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禅法師的佛教文化觀
黃夏年
一
真禅法師在世時，我曾經多次見過他老人家。他是一位和藹慈祥的長者，從來沒有什麼架子，給人留下一個非常親切的印象。20世紀90年代，上海佛教界一直注重於佛教文化的建設，每年都要召開一些佛教的學術會議，我應邀曾經多次參加。每次在會上聆聽他老人家的發言，感到如沐春風，許多疑惑頓時消除。1994年，紀念應慈法師的會議在上海舉行，會上真禅法師深動地回憶了業師應慈法師的生平與貢獻，特別指出了應慈法師在佛教文化方面作出的成績。應慈法師對華嚴學的研究，使他獲得了華嚴座主的榮譽，讓我知道了上海佛教曾經在學術方面有過的輝煌，並為之而感動。
我對上海的佛教歷史知道一點，了解這裡曾經是中國佛教的經濟中心和文化中心之一，對當代的佛教發展起到過不可抹殺的重要作用。但是，當時在上海佛教舞台吒叱風雲的都是一些在全國有影響的高僧與大居士，如中國佛教會會長圓瑛法師，是江浙一帶有名的僧人，他與太虛大師並列為中國佛教的二大領袖。居士王一亭、熊希齡等人曾經拿出錢財無數來資助上海的佛教界，特別是上海的佛教文化事業的發展，與各位大居士、大護法的努力是分不開的。但是就在這塊熱土，應慈法師住在沉香閣，卻以他的默默耕耘和潛心鑽研，獲得了人們的尊敬，以他的豐富學識，構築了神聖的學術殿堂，真禅法師出面召集全國學者召開紀念應慈法師的會議，無不說明中國佛教的學術是在一大批熱心人士的努力下創造出來的。這些人也許並不是活躍在台面的上的人，但是他們憑著為學術研究奉獻的意志，無怨無悔，堅忍不拔地不懈精進，所以他們更應該得到人們的尊敬，更加讓我們懷念。真禅法師則是連綴學術與佛教的穿針引線者，他以睿智的眼光，把一顆顆寶珠揩亮，挖掘出來，展現在世人面前，他在這方面的貢獻，不亞於佛教學者。
二
《玉佛丈室集》是真禅法師的代表作，總字數達幾百萬字。據他自己說：“到目前為止，我整理、撰寫的佛學著述，已出版的，有《玉佛丈室集》七集，《上海玉佛寺叢書》十九種。加起來共二百余萬字。”(《佛教與文化——對信眾的一次講話》)筆者這篇文章不可能全面討論他的學術貢獻與佛教文化的所有觀點，僅撷取他的二篇文章作一提綱挈領式地評論。
真禅法師撰寫的禅宗論文，對禅宗的修心觀、神秀的北宗禅和慧能的南宗禅皆有論述。例如，他在《禅宗及其禅學思想為何盛行不衰》一文中，對禅宗能在中國大地長久不衰的原因做了分析，認為禅宗盛行不衰的原因主要有：一、禅宗的弘傳方式有其獨到之處。這種傳法方式，簡捷方便，無須長年累月的誦讀經典，無須論資排輩，無須經過一次次的考核，只要對祖師的啟示有所領悟，就能一下子得傳禅法的衣鉢。這種“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禅法，對廣大信徒具有相當大的吸引力。二、以山林作為弘傳禅法的據點。這種遠離大城市，遠離皇室、官府，在深山老林弘傳禅法的做法，便於接近廣大的下層勞動者，從而獲得更多的信徒。三、禅宗的理論適應廣大佛教徒的需要。正是由於禅宗南宗的理論中，含有這種人人皆有佛性，各民族人民都有成佛作祖的可能，因而吸引了更多的佛教徒，使得禅宗長期來盛行不衰。四、農禅並重的傳統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勞動進入禅門，禅僧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使得僧侶由寄生轉入自覺，這無疑是佛教的一個偉大的變革，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五、禅宗有一整套的叢林清規和寺院管理制度。正是由於有了禅宗所訂的叢林清規，留下了一套完整的寺院管理制度，才使得今天的各大寺院，雖然法務繁盛，香客、游人眾多，仍然能夠管理得井井有條，忙而不亂，而佛教奉行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那種農禅並重的優良傳統也得以堅持和發揚。六、禅學思想影響到中國哲學思想的發展，特別是對宋明理學有如此巨大的影響，因而為後來禅宗及禅學思想的流行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七、禅學思想為近代思想家和學者所重視。由於禅學思想為近代思想家和學者所重視，因而進一步促進了禅宗及禅學思想在近代中國的流行。八、當代在西方世界出現了一股“禅學熱”，從而進一步促進中國禅宗及其禅學思想在世界范圍內的流行。
