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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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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文章
王雷泉教授：神聖化與世俗化(王雷泉)
神聖化與世俗化 王雷泉教授 昨天普茶時，我對十年的生活禅夏令營可以說是非常的感慨，有很多話要說，但為了把寶貴的時間讓給淨慧大和尚及法師、義工們，我只說了一句話。今天給我的時間較寬裕，在正式報告之前，我想先補充講一下舉辦生活禅夏令營的現實意義。 我認為夏令營是中國佛教發展的一個創舉，是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探索佛教將如何發展的一個了不起的形式，它不是唯一的，但卻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存在方式。我記得在第一屆夏令營上，我作為學者代表講話曾提到，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經常出現的一個詞匯叫宗教問題。宗教本來不是問題，它是解決我們人生終極問題的一種最終極的方法。當宗教成了問題的時候，就意味著我們的社會、人生發生了問題，出了問題我們不能怨天尤人、消極等待，只能自己想辦法。夏令營為我們解決這個問題提供了一種非常好的方法。在那次開營會上，淨慧大和尚就講："路漫漫而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我們不僅要上下求索，而且還要八面來風。 我們都知道宗教對我們這個社會、國家與人類具有無可替代的作用，它有利於我們社會穩定、國家統一、世界和平及人類的進步。可惜很多人看不清楚，經常明裡暗裡去打壓、限制、擠兌它，這就造成了社會的動蕩不安，各個地方發生了很多的問題與麻煩。我曾經用一個蘋果的理論來說明宗教與社會、文化的關系，即宗教由三個圈層構成，最核心的是信仰圈層。基督教、伊斯蘭教是以外在的力量上帝及真主作為信仰的權威和合法性的基礎。佛教的權威和合法性的基礎來自於證悟的世界，來自於修禅實踐以及修禅中所發生的智慧，這是佛教信仰的內核所在，離開了這個核層就沒有佛教。光有核心圈層，佛教也是不能傳向社會的，佛陀在菩提樹下悟道以後，一度沉浸於極大的禅喜愉悅之中，但為了救度眾生，為了把他的悟境傳遞給世人，他就開始初轉*輪，從此佛教走向了社會，走向了世界。昨天大和尚還提到人間佛教的理論基礎是："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這就是說佛教產生在世間，而又超越於世間，是提升我們世人的一種宗教，它必須存在於社會，與社會上各階層人士發生關系。佛教還必須與每一個時代的社會相適應，佛教當初要適應於婆羅門社會，進入中國後要適應於帝制的封建社會，當然也要適應於我們社會主義社會，還必將與將來的社會相適應。這是佛教的第二圈層，即社會圈層。第三個圈層是文化圈層，就是要以文學、音樂、建築、雕塑等各種各樣的文化外型、外延來表達佛教的內在思想，以聲音、形相做佛事。這三個圈層最核心層的是信仰圈層，如果沒有這一層，佛教就徒有其表，就不成為宗教。以什麼樣的形式，使外在的社會、文化圈層與內在的信仰核心之間，發生互動的效果？一方面使內在的信仰圈層走向社會文化，去弘法利生；另一方面由外向內，要形成從社會、文化走向佛門，走進佛教。