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家邏輯通論
鄭偉宏 著
第十二章 對勘研究 別開生面
一、因明研究的指導思想“宜宗論而簡疏”
——呂澂的因明思想
呂澂(生於1896年)，字秋逸(亦作秋一，鹫子)，中國當代著名的佛教學者、因明專家。從1918年起，他協助其師歐陽竟無創建南京支那內學院，為近代中國培養了一大批佛學人才。呂澂先生在佛學和因明學方面成績卓著。他的主要因明著作和編譯有《因明綱要》(1926年9月)、《入論十四因過解》(1928年)、《集量釋略抄注》(1928年譯注)、《因明正理門本證文》(與釋印滄合注)、《因輪決擇論》(1928年譯注)，解放後有《因明入正理論講解》(1983年12月出版)等。
呂澂的因明研究，得力其深厚的佛學功底，並且得力其廣泛占有梵、漢、藏文因明資料，冶梵、漢、藏文於一爐。他的研究成果，開創了自唐以來漢傳因明研究的新局面，在60年間發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當然，呂澂的因明研究也有其不足，這主要表現在忽視了西方邏輯對整理因明學的理論指導作用。
呂澂的因明著譯匯集在支那內學院20年代出版的院刊《內學》上。本文的評介主要針對這些譯著。它們反映了呂澂前期因明思想的全貌，並影響到解放後著作和論文。
一、因明研究的指導思想“宜宗論而簡疏”
呂澂對因明的研究起點很高，他特別重視研讀因明的經典著作。他提出“宗論而簡疏”的指導思想，擺正了研讀論、疏二者之間的主次關系，這就把因明研究的大廈安放在堅實的基礎這上。呂澂的因明研究，既繼承了唐代玄奘師徒的研究成果，又有所開拓，有所前進。
呂澂在《因明綱要·引論》中說：“因明譯藉不過三數，後人著述乃累百家(日僧鳳潭瑞源記末列著述名目一百余種)其間或錄傳聞，或出臆解，禀承莫曉，苦於研尋。將盡信耶，廣解繁詞，疑似無當。將弗信耶，捨此憑籍，怅若失依。吾嘗聞陳那八論，及晚上諸籍(約有二十四家五十五種)蕃藏盡在，法稱、寶稱、無憂、寶作靜、法上各家著書，梵籍猶存。必得其解，以為是非，而後本真，宛然可睹。若言汎學，期於聞持舊文，了然所指，意樂立量，能免過疵，則從審慎，宜宗論而簡疏。”
在這段話中說明了為什麼，“宗論而簡疏”的理由：
第一，“因明譯籍不過三數”。陳那的因明論著共有八論，八論相互發明，法稱諸師亦有詳解。玄奘偏重論證，只選擇了《因明正理門論》和商羯羅主的《因明入正理論》，從漢傳因明的典籍說，雖有代表作，但很不完全。武周時，義淨翻譯了《集量論》，然旋即散失，並未發生作用。
第二，所譯二論拘於格律，文字比較晦澀，在表面上講求，有些地方很難得其確解，如加以揣摩，又易流於穿鑿。玄奘譯經時隨聞筆錄以成注疏的就有神泰、文軌諸家。因明作為一門新鮮學問，各家理解不一，據所聞而加以發揮、更多有異說。得著玄奘薪傳的窺基總結各家異說，著《因明入正理論疏》，成為較為完備的著述。如果與寥若晨星的因明譯籍相比，後人的疏記(包括唐疏和日本僧人的疏記)多達一百多種。疏記雖是入門的向導，但盡信疏則可能導致錯謬與確解兼收並蓄。呂澂認為，“其間或出傳聞，或出臆解、禀承莫曉，苦於研究因明原著，‘必得直取其解，以為是非。'”
