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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夫教授:從《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探討印老的思想與行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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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探討印老的思想與行誼

李志夫

中華佛學研究所所長

提要

本文是根據印順老法師《說一切有部論書與論師之研究》之“序”中說:“25年前的舊件(《印度之佛教》),當然是不滿意的;然而一些根本信念與看法,到現在還沒有什麼改變…對我的作品,應該是最重要的”。

並將其列為八點的根本信念與看法,來檢驗印老有關著作與其行誼之一致性。即可證明印老之八點信念與看法,就是其基本佛教思想了。

若歸納言之:“以不可變之佛教特色,以順應事間之流變,即是佛法,即是佛在人間”。可見印老之基本思想、行誼均在實踐此一理念。

關鍵詞:印順;佛在人間;佛法前言

一、前言

民國54年印順長老受聘在“中國文化大學”的前身,“中國文化學院”哲學系教授“佛學概論”及“般若學” 。我當時忝為受業之一。民國57年暑假,我去印度留學前,約了幾位同學去士林外雙溪“報恩小築”看望印老。其中有現任華梵大學教務長兼哲學系主任的許國宏教授。因為那時我已接觸佛學,受過皈依就自動權充老人課堂的侍者。所以印老對我稍有記憶。待辭去時,印老主動簽了名,賜給我剛出版的《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國宏兄眼尖嘴快,也向老人要了一部。

這本書是我在印度研究佛學時,最重要的資糧。我也曾將印老在這本書的若干論點介紹給我的印度佛學老師密希拉(K.N.Mishina),他也感到十分受用。因此,印老這本書對我來說,是充滿了感情與感懷的。

以後又涉閱到印老其他著作,我更以為:這部書對印老本人來說,也特別具有意義,它對印老思想之形成與其學術研究形式之現代化都具有承先、啟後之功。換句話說:從本書可以追溯印老之前期學術成就;也可由本書展望到印老此書以後的學術發展。因之,以本書為樞紐,即可管窺到印老的整個思想與行誼是一體不二的。

二、本書是印老著述之樞紐

印老在本書的“序”中說:“民國31年,我在戰亂聲中,寫了一部《印度之佛教》。那時,我住在深山古寺--四川合江縣之法王寺,僅憑寺裡一部龍藏…寫出了這一部使人歡喜、使人苦惱之書。現在回憶起來,真有說不出的慚愧,說不盡的安慰”。又說:“25年前的舊作,當然是不會滿意的,然而一些根本的信念與看法,到現在沒有什麼改變。這些根本的信心與看法,對我的作品,應該是重要的”。

印老所指之“苦惱”、“慚愧”,應是參考書不足;注釋不多,沒有現代的學術規范。“歡喜”與“安慰”應是指“根本的信念與看法未變”。

在抗日時期,人無分男、女、老、幼;地不分東、西、南、北,人力、物力全部投入“抗戰建國”的大時代裡,在大後方的深山古寺還能辦佛學院,還有一部龍藏,實在不容易;印老在如此艱困的環境中,能寫出至今仍具有權威性的《印度之佛教》,確實足以歡喜、安慰了;在那個時代的學術規范大致就是那個樣,實在也沒有慚愧、苦惱的必要。

印老總結他在《印度之佛教》的“根本信念與看法”在民國57年寫本書時都沒有什麼改變,計有八點。如果我們根據印老這八點,來引證其前後不同著作,即可明白這八點是可貫通印老的整個佛教思想的;而且,會落實到他一生的行誼上。他的“行誼”與“思想”是一體、一致的。

I、“佛法是不共神教的宗教,如作一般文化,或一般神教去研究,是不會正確理解的;俗化與神化,是不會導致佛法昌明”:

印老在《我的宗教觀》第五頁說:“依佛法說,宗教的本質,宗教的真實內容,並不是神與人的關系;宗教是人類自己,是人類在環境中,表現自己之意欲”。在同書第九頁舉例說:日本人造佛像,每有日本式髭須;緬甸的佛像,人中短,活像緬甸人”。同書第八頁說:“因此,不是神造人,而是人類自己照著自己的樣子理想化、完善化而想像完成”。