可以說生活禅夏令營就是這樣的一種形式，它既把佛法戒、定、慧的精神由寺院、佛教界向社會外界擴展、推廣，又將天南海北的營員引進到柏林禅寺這個正法的道場，這就形成了內外互動、上下交接的良性關系，這是一種非常了不起的形式，是一個具有高度的政治智慧與宗教智慧的一種形式。可以說我們完全認同這個事業，也完全參與這個事業，通過這一形式，我們不僅在繼承歷史，也在創造歷史。 舉辦夏令營的意義還在於，當時中國佛教的發展處在一個關鍵點上，處在一個進退維谷的時期。一方面我們的宗教只能在宗教場所內活動，我們不能走出廟門；另一方面有大量的其他宗教以及准宗教、類宗教、偽宗教等大踏步地在社會上傳播。所以佛教處在一個被捆住雙手和人家競賽的尴尬境地。因此，夏令營的形式確實很了不起。我本人除參加了四次，還寫了兩篇文章，在復旦大學建立了有關夏令營的數據庫，收集了大量的問卷調查等資料。我有一位學生在法國攻讀佛學博士，就是以生活禅夏令營作為他博士論文的主要資料來源。 我今天報告的題目也是來自於柏林寺，在普光明殿後面有塊大石碑叫《大金沃州柏林禅院三千邑眾碑》，當時我看了這塊碑文是贊歎不已。明海法師在1996年很慷慨地送了我一套復印資料，資料輸進電腦後，通過排比做了些分析，在1997年完成了初稿。在此，我就中國佛教發展的出路先談談寫這篇文章的一些動機。在當時的情況下，一方面有咄咄逼人的基督教，另一方面有借著佛教被捆住雙手雙腳的機會，打著科學主義旗號的准宗教及像*輪功之類附法外道，佛教該怎麼辦？我們分析佛教與其他宗教相比可以得出三個結論，第一在信仰素質方面，佛教無疑有待提高，因為中國佛教發展到後來，受三教合流的影響，我們的信仰素質並不是很純。第二在組織規模方面，佛教絕對是個弱項、軟檔。第三在文化品位方面，佛教肯定是最高的。所以，當務之急是在組織規模、組織制度上面找出一種新的形式，否則我們很難抵御會道門及基督教的沖擊。一位地方宗教局長曾對我講，基督教要在九華山傳教，這成何體統？我們中國佛教是以寺院為單位，在兩千年封建社會裡寺院之間沒有橫向聯系。現在的寺廟大多分布在各大中城市及旅游點上，而中國廣闊的信仰天地卻充斥著各種會道門和其他宗教。所以我們只有走出圍城，走向廣大的農村，我們的佛教才能有出路。 歷史上我們佛教有沒有這樣的組織形式？在中國佛教歷史上曾經有過這樣的嘗試。南方以"法社"為主，北方以"邑"為組織。所以當時我看到在柏林寺有這麽塊三千邑眾的碑文，真是欣喜若狂！因為至今為止，以我的水平和眼界還沒有看到比三千人數更多的碑文。一般北方的邑眾只有幾十到百來十人，最多也就1000來人，柏林寺號稱三千邑眾，實際是2048人。這麼一個大規模的佛教群眾組織及其形式，很值得我們研究和引起我們的深思，這便是我寫這篇文章的動機。這篇文章初稿匆匆忙忙寫完後，我就拿去參加在無錫召開的佛教文化藝術研討會。會後有幾家雜志想要稿子，我都沒給，因為碑文由於年久的剝蝕有很多缺字，我很想補全它，但一直沒有干完，也就不好意思拿出來發表。這次經不住《中國禅學》吳大主編的多次催促，勉勉強強拿了出來。下面我就順著文章的次序談些個人的感想，同時再次感謝淨慧法師和明海法師，沒有1996年給我的復印件，也就沒有條件來寫這篇文章。 二、社會大眾：佛法的化導對象與存在基礎 在大學裡講佛教史時經常會發生一種數典忘祖、忘恩負義的作法，光講高僧傳、精英佛教，而忘了佛教存在的基礎是廣大的人民群眾構成的，廣大人民群眾為基礎的佛教才真正是中國佛教的主體。我們以往的佛教史僅注意精英佛教、高僧傳，而沒有注意人民大眾。因此我們指出中國佛教一開始就向兩個方向發展，而且建立了相應的組織形式，南方和北方的組織形式是不一樣的。