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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夏年教授：惟賢法師與七塔寺 　（點擊下載DOC格式閱讀）

	惟賢法師與七塔寺 　　　　　　　 黃夏年 四川和重慶地區，佛教界人才輩出，釋惟賢法師就是當代眾多高僧中的一名佼佼者。他的傳奇經歷和豐富的學識，以及深厚的文化素養和高尚的道德情操，一直吸引了眾多的僧俗兩界大眾。其實惟賢法師不僅是巴蜀名僧，就是在全國也是非常有影響的高僧，他老人家與寧波七塔寺就有非常深的因緣，受到浙江寧波地區的佛教信眾的尊崇。 　　一、古寺出高僧 　　惟賢法師是四川蓬溪縣人。蓬溪原名唐興縣，東晉就開始建縣，唐玄宗天寶元年(742年)取流經縣城的蓬水和溪水二水之名而更名，立縣至今1300多年。蓬溪縣地處川中，東與南充、武勝相連，東南角相接於合川市、南交遂寧市中區、潼南縣，西與大英縣隔江相望，北依射洪、西充縣。涪江縱貫南北，川鄂公路、達成鐵路、成南高速公路橫跨東西。 　　蓬溪歷史悠久，人傑地靈。唐代著名詩人杜甫、賈島、張船山等歷代詩人都曾為蓬溪留下優美的詩篇。縣內人文景觀眾多，有古墓、古寺、古建築、古寨、古戰場等等，讓人憑吊，抒發情懷。古跡名勝有唐代禅院常樂寺、南宋白塔、清代奎閣、川中“水上明珠”的赤城湖等。蓬溪人現在自創的“川中大樂”威振四海，業余書法創作群體活躍全國，最近又被文化部命名為“中國特色藝術之鄉”。 　　歷史上佛道教盛行蓬溪，馳名川中的道教勝地高峰山就在縣境。蓬溪縣城奎閣壩內的奎閣，建於清嘉慶上(1801)。閣高26米，開窗104道，懸鈴40響，為重檐盔頂井干式結構，按五行八卦六十四爻建造，祀奎星、倉颉二神故得名奎星閣。奎閣建築精巧，閣內立八根內柱，直通閣頂承馭諸角，又以柱群為主，采用穿逗抬梁結構造型，全閣共五層，造型雄建。閣頂砌玉欄蓮座接寶瓶冠以為脊峰，呈八角攢尖與盔頂結合造型。奎閣外觀典雅氣勢巍峨，堪稱川中木閣建築之上品。 　　佛教傳入四川是在東晉時期，大行的時代是在隋唐，特別是經過了唐代的安史之亂後，來蜀地避難的人增多，四川佛教有了一個突起的發展，僅成都城當時就有佛寺五十余所。著名寺院大慈寺有96院，每天寺院的僧人的垃圾糞便要用專船運走。[1]唐宋以後，四川籍的僧人在中國佛教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一席地位，其中以禅宗和密宗的僧人最為著名。漢州(今什邡)的馬祖道一是禅宗臨濟宗的創立者，對後世影響巨大，寧波七塔寺的一派就是他的門人。果州(今西充)的圭峰宗密是中國佛教史上的著名的佛教學者，被尊為華嚴宗五祖、禅宗下荷澤宗四祖，他融華嚴與禅一起，是最早提倡禅教一致思想的先驅。簡州(今簡陽)的德山宣鑒是著名的禅師，他所創的“德山棒”禅法，掀動了禅宗界。資州(今資陽)智诜和綿州(今綿陽)處寂等人創立了禅宗的淨眾--保唐一系。五代宋時期的密宗的僧人柳本尊和趙智鳳等人則在大足發展密教，建立了佛教藝術史上的豐碑--大足石刻。此外還有一些外省的僧人也在四川傳法，四川的佛教正是在他們的努力下，開始有了新的氣象！ 　　蓬溪地處川中，與成都和南充、綿陽等大城市距離適中，這裡又有起伏的丘陵，清淨的溪水流淌，稻田仟陌，綠樹成蔭，是富庶的魚米之鄉。從隋唐起，這裡已經受到了佛教的薰陶，僧人的腳步留在了這裡，佛風廣扇。位於蓬溪縣古柏鄉龍歸山下的寂光寺，因寺內有古井一口，水如甘露，常年不枯，又名古井寺。寂光寺始建於隋大業三年(617)，明清兩代曾作重建，增修，現為明清兩代古建築群。該寺座西向南，占地25600平方米，建築面積11854平方米。沿中軸線上循山勢遞升，向前向後揭殿四重，依次為魁星樓、彌勒殿、大雄殿、轉輪殿，並與配殿、經樓、僧房組成三進院落。