨] 貝逸文：《論普陀山南海觀音之形成》，《浙江海洋學院學報》2003年第3期。 　　[⑩] 貝遺文：《普陀紫竹觀音及其東傳考略》，《浙江海洋學院學報》2002年第1期。 　　[11] 關蘭：《淺析楊柳枝觀音的歷史起源》，《青海民族研究》2003年第4期。 　　[12] 張楠：《雲南觀音考釋》，《雲南民族學院學報》1995年第4期。 　　[13]芮傳明：《中原地區女相觀音淵源淺探》，《史林》1993年第1期。 　　[14] 王和平：《從檔案史料看普陀山道場之興衰》，《浙江檔案》1989年第12期。 　　[15] 華思文：《簡論泰國觀世音崇拜的興起》，《思想戰線》1997年第2期。 　　[16] 陳星橋：《觀世音崇拜在中國》，《法音》1996年第12期。 　　[17] 任繼愈主編：《中國佛教史》第三卷第五章《佛教信仰在民間的流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4月版。 　　[18] 王青：《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佛教信仰與神話》的第四章《觀世音信仰與相關神話的起源與發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8月。 　　[19] 曾其海：《淺談天台宗對觀音信仰的推動》，《正法研究》1999年創刊號。 　　[20] 孫昌武：《中國文學中的維摩與觀音》，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 　　[21] 孫昌武：《關於〈冥祥記〉的補充意見》，《文學遺產》1992年第5期。 　　[22] 孫昌武：《六朝小說中的觀音信仰》，《佛學會議論文匯編》，法鼓文化出版社1998年。 　　[23] 孫昌武：《觀世音應驗記三種》，中華書局1994年11月。 　　[24] 懂志翹：《〈觀世音應驗記三種〉譯注》，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1月。 　　[25] 曹道衡：《論王琰和他的〈冥祥記〉》，《文學遺產》1992年第1期。 　　[26] 王海燕：《湘西觀音信仰與沈從文的鄉土小說》，《鄭州大學學報》2004年第1期。 　　[27] 王海梅：《〈西游記〉與觀音信仰》，《濰坊學院學報》2003年第5期。 　　[28] 孫世基：《〈觀音得道〉今昔談》，《戲文》2002年第2期。 　　[29] 鄭筱筠：《觀音救難故事與六朝志怪小說》，《社會科學》1998年第2期。 　　[30] 夏廣興：《觀世音信仰與唐代文學創作》，《上海師范大學學報》2003年第5期。 　　[31] 歐陽康：《從〈觀世音應驗記〉到〈西游記〉──從一個方面看神怪小說與宗教的關系》，《漳州師范學院學報》1998年第2期。 　　[32] 鄭筱筠：《試論觀音淨瓶、楊枝與中印拜水習俗》，《雲南師范大學學報》，2001年第4期。 　　[33] 楊曾文：《觀音信仰的傳入和流傳》，《世界宗教研究》1985年第第3期。 　　[34] 韓秉方的《觀世音信仰與妙善的傳說——兼及我國最早的一部寶卷〈香山寶卷〉的誕生》，《世界宗教研究》2004年第2期。 　　[35] 孫秋雲：《談我國民間的觀音信仰》，《文史知識》1991年第4期。 　　[36] 王福金：《觀音信仰與民間傳說》，《民間文學季刊》1998年第2期。 　　[37] 貝逸文：《普陀山送子觀音與儒家孝德觀念的對話》，《浙江海洋學院學報》2005年第2期。 　　[38] 齊風山：《觀音信仰傳入中國及由男變女》，《前進論壇》2005年第6期。 　　[39] 項裕榮：《九子母、鬼子母、送子觀音：從“三言二拍”看中國民間宗教信仰的佛道混合》，《明清小說研究》2005年第2期。 　　[40] 程俊：《觀音與媽祖——浙閩台海洋宗教信仰之比較》，《浙江海洋學院學報》2005.1。 　　[41] 蔡少卿：《中國民間信仰的社會特點與社會功能——以關帝、觀音媽祖為例》，《江蘇大學學報》2004年第4期。 　　[42] 法尊：《淺談偽經與觀音信仰的中國化》，《世界宗教文化》2004年第3期。 　　