第三，如果只求對因明作一般了解，“期於聞持舊文”，那麼讀唐疏是一捷徑，可以說捨此無由。但要超越唐人，發前人所未發，就不能滿足於嚼別人嚼過的馍。
此外，呂澂在其他著作中對奘譯提出了質疑。漢傳因明歷來只依靠奘譯進行傳習，有局限性。奘譯歷來被認為是唯一精確直譯之文，而呂澂的研究表明奘譯是意譯，對梵文原典時有增損，這樣，閱讀原本就很有必要。
呂澂通過對奘譯《觀所緣釋論》的研究，提出了三點結論性意見，“一，奘師譯文與其謂為忠實之直譯，寧謂為忠實之意譯。二、奘師意譯與其謂為信於原本，寧謂為信於所學。三、奘師所宗與其謂為護法之學，寧謂為晚起變本之說。”“恃其天才，縱橫演繹，其短長得失，固有可議”，“奘譯喜以晚說改易舊文，謹嚴實有不足。”從呂澂對《入論》梵藏漢本的比較結果看，以上結論完全適用《入論》之奘譯本。
從以上四條理由來看，呂澂提出“宜宗論而簡疏做了兩方面的工作。
1、翻譯原著
呂澂翻譯的《因輪決擇論》是唯一的漢譯本，而《集量論釋略抄》則是唐以後所見到的第一個漢譯本。
《因輪決擇論》是陳那因明八論之一，又名《九宗*輪》，內客講述九句因。九句因最初見於《門論》。由於文字簡略，不好理解。《因輪決擇論》是通過詳析九句因來建立因三相的專論，不僅用實例詳列因喻相關之九式，而且附有因輪圖，便於傳習。
呂澂在其所著《因輪論圖解》(附有《因輪決擇論》譯文的前言中說明了重翻本頌之目的：“《因0輪論》舊傳為《因門論》。陳那八論之一。梵本久佚，西藏藏經丹珠mdoce帙譯存一卷系沙和羅班的達菩提薩埵及比丘達磨阿輸迦所出。凡十一頌，附圖，共二紙。(奈旦本93頁上下，曲尼本92頁上下)。頌文簡略，頗不易解，費氏印度因明全史(AHistoryofIndianLogic)299頁轉譯其圖，並系分析，以為此論盡列因喻相關之九式，剖解真似，由圖而明雲雲。此於論議猶未罄洽，蓋本論具陳三相，不僅九句之異同。又次第推移，乃見因輪之合喻，爰重翻本頌，增圖附說，以見陳那明因三相之所要據雲爾。”
呂澂認為《印度邏輯史》的說法有片面性。《因輪決擇論》不光講了九句因，不講了因三相。九句因只是因之第二、第三相的根據。
呂澂對原文十一頌依次作了注解。第一頌後二句是“因法三相輪，決擇今當說”。呂澂解釋說：“因三相輪決擇，是論異名。可知論文詳三相也”。他還解釋說，第二頌和第三頌的前半頌“此一頌半是因之初相，是宗*輪”。從第三頌的後半頌到第八頌講述九句因和後二相。九、十兩頌釋九句因以及相應的同、異喻依。對藏譯本，呂澂作了一點刪削和補正。《因輪論圖解》對九句因的組成方式作了詳細說明，作者轉譯其圖，這對漢地學者研習九句因血三相無疑是一大方便。
呂澂的《集量論釋略抄注》是唐以後漢地學者所能見到的第一個漢譯本。這是一個節本。刊登在1928年南京支那內學《內刊》第四輯上。《集量論》梵文亡佚，僅存藏譯。由於《集量論》文詞簡奧，義理艱深，給翻譯帶來極大困難。呂譯文字精當，義理忠實，當然對於初習佛學、因明者來說仍有諸多不便。80年代初，第二個漢譯本《集量論略解》問世，譯者法尊法師本人對譯文也還未盡滿意，可見譯事之艱。但呂譯略抄本的出現，畢竟為現代因明研究填補了空白，擴大了漢地學者的眼界。丘檗利用呂譯來疏解《門論》，編撰《因明正理門論斠疏》，成為《唐疏》之後漢地難得的一本《門論》疏記。丘檗在例言中說：“因明大論，簡奧難知，唐疏散亡，末由稽古。丹陽呂譯集量論釋，大符斯論。屬詞比義，精確無倫。綴輯互觀，尋思易入。”