大雄殿前、右、左置鐘、鼓兩樓，每進置垂帶、拜台，拾級而上，氣勢宏偉。魁星樓是寺院的山門)，建於1843年，重檐歇山式筒瓦頂，進山門左側有清代古柏、銀杏，至今枝葉繁茂，與山門相映增輝。寺內有明碑兩塊，寺後龍歸山上有清同治十二年(1873)所築長341米、寬1.5米、高3米石砌牆，牆內環境優美，果樹成林。 　　位於蓬溪縣文井鄉高峰山巅的高峰寺，據《四川通志》記載，始建於唐，重建於清末，擴建於民國。該寺座西面東，木結構迷宮式建築，山門、正殿、廂房合為一體，計200余間，上下三層。其間回廊連貫，樓閣勾連，曲徑通幽。殿堂多依山就勢靠山門、正殿。樓閣環繞，結構謹嚴。山門為重檐三滴水歇山寺頂，穿斗式梁架，面闊十一間44米，進深三間8米，通高10米，垂帶式踏道12級。門前有石獅一對，山門上镌刻人物花卉浮雕。正殿為單檐懸山式頂，抬梁式梁架，居寺中，位置稍高。其它殿堂均依山就勢緊靠山門正殿。寺內多設暗室、暗道、隔壁牆、天橋、樓梯、有若迷宮。觀內有匾額三百余塊，其中民國時軍政首腦人物林森、於右任、何應欽等的題贈現存有四十多塊。山上還建有清末道人王源清、民國道人范明清碑亭，亭內多刻戲劇人物浮雕，另有水墨畫六幅，系木結構單檐歇山式建築，穿斗式梁架，面闊15間64.3米，進深六間10.5米，通高6.5米。 　　蓬溪縣西25公裡的黃龍山麓有始建於唐貞觀年間的常樂寺，寺院名幽額有“黃龍吐瑞”四字。民國十年(1921)再立後殿，自立門面，亦稱常樂寺，與前殿老常樂寺平分秋色。寺址地處平坦，鄰常樂鎮百步，車馬通達，極利游客及信眾禮佛。寺境幽深，靈木古樹達數百株，遮天蔽日，是旅游避暑的福地。寺內藏經樓是文人聚會場所。四壁丹青詩文，樓儲名家宏篇，頗耐游客品題。80年代被定為“遂寧市文物保護單位”。清吳多讓在《藏經樓》詩中贊曰 ： 　　香氣佛樓侵，雲梯步步深。 　　觀花初見柳，拜佛久無心。 　　人語迷蕭寺，鐘聲答遠岑。 　　此時春尚在，逸興滿山村。 　　設計精細，結構嚴謹，形式美觀，基礎牢固的寶梵寺建築面積為1852平方米，大雄殿氣宇軒昂，外形精美，為木結構單檐歇山式頂，三間四架椽抬梁式營造，占地縱橫約為15.3米，通高8.5米，檐下置斗拱18垛，前後施補間鋪作2朵，兩山牆各一垛，斗拱作為七鋪作單抄雙下昂，出昂作批竹狀，昂嘴伸出很長，昂尾直抵下平欄，屋面覆碧瓦，磚雕龍脊、仙台、衛士及朱雀、玄武、青龍、白虎四卦象，四角飛薨系鐵馬。被譽為明代中期建築的佳作。大殿兩側有明代十八羅漢壁畫，畫筆精巧，栩栩如生，近代著名漫畫家豐子恺曾經專程前往參觀，贊揚不絕。 　　此外，蓬溪縣西40公裡紅江鎮，古稱康家渡，是蓬溪涪江良港。山鎮屹立涪江濱岸，懸崖百丈，氣勢頗雄。鎮中景物有仙人洞，煙波樓，席公祠墓，崖壁石刻，法華寺，五顯寺，紫雲宮，玉屏寺，走馬窯等，均為邑中名勝。治官莅此詠題甚多。如清·文棨有《康家渡景觀》、清·沈賢修有《煙波樓(十首)》，周彥威有《玉漏遲·曉行由明月至康家渡有月韻》和《丁香結·晚過康家渡望賈祠有清真韻》。玉屏寺文昌殿清人撰寫楹聯 ： 　　取士不獨文章，品德端方登榜上； 　　求名休推命運，本身培植占鳌頭。 　　在人文氣息濃厚，歷史底蘊深廣的蓬溪城，最具特色的無疑就是建於鹫峰山阿的鹫峰寺，它座落靈鹫之首，山形拱秀，草木郁蔥，宛若靈鹫。寺座北面南，占地面積3724平方米，建築面積760平方米。室雅不須大，花香不在多，鹫峰寺全部建築集宋、元、明、清四代特色，集殿、堂、樓、閣、園林於一體。著名建築學家梁思成著的《中國建築史》專門對其進行了介紹。 　　塔、寺結合是古剎叢林鹫峰寺的又一大特色。禅院佛頂的十三級捨利古塔，是南宋嘉泰四年(1204)由縣彥李白琳創建於蓬溪縣鹫峰山，重建於宋慶元年間(1196-1200)，此後元、明、清各代均有擴建。佛塔為四方形仿樓閣式磚塔，高13層，總高36米。各層仿木結構為四柱三間，柱有明顯側足。