[43] 張小東：《中國化觀音性別以女為主的原因初探》，《廣西師范學院學報》2004年第2期。 　　[44] 劉長久：《從觀音信仰說起——兼及遂寧市對觀音民俗文化資源的開發》，《中華文化論壇》2004年第2期。 　　[45] 　　鄭祯誠：《中國觀音——妙善公主的故鄉在遂寧》，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2004年8月。 　　[46] 朱子彥：《論觀音變性與儒釋文化的融合》，《上海大學學報》2000年第1期。 　　[47] 趙杏根：《“以色設緣”與魚籃觀音像》，《文史雜志》1997年第1期。 　　[48] 溫金玉：《觀音菩薩與女性》，《中華文化論壇》1996年第4期。 　　[49] 賀嘉：《民間傳說中的觀音》，《民間文化旅游雜志》1996年第3期。 　　[50] 趙克堯：《從觀音變性看佛教的中國化》，《東南文化》1990年第4期。 　　[51] 李小榮：《高王觀世音經考析》，《敦煌研究》2003年第1期。 　　[52] 張國剛：《佛學與隋唐社會》，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8月。 　　[53] 賈二強：《唐宋民間信仰與宗教》，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 　　[54] 孫修身、孫曉崗：《從觀音造型談佛教中國化》，《敦煌研究》1995年第1期。 　　[55] 鄭秉謙：《東方維納斯的誕生：“觀音變”初探》，《東方叢刊》1998年第1期。 　　[56] 劉繼漢：《從閻立本的“楊枝觀音”談觀音畫像的演變及其他》，《正法研究》創刊號，1999年12月。 　　[57] 芮傳明：《中原地區女相觀音淵源淺探》，《史林》1993年第1期。 　　[58] 劉彥軍：《十一面觀音》，《文物春秋》2005年第3期。 　　[59] 李翎：《藏密觀音造像》，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11月。 　　[60] 李翎：《擦擦觀音像研究》，《西藏研究》2005年第3期。 　　[61] 李翎：《藏密救六道觀音像的辨識——兼談水月觀音像的產生》，《佛學研究》2004年刊 　　[62] 李翎：《十一面觀音像式研究——以漢藏造像對比為核心》，《敦煌學集刊》2004年第2期。 　　[63] 李翎：《三葉冠觀音像考》，《中國歷史文物》2003年第6期。 　　[64] 李翎：《六字觀音圖像樣式分析——兼論六字觀音與阿彌陀佛的關系》，《美術研究》2003年第2期。 　　[65] 李翎：《水月觀音與藏傳佛教觀音像之關系》，《美術》2002年第11期。 　　[66] 李雲晉：《雲南大理的“阿嵯耶”觀音造像》，《文博》2005年第1期。 　　[67] 金申：《博興出土的太和年間金銅觀音立像的樣式與源流》，《中原文物》2005年第2期。 　　[68] 郭子瑤：《觀音形象中國化的審美依據》，《藝術設計》2004年第2期。 　　[69] 李彩霞：《館藏唐卡觀音菩薩類賞析》，《東南文化》2004年第5期。 　　[70] 趙廣鈴：《慈愍法像，殊妙莊嚴——寧波七塔寺十一面觀音造像賞析》，《佛教文化》2004年第5期。 　　[71] 董彥文：《多姿多彩的觀音菩薩》，《絲綢之路》2003年第1期。 　　[72] 王丹：《從觀音形態之流變看中國佛教美術世俗化、本土化的過程》，《河北師范大學學報》2003年第3期。 　　[73] 阚延龍：《千手千眼觀音的藝術特色》，《藝術百家》2003年第2期。 　　[74] 馬天鳳：《隋立觀音像》，《絲綢之路》2001年第1期。 　　[75] 楊庭慧：《畫聖吳道子與觀音像石刻》，《中州今古》2000年第2期。 　　[76] 馮漢镛：《千手千眼觀音造像源流考》，《文史雜志》1996年第2期。 　　[77] 劉智：《延安市收藏的千手千眼觀音銅造像》，《文博》1996年第5期。 　　[78] 王惠民：《敦煌千手千眼觀音像》，《敦煌學輯刊》1994年第1期。 　　[79] 劉鳳君：《山東省北朝觀世音和彌勒造像考》，《文史哲》1994年第2期。 　　[80] 張寶德、徐有武繪制、業露華撰文：《中國佛教圖像解釋》，上海書店出版社，1992年9月。 　　