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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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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文章
黃夏年教授：佛教教育與學術研究淺議
佛教教育與學術研究淺議 一 中國佛教裡面有一句話叫做“法賴人弘”，形象地說明了人在弘揚佛教中的重要性。弘揚佛教，不是一句空話，它是要人去努力做的。而要努力弘法，就要有人才，所以佛教教育成為培養人才的至關重要方式。佛教今天能依然在社會上擁有廣泛地影響，這不能不說是佛教教育的功勞，離開了佛教教育，佛教將不會再得到發展。所以佛教教育是中國佛教界培養人才的必由之路。 佛教教育是多層次與多元化的一種教育方式，它不僅僅是只在於宣傳佛教和培養人才，而且還擔負了傳授知識與調整人心的重任。佛教歷史悠久，人才濟濟，覆蓋面廣，影響巨大，因此，佛教教育在這個背景下，涉及到各個層面與眾多領域，其培養的人才也分布在很多行業，我們常說佛教是一種文化，就是指的它的幅射效應及其對社會文化的貢獻，如果沒有這種效應與貢獻，佛教就不具備它的廣泛文化性，也不可能在社會上有著這麼重要的影響。 釋迦牟尼建立佛教，強調教育的重要性，認為佛教教育是教人“示教利喜”，即是說佛教的教育活動，能讓眾生有一個歡喜心，聽法的也會有一個“見教利喜”的感覺，通過佛教的教育使人的心情愉悅，達到解脫的境界，目的就達到了。事實上，佛陀就是通過這種教育的方式，將佛教推廣開來，使之在社會上有了更多的影響。但是，佛教不僅只是在培養宣教人才，予人解脫方面盡到自己的社會責任，更重要的任務是它要肩負推動佛教文化前進和縱深發展的重擔。 回顧歷史，我們可以看到，每當佛教發展的高潮來到之前，都會有一次佛教理論的更新和觀念的提升。原始佛教進入到部派佛教時，佛教內部派別紛起，每個派別都提出自己的一套理論模式，各方之間還有著理論上的持久論戰，通過這些論戰，各家在诤論之中獲得前進資源。小乘佛教過渡到大乘佛教也是如此。大乘佛教在觀念和理論思維的深度上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般若性空與唯識萬有在理論上相互爭鳴，最終使佛教理論攀上了人類思維的頂峰，至今仍然無人超越。 以上僅是介紹的印度佛教情況，再看看中國的佛教進程，也是如此而已。 佛教初傳，中國人對佛教的理論教義不能正確理解，產生了眾多歧議，以討論佛教空義的六家七宗開始出現，各家對般若空性的解說，將中國佛教的理論引向了深入，這時的佛教不再只是予人解脫，憤世嫉俗的學說，更重要的是它刺激了中國哲學的發展，將中國哲學和思維高度給予了很大的提升，佛教本身也在這場論戰中開始大踏步前進。南朝佛教重視理論的研討，這時印度的涅槃佛性學說傳入中國，能否成佛成為時人議論的焦點，但在客觀上卻推進了人們對佛教的認識深入，更多地發掘了佛性內在的含義，對後來的心性學說產生了影響。也就在這時，中國大地出現的以討論某一部經典為特點的學派，三論、成實、地論等等學派將印度的佛經鞭辟入裡，詳細解剖，使中國的佛學內容大大充實，為未來中國人自己創宗立教准備了理論的基礎。隋唐是中國佛教的高峰期，這個高峰期的標志是宗派出現，天台、華嚴、唯識、禅、密、淨土、律等各宗蜂湧而起，其背後的支撐都是在於理論的建造，如果沒有各宗的宗經與理論，就不可能出現各宗競起的情況，中國的佛學也不會與儒釋道三家經教鼎立，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之一，並且影響了後來的宋代的理學。有學者認為宋代以後是中國佛教衰落期，但是就使是佛教在衰落的同時，也曾經有過小的高潮，而每次這個小高潮的到來，也充滿著理論改造的情況，像宋代的禅宗、明初的佛教復興都與佛教理論的發展有著密切的關系，其中三合流或三教合一是推動中國佛教理論創新的主要動力。特別由於禅宗理論適應於中國的土壤，六祖慧能提出的明心見性思想適合於廣大佛教徒的根機，百丈懷海進行制度革新，禅宗脫穎而出，於是才有“選官不如選佛”的說法，佛教在整個世俗世界影響增大。明初對佛教進行嚴格的管理，將佛教劃分成禅、教、律三家，但是就在這個時候，一批高僧紛紛著書立說，發揚各宗祖師學說，融匯儒道兩家的學說，使得這時的佛教有了生氣，影響乃至到了現在。清末民初的佛教，在西學進入中國的背景下，太虛大師緊跟時代步伐，提倡佛教的“三大革命”思想，倡導“人生佛教”的理念，為當代中國佛教走“人間佛教”的道路指明了一條新的方向。 