同書25頁說:“道教說長生;耶教說永生;而佛教說無生”。繼28頁說:“…永生或變質為庸俗的功利主義的天國享樂者;說無生,又被誤解為毀棄人生”。最後印老結語說:“自力宗教…雖有以為獲得他力加被、拯救,而實為自救,唯有自己才能救自己”。

印老也強調,如從文化立場也不能理解佛法,在同書25頁指出:“有些人想以哲學、美術來代替宗教,宗教不是暫時忘我,或自我陶醉,這些那能代替得了!”

印老在本書“序”中指出:“中國佛教一般專為死與鬼。太虛大師特提示‘人生佛教’以為對治。然佛教以人為本,也不應天化、神化。不是鬼教,不神教…才能闡明佛法的真義”。

印老在其《人間佛教》第22頁說:“真正的佛教是人間的,唯有人間的佛教,才能表現出佛法的真義”。又在同書第22至23頁中說:“不但中國流於死鬼的偏向,印度後期的佛教也流於天神的混濫”。“佛法即是佛在人間的教化…我們是人,需要人間佛教,才能使佛教重新獲得生機”。

II、“佛法源於佛陀的正覺,佛應機說法,隨宜之制,並不等於佛的正覺,但適人類的所知、所能,能依此而導入於正覺”。分析言之:佛為應眾生之機,所立的佛教制度與戒律,並不等於是佛的正知、正覺;但隨應眾之機所說之法、所立之戒律、制度是可以方便所有人能知、能行,使其進入佛的正知、正覺。

印老在其《佛在人間》一書中指出:人類的根本特色;佛教的基本教育是戒、定、慧三學;一般的世俗教育,仍在“五明”。

1.印老認為人的特色有三。在同書88至96頁說:

(1)    憶念勝:是指人能思惟分別一切法:憶念過去,預期未來…確是勝於一切動物及天神。

(2)    梵行勝:舉《阿含經》說:“以世間有此慚愧二法與六畜不共。”“德行即梵行,是清淨行為”。

(3)    勇猛勝:“從心的想望、引發實踐的毅力。”“人類特性中,可以引發而向佛的可能性,說人有佛性,如說木有火性一樣…人性當然不是佛性;不過,可以發展佛的佛德而已。”

2. 佛教的教育:在同書第322頁說:“佛教是宗教、佛教是一種教育,佛教所教的…最重要的是戒、定、慧三學。”

3. 佛教教育以實踐為本:繼329頁中說:“佛的教育以實踐為本,彌勒菩薩說:‘菩薩求法應於五明處求’。”所謂五明,即同書第330頁所說:

(1) 聲明:是語言文字學……文法、音韻。

(2) 因明:在語言方面為辯論術;在思想方法上為理則學。

(3) 醫方明:這是醫、藥、生理、優生等學問。

(4)工巧明:這是基於數學、所有物理科學以及實用的工作技巧。

(5)內明:是進修不共的佛學,所以叫內明。

根據以上所列,佛陀的教法雖有次第,應機不同,仍不等於佛陀的正知、正覺;但由之可以使人能知,能行導入佛的正知、正覺。

III、“佛陀的說法立制……有因時、因地、因人的適應性……自有向於隨順、趨入正覺的可能性……如以為‘地無分中、外;時無古、今而可行,那是拘泥锢蔽;如不顧一切師心不師古,以為能通佛的正覺,那是漂流於教外的。不及與太過………甚至違反佛法。’”

印老所謂“不及”即是指派性太強,只以一派之祖為師;而佛教離了佛法的特質,即“師心不師古”。所謂“太過”,即是指以為佛法特質就足以代表佛法之全部;而不尊重佛法流變之事實,即“拘泥锢蔽”不能通達佛法。

1.不及與師心不師古:師心,即指狹窄的宗派思想;不師古,即指不太忠於原始佛陀的本懷。印老在《華雨香雲》第151 —152頁提到:“八世紀,婆羅門教興起,而佛教內以唯心、真常、圓融、他力、神秘、欲樂、頓證思想的泛濫日與梵神同化…佛教已奄奄一息。”