呂澂在翻譯《集量論》的基礎上，幾十年來，對該論作了深入的研究。經他介紹，國內讀者了解因明學與佛教認識論之關系。
第一，關於《入論十四因過解》中說：“集量開卷雲，成立量故攝集一切自論要義。一切論皆釋量，集義則集量也。於是有量學而稱因明，名乃符實。”本來，喻伽行學派把因明的重點放在論議上，即談因明只是為了立破，陳那打破這一局限，把它貫串到佛學的全體，成功了一種佛家的認識論，即“量論”。陳那關於量的學說，散見於的八部代表作中，而最能表示其體系的是最後一部《集量論》。“集”就是總結、合而為一的意思。此論是陳那關於疾識論即量論集大的代表作。
第二、關於《集量論》的結構
呂澂在《入論十四因過解》中說：“集量譯量六章。智源現識，故現量章第一。因現推度，為自比量第二。比義悟他，為他比量第三。而斟酌喻言，廢立諸量，料簡過類，皆因為他而出，復相次為三章。理無不罄，義無不備。理門者，特其第三四六章節本，偏詳立破，固不足見因明之全也。”《集量論》計250頌，有陳那自己的注以及另一家的注，所以全書結構，在藏譯本中可以具見。論分六品，每品都先明本宗，然後破斥異說。書中破處的分量占的比重很大。明宗部分，大體上是在《門論》的基礎上再作一些補充。各品都有陳那獨創的見解及對於本宗說和他宗異義的批判。
第三，關於陳那量論的要點
(１)陳那將當時印度各派所說的六種量(現、比、聲、喻、義准、隨生)簡別為理、比二量。其余各類，不能獨立，只錄屬於比量，而比量又出於現量。
(２)陳那對現、比量的定義，還有獨到的看法，認為離開概念的為現量，運用概念的為比量。同時，他對概念的構成也有特殊的說法，認為概念都不是從正面表示意義，而是通過承認另一方的方法，所謂“遮诠”構成的。例如，青色的“青”為非“非青”。由否定一方(遮)來表示另一方(诠)。這種遮诠說，也是陳那量論的一個特點。遮诠說的本來意義，涉及概念而不涉及命題的質，遮诠不是否定命題。這一點對於糾正不少因明著作把遮诠當否定命題的錯誤非常重要。把遮诠誤解為否定命題便不可能正確描述三支作法的邏輯結構，因明與邏輯的比較研究也就不准確。
(３)陳那對“過類”作了特別的簡別。以前的正理學派和佛家中的古因明師都曾經講到“過類”(有時所指並非真正的過失)。《集量論》作了簡另，專門列為一品，名《觀類品》。
第四，關於漢傳因明的特點
陳那的門下自在軍、天主等，都在有關論證的一方面特別的發揮，我國玄奘傳譯、弘揚的因明理論，也偏重於此。呂澂認為實在不能算是完整的。今人也有與呂澂不同的看法，認為這正是玄奘慧眼卓識之處，只譯因明代表作而不譯量論。
以上對《集量論》的評介，有助於我們認識因明學是一種與佛家認識論密切聯系的邏輯學說。
2、對勘梵、藏、漢文
對勘梵、藏、漢文是呂澂因明研究的顯著特點，是因明研究方法的革新。這種方法有助於准確理解梵文原著的觀點。對勘研究之法，為黃樹因居士首創於佛學。呂澂深受其影響。