撩檐枋上稜砌磚二層，再疊澀五層，使塔檐深遠厚實，一至六層頭，補間施裝飾性斗拱，每層2.4米，為一斗三升，拱間篆花形，底層塔門向西開設，余為三方設假門。各層每邊置拱門三個，中有方形心軸，緣石砌梯道盤旋至頂，每層塔心壁施斗拱三升承托穹隆頂形為得龛，穹壁彩繪壁畫，前塑佛像為一佛二弟子，共十三身。底層四柱镌纏龍四條，塔剎為寶瓶頂，施五級球形葫蘆攢塵收結，有詩曰：“直凌漢宵三千尺，閣盡滄疊八百年。”由於整個塔身上下雪白一體，故此塔亦名白塔，寺亦在近代稱為白塔寺。名寺出高僧，惟賢法師的佛緣就是從這裡開始走出的。 　　二、苦難人生 　　惟賢法師，俗名邱兆紅，1920年農歷五月21日生於人文井鎮新林黑堡堰村(今徐家灣)。人文井鎮是一個普普通通的鄉鎮，平常人氣不旺，只有在初五初十的趕場天，各村人來經貿易交換時，才把整個鄉場擠得水洩不通，店鋪毗鄰大開張，趁此機會可以做上一把生意。鎮上的那條石板路永遠默默無言地忍受著這一切，用它的全部身體，不停地承載著故老鄉親來來回回的匆忙腳步…… 　　黑堡堰村離鎮上不算太遠，一條小溪是全村人的生命線，人們的日常生活用水和種田的用水都要依靠它了。要是碰上天氣不好，對靠天吃飯的農民來說，只能坐以待斃了！在這個深受傳統文化浸潤的村莊裡，尊老愛幼，夫妻和睦，子教女順，氣氛祥和。住在村裡的鄉親大多數都是邱姓本家，鄰裡之間常來常往，不亦樂乎。惟賢的父親邱炳貴，是一個老實巴交的農民，從沒有非份之想，只知道依靠自己的勞動來養活全家，生兒育女，接續香火。為了生活，他從早到晚在地裡辛勤勞作，像一只蜜蜂，不知疲倦地工作。妻子賢慧，不僅要在家裡帶幾個未成年的孩子，而且也要和丈夫一起在地裡操勞，然而就是這樣拼死拼活的干，還是不能解決溫飽，全家一直處在艱難困苦的生活之中。 　　中國農民，一直奉守“多子多福”的傳統理念，既然使生活質量不高，也要生下不少的孩子，結果多子並沒有帶來多福，只能給已入不敷出的困難重重生活，又一次雪上加霜，始終處於惡性循環之中。惟賢的父母已經有了好幾個孩子了，這次母親又生下了男孩，有子必有福，作父親的自然非常高興，給他取名“兆紅”，“兆”是吉兆，“紅”是吉祥，父親寄希望於這個兒子能夠不再像他們一樣，終日在地裡忙活，讓他另一個好的出路。沉重的勞作和生活的壓力，使惟賢的母親未老先衰，得了重病，惟賢2歲時母親就去世了。母親是帶著對孩子的深深眷念，滿懷著對全家的歉意，對丈夫的擔心，對自己的遺憾而離開人間。妻子的去世，給父親是一個巨大的打擊。當年結婚時夫妻二人就發誓要白頭到老，共享子孫滿堂，過天倫之樂。如今妻子卻先離去。中年的父親肩上的擔子更重了，面對一大群要吃飯的孩子，面對一個沒有妻子，缺少母愛的家庭，做父親的心如刀絞，他白天要忙家裡家外，晚上獨自守著空床思念亡妻，他不得不將深深的痛苦埋藏在心裡，在孩子面前盡量不要露出過多的悲傷情緒，但是畢竟生活壓力太大，父親只手難以撐持，在妻子離開他後的不久，追隨母親而去，撒手人寰。父母雙雙逝世，少年時惟賢過早地嘗到了人間的苦辛。 　　長兄為父，長姊為母親，失去雙親的惟賢就是在哥哥姐姐的呵護下成長起來的，其中四姐邱兆蓮擔負了撫養他的主要責任。姐姐是一個非常明理的女人，她知道在農村沒有文化是沒有出路的，家裡哪怕再窮，也要供弟弟去念書。惟賢他七歲時開始讀私塾，他十分珍惜這個來之不易的讀書機會，認真學習，三年時間，便讀熟了《四書》、《五經》。但是家裡的經濟條件還是有限的，三年書讀下來，再也沒有能力供他繼續念書了，為了能吃飯和繼續念書，1931年惟賢在10歲時與哥哥一起到蓬溪縣白塔寺出家，拜定光法師為師。惟賢聰明，有禮貌，定光法師慈悲和祥，具有慧眼，看出他是可以堪為法器的人，對他深為愛護，既使他出家住在廟裡，支持他繼續背著書包念書。白塔寺不大，但是十分幽靜，沒有任何干擾，惟賢可以專心學習，喜歡看自己要看的書。惟賢沒有辜負定光法師的希望，他曾經寫了《小沙彌的新年》一文，介紹了自己在寺廟生活，載於當時的蓬溪縣報上，反響很好。 　　