我曾在上世紀80年代請教淨慧法師，在我們的刊物、文章裡，經常宣揚道安法師的一句名言："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我很奇怪道安法師最得意的弟子慧遠法師住在廬山卻30年不出山，他也有句名言是："沙門不近王者"，當時我便提了出來，大和尚當時是含笑不語。我覺得昨天普茶時，大和尚的講話回答了我十幾年前的那段困惑，就是我們要好好學習黨的政策，要把黨的政策學好、學活，用活、用足，這也就是道安法師的那句名言。其實這兩位高僧一個是代表北方，當時北方國土分裂、戰亂不止，人民流離失所，而統治者大部分是北方的少數民族，文化水平較低，但很容易受到佛教的感化。當時很多高僧大德們，如道安法師的老師佛圖澄，感化了當時的暴君，允許漢人出家當和尚。當時南方的文化程度較高，但佛教的精神在衰退，世俗化泛濫，必須要以身試法，樹立高僧形象，就有了慧遠法師在南方廬山30年不出山一步。因此，我們不能拘泥，有所偏廢，強調精英佛教而廢棄、鄙視人民大眾的民眾佛教，實際上中國2000年佛教史的主體，正是大量目不識丁的佛教徒支撐著我們整個的佛教事業。 南北方的組織不同，南方是以慧遠大師結社的廬山蓮社為特點，使南方的士大夫、知識分子團結在當時的高僧大德周圍，把佛教事業推向前進的一個典型。我曾寫過一篇文章叫"慧遠建設廬山僧團的理論與實踐"，應該說我是下了很大苦心的，雖然正文只有四、五千字，但寄托了我們對中國佛教發展的一點思考，特別是在世俗化、庸俗化泛濫的今天，特別應該高揚廬山蓮社的風范。北方是大量以"邑"為代表的組織形式。我們經常在佛教史上看到的是"社"、"邑"或是"義邑"。在宗教學上這三個詞匯所代表的意義不同，"社"是從土地神祭壇召開的村社會議而來的，圍繞祭土地神、谷物神，寄托著對五谷豐登地期盼。每年逢到重大的宗教節日時，當地的村民聚在一起，獻上最好的供品，期望著社神帶來豐收與幸福的生活，社慶節日是當地村社重大的社會活動。"邑"更向平面發展，代表居住的區域，後來的佛教組織就以社、邑代表著具有相同宗教信仰的人組成的暫時或長久的一種組織方式，"邑"更呈有較大的包容性。"義"就好象義父、義子，超越了一般的血緣關系和地域關系，帶有更高的聯系，即宗教關系，特別是世界宗教，它超越了狹隘的血緣、種族、民族等關系。世界上不同種族、不同膚色、不同語言的人群可以在共同信仰的旗幟下，走到一起。"義邑"超越了中國古代原始的宗教方式，也超越了一家一系為特點的宗教形式，超越了一村、一鄉、一地區，在一個更廣闊的范圍內為了一個共同的信仰、共同的事業，走到一起的宗教形式。從南北朝開始，義邑的組織形式就存在於中國南北方廣大地區，一直延續到金、元時期，後來由於其他原因消失了，但至少在中國存在了一千多年。如果中國組織形式走得好的話，佛教完全可以建立類似基督教那樣的教會組織，但這樣的組織後來夭折了，這是另外的話題。至少在中國佛教的發展史上有著一種以僧人為精神導師、以地方的土紳豪富作為主要的經濟支柱，團結廣大的信教群眾的這樣組織形式，遍布中國的南北。所以我們找到這塊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有著極高的史料價值，至今仍具有現實意義和前瞻意義，何況是還沒有找到比三千邑眾更大規模的組織，這個組織形式恰恰在柏林寺發現。所以當時我見到該碑文是非常興奮的，可惜我的文章沒有做好。 具體有關碑文的緣起在文章裡已寫了，經過數據統計至少得出了剛才的結論。法國學者謝和耐重點談到了以血緣和古代宗教的崇拜方式所凝結聚集起的"社"和"邑"。在寫這篇文章之前，我也收到了台灣佛教學報有篇文章叫"北朝佛教社區共同體的法華邑組織與活動"，也是在河北發現的碑文，裡面義邑的人數是一百多人，是以姓李的村莊為主體組織起來的邑社，這個碑文雖然很有意義，但柏林寺的碑文所顯示的群眾基礎遠遠高於謝和耐和法華義邑碑。