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學古文
陳世忠整理
摘自：閩南佛學
復旦大學嚴北溟教授在《青燈有味憶兒時》中說：七年的私塾生涯，我主要依靠的是自學，習讀各種經史詩文，當時熱衷所致力自勺，是貪多務得，二是爛熟於心。所謂貪多務得，便是拿到書就硬著頭皮死啃，從佶屈敖牙的《尚書》、《周易》，到絢麗多彩的唐宋詩詞，無不終日奉讀。……當然貪多務得倘不能熟記於心，還是貪多不得，而爛熟於心往往靠反復背誦。務求其解。今常有人反對私塾式的死記硬背，把它歸之為一種“笨拙的教學方法”。事實上，啟發式固然重要，但死記硬背在童年學習中也不能缺少。通過死記硬背，儲存大腦中的知識信息一時可能無用，但隨著年齡的增長和理解力的加強，便會在各種知識聯系綜合中發揮作用。中國素有“博聞強記”的傳統。而西方也有“你記住多少，就知道多少”諺語；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充分利用少年時代較強的機械記憶力確實很重要。
王煥教授談治學體會：
七、八歲我從外祖父讀《論語》、《孟子》要求背誦，當時我對書中的意義並不理解，但詞句是背熟了的，這是我養成背書習慣的開始，對我後來治學很有影響。
王煥镳教授又諄諄告誡學生說：做學問必須有崇高抱負，並為之孜孜奮斗一生，我們讀書不能漫無目的，或者只是為消遣，為了炫耀，而應該是為了事業，做學問不能急於求成，切忌好名圖利，知識要慢慢地積累。
蔡尚思教授談“我苦學的一些經歷”：八至十五歲入私塾，是死背經書時期……就是死背儒家經書，光背誦不了解其義，到了懂得它的內容之後，覺得背書的好處。
馮友蘭教授談“我的讀書經驗”：時間是最公正的評選家，那些沒有永久價值的書都刷下去了，把那些有永久價值的書流傳下來，現在稱“經典著作”或“古典著作”的書，都是經過時間的考驗流傳下來的，應該精讀。
孔德懋《孔府內宅轶事》：開學那天書房裡書桌上供著孔子牌位，我們先給牌位磕頭，再給教師磕頭，然後開始一年的讀書生活。讀書時，教師極少講解，只是一味要我們背誦，順序背誦還不算，還要倒著一句一句地背，書裡的意思，我們全然不懂的。記得我上學的第一課，教師叫我們背《經詩》，“關關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正著背完又倒著背：“逑好子君，女淑窕窈，洲之河在，鸠睢關關”都背下來，教師微笑著向我點頭，卻一點也不講解，……我們小小年紀，一天到晚死讀書。
缪台铖教授《治學瑣言》雲：熟讀深思是我行之有效的一點經驗，重要的書必須熟讀背誦，司馬光說：“書不可不；成誦，或在馬上，或在中夜不寢時，詠其文，思其義，所得多矣。”朱熹也說：“讀書之：法在循序漸進，熟讀精思，先須熟讀，使其言若皆出於吾之口，繼以深思，使其意若皆出於吾之心。”又說：“讀書先是成誦方精讀。”這些都是古人治學經驗之談。我後來讀高小時，國文教師講授古文，要求每周背誦一篇，若遇重要文章，反復朗如同唱歌，背書不是苦事，而且是一種樂趣，通過背誦，原先不甚理解的也漸能理且更能深入體會作者的用心，得其精意微旨。
清代學者黃侃之父是有名的經學家，(除了教子熟背《四書》《五經》外，)還教《史記》、《漢書》都必須從頭背到尾背誦，黃佩所以學有根基，主要得自早年的庭訓。
按語：以上幾位教授也是研究佛經學者，在大學裡任佛學研究生導師之職，當我們翻開中國佛教史，歷代有文化素養的大德高僧大都是童少年時熟讀經史，嗣後因緣成熟，由儒入佛，無論是台賢性相、淨土諸宗的祖師，大都是博覽經史，學有根基的儒者。據《佛祖統紀》記載，唐中宗景龍初治天下時，欲出家為僧者，必先經考試或背誦諸經或解說諸經，試(四書、五經)取其合格者，然後發給證書，曰度牒。《南洋佛教》194期撰文：一般人心目中認為對小沙彌所施行的教材，大抵不外乎有關佛學文章或淺顯而易解的佛經而已，而夷考其實，古代小沙彌們往往先讀儒書，再讀佛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