[81] 佛日：《觀音圓通法門釋》，《法音》1992年第10期。 　　[82] 樓宇烈：《〈法華經〉與觀音信仰》，原發表於《世界宗教研究》1998年第2期。 　　[83] 趙覺光：《千處祈求千處應的觀音菩薩》，《台州佛教》1992年第1期。 　　[84] 湧淵：《略述觀世音菩薩修行法門》，《上海佛教》1989年第2期。 　　[85] 王龍智隆：《聞思修解六結——觀世音菩薩耳根圓通之六步反聞工夫》，《廣東佛教》1991年第1期。 　　[86] 湯琳：《觀世音菩薩法門》，《佛教文化》1999年第5期。 　　[87] 宋道發：《觀音感應初探》，《法音》1997年第12期。 　　[88] 樊子林：《觀音名號刍議》，《河北學刊》1992年第6期。 　　[89] 《楞嚴經》是否來自印度，現在學術界看法不一。相當多的人認為該經為中國古人的偽托之作。 　　[90] 邢莉：《觀音信仰與中國少數民族》，《中央民族大學學報》2002年第2期。 　　[91] 揚政業：《從洱海區域的觀音信仰看外域文化的影響》，《雲南民族學院學報》1994年增刊。 　　[92] 楊學政：《密教阿吒力教在雲南的傳播與影響》，《雲南社會科學》1992年第6期。 　　[93] 盧亞軍譯注：《西藏的觀世音》序言二、附錄二《神秘的西藏聖物〈地下掘藏所得寶書〉》，甘肅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 　　[94] 蕭明華：《從兩尊觀音造像看唐宋南诏大理國的佛教》，《四川文物》1993年第3期。 　　[95] 周毅敏：《試析大理白族民間觀音崇拜》，《大理學院學報》2003年第2期。 　　[96] 李東紅：《大理地區男性觀音的演變——兼論密宗的白族化過程》，《思想戰線》1992年第6期。 　　[97] 吳棠：《白族信仰中的觀音形象》，《西南民族大學學報》1990年第3期。 　　[98] 邢康：《尊觀音為家神——談遼朝的宗教信仰》，《內蒙古民族師范學院學報》，1989年第3期。 　　[99] 徐曉望：《閩人與觀音崇拜》，《福建民間信仰源流》，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 　　[100] 邢莉：《觀音信仰》，學苑出版社，1994年7月。 　　[101] 邢莉：《觀音——神聖與世俗》，學苑出版社，2001年5月。 　　[102] 溫金玉：《觀音菩薩》，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1994年10月。 　　[103] 羅偉國：《話說觀音》，上海書店，1992年6月。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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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清香：《觀世音菩薩的形象研究》，《華崗佛學學報》第3期，1973年5月。 　　[126] 陳清香：《觀音造像系統述源》，《佛教藝術》第2期，1986年11月。 　　[127] 李玉珉：《梵像卷中幾尊密教觀音之我見》，《故宮文物月刊》，第四卷第六期1986年9月。 　　[128] 李玉珉：《張勝溫梵像卷之觀音研究》，《東吳大學中國藝術史集刊》第15期，1987年2月，國立故宮博物院出版。 　　[129] 胡文和：《四川與敦煌石窟中的“千手千眼大悲變相”的比較研究》，《佛學研究中心學報》總第3期，1998年 　　[130] 古正美：《從佛教思想史上轉身論的發展看觀世音菩薩——中國造像史上轉男成女像的由來》，《東吳大學中國藝術史集刊》第15期，1987年2月。 　　[131] 洪立曜：《觀音畫法鑒賞》，世界佛教出版社，1994年7月。 　　[132] 趙超：《妙善傳說與觀世音造像的演化》，《中國佛學》第一卷第一期，1998年10月。 　　[133] 劉世龍：《明代女性之觀音畫研究》，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年。 　　