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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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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文章
王雷泉教授：湧泉猶注，寔賴伊人：道安之“動”與慧遠之“靜”
湧泉猶注，寔賴伊人：道安之“動”與慧遠之“靜” ——一個佛學研究者的手記(3) 王雷泉 上個世紀80年代始，中國佛教在一片廢墟中艱難地走上復興之路。在佛教的主體性和宗教品格尚未確立之際，佛教或借助氣功和人體特異功能，或依傍政治威權，以打開自己的生存和發展空間。這一狀況，與佛教最初傳入中國的漢末魏晉時代非常相似。《高僧傳》的十科組織，繼譯經、義解之後，神異排列第三；而以儒家為本位的正史，為僧人入傳的選拔標准，也主要視其與政治的關系及神通而定。故在80年代佛教內外的報刊文章裡，經常宣揚道安法師的一句名言：“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但令人深思的事實卻是：道安最得意的弟子慧遠，卻隱居廬山30年不出山，他也有句名言：“沙門不敬王者。” 太虛大師在《中國佛學》中，指出道安-慧遠一系，乃為中國佛教的主動流。佛教傳入中國數百年後，也只有到了道安的師父佛圖澄時，政府才正式允許漢人出家。可以說，中國佛教的主流思想和組織建制，是循著佛圖澄、道安、慧遠師徒的事業而發展光大的。對此，慧皎在《高僧傳·義解篇論》給予高度評價：“中有釋道安者，資學於聖師竺佛圖澄。安又授業於弟子慧遠。惟此三葉，世不乏賢。並戒節嚴明，智寶炳盛。使夫慧日余晖重光千載之下，香土遺芬再馥閻浮之地。”佛圖澄藉助神通攝服殘暴的統治者，為中國佛教教團取得了政治合法性基礎；道安在戰亂中，周旋於護持佛法的國主間，創制了僧尼規范，並推薦鸠摩羅什來中土譯經；慧遠身處佛法精神衰替的南方，以“影不出山，跡不入俗”的高行，維護了佛教的神聖精神。 繼早期譯經、求法、義解高僧，如朱士行、竺潛、支遁、於法開等的努力，到東晉道安、慧遠時代，涓涓細流終於積蓄了奔騰下山的勢能，要在人間掀起波瀾。《高僧傳·義解篇論》對安、遠二公的行事風格有如此論述：“湧泉猶注，寔賴伊人。遠公既限以虎溪，安師乃更同辇輿，夫高尚之道如有惑焉！然而語默動靜，所適唯時。四翁赴漢，用之則行也；三闾辭楚，捨之則藏也。經雲：‘若欲建立正法，則聽親近國王，及持仗者。’安雖一時同辇，乃為百姓致谏，故能終感應真，開雲顯報。” 道安因北方戰亂，率400余僧徒南下襄陽。《高僧傳·道安傳》記載道安在南逃襄陽，行至新野時對徒眾的一番話語：“今遭凶年，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又教化之體，宜令廣布。”道安這番話，說明“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是佛教處於動蕩時期的生存策略；而依國主的目的，則是借助國王大臣的政治力量作為佛法弘傳的外緣，“教化之體，宜令廣布”。因此，在動亂的局面中，道安以自己的道德學問得到南北統治者的尊敬。道安曾得晉孝武帝下诏褒揚，“俸給一同王公”。當378年，前秦皇帝苻堅以十萬之師攻取襄陽，亦稱最大的戰利品是獲得一個半人才。一人者，彌天釋道安；半人者，四海習鑿齒，因腿有殘疾，苻堅戲稱為半人。苻堅請道安在長安主持譯場，出外游覽，則與道安同車出巡。 “語默動靜，所適唯時。”佛家講時節因緣，儒家也稱孔子為聖之時者。如《周易·彖傳》所說：“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慧皎以四翁赴漢的典故，解釋道安“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的主張，關鍵在於“用之則行”，即看是否有助於佛教的弘傳、人民的安樂。四翁，即漢初隱士東園公唐秉、甪裡先生周術、绮裡季吳實和夏黃公崔廣。他們長期隱居在商山，出山時都八十有余，眉皓發白，故被稱為“商山四皓”。他們應劉邦之邀，輔佐太子劉盈，即後來的漢惠帝。待天下安定後，又再回商山隱居。 慧皎以“三闾辭楚”的典故，論證慧遠“不敬王者”的價值。三闾大夫，是一種掌管三大姓(昭、屈、景)的宗族事務之官，屈原貶後任此職。“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屈原，既然不見容於執政者，無法挽狂瀾之既倒，則選擇以生命來殉自己的理想。“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楚辭·漁父》)以慧遠為首的廬山蓮社，都是“謹律息心之士，絕塵清信之賓”，稱得上是一個隱士俱樂部，成員多達一百二十三人。 隱士，僅僅只是與仕途脫離，而不是與塵世隔離。蓋“語默動靜，所適唯時。” 強調入世，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孔子，也有“道不行，乘桴浮於海”(《論語·公治長》)的想法。子曰：“笃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現，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論語·微子篇》) 佛圖澄之“神”，道安之“動”，慧遠之“靜”，表面看來相差極大，但精神實質則一，都是以真俗不二的智慧，為了佛教在中國的傳播而采取的契時應機之舉。慧皎論曰：“乘蹄以得兔，藉指以知月。知月則廢指，得兔則忘蹄。經雲：依義莫依語。此之謂也！而滯教者，謂至道極於篇章；存形者，謂法身定於丈六。故須窮達幽旨，妙得言外。四辯莊嚴，為人廣說。示教利喜，其在法師乎！” 佛教說，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真正的弘道者，絕非那種拘限於篇章和形相的“滯教”“存形”者，而是像道安、慧遠那樣審時度勢而又忍辱負重者。面臨戰亂，道安在襄陽分張徒眾，自己則毅然留在危險的北方。當慧遠離師南行，請師父臨別贈言時，道安曰：“如公者，豈復相憂！”(《高僧傳·慧遠傳》)師徒間有如此相知相惜者，千秋之後，讀之仍使人回腸蕩氣。恰如南北朝後期慧思對智顗所言：“昔日靈山同聽法華，因緣所追，今復來矣！” “湧泉猶注，寔賴伊人。”我們完全可以設想：以道安、慧遠的中道智慧與高僧風范，假如道安到了南方，也會有“影不出山，跡不入俗”之靜；而慧遠留在北方，照樣會像乃師那樣有“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之動。竹密不妨流水過，山高豈礙白雲飛？道安-慧遠一系，當湧泉猶注，沖決關山阻礙之後，畢竟東流入海，開演出中國佛教的主動流。 (撰於2010年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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