1933年，惟賢小學畢業，他還想繼續升學，但是寺廟並不富裕，讀書要一大筆錢，寺裡拿不出錢。這時王恩洋先生在南充集鳳辦了一所龜山書院的私塾，招收經濟困難的學生，給予補貼。惟賢向師父提出到龜山書院學習，師父同意了。龜山書院有初中高三個不同的班次，惟賢進入小學班就讀。 　　龜山書院的創辦人王恩洋(1897-1964)，字化中，四川南充人。東漢安漢侯王平的後人，世以耕讀為業。父親王思敏曾讀過私塾3年，除務農之外，還兼營一些貿易，直道守信，人共敬服。母親張氏，性情和順，知書達禮。王恩洋7歲進私塾念書，10歲入國民學校，後入南充縣立高小，“好聞英雄事跡，頻引以自勵，謂天下事不難為。” [2]15歲時父母為他操辦了婚事，同時進入南充中學，作文大有進步，下筆千言不起稿，議論不與人同。20歲時開始辦私塾教友人和親戚的子弟。1919年受到友人和老師秦樹風先生的鼓動，萌發出四川到北京求學的願望，先到重慶，再坐船順長江而下，繼北上入北京大學哲學系旁聽，並從梁漱溟先生研習印度哲學和佛學，課余讀《成唯識論》，泛覽有關瑜伽法相的著述。期間曾參加了“五四”反對北洋軍閥政府的斗爭，進監獄百余日，出獄後心灰意懶。上學期間組織工讀互助，經商失敗，血本無歸。1922年隨歐陽竟無學習佛教。1925年，擔任支那內學院法相大學預科主任兼教授。1927年因病返回四川南充，在貧病交困中，通讀《瑜伽師地論》全部。1929年在南充創設龜山書房，聚眾講學，提倡儒學與佛學並重。1930年應成都佛學社邀請，講《瑜伽真實品》、《廣四緣論》、《八識規矩頌》等。此後教學和著述並重，先後撰作《攝大乘論疏》、《二十唯識論疏》、《佛說無垢稱經釋》、《雜集論疏》、《人生學》等。1942年，赴內江舉辦東方佛教院，同年9月改名東方文教研究院，招收學員，講授儒學和佛學。1943年，被推為支那內學院理事。同年，到武漢大學講授《佛學概論》等。1944年起，先後到成都、重慶、自流井、泸州等地講學和寫作，主要側重於儒學的研究，佛學的重要著述有：《心經通釋》、《清福和尚傳》、《人生哲學與佛學》、《金剛經釋論》、《因明入正理論釋》等。1952年9月，任四川省政協委員、參事室參事和文史館館員。1957年被聘為中國佛學院教授，在北京講授“佛學概論”、“瑜伽宗概論”等。1961年因病返成都，仍任省參事室參事。1964年2月病逝。一生著述等身，計有文章140余篇，著述60余本，總字數400余萬遺世。[3] 　　龜山書院離惟賢出家的白塔寺有幾十裡路。雖然書院不收學費，但伙食要自己負擔。為了讀書，惟賢每個月都要背米到書院。那時生活水平很低，遠不可能和現在相比。惟賢除了能吃上飯，菜是很簡單的，主要是牛皮菜和鹹菜。就是像王恩洋先生這樣有名望的人，也經常和他一起吃飯，而且從不抱怨伙食的好壞。有一段時間，寺產被地方政府侵占，惟賢連吃的米都背不了，王先生愛才惜才，為了支持他學習，用自己的積蓄供惟賢繼續讀書。“悟吾之教，儒佛是宗。佛以明萬法之實相，儒以立人道之大經”，這是龜山書房的辦學宗旨和學生的座右銘。每個學生都要背誦這段話。[4]王恩洋先生教學生讀書寫作，講授中國傳統文化知識，講授儒學，講授佛學。王恩洋先生的佛學特長是唯識學，所以惟賢一生之所以在唯識學方面有很大的收獲，就是得益於王先生的教育。惟賢在龜山書院學習3年，打下了一定的文化基礎，1936年他聽說重慶漢藏教理院招生，於是離開龜山，到了重慶。 　　龜山書院是惟賢一生中最長知識時期，永遠值得回憶。晚年時他曾說到，在龜山書院“王先生甘於吃苦，生活淡泊，愛惜人才的品格，是我們作後輩的楷模，他不僅教給我知識，而且還教我怎樣做一個正直的人。”[5] 　　三、矢志向佛 　　1936年惟賢考入漢藏教理院，成為當時教理院裡最年青的一名學生。漢藏教理院是當代著名佛教領袖太虛大師創辦的一所旨在溝通漢地佛教和藏傳佛教兩派的一所佛學院，屬於太虛大師提出的世界佛學苑之一院，全名為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該院地點設在重慶北碚缙雲山，得到了四川軍閥劉文輝、劉湘等人的支持。