黃樹因是南京支那內學院同人中最先研究梵藏典籍之學者。呂澂在樹因研究成立在會上發表的演說中追述了黃樹的因為其教授梵、藏文及對勘研究的情況。1917年起，黃樹因在山東、北京刻苦學習梵文、藏文，長達七年。“初返，授余梵文，惟舉彌陀金剛諸葛亮經。再返，乃出蕃本掇論，歷歷指示唐譯有待印證番文者，披解豁然，為之稱快。三返，則攜安慧莊嚴經論釋，謂半迻譯以補茲文這殘缺。”呂澂繼承了黃樹因之遺志。在演講中，他還論述了藏漢對勘研究的重要性：“蓋我國譯經文義不備者極多，旁資蕃藏以印證補訂，最為今日之要務。西藏佛學當奘師學成而後乃漸傳入，譯籍大盛則在唐僖宗時。我國譯事已成弩末，西藏繼此代興，故蕃藏所存，有別開生面之觀。”(《內學》第三輯第18頁)
(１)關於藏文之參考著作
《入論十四因過解》說：“今者梵藏諸籍大出，治學探源，無拘拘於注疏附益，因明之說，抑有甚焉，愚研入論，嘗資取蕃藏數種以為參考。”
參考著作共五種：《因明入正理門論》(奈留旦版)；《因明入正理論》(安土版)；《集量論釋》(第二譯安土版)；《正理微釋疏》(聖彼得堡版)；《翻譯名義大集》(京都版)。
(２)關於上述各書之簡評
對於藏本奈留旦版的《因明入正理門論》，呂澂指出“此為梵本入論之翻譯”，他還認為蕃藏無《正理門論》，即稱此本為《理門》，作者亦題陳那也。早歲印人費氏S.Ch.Vidyabhusana據此著述，繹詞舉例，大同我國《入論》。日人宇井伯壽見而疑之，以蒙《理門》之名而取《入論》之實，不類也。由於當時《入論》梵本尚未發現，呂澂認為，藏地學者及日人宇井伯壽“但據譯名推測，甚無當也，入論梵籍不存(直到1930年到1931年才有兩個梵本重新出版，本文作者注)，得此可當原本讀”。在《入論十四因過解》文末附注中，作者又說，“顧猶有憾者，宇井氏不認藏譯正理門論即是入論梵本直譯”。呂澂糾正了藏傳因明中的一大錯誤。他認為《入論》與《門論》相比，“文詞愈約，側重顯然”，《入論》不能完全代替《門論》。長期以來，藏傳因明不知有真正的《門論》，至為遺憾。
呂澂介紹說，安土版的《因明入正理論》是根據奘譯本重翻的。“譯家知為前書異譯，故卷末注雲，此本中土名入正理，藏人則通秒理門也。……譯時蓋對照舊本而後著文。”他還指出，對勘之兩種《入論》譯本，“以知唐譯與梵本出入之如何，最為便利。又論之作者，亦依舊本改為方象(即陳那意譯)”。
關於安土版的第二譯《集量論釋》，呂澂認為“此為陳那因明之根本論”。由於因明家解《入論》多據《門論》，而《門論》又通《集量論》，因此，“凡理門譯文艱澀之處，復按集量皆易知也。”《門論》難解，歷來為因明研習者頭痛。呂澂介紹了一條研習《門論》的途徑。
聖彼得堡版的《正理微釋疏》是法上解釋法稱著作的書。法稱根據《集量論》“廢立因明，作正理微”，法上逐字研尋，詳加解釋。“自來因明術語無的解者，此釋一一詳之”，並且別有梵本一種可對校。
京都版的《翻譯名義大集》是一種辭書。“西藏新譯著家，銳意改訂前後譯籍，集梵藏對翻辭書一種以為准式，即此本也。藏傳因明術語原文如何，檢此書一九九、二ＯＯ諸章，大半可得。”
(３)藏漢對勘研粉的成效
《入論十四因過解》說：“取前諸籍審察名相，辯析言辭，而後入論義解大體刊定，略無遁形，舊疏得失亦可得而言焉。”作者認為通過詞、句的審察辯析，《入論》的本意義大體可以確定，唐疏的得失也可說得出來。
