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恩洋先生與唯識學
20世紀初，中國學術論壇上刮起了一股佛學研究的風氣，在這股風氣中，佛學中的唯識學異軍突起，它不僅有起夫先導之功，而且引起了學界的相當注意，一批僧俗學者都投入到此中，紛紛撰文著疏，對推動當時的佛學研究起了重要的作用。開這股風氣之先的引路人，無疑是歐陽竟無先生，他所主辦的支那內學院招收了不少弟子，也吸引了不少學人前去學習，其中不乏當代的學術大家，並培養了一大批佛學新人，當代不少佛學家都出自該院，像呂潋、湯用彤等人，包括佛教界巨擘太虛大師也在此受過薰陶。但是像王恩洋先生，至今我們對他的情況未必能十分清楚，甚至有的青年佛教研究者還沒有聽說過他的名字，其實這是非常不公平的。王恩洋先生作為支那內學院的一名學子，對中國佛學界的貢獻理應不該埋沒，尤其是他對當代中國唯識學的建設著力尤巨，只是因為種種原因，而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
王恩洋(1897—1964)，字化中，四川南充人。1919年在北京大學哲學系學習，師從梁漱溟先生研習印度哲學。1922年至南京支那內學院隨歐陽竟無先生學習佛學。1927年返回四川老家，在南充創辦龜山書房，聚眾講學。1942年於四川內江聖水寺創辦東方文教研究院，發行“東方文教叢書”和《文教叢刊》。1957年在北京中國佛學院教書。1961年因病返回成都，晚年逝世於斯。王恩洋先生的著作很多，一生撰寫文章和著作共200余(篇)本e，治學主要涉及了儒、釋兩家，旁及道家，以及中外關系和文化比較等內容。
王恩洋先生的唯識學著作占其全部著作總數的六分之一，總計有35(篇)本。這個數量雖然在王先生一生的著作中並不算多，但是僅就佛學界唯識學的著作來看，就顯的比較重要。這是因為，一是王先生的唯識學著作占有其本人的全部佛學著作的80％，可以說代表了王先生的佛學特點。二是這些唯識學著作在當代佛學唯識學的成果中也是比較突出的，而且有著自己的風格。
有學者指出，“恩洋先生治學，則一生忠於唯識，始終未超越唯識范圍，故其唯識學之造詣，於歐陽大師之下為第一人。”②所以他是當代中國佛學界中一位專治唯識學的學者，這句話可說是點睛之筆，恰如其分地評價了王先生的佛學研究特點和其在佛學界中的地位。王先生的唯識學著作，從年代上看，主要集中在20世紀40年代之前發表，這時正是他在支那內學院學習，以後又回到四川創辦龜山書院的時期，佛學一直是他研究的主業。40年代後，他創辦了東方文教研究院(後改名東方文教院)，研究方向轉向了諸子，以研究儒、道為主，並以儒學為主業。50年代以後，因受中國佛學院之聘，他撰寫了《瑜伽宗綜述》講義，在佛學院主講唯識學。
從內容上看，王先生的唯識學著作可以分為：一、介紹性著作，如《唯識通論》、《佛學通釋》、《瑜伽宗綜述》等；二、研究著作，如《佛法之真義》、《佛法與外道之差別及佛法之根據》、《{真如作疏所緣義)答辯》、《{起信論唯識釋)置疑》等；三、疏論著作，如《瑜伽力種性品疏》、《八識規矩頌釋論》、《二十唯識論疏》、《大乘阿毗達磨雜集論疏》等。他是在唯識學的框架下建構“佛教概論”。例如他撰寫《實有真空中道了義論》，是因為抗戰期間，藏傳佛教中觀學說傳人內地，風靡一時，以唯識為不了義，“內地不少唯識學者也不自信，從而附益其說。”王恩洋先生為了改變這種看法，乃用唯識觀點撰述此書，作出正面答復。此書“可以說絕無僅有，這對漢藏佛教教理的比較研究，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王恩洋先生所作的一些疏釋也有自己的特點，在這些著作中，他不僅只是引經據典，並在其中給予講解，有很多內容應是他的發揮。他之所以選擇的這些唯識著作也是有目的的，如他注疏的《大乘阿毗達磨雜集論疏》，是他一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據他自己講，此書是唯識學著作中最重要的一本著作，“而法相之義備，故談唯識必宗《成唯識論》；談法相必祖《雜集論》，一本十支，此為觀止，《成唯識論》專立唯識，極高明而進精微也；《雜集論》平述法相，致廣大而道中庸也。……。”以前雖有窺基法師的注本，但仍有缺陷，故他發心要在窺基述記的基礎上再作進一步的疏釋，而且自認為此書是自己一生中用力最勤，比較滿意的一本著作。此外，他在《五十自述》中曾經提到要作一本300余卷的《瑜伽師地論疏》，當時已經作了6卷，可惜這項工作沒有堅持下來，先前的6卷也沒有出版。現在我們已不知道此書的概貌，如果這項工作能堅持下來，並且出版，可能是一本最全面的《瑜伽師地論》的注疏了，那麼他對唯識學的貢獻也就更大了。
本書收集了王恩洋先生的唯識學著作，以發表的年代先後順序為例，盡可能反映出王恩洋先生唯識學研究的歷程，為讀者和研究者提供一個歷史線索，使後人從中受到教益，為當代唯識學的發展作出新的貢獻。
20世紀初的唯識學雖然曾經有過一段風光，但到了50年代以後就不再顯赫了。縱觀唯識學發展史，從印度世親大 師創立有宗後，玄奘大師將其傳人中國建立了法相宗，近現代歐陽竟無、王恩洋等人對唯識學的復興和研討，唯識學在中國走過的道路可謂崎岖坎坷。玄奘大師是中國佛教的脊梁，受到了我們的深切懷念，緬懷他對中國文化的發展和促進中印文化交流所作出的傑出貢獻，更倍感到玄奘大師所傳的佛教唯識學重要，王恩洋先生繼承了玄奘大師的偉業，為我們作出了一個表率，他的唯識學研究體現了時代性，不應埋沒，應該得到我們的重視!
本書的出版得到了浙江寧波寶慶寺的資助，朗宇法師對本書的出版著力頗多。王恩洋先生的親屬王賜川、王賜庸等為本書的編輯提供了最大的幫助，宗教文化出版社陳紅星社長、戴晨京副總編對本書的編輯作了很多的工作，使得本書能夠順利出版，在此向幫助過本書出版的所有人表示誠摯的謝意。
黃夏年
2003年5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