[134] 張惠玲：《台北市佛寺中的觀音像研究》，台灣師范大學美術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年。 　　[135] 蘇瑩輝：《院藏隋代佛重研》，《故宮文物月刊》1985年第6期。 　　[136] 陳祚龍：《關於造作觀世音菩薩形象之流變的參考資料》，《美術學報》第21期，1989年1月。 　　[137] 潘亮文：《有關觀音像流傳的研究成果和課題》，《藝術學》總第18期，1997年8月。 　　[138] 潘亮文：《試論水月觀音圖》，《藝術學》總第17期，1997年4月。 　　[139] 林子忻：《觀世音造像之流變》，《萬能商學學報》第3期，1998年7月。 　　[140] 廣元：《釋迦與觀音像之考究》，《海潮音》1980年第3期。 　　[141] 金榮華：《敦煌多臂觀世音菩薩畫像所持日月寶珠之考察》，《大陸雜志》1982年第6期。 　　[142] 沈以正：《談繪畫史上的觀音像》，《佛教藝術》總第2期，1986年11月。 　　[143] 侑蓮：《慈性之美——觀音菩薩像》(1-4)，《文物雜志》1-4，1990年6月-11月。 　　[144] 黃崇鐵：《金銅佛造像特展——以三十三觀音為中心的探討》，《歷史博物館學報》總第7期，199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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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君方：《觀音靈驗故事》，《中華佛學學報》總第11期，1998年7月。 　　[166] 高祯霙：《魚籃觀音研究》，台灣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年。 　　[167] 片谷景子：《冥報記研究》，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1年。 　　[168] 毛一波：《觀音變形不變性》，《海潮音》1980年第3期。 　　[169] 黃雍廉：《觀世音菩薩究竟是男是女》，《文壇》總第239期，1980年5月。 　　[170] 曹仕邦：《觀音菩薩的性別問題與華人的觀音信仰》，《海外學人》總163期，1986年2月。 　　[171] 於君方：《多面觀音》，《香光莊嚴》總第59期，1999年9月。 　　[172] 於君方：《大悲觀音》，《香光莊嚴》總第60期，1999年12月。 　　[173] 於君方：《女性觀音》，《香光莊嚴》總第61期，2000年3月。 　　[174] 釋聖嚴：《觀世音菩薩》，法鼓山文教基金會出版，2002年 1月。 　　[175] 藍吉富主編：《觀世音菩薩聖德新編》，財團法人佛乘宗大乘禅功文教基金會出版，1997年3月。 　　[176] 顏素慧：《觀音小百科》，橡樹林文化出版社，2002年6月。 　　[177] 莫佩娴：《觀音與維摩》，《菩提樹》總349期，1981年12月。 　　[178] 林淑滿：《大慈大悲的觀世音菩薩》，《中國佛教》1985年第6期。 　　[179] 理耀：《觀音聖德及其法門》，《獅子吼》1988年第10期。 　　[180] 台灣觀音研究工作室、南華管理學院籌備處：《1995年第一屆觀音思想與現代管理研討會會議手冊暨論文》。 　　[181] Mary Virginia Thorell，“Hindu Influence Upon the Avolokitesvara Sculptural Representations of the Pala and Sena Peri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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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lmann, Marie-Therese De. 1948. Introduction to L’Etude d’Avalokitesvara. Paris: Annales Du Musee Guimet. 　　