總之，中國佛教能在關鍵時刻奮進而起，與時俱進，走在時代之中，無不得益於理論的創新，而這些理論的創新，從現在的角度來看，都應該屬於學術研究推動的結果，是歷代祖師不懈地對佛教進行學術上的探討，在祖述經典的基礎上，提出了應機的理論，才使印度佛教與中國佛教在歷史的進程中最終走在了時代的前面。而那些創造佛教理論的前賢大德，都是受之於佛教教育的成長，是佛教的經典著作和佛教的祖師將他們培養成一代大師，因此，佛教教育是佛教學術研究的最基礎工作，整個佛教的發展，離不開教育，也離不開佛教的學術研究。 二 佛教教育可以培養佛教學術研究的力量，推動佛教學術人士的成長，其重要性是不言而譬的。由此而得知，佛教教育在整個佛教的事業中其地位是不能動搖的，只有搞好教育，才能有人才出現，佛教的理論和學術研究才能繁榮興旺，續佛慧命才能變成現實。 唐玄奘法師主持的譯場也是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學術活動場所。玄奘本人就曾經在中外多位大師手下受過系統的佛教教育，他到印度留學，就是源自於對佛教理論一些問題的困惑，冒著九死一生的生命危險，前往印度求取真經。他從印度回國以後，致力於佛教經典的翻譯，一生翻譯佛經1335部，對中國佛教學術上的貢獻尤巨。他主持的譯場，延攬了全國佛教的精英，弟子窺基自從跟從玄奘學習之後，得師真傳，成為法相宗的重要傳承者，他“訓譯屬授，必待其人。以師天假至聰，幼入深慧。锺鼓[手-於+ㄎ]宮而聞外，桃李不言而自蹊。”玄奘由於精心研究佛教的義理，創立了唯識宗，繁榮了中國的佛學，然而更重要的是他影響了中國佛學的發展，他的所見所行，“自如來一代所說，鹫峯方等之教，鹿苑半字之文，爰至後聖馬鳴、龍猛、無著、天親諸所制依，及灰山柱等十八異執之崇，五部殊塗之致，並雙羅研究達其旨，悉得其文。”而他“游八宏，窮玄理，廓魔氣以為志，繼聖達而為心。匡振頹綱，苞挫殊俗，涉風波而意靡倦，臨大難而節逾高，通曩哲之深疑，開後賢之未悟，垂義功於來裔，標准的於當今。”如果沒有玄奘的學術鋪墊，沒有他的翻譯成就，中國的佛學在唐代就缺少了一大塊，玄奘因對中國佛教教育與學術研究作出了貢獻，故後人稱贊他：“自大教東流，翻譯之盛，未有如法師者。雖滕、蘭、澄、什、康會、竺護之流，無等級以寄言，其彬彬郁郁，已布唐梵新經矣。” 如果說中國佛教早期的教育模式是譯場教育，那麼到了宋代以後就轉為叢林教育的形式了。叢林教育的特點是重在啟發與領悟，師父往往通過與徒弟之間的對答，啟發弟子們自性中的成佛心開發，這與禅宗講的自悟自度的施設手段是相吻合的，從中也可以看出，叢林教育的重點落在了開發人心的德育層面。此外，在這時還有另一種講肆教育的形式，這是受中國傳統“學肆”教育模式而影響後出現的一種大眾教育方式，按照現在教育學的分類，應該屬於普及知識的教育形式，法師在講堂講經，大眾在下面聽經，以此獲得有關佛教的知識，並將其應用於人生和日常的生活。講肆教育自宋以後，成為中國佛教教育的主流，並且專門在僧伽裡面出現以講經為主業的講經僧人，佛教的普及就是依靠了歷史上講經僧的努力，使得佛教的知識廣為流傳，培養了不少的人才，但是其缺點在於講經者與聽經者缺少互動，一味地依靠法師講經來獲取知識，學術的含金量無疑減少，對中國佛教學術的成長以及學者的培養，相對較前期落後一些。 三 中國佛教教育走過一千余年，進了近現代社會，受西學東漸的影響，中國的佛教教育模式也發生了變化，為了能夠改變中國佛教衰頹的命運，佛教界自覺辦教育，引進西式教育模式，佛學院在全國各地普遍湧出。近現代的佛學院教育，實行的是知識性教育為主，以現代方法為學僧上課，這種教育結構對培養學僧的知識很有幫助，但是在培養理論創新的人才建設，特別是學術人才的培養方面，應該說還沒有還原到古代隋唐時期的水平。 我們應該承認，近現代以來，在佛教界的努力下，佛教教育確實取得了很大的成績，這與當年太虛等高僧注意佛教教育，興辦了閩南佛學院、武昌佛學院和漢藏教理院有重要的關系，中國的佛教也在這時發生了新的變化。但是，這時的佛教界教育正處在轉型期的時候，佛教教育一方面是繼承了過去原有的寺廟充當學校進行識字教育的傳統，另一方面整個社會教育也不普及，許多佛學院面臨著掃盲的任務，有很多出家人接受文化教育仍然是在寺廟或者佛學院完成的，“近世以來，僧徒安於固陋，不學無術，為佛法入支那後第一墮壞之時”的看法並沒有得到根本的改觀。所以這時的佛教教育出高層次人才，特別是從事學術研究人才的情況不是很明顯。真正在寺廟或者經過佛學院教育而出現的佛學大家也不多，像印順、巨贊等這樣的有學問的高僧，都是在出家以前就受過了傳統教育，巨贊本人還在大學裡面念過書。而整個社會上，由於居士佛教的興起，培養佛教研究人才的工作有相當一部分轉移到居士界裡，以歐陽競無為首的支那內學院就為佛教界培養過一批人才，其中包括像太虛等一代高僧都在支那內學院上過學，雖然太虛本人在內學院學習的時間不長，但是至少說明居士辦的佛教教育事業曾經在佛教界有過一定的影響。