又說:“以中國佛教論,除天台、淨土、律宗系由華人所弘布完成之宗教外,其他如三論宗為高麗人僧朗所倡,大成於安息華化之吉藏;唯識宗傳玄奘法者、為出身於於阗尉遲敬德之子窺基;華嚴宗賢首法藏系出康居;禅宗大興於嶺南猺雜之地;密宗三大士並由外來”。

又“中國四大名山:普陀山興於日本之慧锷;九華山興於新羅之地藏;五台山地接北胡;峨嵋山則處西南夷,歷為蒙、藏信仰中心”。這些都是印老所指之“師心不師古”。

2.太過,拘泥锢蔽:與上相反,在這裡,僅以小乘批評“大乘非佛說”為例。

(1)佛法並不等於佛說:“印老在《以佛法研究佛法》一書第155—156頁中說:“我們這個世間的佛法,無疑是由釋迦牟尼而來,釋尊有他自覺的聖境,吐露在語言中,表現在行動中。這意境、言說、身行三大業用,出現在世人的認識中,是這個世間佛法的根源。”如果一定要以佛親口所說才算佛法的話,佛滅近五百後才有文字,則佛法之真實性可能根本不能成立。

(2)評“大乘非佛說”:在同書第165—166頁說:“若說大乘為外道,恐外道不單是大乘吧!”“原始的上座佛教,不也充滿了外道的氣味嗎?尼犍子外道,以草木為有生命的,釋尊因此不許壞生:印度人以樹木為鬼神的村落,因此,佛制不得自行砍伐:當時外道出家托缽乞食為生,所以佛也用這種出家為生活方式。”

“從義理說:生死輪回,業力都不是奧義書外道以來的外道常說的嗎?從修行的方便說:不淨觀、數息觀、四禅、八定…當時外道不都有大同小異的行持嗎?”

同書第166—167頁質疑小乘學者說:“即使南傳上座佛教的錫蘭小乘學者,不太了解自已是傾向大乘的一流,流入島國而轉化為狹隘的保守的佛教”。

印老在他《初期大乘之起源與開展》一書第一章“序”說就提到“大乘非佛說論”之形成;在最後一章,最後一節便肯定“大乘是佛說”。其1324頁引“赤銅鍱部及法藏部”所說:“依經、依律、依法”…“不違法相,即是佛說”。這部書以疑議“大乘非佛說”為始;從原始聖典之結集到大乘佛法之展開,終則肯定“大乘是佛說。所以可以說,本書就是在於說明“大乘佛教是佛說”與“大乘佛教非佛說”作了一整體的文獻介定。

(3)佛法之真谛:印老在《以佛法研究佛法》第166頁說:“正覺本懷的宗趣中,攝取了適應樂行婆羅門為主的方便;從本生而來的大乘,是更正確更深刻的開顯了佛法”。同書第163頁指出:“其實,佛法的表現…還有音樂、圖畫…雕刻無不有意、無意表現佛法,影響佛弟子的思想,如不從表現佛法的種種方式,種種關系中去把握佛法而想專門在(佛)說與不說上去衡量佛法,這真是佛法的不幸。”

Ⅳ、“盡管‘法界常住’,而人間的佛教—思想、制度、風尚都在息息流變的過程中。佛陀應機說法、立制,就是緣起的世俗流布,不能不因時、因地而有所演變、發展。(但)佛法有所以為佛法之特質,怎麼變也不能忽視佛法的特質。重要的、部份的過分發達,偏激起來會破壞佛法的完整性,損壞佛法的特質。”

印老所指之“部分過分發展、偏激”,即是在同一文中所說:“專重修證、理論;專重高深、通俗;專重信仰、制度…”。

印老認為,對於外學的適應、融攝自然是演變;但應重視佛法的特質。太專、自然是發展;亦應重視佛法的特質。否則,演變、發展則並不等於進化、正確。再分述如後:

1.印老對於中國之各宗“各有所專”,是采取批判的立場;尤其對真常、密教兩系更是如此,前已論列,茲不重述。

2.如來藏佛性之說,在其《印度之佛教》第272頁指出:“性空大乘經所不明,不特《楞伽經》晚出;即(使《般若經》等混入之‘藏心’,亦屬後起”。

3.印老《以佛法研究佛法》第131頁:“密教原源於吠陀咒術,信咒術有神秘能力。”繼132頁:“大乘佛法興起則確予秘密思想以活躍之機”,《般若》、《華嚴》之宗門陀羅尼亦予秘密法以有力之根據。第151頁,更舉例說:“龍樹引偈:‘…如是四種諸天等,各各手執諸兵仗,若力不如畏於他,若心不善恐怖他…’,密教者,以學出龍樹自居”。

在同書第148頁指出密教之所以正視欲樂:“欲界欲樂中,YIN樂最重”,是以“先以欲牽,後令入佛智。”因而形成“無上瑜伽”,其第149頁:“無上瑜伽者,以欲樂為妙道,既以金剛蓮花美生殖器,又以明妃,女陰為婆伽曼陀羅,以性交為入定,以男精、女血為二菩提心…如有學密者必先經灌頂。其中有“密灌頂”、“慧灌頂”即授此法也”。

之所以有此密法,印老在第150頁的設想是:“佛教有於此,欲用以攝外道也。色厲內荏之忿怒,應折服者折伏之,菩薩之行也。”印老在同書第151頁評道:以欲樂為攝引,以猙獰為折伏…而世人有信之者,則以艱奧之理論為其代辯,以師承之熱信而麻醉之…察其思想之由來,動機之所出,價值之所在,锢疾其愚乎!”

Ⅴ、“印度佛教之興起、發展、又衰弱,正如人的一生:自童貞、少壯而衰老。”

印老以類比的方式,指出各年令均有其人生歷程之價值;佛教之發展各時期亦各有其價值。如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各大乘,正如印老在各專著所說。只要能把握住佛法之特質均是佛法。佛法不必是佛所親自一一口說。本文不再征引印老余文。

Ⅵ、“佛法不只是‘理論’,也不只是‘修證’就好了。理論與修證理應是以實際事、行(對人、對事)的表現來衡量。‘說大乘教,修小乘行’;‘素隱行怪’、正表示了理論與修證上的偏差。”

印老這一段可分析地了解:一為理論與修證不能偏廢;二為佛教不能流於素隱行怪。

1.整體來說,無論是印度或中國的佛教學派,都不是絕對主理論,主修行的,而只是有所偏重而已。例如印度之密教與中觀瑜伽唯識相比,密教是偏重行的;中國之禅、淨、律則也是偏重行的。茲不多引述。

2.印老之《印度之佛教》第145—146頁:“釋尊正覺緣起之寂滅法,即人身佛,智極悲深,固有異於聲聞弟子,而況凡夫…佛在人間而猶是人也。《本生談》等經百年來之傳說,或渲染失實,然其緣自佛說,則諸宗共信。”“《本生談》之說,應追溯大眾部之‘佛陀觀’:佛陀實為常在、遍在、全知、全能之永存。此則上座系學者所不敢苟同也。”印老《佛在人間》第22頁:“不但中國(佛教)流於死鬼的偏向;印度後期佛教也流於天神的混濫。”

Ⅶ、“我是中國佛教徒,中國佛法源於印度,適應中國文化而成體系。佛法應求佛法的真實,以為遵循。所以尊重中國佛教;更重於印度佛教。我屬於宗派徒裔,也不為民族感情所拘蔽。”

這些可在印老的著述中看出,除《中國禅宗史》外,其他均屬印度佛學之專著。就所說印度佛教專著者,莫不以闡述“佛法”為依歸;佛法是有所變易的,但佛法特質是不能變的;否則,就不是佛教了。

印老尊重佛法在世俗中之流變,所以他尊重各部派包括中國各宗派之佛教;他重視佛法之特質,所以他不屬任何宗派之徒裔,也不為民族感情拘蔽。印老所有的著述都可為此一事實作注腳。

Ⅷ、佛教史應理解過去的真實情況,記取過的興衰教訓。佛法的信仰者,不應(只)珍惜過去的光榮;而對導致衰落的內在因素不懲前毖後嗎?焉能作為無關於自己的研究,而徒供庋藏參考呢?”