1932年8月20日正式開學。太虛大師主持開學典禮。教理院設有普通級四年制，高等級三年制，每年招收正學眾(出家人)40名，附學眾(出家人或在家人)20名，“正學眾學費全免，並每年遞加每月有由一元至四元之津貼，附學眾須酌繳膳宿費及書籍費，但違章被革及中途辍學均須由保證人負賠償責任。”後來增改為學生分預班、正班、專修班三種。專修班課程有藏文入中論、楞伽經、西藏文化史、國文、作文、體育、中國文化史、黨義、菩提道次第。正班課程為黨義、醫學、農業、國文、國文文法、菩提道次第、音樂、算術、中國文化史、辯中邊論、楞伽經、體育、作文、藏文。另預班課程則是印度哲學史、文法、心地觀經、國文、黨義、體育、作文、藏文。1934年秋，法尊法師奉太虛命“從速入川”到重慶漢藏教理院，擔任教學工作兼管理院務。抗日戰爭期間，國民黨政府以重慶為陪都，太虛大師常年住在重慶，教理院成為中國佛教的一個中心，集中了全國各地的優秀老師，例如法尊法師、法舫法師、印順法師、雪松法師以及黃忏華、陳健民、潘懷素等居士，一些社會名流，如郭沫若、老捨、田漢、梁漱溟、馬寅初等人也來院內發表演講，極一時之盛。1950年春，人民政府建立，漢藏教理院結束。[6] 　　惟賢在漢藏教理院，先讀普通班再進至專修班畢業。在這個良好的環境裡，他受到了系統地佛學教育，更重要的是學到了怎樣做人的道理。太虛大師終年穿灰布僧衣，蔬菜稀粥為食，諄諄教導學僧要“無私、戒懶，為公服務”，完善人生，完善人格，同體大悲，精進菩薩大行。佛教徒講“八正道”，講“正信”，就是說要堅持正確地信仰，以履行正道。惟賢在教理院裡的學習，更加堅定了佛教的信仰，認識到佛教之所以能夠在二千年裡不斷流傳下來，就是因為有一批信仰佛教的正信者，他們維護佛教的利益，建立佛教的權威，帶領著廣大信眾從事佛教的偉大事業。太虛大師就是這方面的楷模。太虛非常關心現實社會中的佛教，關注未來佛教的發展，在教理院裡講述《真現實論》，宣傳“人生佛教”的思想，教導學僧要以入世的態度積極關心未來的佛教事業，成就菩薩行的偉大使命。太虛大師給學生規定的院訓是“淡寧明敏”四個字，淡是淡泊於物質，不起貪欲，才能持戒；寧是寧靜，即保持禅定功夫，不起妄念；明是能明因識果，分別善惡是非，不迷於主觀客觀，即是智慧；敏是行動靈敏通達，能審時度勢，如理行事。這四個字一直影響了惟賢的一生，以致於在他最困難的時候也沒有放棄過。太虛大師對惟賢耳提命面，給予了他極大的教益，使他迅速成長，學識精深，才華橫溢，詩文並茂，同時還在《海潮音》、《佛化》周刊上發表唯識、因明諸多論文。 　　1938年，法尊法師為惟賢授沙彌戒。1941年惟賢在四川開縣大覺寺依止雪松法師授具足戒。雪松曾是鎮江超岸寺的住持，他的師父是蕙庭老和尚，蕙庭是守培法師的法子。雪松特別重視唯識，與王恩洋先生熟識，[7]惟賢因此在唯識學上師承了兩個大家。1942年，惟賢隨雪松法師在開縣創辦大覺佛學院，先後任教授、教務主任、副院長等職。同時創辦並主編《大雄》月刊，這時也是他出其不意成果的時代，曾先後著有《心經講錄》、《唯識綱要》、，《因明綱要》、《淡泊詩集》、《大覺詩稿》、《中國佛教青年之前途》等著作，刊於全國佛教報刊雜志上的若干佛教學術論文。 　　經過數年的學習和磨練，惟賢成熟了，挑起了弘揚佛法的重擔。他的佛學研究成果碩豐，在川渝佛教界有了一定的影響，受到了僧俗兩界的尊重。1948年重慶羅漢寺邀請他到教理講學班任教，同時還聘任他為重慶能仁寺佛化學校教導主任。惟賢有了更大的活動天地，成為佛教界新一代崛起的耀眼新星。 　　1949年11月27日，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重慶，山城重慶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佛教界在新政府的領導下，宣傳新政府的政策，為穩定社會安撫人心做出了積極的貢獻。