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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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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法師開示
星雲法師：心甘情願的奉獻
想要有所成就，先要“心甘情願”地奉獻自己！人生在世，若能時時以“心甘情願”的態度來實現理想，必能有苦時不覺苦，有難時不覺難，一切困境自可迎刃而解，而無事不辦，無願不成。 家師志開上人有兩個弟子，一個是師兄滿成法師，一個是我。但是師兄已另有師承，是受過戒後才來禮拜家師的。因此，他自謙說他只能算半個徒弟。 師兄在年輕時，比我更苦，因為做人老實，不很聰明，經常被人欺侮，被人冤枉，像小媳婦一樣，每天要做很多的事情，要受很多的委屈。有時被罵、被怪得太多了，我看不過去，上前安慰他，他總是很泰然的對我說道：“沒有關系，那些都是我心甘情願的！” 他的忍耐，他的無爭，他說話曠達的語氣，磊落的胸襟，令我欽佩不已，我於是將這句“心甘情願”的話，牢記在心。 出家苦行心甘情願 後來，在十年的參學期間裡，我也飽受無情的打罵與無理的要求，尤有甚者，嚴苛封閉的叢林教育，非但隔絕了一切外緣，連眼見耳聞也受到限制。不准看，不准說，這對於一個正值求知欲旺盛、充滿好奇心的青少年而言，可以說是莫大的考驗；而物質之奇缺、作務之辛勞，更是令人難以想像！我所以能夠安住身心，不以為苦，就是憑著師兄的一句“心甘情願”作為我的座右銘。出家，是我心甘情願的；讀書，是我心甘情願的；苦行，是我心甘情願的；各種打罵委屈，都是我心甘情願的。因此我心平氣和地度過了十年寒暑，期間所培養的堅忍負重的性格，就成了我日後修行辦道的雄厚資糧。 我最初離開叢林時，二十一歲擔任一所鄉村國民小學的校長，我什麼也不懂，什麼也不會，只憑著因緣際會，抱持堅忍負責、心甘情願的認知，以勤補拙，謙沖學習，竟然也做得有聲有色。 二十二歲，出任南京華藏寺監寺時，是1948年，雖然明知當時國家局勢和佛教狀況已不可為，我還是冒著生命的危險，聯合同道創辦《怒濤》月刊，奔走鼓吹革新思想，期能力挽狂瀾於既倒。盡管多次幾至死地，但是我們仍然抱著“心甘情願”為教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的決心，屢僕屢起，愈挫愈勇。 笑罵由他心甘情願 隨著政府來台之初，到處人心惶惶，我請求寺院給予掛單，總是遭到拒絕，甚至食宿都沒有著落。雖然當時也曾有《今日青年》雜志邀我當編輯，更有《戡戰日報》聘我為記者。然而我自己細細思忖：既然身為出家人，就應該把出家人做好，怎麼可以捨本逐末？因此一一予以婉拒。多少的日子，我在饑寒交迫下度過漫漫的長夜；多少人笑我迂腐冬烘，不識時務，我還是“心甘情願”，只想一心一意作好“和尚”的本分。 後來，終於在一家寺院安頓了下來，我早起晚寐，做種種粗活：拉車買菜、擔柴運水、看守林園、跋涉收租，乃至灑掃扒糞、掩埋死屍……，雖然時常感到事務繁忙，但是為了感謝他們的慈悲收留，我“心甘情願”以勞力作務來報答。 在工作之余，我為教撰文。我向各大報刊投寄破邪顯正的文章，我反對政府最初取締拜拜，而建議改良拜拜，我反對宗教管理辦法，建議訂定各宗教一體遵行的宗教法。那時我除了為教的一片赤忱之外，一無所有。 