雖然這時佛教的人才不少，但是在整個相對的佛教出家的人比例中是不高的，太虛就認為“而住持僧的數量不必多，但求質的提高”，並且設計了“廣文精捨”之文化部門，下有“華文科”、“梵文科”、“歐文科”、“翻譯科”和“纂述科”五個部門，特別是“纂述科：近世用書報如水火，欲張吾教，固非有此一編纂撰述之文字宣發機關不可。而各宗之宗學、宗史、備講授者、猶當各別纂輯。由各人之心得，著書出版，亦在例外。然經評議稽考，及此纂述科審定，或編入於法藏，亦由佛法僧園任為印刊流通。”與廣文科有關系的還有“眾藝科”，這是研究各種術數的部門，“廣文五科，實利賴以宏通流布教法，故足尚也。若夫眾藝五科，既無益乎傳教明道，此諸科學又極博深，析其科目殆將數百，世之學者究其一，即可以終身，區區數年，豈能研幾入微，有所發明，開濟世間；亦徒以雜學亂其心而已！”但是由於因緣不具足，太虛的設想一直不能實現，這是殊為可惜的事情，也因此耽誤了佛教的幾十年發展。值得指出的是，太虛所不能做到的事情，卻在學者的手中來完成了，這一時期受西方學術界的影響，一些學者一直在不斷地從事佛教研究的工作，像湯用彤、陳恆等一大批人士，包括教內學者呂澄、王恩洋等人都對佛教傾其所盡，提升了佛學的品位，搞清楚一些歷史史實，然而學者的興趣是在考察歷史，研讀教義，對當代佛教的一些深層次的問題並沒有涉及，所以這些研究成果固然重要，但是對佛教的未來發展並沒有起到很大的推動作用，同時也沒有受到佛教界的重視。 20世紀50年代以後，中國佛教協會創辦了中國佛學院，招收全國諸山長老進校學習，但是那時的形勢主要是思想改造，不僅是佛教界人士要思想改造，就是廣大知識分子也要參加思想改造活動，所以在這個形勢下，中國佛學院的實際任務不在於發展，而在於“改造”，所以中國佛教界難以作為，後來的事實證明中國佛教確實沒有自己的發展空間。1980年以後，中國佛教界開始恢復宗教活動，佛教教育重新開始，如今過了30年，中國的佛教形勢已經發展得非常好，佛教教育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僅佛學院就達到40余所，可以說中國佛教進入了黃金時期。與此同時，佛教的文化活動與佛學的研究進步很大，特別是佛學研究，經過幾十年來的努力，已經取得了不少的成績，出了不少有影響的成果，也培養了不少的人才。 雖然現在中國的佛教形勢大好，但是佛教界仍然還面臨著諸多的問題，特別是佛教教育方面仍然沒有更多更好的辦法，缺乏師資，教材單一，學不致用等等，一直是中國佛教教育發展的瓶頸，為此趙樸初居士曾經發出感歎，佛教界需要的“第一是人才，第二是人才，第三還是人才。” 趙樸初感歎沒有人才的情況還是約20年前的事情，現在中國佛教的情況較那個時期無疑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當前中國佛教的人才問題正得到緩解，佛學院培養的學僧正在佛教界裡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寺廟管理與寺院文化也在得到提升和改進。雖然中國佛教教育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是在學術研究方面，佛教界仍然相對薄弱。現在中國的佛學研究主流是學術界，並不是佛教界。幾十年來學術界下大力氣進行佛教研究，的確也取得了不少成果，有的成果堪與國外學界媲美，學術質量不相上下。人才的培養也形成體系，佛教研究正在成為人文學科的一個重要的內容。相比佛教界而言，學術研究並沒有得到相應的重視，這主要反映在從事學術研究的人才不多，尚沒有形成與學術界對話的實力。而那些有關當前佛教深層次問題的研討，學術界由於種種原因，無法進行深入的研究，這些問題只能依靠佛教界自己培養的人才來解決。當前佛教形勢大好，貫徹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已經得到了完全落實，整個社會對佛教也非常重視，各地政府鼓勵佛教界自我發展，這些都是給佛教帶來的機遇，然而面對的挑戰也同時存在，未來的佛教如何發展，理論的模式如何建立，這些都是需要佛教界和學術界共同探討的話題。特別是佛教發展的理論問題，佛教界人士最有發言權，佛教界應該致力於培養佛教界學者，在發展佛教教育的同時，關心佛教界學者的建設，真正培養出一批學者型的人才，那麼，中國佛教一定會再次騰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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