柏林寺碑2048人廣泛分布沃州等數百裡的區域，其中女性至少為649 人，副功德主三人都不代表當地的大姓，可見"三千邑眾"不是以地區、社區為主體的共同體組織，也不是以宗社為單位紐帶的組織。"三千邑眾"是以塑佛像活動為首要任務，為募集資金而聚集起來的一個比較松散性的跨州縣組織。在中國歷史上，佛教要在國家體制之外建立一個跨州縣的組織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這也是義邑沒有可能延續下來的一個主要因素。 三、維系佛教經濟的理論基礎 在這裡面我引用了贊寧在《大宗僧史略》中的史料，指出社邑對於維系佛教經濟起到了"眾輕成一重"的意義。每個人所作的任何一點貢獻，無論是出錢還是出力，都是很輕微的，但千千萬萬的眾輕構成了一重。所以佛教的經濟不是一家一人所能完成的，而是要大眾來參與，大眾的每一分子都是一輕，由眾輕才構成了我們輝宏的事業。 我對慧遠法師是情有獨鐘的，他確實了不起，他當時在廬山與長安遙遙相對成為兩大佛學重鎮。北方重鎮的領袖人物是鸠摩羅什，鸠摩羅什是道安勸皇帝從新疆請來的大法師。而道安法師是北方皇帝符堅發四十萬大軍攻下襄陽給搶到長安的，當時北方統治者本身文化程度不高，但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只要是人才就要去搶。慧遠知道鸠摩羅什到了長安以後，就通過軍隊傳信與他討論佛學。盡管在中觀方面慧遠不及鸠摩羅什的水平，但鸠摩羅什非常信服地給慧遠寫信說自己在道德、學問、辯才、福報等各個方面不如慧遠法師。所以慧遠法師當之無愧地成為當時南北公認的佛教領袖。道安和慧遠的修學道路構成了中國佛學的主流，就是重視經典、重視修行的這樣一個傳統。盡管我們非常推崇道安和慧遠，但在整個佛教史上他們畢竟是極少數，以至於我們現在還很難看到這些法社的資料，只能從一些片段裡看到這些資料。現在我們能接觸、認識到的佛教組織其實都是大量的下裡巴人，廣大人民大眾在這些碑文裡比比皆是。所以從南北朝以來，在廣闊的農村和市鎮當中，活動著大量的社和邑這些佛教組織，通過講經說法、寫經頌經、供養僧眾、雕築佛像、建立佛塔等等活動，把佛教推廣為整個的社會群眾運動。 廬山慧遠是精英佛教，還有趙州禅師回答弟子說的我不下地獄，誰去等著救你們，這種為眾生解放而甘下地獄的菩薩精神，恐怕很少有人敢於接受。反過來，我們弘法的方向、舉措，如果離開了下層民眾，恐怕很多方面就是對空說法。因此，我們提出這塊碑文體現了中國佛教發展的中、後期是如何轉向世俗化、民眾化的，玄妙、圓融、形而上的道理必須落實到形而下的普通大眾的生活之中。佛教是非常玄遠高妙的，但佛教傳播的區域、人群卻是我們這些正常的凡人與俗事，如果佛法不能為凡人所接受，佛法不能處理我們身邊的俗事，那麼它的群眾基礎是極其有限的。形而上理論的必須走向形而下的凡人俗事之中，碑文提到"莊嚴門內，萬行無虧；真如海中，一毫不捨。"對廣大民眾要"籍相生善，稱名修因"。記得在1993年我到過東北鞍山，那時天山掉下一塊彌勒大佛，請我去開一個所謂的專家論證會。當時千山旅游局局長和我講，有很多事情沒法理解，天上掉下的彌勒佛僅次於樂山大佛。在開光時，現場成千上萬的群眾看見在佛的雙肩停了一群鴿子紋絲不動，天上飄來兩朵雲彩，一朵是細長的，一朵是圓滾滾的，於是群眾都下跪歡呼。這件事情我沒看見，給我提供看照片的都是當地黨政官員，他們比和尚還積極，他們要我論證。在這之前，當地博物館館長講通過考證，明代就有祭拜石佛的像徽出土，證明明代就有人把它看成是佛；當地氣象局局長講，根據40多年的氣象水文資料，當時晴空萬裡，從濕度、風向、風力、氣溫方面看，是不可能出現雲彩的，對突然飄來的兩朵雲彩科學上是無法解答的。