全國佛教界意氣風發，倡議成立全國性的佛教組織--中國佛教協會。重慶市的佛教徒也在籌劃成立自己的佛教組織--重慶佛教協會，於1951年推任惟賢來具體主持這項工作，任命他為佛教協會籌備組秘書。 　　然而，正當惟賢受眾人之托努力工作的時候，卻受到了來自不同方面的壓力。有人看到惟賢工作能力非常強，要他脫下僧裝到機關去，惟賢堅持不同意，因為他從小就受到的是佛教的恩惠，是佛教給了他學習的機會，是佛教讓他成長起來，他已經與佛教融為一體，立志將自己的生命交給了佛陀，畢生從事弘法利生的偉業。1954年惟賢蒙冤入獄，先後在重慶、泸州、南溪等監獄，度過了近27年的漫長歲月。在獄中他在勞動之余，抽出時間不懈地系統學習了中外哲學、醫學、歷史學等書籍，牢記太虛大師對漢藏教理院學生的“淡寧明敏”四字院訓，堅持默誦《大悲咒》、《心經》等佛經，以定力和信仰度過難關。有一次監獄舉辦學習活動，惟賢法師作了一天的報告，談學習毛澤東著作的體會，監獄長感到非常驚奇，佩服他讀了不少書。雖然監獄裡面不能公開表示信仰佛教，但是法師內心的信仰仍然不變，以豁達的心態來對待人生。有一次法師發燒到40度，醫生都說不行了，要准備後事。法師心裡默誦《大悲咒》，幾天後熱度全退下去，眾人都為他的病突然好了覺得不可思議。 　　1980年，惟賢平反出獄，當時有人勸他就在當地就業，渡過晚年。但是他覺得自己已經虛渡很多時間，現在要加倍工作，去補回那些丟失的時間，把佛教的事業重新光大。他回到重慶，在市政府支持下，全身心地投入修復寺廟和落實宗教政策的活動中。1981年惟賢在重慶慈雲寺主持宗教活動。慈雲寺曾是著名寺院，但當時已經成為工廠的庫房，文物丟失，佛像破壞。經過他多年的努力，慈雲寺重新恢復，道場清淨，佛像莊嚴，香煙缭繞，僧尼安居，成為重慶市佛教活動的中心之一。1983年被國務院批准為全國142所重點開放寺廟之一。1984年榮升慈雲寺方丈。 　　1987年惟賢被推任四川省重慶市佛教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中國佛教協會常務理事。1990年任重慶佛學院院長。1993年任重慶直轄市佛教協會第一屆會長。1993年率先在全國創立佛教界“希望工程”，累計捐款200多萬元，救助失學兒童2萬多人。1998年又成立了“佛教慈善功德會”，創辦救助“母親工程”，關愛下崗職工，充分體現佛教慈悲濟世的菩薩精神。其中可祥法師曾捐助20萬元，在開縣修建了兩所小學，深得重慶佛教界和教育界人士的贊揚。2002年繼任重慶市佛教協會第二屆會長。2003年任中國佛教協會咨議委員會副主席。 　　四、與可祥法師的忘年交 　　惟賢法師晚年在依法有序管理寺院的同時，特別注意積極培養和選拔培養青年僧尼，佛教的慧命能不能傳下去，人才是最重要的。他要求弟子學習時事政治、佛學基礎知識、課誦唱念等，循循善誘，耐心教育，培養了一批僧才，並選送了幾批到中國佛學院、棲霞山分院、四川尼眾佛學院、普陀山佛學院等佛教院校學習深造，畢業後都成為佛教事業的有用人才。他的弟子正剛法師畢業於中國佛學院，一直在佛教教育崗位上工作，甘於清貧，長期在中國佛學院裡教書育人，為佛教界培養了不少有用的人才。正剛法師是我國佛教界裡的新秀，繼承了乃師的衣缽，是當前我國僧人唯識學研究的佼佼者。現任中國佛教協會學術研究會委員、重慶佛教協會副會長，北碚溫泉寺住持，目前正在致力於漢藏教理院的恢復工作。 　　惟賢與寧波七塔寺是在改革開放以後結的緣。時間雖然不長，只有數十年，但是七塔寺給他的印象卻非常深刻，促成他與七塔寺分不開的佛緣，以及與七塔寺年青方丈可祥法師之間的一段令人贊歎的忘年交！ 　　1998年7月，惟賢法師隨中國佛協代表團乘輪船考察三峽寺廟遷移情況，在船上初次認識了七塔寺的可祥法師。