呂澂在書中舉了幾個主要的例子：
如漢譯本“宗等多言名為能立”一句，藏譯本為“宗等多言說名為立”，根據藏譯，回避了所立、能立的劃分的古今異說。呂澂認為《大疏》(卷一第二十二頁左)關於這一句中的宗不是能立而是所立的解釋是錯誤的，可刪除。本來，在奘譯中，“能立”有二義。八門相對而言時，宗、因、喻三支皆為能立；在一個論式內部，宗是所立，而因喻才是能立。漢譯“宗等多言名為能立”是就八門中的能立而言，因此，此能立包括宗、因和喻三支。呂澂的見解是很正確的。他從藏譯中找到了旁證。
又如漢譯本“宗者，極成有法，由極成能別以為差別”。呂澂認為，根據《入論》藏本並參見藏本《集量論》，“有法能別本非相互”，而《大疏》(卷二第十頁左)說“一切有法及法互相差別”，這與藏本說只能由別去差別有法不合。
關於因的第一、三兩相，藏本《入論》和《集量論》以及法稱的《正理微》都作“謂是宗法性”和“異品定無性”，而漢譯本為“遍是宗法性”和“異品遍無性，”呂澂指出“應知增益”，就是說奘譯增加了兩個“遍”字。而藏本中第三相“異品定無性”中的“定”字，是有針對性的，“此相猶豫亦復成過，必致定言以料簡也”。漢藏兩種譯本的不同，反映出漢、藏譯者對因的第一、第三兩相的理解側重不同。
再如藏本同法喻謂說因與同品有性，而《大疏》以因同品為讀，別開宗同因同之說，呂澂認為支離。按照藏本，同喻體的邏輯形式應是“因與同品有性”，的確沒有因同品一說。此外，呂澂在他參照梵、藏本作了精密校勘的支那內學院藏要本《入論》中，也為漢譯本“若於是處顯因同品決定有性”一句作注說，“二本此句意雲，顯因於同品定有”。(轉引自呂澂《因明入正理論講解》第15頁)准此，梵本在此處亦無“因同品”一詞。從對勘梵、漢、藏三種文本關於同喻體的表述，可以看出藏本是直譯，而奘譯是意譯。這一對勘很有必要，它告訴我們漢譯和基疏對梵本有所增益。但據此斷定窺基《大疏》有因同品”一說為支離，理由尚欠足。設因同品一說的利弊得失還需要探討。陳大齊在《因明大疏蠡測》一書中列舉種種理由為《大疏》助力，可資參考。
呂澂對《入論》中十四因過用藏本詳加刊定，特別值得指出的是，他指出在有法自相相違因中，“唐譯已依晚出學說有所改動”，即是說藏譯“正用無著世親以來之勝論古說”，而奘譯“依護法清辯時代之勝論說。”這為“奘譯喜以晚說改易舊文，謹嚴實有不足”又提供了一個例證。
呂澂用藏漢對勘研究的又一重要成果是他與釋印滄合注的《因明正理門論本證文》。
《因明正理門論本證文》是為研尋《門論》義理而作。序言說“證文者，借原本之復按，得章句之刊定，苟欲義解切實，捨得道莫由也。”玄奘組織翻譯的《門論》是新因明奠基作。但是文辭簡拗，唐疏散殘，有待考證之處，比比可見。呂澂和釋印滄對勘藏本《集量論釋》，“審其正宗即從理門錄出，牒引文段，十同六七。理門原本雖不存，旁資此釋以為格量，固綽然有余。因援證文之義比次勘之，廬面漸真，積疑渙解，蓋亦研學因明一大快心事矣。”
這個注釋本為漢地因明學者研習《門論》提供了重要工具。它對漢傳因明是有貢獻的。
二、因明研究之具體方法
前面說過，呂澂廣泛利用梵、漢、藏文資料研究因明，是研究方法上的創新。這是就研究手段或者說使用哪些工具而言的。在《因明綱要中》，他還專門談到因明的研究方法問題。這裡說的方法是指要通過哪些途徑來把握因明理論。《因明綱要》提出了三種方法：辯別古今、旁考外宗和廣研諸論。