真禅法師總結的禅宗盛行不衰的八個原因，可以說很好地概括了禅宗的特點，同時也看到當今禅宗在全世界的影響，以及未來發展趨勢，因此有著重要的意義。禅宗之所以能夠成為後來中國佛教發展的主流，就是因為它貼近了中國人的社會，使佛教真正地適應了中國的現實，所以禅宗能夠在中國佛教林立的山頭中脫穎而出，最終成長壯大。真禅法師除了對歷史的禅宗非常了解之外，還善於活學活用，將古代歷史上的禅宗傳統運用到今天的社會中來，尤其是用在佛教寺院的管理方面。他依據禅宗所留傳下來的叢林清規的精神，逐步建立和健全了上海玉佛寺的管理制度，繼承和發揚了農禅並重的道風。例如，他采取了禅宗的叢林制和現代民主管理制度相結合的辦法，實行寺務委員會的管理新辦法，寺務委員會在上海佛教協會領導下，最高領導是方丈，承繼了傳統佛門的權威性，同時又將現代民主與集中制度有機地統一起來。寺務委員會中除了有出家僧人擔任職務之外，還吸納了居士，使佛教二眾更加團結起來，建立了以寺院為中心的管理體制，保證了佛教能有序地發展，也統一管理了佛教的信眾，這些都是有益的創造，為當代中國管理寺院提供了良好的借鑒。玉佛寺在寸土如金的上海，占地面積不大，但是由於它的影響很大，所以成為上海市內最擁擠的寺院，每天來寺的人車水馬龍，絡繹不絕。但是由於玉佛寺的管理寺院制度比較健全，分工明確，各項工作都能緊張而有秩序地進行。既便是在人多的節假日裡，入寺的客人達到了數萬人時，也能夠有條不紊地進行，所有這些都與真禅法師的管理思想有關，而這些管理思想，就是來自於他長年思考和對傳統佛教文化進行不斷地深入探究有必然的聯系。
《普賢精神與上海佛教》這篇文章是真禅法師於1991年在四川峨眉山召開的“巴蜀佛教與峨眉山》的學術討論會時提供的一篇文章。雖然，這次會議，真禅法師因法務繁忙沒有與會，但是他仍然擠出時間為會議撰寫了論文，為他人做出了榜樣。我因是這次會議的實際組織者，後來又負責編輯會議論文集，因此對這篇文章讀過多次，感觸很多。我覺得真禅法師寫文章有個特點，這就是他在寫文章的時候，盡可能將文章的內容與他所在的上海地區佛教，或玉佛寺掛起勾來，這樣就顯得他的文章有很強的說服力和具有典型個案的意義，同時也有了宏觀與微觀相結合的特點，而這一切，都與他對佛教文化的深厚了解和熱愛上海地區與玉佛寺的心情有重要的關系。
在普賢精神的指引下，上海玉佛寺的僧眾和居士，把“恆順眾生”即普利人群的這一宏大誓願，化作為關心和贊助社會福利事業和公益事業方面，先後捐款600余萬元。由於真禅法師弘揚普賢精神做出了卓有成效的佳績，他本人也獲得了人們給他的榮譽，被聘請為上海市兒童福利院名譽院長，上海市普陀區人民政府也評定他為熱情支持支持普教事業的社會活動家。
三
真禅法師在長期的佛教生涯中，透過自己的親身經歷和佛教史的知識，對佛教文化在佛教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有深刻的體會。他曾經向信眾們強調佛教文化在歷史上對佛教的重要性。他說：“從歷史上看，佛教的興旺不興旺，發達不發達，主要是看佛教思想文化的傳播與發揚怎樣。……我們今天弘傳佛教，不僅僅是開放寺院，供信徒瞻禮和供游客游覽。主要還是要繼承和發揚佛教文化，要撰寫佛學著作，整理佛教經典，發揮佛教義理，特別是要發揚佛教義理中積極的部分，為我們今天四個現代化服務”。(《佛教與文化——對信眾的一次講話》)
以上所引的真禅法師這段話，可以代表了他的佛教文化觀。他之所以不斷地撰寫佛教的著述，正如他所說“其目的就是為了繼承和發揚佛教文化”。中國佛教的歷史，不僅是一部宗教史，更重要的是一部文化史。作為宗教，只是為人們解決某些實際問題而設置的，但是作為一種文化，則包羅了范圍甚廣的內容，並且深入到整個社會，涉及到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種歷史文明與現代精神的結合，使之充滿了旺盛的生命力。所以文化才是宗教的真正內涵，沒有文化的宗教是不能長久的，有文化的宗教，內涵就越豐富，就越有生命力，佛教應該屬於這種有內涵的宗教。“佛教歷來重視學術研究。古代高僧翻譯的佛經和撰寫的佛教著作，為我們留下了極為珍貴的文化遺產。” (《談談佛教與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問題》)真禅法師非常清楚這一點，所以他強調“佛教的興旺不興旺，發達不發達，主要是看佛教思想文化的傳播與發揚怎樣。”