舉止安祥，態度端莊，言談彬彬有禮的年青可祥法師與惟賢交談，語言不俗，很有思想，給惟賢留下了很好的印象。2000年冬，七塔寺舉行開放20周年紀念法會，可祥法師邀請惟賢參加，但惟因病未能去成，只寫了一首《七塔禅寺開放二十周年志慶》詩祝賀。詩曰： 　　古剎重興二十年，殿堂屹立像莊嚴； 　　園林建設增幽美，喜有高僧繼古賢。 　　這是指經過改革開放二十年來，七塔寺已經充分享受到黨的政策和政府保護宗教信仰自由所帶來的實惠，整個寺院得到了全面的整修，煥然一新。惟賢曾在《寧波七塔寺的新氣象》一文中盛贊：“現在的七塔寺，寺院殿堂，結構典雅，規模宏大，從前門進入，呈現於眼簾的，有七石塔、山門、照壁、天王殿、鐘樓、圓通寶殿、三聖殿、方丈殿、藏經樓等，井然有序，古色古香，翹角飛檐，氣勢雄偉，與四周街道的現代化高樓相襯，實為鬧市中的清淨蘭若，獨具特色。在這裡，使游覽者眼目一新，心靈得到陶冶，滌除了胸中的塵垢。”“經過近十年的努力，七塔寺的殿堂房屋園林的拓展，更加金碧輝煌，閃閃發光；園林花紅草綠，青翠可愛，耀人眼目。……此外，還有新建的講經堂、會議室、佛教文物室、客房、廚房：特別是電視監控系統控制室，有電腦設備，於古典建築群中，顯露出新鮮的現代化的色彩，體現了七塔寺能契時契機的順應時代的精神。”而所有這一切，“歸功於歷代的祖師，特別要指出的，除唐代的開山祖師心鏡禅師外，更有清代的慈運長老，於洪楊兵燹後，經廿余年的努力，恢復了七塔寺的原貌，使慧炬重明，法幢高懸，成為中興之祖。還有解放後的月西長老，於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全寺遭到破壞後，於艱難困苦中出任住持，堅定宏願，不辭勞瘁，逐步在瓦礫荊棘，斷壁殘垣中，重建殿堂，比原來更增宏偉，受到僧俗的崇敬。”“喜有高僧繼古賢”道出了老一輩法師的心願。 　　2001年八月，惟賢赴普陀山參加中國佛協主辦的《佛教與環保》講演會，去來經過寧波，住宿七塔寺裡，因可祥法師陪客外出，沒有見面，由定昌法師盛情接待。2002年4月，惟賢應可祥法師之約，去七塔寺講經，他對七塔寺的情況和寺內的年青法師們有了更深的認識。他特別注意到，在講堂講經時，聽眾濟濟一堂，整齊雅靜，中青年居士很多；在僧眾中，也基本全是中青年，其中如定昌、演成、界義、傳道、隆聲等法師，都是中青年裡傑出者，他們在七塔寺擔任各項工作，成為可祥法師的有力助手。他很高興，有了這批可靠的接班人，七塔寺將會有一個美好的款來，因此他對佛教的未來更加充滿信心。七塔寺講經結束，惟賢感慨頻起，再次賦詩《感三訪寧波七塔禅寺書》，抒發情感曰： 　　甬都三度禮觀音，補陀巍巍氣象新； 　　歷劫滄桑出龍象，缤紛花雨滿門庭。 　　傳宗喜有青年僧，不負祖師培育恩； 　　法幢高懸新世紀，人間佛教耀明燈。 　　惟賢法師自注：“明代洪武年間，因普陀山普濟寺觀音聖像移來建園通寶殿供養，洪武帝曾頒诏賜名補陀寺，為觀音道場。” 　　這時惟賢才重與他見面，朝夕相處，對他更有深刻的認識。惟賢說：“我曾三次到寧波，發現在市區的佛教道場七塔寺，逐年有很大的變化，呈現出一派嶄新的氣象，在繁華的城市中，保持了清淨莊嚴，別有天地。”在詩裡他尤其對青年僧人們表現了特別的呵護，指出“可祥法師在七塔寺的建樹很大”，“自一九九三年初春月西長老園寂後，繼承其遺志，負責修復和管理七塔寺全面工作的，就是月西長老的高徒可祥法師。法師系風華正茂的青年，充滿智慧而端莊，英俊有為。”可祥法師向惟賢法師介紹了七塔寺未來的長遠規劃，例如“計劃征購二十畝土地，修建圖書館、文物展覽室、閱經室、僧伽培訓所等，以突出宣揚佛教文化，加強僧伽教育。”並向惟賢表示“我要繼承佛教的優良傳統，把七塔寺繼續建好；同時要繼承太虛大師的人生佛教，使佛教適應現代，為國家人民作出貢獻，使慧燈長明，正法久住。”惟賢聽了很高興，表示贊佩和支持，祝願可祥這一铿锵有力的誓言盡可能早日實現。 　　