[212] 1995年11月在台灣嘉義召開，提交論文《觀音思想的組成、結構與基本特征》。 　　[213] 1996年9月在西安召開，提交論文《漢傳佛教的觀音信仰體系》。 　　[214] 1997年8月在鹹陽召開，提交論文《儒道思想對民間觀音信仰的影響》。 　　[215] 1997年9月在浙江天台山召開，提交論文《〈法華經〉與古代東亞的觀音信仰》。 　　[216] 1998年10月在無錫召開，提交論文《試論觀音信仰的中國化》。 　　[217] 2002年5月在西安召開，提交論文《關於印度佛教觀音信仰中國化問題的一些思考》。 　　[218] 2003年9月在杭州召開，提交論文《從民間觀音信仰看印度佛教文化與中國儒教文化的對話》。 　　[219] 2002年10月在北京召開，提交論文《從中國民間觀音信仰看印度佛教文化與中國道教文化的對話》。 　　[220] 2004年8月在山西太原召開，提交論文《古代印度觀音救難信仰與淨土信仰的融合》。 　　[221] 2004年8月在五台山召開，大會發言題目為《觀音與文殊：悲智雙運的理論價值與實踐意義》。 　　[222]這21篇文章如下： 　　1、《觀音文化基本結構解析》，《哲學研究》2000年第4期； 　　2、《從民間觀音信仰看印度佛教文化與中國道教文化的對話》，《人文雜志》2004年第1期； 　　3、《從民間觀音信仰看印度佛教文化與中國儒教文化的對話》，2003年9月《靈山海會》網站； 　　4、《古代印度觀音救難信仰與淨土信仰的融合》，提交2004年8月第二屆淨土宗學術研討會； 　　5、《古代印度的觀音靈驗信仰》，《西域記風塵》，台灣經典雜志出版，2003年8月； 　　6、《觀音與文殊：悲智雙運的理論價值及其實踐意義》，提交2004年8月“中國五台山佛教文化論壇”，《中國宗教》2005年第11期； 　　7、《關於印度佛教觀音信仰中國化問題的一些思考》，提交2002年5月首屆終南山佛教學術研討會； 　　8、《中國觀音文化的基本特征》，《正法研究》1999年創刊號； 　　9、《觀音文化簡論》，《人文雜志》1997年第1期； 　　10、《觀音信仰對中國古代藝術的影響》，《華夏文化》1996年第4期； 　　11、《觀音思想的組成、架構與主要特點》,《宗教哲學》1997年第1期； 　　12、《試論古代觀音信仰的四種形態》，《南海菩薩》總第176期； 　　13、《儒道思想對中國民間觀音信仰的影響》，《中國佛學》創刊號； 　　14、《試論觀音所證的法門》，載《普門雜志》1997年第7期； 　　15、《觀世音菩薩法門略釋》，載《五台山研究》1997年第3期； 　　16、《中國漢傳佛教的觀音信仰體系》，載《宗教哲學》1998年第1期； 　　17、《中印佛教觀音身世信仰的主要內容和區別》，載《中華文化論壇》1996年第4期； 　　18、《法華經與古代南亞和東亞的觀音信仰》,載《東南文化》1998年第3期； 　　19、《試論觀音信仰的中國化》，載《紀念中國佛教二千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20、《觀音菩薩的身世、顯化與靈感問題淺析》，載《觀音菩薩傳》三秦出版社1994年版； 　　21、《觀音文化的宗教意義》,載《觀音菩薩傳》三秦出版社1994年版。 　　[223] 這7篇文章是： 　　1、《觀音信仰研究現狀分析》(約1.3萬字)； 　　2、《古代印度觀音信仰的起源》(約1.6萬字，將提交2006年3月台灣法鼓山主辦的“第五屆中華國際佛學會議”)； 　　3、《古代印度觀音信仰的最初形態及其流傳》(約8千字)； 　　4、《古代印度觀音信仰與般若思想的合流》(約1.5萬字)； 　　5、《古代印度觀音靈驗信仰的基本形態與流傳》(約2萬字)； 　　6、《觀音漢語譯名的歷史演變與爭論》(約1.8萬字)； 　　7、《中國觀音信仰的基本特性》(約8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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