我經常看到同道們外出作完經忏佛事，攜回大包小包的供養，而我自己卻連購買紙筆的金錢都沒有著落，但是我一點兒也不羨慕，因為只有“弘法利生”才是我畢生的志向。 有一天，正在提筆寫作時，一位常在寺中幫忙的達賢姑走來，苦口婆心地對我說：“法師！你要去工作，不然你會沒飯吃唷！”後來，我才發覺，每當我埋首讀書和撰稿時，寺眾都投以異樣的眼光。這也難怪，因為在那個年代裡，一般人都不注重搖筆桿、爬方格子的文人。雖然如此，有識於文字般若對弘傳佛教的重要性，我還是筆耕不懈。我為中央廣播電台撰寫廣播稿，我為各雜志撰寫文章，即使沒飯吃，我也“心甘情願”！ 為法為教心甘情願 甚至為了協助東初長老編輯《人生》月刊，我節衣縮食，自掏腰包，購買郵票稿紙，還倒貼車資，前後達六年之久。為了辦好《今日佛教》，我也不憚辛勞，經常往返台北宜蘭之間。多少個夜晚，我為了撰文審稿而通宵未眠；多少次出刊，我為了趕稿送件而粒米未進。我默默耕耘，不以為苦，因為我已立定志向，“心甘情願”為佛教慧命的長存而捨身捨命！ 早年，懂得為佛教文化盡心盡力的人實在太少了。因此，對於願意助我一臂之力的文人作家，我都尊為上賓，給予種種的款待服務；對於文字有興趣的初學者，我也不厭其煩的教導他們寫作，盡管耗時費力，我也“心甘情願”，樂此不疲。 於今，一些出版界的朋友，譬如作家鄭羽書想要發行宮廷大內典藏的佛經，我便“心甘情願”作不請之友，向故宮博物院院長秦孝儀商借；采風出版社的姚家彥要編印佛教書刊，我也幫助他行銷。甚至當年素少往來的張曼濤以及朱蔣元，我也建議他們出版《現代佛教學術叢刊》和《世界佛教名著翻譯論叢》，並且一再贊助他們。後來，他們財政發生困難，向我求援時，我也不計嫌隙，四處為他們籌款，不下數百萬元，助他們度過了難關。當時徒眾都不以為然，而我為了佛教文化的傳揚，還是“心甘情願”，力排眾議，搶救了這兩套書。今天這兩套書對佛教的貢獻，我想是有目共睹的。 從《覺世》旬刊到《普門》雜志，從“佛教文化服務處”到“佛光出版社”，從《佛光大藏經》的編纂到《佛光大辭典》的發行，三十年來佛光山文化單位經常入不敷出，然而財務的拮據從未影響我辦理佛教文化事業的決心！ 過去，我省吃儉用，每到一處，便廣為搜集佛教文物，為了節省運費，我抱著沉重的佛像法器、經書聖典，國內國外，上機下機，出入海關，往往引來旁人奇異的眼光，甚至被譏為經商販賣。其實，我為了實踐自我期許的理想和目標，“心甘情願”忍受一切難堪與污蔑。後來，從台北到高雄，從國內到國外，因為我的努力，近十間的圖書館成立了，佛光山、西來寺、巴黎道場的佛教寶藏館完成了，我的心願逐漸實現，見到正信的佛教徒日漸增加，雖然數十年來門票收入屢賠不賺，還是覺得非常“心甘情願”！ 培育僧才心甘情願 我歷經動亂紛擾的年代，初來民智未開的台灣時，目睹正信佛教之不昌，更能感受到教育的重要性。因此，當壽山寺落成時，我便決心創建達壽山佛學院，以作育佛教的專業人才。信眾得知之後，無不為我擔憂，因為以我當時微薄的財力，光是應付平時的食宿費用，便已捉襟見肘，更遑論其他龐大的開支了。甚至有人警告我說：“師父！你會因此沒飯吃！”然而想到培養僧才的迫切性，我以為：即使窮苦潦倒，效法武訓的乞討興學，我也“心甘情願”。 因此，我還是堅持辦學。從此我自奉更儉，每獲些微供養，便購買桌椅文具，而且時時留心延攬飽學之士來院授課。為了籌建東方佛教學院，不主張趕經忏的我，也曾到太平間通宵誦經。在籌設中國佛教研究院研究部時，我率領學生煮飯賣面，以誠心及勞力募得資金，終於把學校辦了起來。後來，開辦國際學部英文佛學班，我不惜以高薪自海外禮聘名師來佛光山教學，管理財務的職事們常因所費不赀而大吐苦水，我何嘗不知此中的種種艱難？