2003年3月下旬，惟賢不顧旅途勞頓的辛苦，在峨眉山講完經後，隨即風塵僕僕地趕往寧波，參加可祥法師的升座典禮。在前來參加祝賀的全國各地法師中，惟賢法師無疑是德高望重，最年長的一位了，表達了他對新一代佛子的關懷，對佛教的後來者充滿了“老婆心切”的心情。這次他特地為可祥法師撰寫了一幅對聯： 　　現英年身而說法寶座升登救苦救難 　　發菩提心以悟道蓮台演教覺世覺人 　　英年作為，寶座說法，不忘世上苦人多；以悟道為菩提，登蓮台施教，救世度人為根本目的。在這幅對聯裡，惟賢法師既對年青有為的可祥法師給予了贊歎，又對可祥法師提出了殷切的希望和勉勵，長者的呵護與愛心令在場的人感動難忘！ 　　五、結 語 　　惟賢的一生，命運多舜，磨難多折，但是到了晚年，他的生活充實，心情舒暢，畢生從事弘法利生的偉業已經在他的手中展現了美好的前景。多年來惟賢協助黨和政府全面貫徹落實宗教信仰政策，繼承和發揚佛教優良傳統，努力踐行太虛大師提倡的人間佛教思想，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多次參加國內外佛學學術交流，與海內外佛教界朋友有著廣泛的友好交往，頻頻出現在佛壇和一些社會活動中，四處傳戒、講學、弘法、參訪，走西北、下江南、登天台、上廬山，還訪問了日本、泰國、新加坡、韓國和美國等國。 　　惟賢晚年取得了不少的成績，但是他在曾經培養他的眾多的老師中，對王恩洋先生和太虛大師他是一直都懷有特殊的感情，不能忘懷。王恩洋先生是他的知識啟蒙老師和佛學的教育者，太虛大師是他的佛教信仰和實踐的指導者。他自述： 　　王恩洋先生和太虛大師都是我人生道路和學佛生涯的領路人和親教師，他們有共同的特點，例如他們二人對佛教的情懷，關心佛教的事業，在佛學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績，這是有目共睹的。他們的不同之處是兩人的學問重心和對佛教關心明顯不同，例如王恩洋先生是學者型人物，專精唯識法相，他的學問和對佛教事業的關心，更多的是表現在學術的層面，如他對《大乘起信論》料簡，批評那些持“大乘非佛說”的觀點。這些言論和學術觀點，不僅在當時產生了很大的反響，引起人們的激烈論戰，而且到現在還在廣泛地影響著學術界。太虛是法門龍象，他不僅精於學問，而且因為自身處在僧伽內部，對佛教自身的發展有著更多的關注，所以他提倡對佛教進行改革，主張“三大革命”，宣傳“人生佛教”的思想，這些不管是在過去還是現在，一直影響了佛教界，而這些又是王恩洋先生所不能做到的。這就是我們在經過幾十年後對他們的學問和人格作的一個簡單的比較或總結吧。[8] 　　注釋： 　　[1]參見林建曾、王路平、王海濤、納光舜主編《世界三大佛教在雲貴川地區傳播史》第184頁，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年11月版。 　　[2]王恩洋《五十自述》第二頁，1946年東方文教研究院出版。 　　[3]黃夏年《王恩洋先生著作目錄》，載《世界宗教研究》1998年第三期。 　　[4]參見釋惟賢法師《深切懷念恩師王恩洋先生》，《佛教研究》1998年刊第73頁，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1998年出版。 　　[5]《釋惟賢法師訪談錄》，《佛教文化》1998年第5期。 　　[6]羅同兵《漢藏教理院史略》《法音》2001年第4期。 　　[7]《華語香雲》(六)354頁 　　[8]《釋惟賢法師訪談錄》，《佛教文化》199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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