1、辯別古今
呂澂認為必須了解因明發展的歷史。他把因明的發展概略別為五期：
第一期自佛說法至於馬嗚。此迄佛滅後500年。論法初行。散見四阿含諸小乘論。
第二期自龍樹至於青目。此迄佛滅後800年。這一時期論法漸詳。散見中百十二門論等。
第三期自彌勒至於世親德慧。此迄佛滅後千年。這時論軌具備，散見大論、顯揚、方便心論和如實論等。
第四期自陳那至於親光、無性。此迄佛滅後1100年。這是因明大成之期。譯籍今存因明二論，又見廣百論釋般若類論等。
第五期自法稱至於天喜。上迄佛滅後1500年。因明再盛，譯籍無專書，但梵蕃本具在。
《因明綱要》僅僅對因明發展作了劃分，指出第一期的特點和代表作，而沒有展開評述。惜其過簡。
《因明綱要》對因三相之源流和九句因之作者有簡略的考證，糾正了當時流行的錯誤觀點。作者在論及“因及似因”時說“因三相語，原出外宗。無著以降，內漸引用。迨及陳那，復事廣說，列因九句，真似大明。其意蓋在顯後二相”在這一段話中，《因明綱要》一連作了三個注。第一個注說因三相始見於《順中論》，其提法是：“一朋中之法，二相對朋無，三彼自朋成”，朋即宗之異譯。第二個注說在無著的《如實論》中有因三相的說法。第三個注是說九句因的；“舊傳九句因足目所說，然今尋正理經文無此，惟陳那因輪，理門，廣辯其相，以理推證，應創自彼。”這一見解是可信的。
2、旁考外宗
《因明綱要·引論》(簡稱《引論》)認為，既然“古因明說，多取諸外，正理宗言，尤為關合，”意思是古因明來源於理學說，甚至《門論》所說過類，也還保留著正理經的內容。正理是在印度古代的一般邏輯學說，傳說為正理學派的學者足目的始創。佛家因明既然源於“外道”，“旁考外宗”就顯得很有必要，一可“見淵源”，二可“愈明義蘊”。
3、廣研諸論
呂澂在《引論》中認為，因明是佛家辯論的工具，要熟悉因用論式，必須詳細掌握實例。佛家因明是為宣傳佛家學說服務的。不懂得佛家理論就難以理解因明的論式，而不懂得因明論式也難通諸論。精通因明與精通諸論這是相輔相成的兩件事。因此，作者主張“以是恆言不悉因明莫通諸論，今謂非研諸論難曉因明。”從諸論中選了許多實例來講解因明的法式。特別是《大疏》在解能破和似能破時，義例不詳，《因明綱要》初其不足，搜討頗詳。
總觀上述，呂澂的研究成果，填補了漢傳因明的許多空白，對當代的因明研究仍然起到深刻的影響。因明，作為佛家認識論的邏輯，既與佛學認識論密切聯系，又是關於推理、論證的學說。因此，研究因明理論，應該從佛學和邏輯學兩方面著手。在20世紀，邏輯學已經是一門成熟的科學，西方邏輯理應成為整理因明理論的指南針。“五四”以後，因明、邏輯的比較研究在國內蔚然成風，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在這一方面，呂澂的因明研究顯得無力。在一些理論問題上有所失誤。例如，不適當的強調了同、異喻體在邏輯形式上是假言命題還是直言命題的差別，不明白西方邏輯充分研究了矛盾盾律，因明反而相形見绌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