但是，只要人才能夠得到培養，佛法能夠弘博世界，一切一切的犧牲奉獻，我都“心甘情願”的啊！ 在佛光山創辦沙彌學園，更是含辛茹苦。目睹十歲左右的孩子們，由少不更事，把他們培育到長大成人，不知花費多少的心血！但是就在他們長大之後，難過兵役一關，一個個都因為禁不起環境的誘惑而流失於社會。每見及此，我總像失落掉什麼一般的痛心。但是只要有人申請入學，我還是欣然接受。我的弟子不忍見我經常失望難過，往往力圖阻止，並且痛切地說道：“師父！您真傻，這些孩子將來不會記住您的恩德的！”常常爭執不下時，我的一句“心甘情願”，即刻令他們為之語塞。 二十余年後的今天，當年近五十人的沙彌，鳳毛鱗角只留下慧龍、慧軍、慧藏、慧尚等人。目前他們都是佛光山的重要職事：慧龍是慈悲基金會的執行長，慧軍是宗務委員會的宗務委員，對於佛教建設迭有創見。雖然是播種多，收成少，我已覺得彌足堪慰！目前，佛光山的沙彌又已增至百人以上，人數何止是當年的三倍，將來又能留住多少人才？弟子們過去所說的話又在耳邊響起：“師父！您真傻喔！”而我，還是那句話：我“心甘情願”作一個“傻瓜！ 二十九年前，我與南亭、悟一兩位法師共同創辦了智光高級商工。不料到了後來，各種信函和文件的創辦人欄中都沒有了我這個創辦人的名字，甚至不准我派代表參與會議。一些人為我忿忿不平，我總是一笑置之。 其實在辦學的經驗中，不能盡如人意的事還有很多，舉其大者，如：1980年，我在文化大學初設印度文化研究所時，不但南北往返，親自授課，還要奔走各處，募集資金，可謂辛苦至極。辦了三屆，後來張創辦人其昀先生逝世，校方因故停辦，心血盡付流水，我始終毫無怨言，畢竟辦學培才是我“心甘情願”的！直至近來張鏡湖校長開始重視佛教文化的研究，一再希望我恢復該研究所，可見真理的光明畢竟不會永遠隱晦。 文教事業固然不是立竿見影的百年大計，弘法利生也需要辛勤的耕耘，才能厥奏其功。最初，我為構思說法的內容而禅精竭慮；我為了爭取布教的自由而與敬察頻生沖突；我以現代的活潑方式講經，而屢遭自許捍衛傳統的佛教人士非議；甚至勒緊褲帶，自貼車資來往各地弘法。 走過多年的風風雨雨，如今我在社會教育建設上，除了各地的幼稚園不算，在國外，我們有西來大學以及多所的中華學校，在國內則有六所佛教學院，還有普門中學。目前，佛光大學的籌建工作己進入緊鑼密鼓的階段，我又要開始為教育而費心費力了。我常常自己默念：為了作育英才，無論多麼艱困，我都“心甘情願”，面對挑戰！ 弘法勞頓心甘情願 記得二十八歲那年，我到東部講演，為節省運費，自己抱著大台錄影機來回，結果得了嚴重的風濕腿疾。當醫生宣布需要鋸腿的診斷時，我並不害怕，也不怨悔。因為我始終認為：我今日為度化眾生，為弘揚佛教所做的一切，都是“心甘情願”的。何況行動不便，正可以安坐斗室，讀書著作，一樣可以弘揚佛法啊！後來因為傳教忙碌，也忘了病苦，腿疾竟然不藥而愈，於是我更加勤於說法。 我曾經在宜蘭、高雄兩地之間，每周來回布教達十年之久；也常沿著荒郊小徑步行數小時，到偏遠的寺院開示佛法。後來，弘法的邀約不斷，經年的趕場赴會不但使我居無定所，連吃睡讀寫都是在車廂機位上進行；而為了一句承諾，奔波百裡，甚至洲際穿梭，也是常有的事。直到現在，我雖己從佛光山退位八年，仍然不得空閒，經常應邀參加他們的會議。只要有人要我，只要是為了佛法的弘揚，我還是“心甘情願”，勤於赴會！ 決意興建佛光山時，信徒們見到遍山的荊棘麻竹，個個都驚懼起來。他們認為：當時已經有壽山寺足以棲身課徒，又何必千辛萬苦，另外開山？在海外建立道場時，一些人又說：“何必將寺廟建得那麼多，那麼大呢？”這些意見固然不無道理，但是，為了安僧度眾，我“心甘情願”承受辛苦；為了弘化更廣，我“心甘情願”喜捨千金。 