之後他們讓我從佛學上予以解釋。我當時很狡猾，就講了蘇東坡與佛印禅師，一個說對方是牛糞，一個稱對方是佛的那段故事，最後我講由於鞍山人民心中有佛，所以看到雲彩是佛。當時我很得意，覺得是個妙答，既維護了一個學者的尊嚴，又給主人以歡喜。會後那個旅游局局長還找我咨詢，說要好好開發這個道場，問我有什麼好主意，我說關內有金、銀、銅、鐵四大佛教名山，佛法發展到現在也該普照關外老百姓了，所以歷史發展到1993年，天上掉下了一尊彌勒佛，你們就好好建彌勒道場。他又問我該怎麼建，我說就要先投錢，北京有一個慈氏學社很窮，有很多經典要印出來但沒錢，你們可以去扶持一下。但遺憾的是，那些局長們光知道把錢投向官府，而不願意投點有積極意義的小錢，所以過了十年，彌勒道場還是沒有建立起來。經過這十年深深反思，我覺得剛才提到的"籍相生善，稱名修因"，它解決了非常高超的佛學哲學思想，跟廣大民眾之間要通過什麼樣的中介、紐帶把它聯結起來。碑文裡講就是為了塑像臨時組織了三千邑眾，為了使大家參與，必須先取得大家對要做的事情的認同，認同的思想基礎在碑文裡也談到了，談到了信與相、空與有、理與事之間的辨證關系。 通過碑文得出的結論是：佛法的理想是神聖的，但神聖的理想是通過世俗的群眾和世俗的手段實現的。大乘佛教的基本教義是僧俗共同實行普度眾生的原則，社邑這種組織提供了實現這種原則的場所。不論貧富貴賤，俗人通過加入社邑這種媒介，為自己積累獲得解脫的功德。可以說，為自己及家庭的現世和來世而做功德的願望，構成了維持社邑經濟及佛教藝術的基礎。這方面是我過去比較忽略的，包括對千山的做法，反思下來我覺得非常好，以前我是把它作為負面的例子，說都是為了錢，為了旅游去發展。現在通過*輪功事件之後，我們是痛定思痛，覺得這樣大的石頭多掉下來幾塊才好，正如黑格爾所說的："世界主的精神是通過我們俗人惡的欲望所實現的。"要賺錢就讓他們賺，賺到錢才有護法的動力，我想東北沒有那塊大石頭在鎮著的話，還不知道*輪功要猖獗到何時。我覺得這塊大石頭在1993年掉下來很有道理，因為1992年那個吹小號的李大師剛冒出來。如果用我們的佛法，即便是"籍相生善，稱名修因"，也完全可以抑制*輪功的泛濫。 從真、俗二谛的角度，從精英佛教與民眾佛教的關系來談對碑文的理解。我再舉個例子，第二屆夏令營時，我們請來了台灣的惠空法師，這位法師的弘法熱情非常高，稱得上是我們佛教的傳教士。有一年他把我請去台灣開會，然後介紹到幾個研究所講學。有次在嚴光研究所講課，這個研究所建立在一個骨灰堂上，骨灰堂對外收錢，講完課後有位比丘尼問我如何看待利用放骨灰對外收錢的事實？我回答說我們不能數典忘祖，不能得了便宜去賣乖，現在我們能坐在研究所，能坐而論道，這個資金就來自於骨灰堂的收入，來自於那些目不識丁的老公公、老婆婆，他們把自己辛辛苦苦省下來的錢放進功德箱裡，來參加我們各種各樣的法會。"眾輕成一重"，沒有他們的付出與投入，我們憑什麼在上面坐而論道，我們沒有理由去輕視這些活動，我們不能故作清高，沒有這底下俗事的鋪墊，就不可能有我們更高的精神活動。這也是我經過幾年後的思索，不斷的反思所得出的一點心得，後來我對這些方面的事情是比較理解的。但對非佛教人士，打著佛教的旗號去賺佛教錢的那種丑惡行為，我們還是要說的，這幾年我也寫過這方面的文章，對那種打著佛教旗號來掠奪佛教財產的行為發出我們自己正義的聲音。1999年我在《佛教文化》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是"廟產興學百年記"，我認為廟產不僅僅是有形的佛教房地產，更多的是指佛教無形的知識產權。"佛"的一字，價值連城，好多佛外人士就打著佛的招牌，拼命地撈取財錢。面對這種丑惡現象，作為知識分子不能袖手旁觀，要引起佛教徒的警惕，否則會給我們造成非常大的危害。 