印老這一段可以分析地說:

1.所謂理解過去的真實情況,又可歸納地分為兩點:一為佛法之特質;二為佛法之流變。縱觀前面所述即了然於胸。

2.雖應珍惜佛教與過去佛教之光榮;尤應懲前毖後佛教在中印之衰弱,以策勵將來。所謂“懲前”即是指印度佛教之神化、天化使佛在印度衰敗;中國佛教論為鬼化為死人之佛教。當然,也有中印佛教共同之缺失:諸如偏理論,偏修持;太過、不及…等在前面已有論及,茲不再贅。

4.至於“焉能作為無關於自己的研究”這正是印老的使命感,他的著述也正是為佛教之毖後”提出警策、樹立指標。

三、印老的著述與行誼

1.印老之著述:

(1)    其《印度之佛教》一書,可說是他整個佛學思想之架構與大綱。以後出版之《印度佛教思想史》只是充實了若干內容,補充了若干資料,完備現代學術著作之要件而已。甚至他以後之講記、演講、專文、專書有關於佛教者,大多是沿以上八點原則延伸而來的。

除了上述兩書是按“史”的次第成書外;其他專著雖不是按史的觀點依次寫出,如果我們依思想的次序將之排列,未嘗不可成為印老“佛教思想史全集”。

?印度之佛教。

?印度佛教思想史。

?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

?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

…中觀今論,空之研究、性空學探討等。

?如來藏研究。

?唯識學探源。

雖然,印老自己宣稱,他“不屬宗派徒裔”,由其專著中,中觀專書即已有三種,所以往往教內學者,認定他為中觀派。個人以為,印老既倡佛教之真實性,自然是重視佛教“因緣法”之本懷;而龍樹是繼承重因緣法,而偏於空性而發微的,毋寧說,印老是同情根本佛教而論性空學的。

印老對於後期密教唯獨沒有專書研究;僅在《印度之佛教》一書中第17章,也附在《以佛法研究佛法》一書中提及。並在《印度佛教思想史》最後一章有所補述。從本章中可以了解印老對後期佛教是沒有多大正面評價。所以也不是他研究興趣的所在。

這一段主在從印老印度佛教思想史之觀點,來鉤勒其“佛法概念”。至於老人其他之論述故略而不贅。

2.印老之行誼性向:

我們現在從印老之自傳《平凡的一生》已編入《華雨香雲》一書來略述與其著述有關之生平行誼:

(1) 7歲離開母親,11歲寄宿學校,不能照顧自己,體格差,衣服、文具不及同學,產生了自卑感。連向人說話都怯生生的。(144頁)

(2) 我與藝術是沒有緣的,所以平均分數總分不過60分。我的作文善於仿古,又長於議論,一篇“說虎”曾得到50分滿分又加2分。

(3) 我從小有一特質,大抵理性的不容易忘記,純記憶的實在記不得。(145頁)不認識路、不認識人決定了我不會交際、生性內向,自卑又自尊的我,以後當然要變化因緣新局而發展了。(146頁)

(4) 大概地說:身力弱,心力強;感性弱,而智力強;記性弱,而悟性強;執行力弱,而理解力強。(149頁)

(5) 起初,將心安放在書本上;出家後將心安放在三寶中。不覺得有什麼感情需要安放。與道友、信徒見了就聚;去了就離散。與我較關系的學友,從來無事不通信,離了就忘了,所記得的只是當下。我缺乏對人的熱情;但也不會冷酷、刻薄。(148頁)

3.印老之治學生平:

(1) 民國前6年出生。

(2) 民國4年(10歲)小學畢業,13歲高小畢業,學醫至16歲。 其間無興趣學醫,喜讀神仙怪異讀物。經父親察知,轉教小學。

(3) 民國10至19年(16至25歲)教小學,獵讀老莊、新、舊約及佛教經論。

(4) 民國14年(20歲)讀《莊子》馮夢祺〈序文〉:“然則莊郭注,其佛法之先驅耶!而引起探索佛法之興趣。對於佛法,我沒有師友的引導,只是自己在暗中探索。”(3頁)

(5)  民國19年(25歲)出家,在南海福泉庵隨清念上人落發。

(6)  民國20年(26歲)到南普陀求學,次年即授課。夏返普陀山佛頂山慧濟寺閱藏樓看藏經。

(7)  民國23年(29歲)正月去武昌佛學院,半年讀完三論宗章疏。

(8)  民國24年至25年(30至31歲)再到佛頂山閱藏經。自民國26年到是年秋,完成全藏閱讀,心情十分輕松。

(9)  民國26年(32歲)在武漢佛學院。

(10)民國28至35年(34至41歲)到重慶漢藏教理學院,民國30至35年在內江法王佛學院四年,完成《印度之佛教史》。(14頁)

以上已概括了印老在“佛學上之自我啟蒙與思想構成”之重要歷程。

四、結語

印老在他《華雨香雲》一書第2至3頁寫道:

人生,只是因緣—前後延續,自、他關涉中的個性生活的表現,因緣決定了一切。因緣有被動性;有主動性。

在對人、對事的關系中,我是順(應)因緣的,等因緣來湊泊,順(應)因緣而流變…在我一生中,似乎主動想作這,想作那,是沒有一樣成功的。

對於佛法的真義來說,我不是順應的,是自發的去尋求,來了解,去發現,去貫通,化為自己不可分的一部分…但我這裡,沒有權力的爭奪,沒有貪染,也沒有嗔恨;而有的只是喜樂無量。

由於印老個性內向,健康不佳,又淡泊名利,自然不能培養關涉人、事之長才;可是富於理性、長於思辨,優游三藏,涵養性海卒成一代大師,亦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而有過之。我們為印老慶;亦為我們擁有這位“導師”而慶。

正因為以理性的、智慧的佛教史觀,來理清真正的佛法;排斥了流向神道、天道及鬼道的佛教。印老也以此一觀點闡述“聖典之集成”。

民國70年,當印老的巨著《初期大乘之起源與開展》出版以後,有一位教界長老向我抱怨說:“大家都知道《華嚴經》是佛初轉*輪所說,印順法師卻說是先後結集所成,搞垮了佛教,對他有什麼好處!”這正是印老不屬宗派徒裔,“不受民族感情所拘蔽”的實例。可是卻為傳統的長老所誤解。

印老在少年時代,即以特有的理性與悟性能自學深入三藏;三十而立了然教史,初建宏規;雖在抗日、大陸沉淪的離亂中仍著述不辍;加之享有高壽都是他成為一代大師之大事因緣。

無論其著述、講記、演講、宏法莫不在強調:“佛法隨時代有所變革;但不能離開佛教的特質”。這就是他所說“人間佛教”。基於此,可見印老的佛學思想與其行誼是一體的,是與他“不可分的部份”。

民國63年5月26日佛誕日,印老有“虔誠忏願,捨諸緣務,掩室專修”,“以告海內外缁素同道”說:

離塵三五載,來台滿一紀,風雨怅淒其,歲月驚消逝。時雖恆親依(指真谛)拆翮歎羅什,古今事本同,安用心於悒!

願此危脆身,仰憑三寶力,教證得增上,自他鹹喜悅,不計年復年,且度日復日。聖道耀東南,靜對萬籁寂。

本偈原載於《華雨香雲》最後一頁,復刊於《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中之“序”裡。由此可知面對佛法的衰蔽,緬懷真谛羅什諸大師,印老之著述與行誼之初心、用心、決心、悲心為佛法之使命感之偉大了。因此,我們僅用此偈,作為本文之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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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上報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願見聞者,悉發菩提心。在世富貴全,往生極樂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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