改革開放以後，上海佛教界一直在佛教文化建設方面走在了全國佛教界的前面，這與真禅法師的遠見睿識是分不開的。真禅法師認識到，在社會主義社會，佛教文化仍然有其重要的存在價值，更是“佛教本身所具有的功能”。他特別指出，“佛教界發揚了注重學術研究的優良傳統，在佛教文化事業方面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為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做出了一定的貢獻，這為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開辟了一條前進的道路。”他對發揚“注重學術研究的優良傳統”非常重視，把它視為是社會主義時期佛教向前發展的前進道路，上海佛教在他主持工作期間，文化事業飛速發展，玉佛寺的文化事業更是在上海地區獨占鳌頭。這一時期，上海佛教學術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上海市佛教協會會刊《上海佛教》出至四十多期。上海佛學書局出版、印行佛教書籍220余種，共250余萬冊。上海佛協與中國佛協編撰了《中國佛教名寺古剎》。真禅法師本人則撰寫《玉佛丈室集》九集、《上海玉佛寺叢書》二十二種和《真禅禅藻集》，主編了《上海玉佛寺建寺一百十周年紀念特輯》、《河南開封大相國寺佛像開光、迎奉藏經、方丈升座紀念特輯》和《持松法師論著選集》與《紀念文集》、《玉佛禅寺》畫冊三種等，發行數十萬冊。此外，上海市佛教協會還會同有關單位聯合召開了“圓瑛法師佛學思想研討會”、“持松法師佛學思想研討會”等。不唯如此，他對中國佛教的文化事業也一直表現了極大的關注，就在上海佛教文化事業辦得如火如荼的時候，中國佛教協會成立了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他對研究所提出了“辦刊”、“出書”、“譯經”、“編藏”等為重點，弘揚佛教文化，促進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方針也給予了高度的評價。認為發揮了佛教文化的功能，就能促使佛教與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因此“佛教是可以而且能夠與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
真禅法師還看到了文化的提升對佛教發展的至關重要作用，指出了燒香拜佛只是一種低層次的宗教，這既不能讓過去的歷史留下紀錄，也對未來的佛教發展沒有任何啟迪，所以未來的佛教要能持續發展，關鍵還是在於他的文化性上，寺院的主要功能之一，還在於“繼承和發揚佛教文化”。而繼承和發揚佛教文化，重要的是要通過文字和思想流傳下來，正像我們今天所見到的佛教歷史與文明，無不都是通過經典文字和雕刻等傳衍下來，所以為了能夠讓佛教慧命長續，*輪常轉，讓佛教傳之於後世，讓後人真正了解這一時期的佛教發展水平，真禅法師一生都在不間斷地進行學術創作，不間斷地從事佛教著述的寫作，他不僅自己表示：“如果條件許可，我還要繼續寫下去，為繼承和發揚佛教文化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同時我也希望一些哲學家、文學家和歷史學家，也能重視對佛學的研究，撰寫一些佛學著作，這將功德無量。”同時“我還打算今後每年從我的積蓄和弟子們供養我的香儀中，拿出一部份用於刻印經書、出版佛學著述，以廣結眾緣，推動佛教文化事業的發展。”
四
真禅法師雖然離開了我們，但是他給我們留下無盡寶貴的精神財富。他對佛教文化的看法，至今對我們仍然有著啟迪的意義。他的文化觀在當時是一種高瞻遠矚，可惜當時沒有多少人意識到這一點，真到現在還有很多人對佛教研究和學術不重視，佛教文化要發展的事業至今任重道遠。可慰的是，現在越來越多出家人，越來越的寺院已經意識到佛教文化對佛教發展的重要性，就在真禅法師離開我們之後，從事佛教文化的事業，已經在佛教界內部成為一種潮流，特別是在真禅法師生前所在的上海玉佛寺，在弟子覺醒法師的領導下，繼承乃師發展佛教文化的思想方面，在文化事業方面做出了令人贊歎的業績，仍然走在中國佛教界的前面。玉佛寺出版了以《覺群》為系列的刊物和叢書，召開了以都市佛教和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為主題的多次學術討論會，這些活動不僅提高了玉佛寺的文化品位，也對全國各地從事的佛教文化事業起到了推動的作用。
在真禅法師圓寂十周年之際，緬懷法師的偉績，回顧他對佛教學術與文化事業的貢獻，對今後如何發展佛教文化有了更好的借鑒。真禅法師的影響是深遠的，他的發展佛教文化的文化觀已經被事實證明，現在我們正面對的，在真禅法師的文化觀的影響下，如何繼續提高佛教文化研究的質量，如何進一步合理調配資源，與學術界互動，共同推進佛教文化事業的大發展，則成為今天佛教界和學術界面對的一個新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