四、以音聲形相而作佛事 碑文用法、報、化三身說，為三千邑眾闡發了塑造佛像的理論基礎，引用的是永明延壽的論述。永明延壽是北宋初期的一位禅宗大師，他有感於當時的口頭禅、野狐禅、文字禅的泛濫，禅宗的精神日益衰退，特別是有些離開經教，胡棒亂道的那些野狐禅。他提出了禅教一致，禅教一致之後又歸向淨土，它所著的《萬善同歸集》和《宗鏡錄》是中國佛教非常重要的著作。近來禅宗叢林的思想大體上是以華嚴宗和禅宗相結合。 碑文對既不能執理廢事，也不能執事廢理進行了較為詳細的說明。華嚴宗五時判教對空有的樹、遣作了層層交代。被空的思想所否定的具體事，到了圓教階段又統統肯定了下來，如果不這樣理解，那又如何去理解生活禅？我們說佛教苦、集、滅、道這四谛，佛教的出發點、基礎在苦谛，如果我們不知道世間是苦的話，就不可能生起出離心。所謂出離心就是對世俗社會的一種批判、否定與超越，離開苦谛與出離心就不是佛教。僅停留在這個出發點上是遠遠不夠的，當我們用空的思想對世間所有的東西進行批判、否定之後，還必須重新回到世俗，作鏡花水月之佛事。因為佛教是一個覺悟的學問，是一個使人覺悟的宗教。人悟道有先後，有先知先覺，有後知後覺，還有更多的不知不覺。江澤民總書記在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講，全世界人口有60億人，信教的群眾占80%，不信教的只有一小撮。在信教的人群中，33%以上是基督教，人數占20億；信伊斯蘭教的占12億；其次是信印度教的；信佛教的僅占了3.6億，占6%。這是我們要知道的一個前景，我們把這3.6億稱之為廣大的後知後覺者，3.6億之外都是不知不覺者，必須要用他們喜聞樂見、願意接受的語言，所以還得回到世俗社會，用凡人凡事去作佛事。碑文所闡述的是這麼一種關系，所有被小乘教、大乘始教所否定的世間現象，在空有雙遣的基礎上，在圓教階段又重新安立下來。因此，洗缽、喝茶都是禅道，這便是圓教的立場、境界。 五、永恆的張力：神聖化與世俗化 經過上面所談的理與事之關系，通過標點和解釋，大家可以直接去看碑文。宗教是對生命層次的否定與超越，世間法是宗教在社會中發展的條件，沒有世間法，宗教就沒法存在與發展，但光是世間法，則不是宗教。出世法是本，世間法是用；出世法是理，世間法是事。我們既不可以偏事廢理，也不可以偏理廢事，應該是理事交融、空有不二、真俗不二。但有一個主次之分，出世法是本、是體；世間法是末、是用。佛教的內證體驗，超越哲學、佛國理想、修行儀規等信仰內核，要透過世間社會的政治經濟層面，拓展到世俗的文化領域，取得媒體的傳播和表現形式，以此實現改造並提升世俗生活的本懷。世俗化是佛教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世俗化就是被十二時使，我們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碰到了很多大師，經常講政治話，比黨的干部還更像共產黨員，這是由於我們的禅師長期以來被十二時使。"你被十二時使，老僧使得十二時"，"你被江湖所轉，老僧轉得江湖"，你被世俗所困，我們則要超越世俗。我想千言萬語都不要說了，趙州禅師在這一段公案裡都一句道盡了。我們再重復一遍：僧問趙州："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雲："你被十二時使，老僧使得十二時，你問哪個時？"大家去參，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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