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變遷與都市佛教的前景——以上海佛教為例
(提交首屆中華佛教宗風論壇演講提要,2010.9.10)
王雷泉
(復旦大學宗教學系主任)
“都市佛教”古已有之,釋迦牟尼成道在山林,弘化在城鎮。在政教關系和諧的年代,山林佛教與都市佛教形成良性對流,典型如佛陀時代的靈鹫山與王捨城、中國盛唐時代的終南山與長安。禅宗走入山林,是應對統治者滅佛的自我保存舉措,並非佛教發展通例。可見,佛陀把佛教托付給國王大臣和長者居士,具有深刻的歷史智慧。政商這兩股力量運用得好,是佛教發展的強有力助緣,否則只是加速佛教的腐敗和衰落而已。
中國真正意義上的“都市佛教”,興起於辛亥革命之後的現代化進程。城市化打破了古代宗法性村社自治的社會結構,培育起現代市民社會結構。強勢的西方文化介入,使佛教面對基督教、馬克思主義、民主政治和現代科學,在思想、組織和活動方式等方面產生變革。百年來,上海是“都市佛教”發展的一個縮影:中華佛教總會、世界居士林、上海佛學書局、佛學電台、上海佛教青年會乃至“佛化婚禮”等傳播方式。上海的地理位置,交集著印度、中國、日本、歐美四波佛學。
宗教必須建立在社會之中,而破碎的社會有賴健康的宗教加以整合。僧侶與鄉紳集團作為價值規范和民眾教化的主導力量,維系著傳統社會的穩定發展。當今“都市佛教”的發展,如何在宗教、學術與政治的三極關系中,真正成為社會的良心系統。關鍵是如何在神聖化與世俗化之間取得平衡。“都市佛教”要有神聖的山林氣,而不要有庸俗的市井氣。需要的是中道智慧,轉世俗而不被世俗所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