佛光山創建後，我為地方修橋鋪路，興學教化，甚至慈善救濟，帶動繁榮進步，無奈一些鄉民反而需索無度，謗佛毀僧。海外道場一一落成了，又有國人埋怨我將資金帶往國外。其實，當國際人士對台灣豐厚的外匯存底咋舌眼紅之時，我在海外建寺，宣揚中華文化，為國人回饋世間盡綿薄之力；當初台灣接受美援時，貧窮辛苦，現在能施捨結緣於世界，為什麼不做一個樂善好施的富人呢？人心之貪嗔愚癡，實在令人扼腕唏噓！但是為了佛教的弘揚、文化的傳播，我還是義無反顧，因為我習慣了“心甘情願”，忍受那些不明理的流言蜚語。 基於一片弘法的赤忱，我采現代方式宣揚教義；我以民主法治管理佛寺；我為大眾演說生活化的佛法；我將佛教帶入國際化的境地。我秉承佛教的慈悲精神，願以拔苦與樂之心，利益普天下的蒼生；我以平等恭敬之行，接引十方大眾；我關懷國事，直陳建言；我急公好義，為民喉舌；信徒來山，我以禮相待；政要訪問，我也竭誠歡迎；百姓邀約，我滿其所願；軍警請法，我也樂說不拒。清夜扪心自問：為教為僧，我不遺余力；為國為民，我用心良苦；區區善意，從不望褒揚，但不意得來“企業和尚”、“政治和尚”之稱。盡管如此，能為佛教走出更寬廣康莊的天地，我“心甘情願”背負譏毀，不以為苦！ 殷盼後繼心甘情願 大家見到我的徒眾與日俱增，好生羨慕，但是其中的辛苦，鮮為人知。《維摩經》雲：“弟子眾塵勞，隨意之所轉。”我為了教育不同性格的徒眾，或施以開導，或軟言慰藉，或贊揚鼓勵，或再三教誡……。此外，我更方便權巧解決他們的各種問題，給予他們良好的教育環境，提供進修深造的機緣，建設清幽的居住房捨，成立各種的福利措施……。我以養蘭之心護覆弟子，我以植苗之誠培養徒眾，感恩圖報者固然使我聊以安慰，背義忘情者也會讓我遺憾惋惜！記得十年前，我曾供給一對姊妹習醫，不料她們醫學院畢業後，不僅不思回饋，反而恥笑同門；一些弟子們身懷長才後，貢高我慢，覓枝另棲。自己的心血、希望付諸東流還算小事，放心不下的是這些徒眾走出山門之後，是否會迷失掉自己？ 所幸還有許多以教為命的優秀弟子，日夜精勤，為教為眾而奉獻自己。如：宅心仁厚的心平，早年“心甘情願”隨我開山辟土，繼任住持後，接下佛光山龐大的組織和債務，仍一本初心，無怨無悔；耐心柔和的慈莊，四十年前未出家時，腳蹬高跟鞋，挨家挨戶把佛書推展到每一戶人家，後來到美國創建西來寺，歷時十年，備嘗艱難，一直都是“心甘情願”，任勞任怨；才華洋溢的慈惠，當年放下高薪的職位，“心甘情願”地跟著我到處弘法，隨侍翻譯，並曾在大學任教；能干練達的慈容，自1953年皈投三寶後，便“心甘情願”地以弘法利生為己任，以瘦弱之軀，現在負責中華佛光總會的工作，未嘗稍懈；淡泊恬正的慈嘉，日本留學後，“心甘情願”地回國為僧伽教育克盡厥責，三十年如一日；其他如慈怡、心定、依嚴、依恆、慧開、依空、依谛、依淳、依法等……乃至我後期的弟子，如尼泊爾的滿乘，“心甘情願”地以弘揚大乘佛法為己志；美國籍的滿仁，“心甘情願”地以清除垃圾、美化佛光山來廣結善緣；韓國籍的李仁玉，於成功大學畢業後，“心甘情願”地來到中華佛光總會，服務人群……。他們的發心奉獻，已獲得大家的肯定與贊賞，所以我奉勸未來的門徒弟子，想要有所成就，先要“心甘情願”地奉獻自己！ 人生在世，若能時時以“心甘情願”的態度來實現理想，必能有苦時不覺苦，有難時不覺難，一切困境自可迎刃而解，而無事不辦，無願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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