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大家都喜歡為你做事呢?”有人如是問我。
我想這是因為我從不高高在上,發號施令,總是先做“義工的義工”,所以我的義工就很多了。
傳統觀念裡,人有士、農、工、商等群類的區分,隨著時代的變遷,近來“上班族”、“龐克族”、“原宿族”、“無殼蝸牛族”、“頂客族”等等名詞紛紛出籠。自古以來,有一類族群貢獻良多,卻往往被人忽略,那就是“義工”。“義工”以服務人群、造福社會為目的,因此雖然沒有領薪,但是所從事的工作卻是無價的;雖然默默耕耘,但是所得到的喜悅卻是無窮的。他們無所為而為,讓人生起無限的敬意,所以我先“做義工的義工”,為他們服務。
過去我每次要麻煩義工寫標語,寫傳單時,總是事先將筆紙找妥,並且安置座位;如果請信徒來澆花植草,我也都把水桶、水管准備齊全,還要告訴來者水龍頭、工具箱在那裡。到了用餐時間,我熱心招待他們吃飯,不斷為他們准備茶水、點心;到了回家時,也不忘慰問辛苦,贊美他們的成績,甚至一路送到門口,看著他們身影遠去,我才放心。
四十多年前,我在宜蘭開辦慈愛幼稚園時,請楊錫銘先生擔任美工,事先我就准備好彩筆、顏料,在他進行畫圖時,不時為他沏茶、煮面。他為幼兒們做義工,我就為他做義工,如同僕役般守候在旁,視其所需,隨時為他服務。楊居士那時是一個軍中的中級校官,不久之後自動皈依在三寶座下。
當時,另外一位朱家駿先生負責編輯救國團的《幼獅雜志》,版面設計新穎,標題引人入勝,突破陳年窠臼,在當年台灣的雜志界無出其右者,因為在此之前,他為我助編《覺世旬刊》和《今日佛教雜志》。記得每次他一來,漿糊剪刀、文具稿紙早已一應俱全,井井有條地擱在書桌旁邊,甚至晚上睡覺,連枕頭、被單也都是新洗新燙,干淨整齊地疊在床鋪上面。本來我是師父,但當他開始工作時,我好像侍者一樣,側立左右,聽從吩咐,半夜時分,寒氣逼人,我就泡熱牛奶,准備點心,為他暖胃療饑。他一面為我工作,一面編發《幼獅》,聲名因此大噪。在他的引介之下,後來我得以和當時文化界的名筆如:郭嗣汾、林海音、何凡、啞弦、梅新、公孫嬿等人結識,可惜他英年早逝,否則以他出眾的才華,一定可以為教界貢獻更多。
二十多年前,佛光山剛成立時,邱創煥先生擔任中央黨部社工會主任,擬請張培耕先生出任中國佛教會秘書長,但因他是我推薦,受到守舊者排斥,後來不得已由我敦聘張培耕先生為佛光山主任秘書。記得那時,我經常如同書僮一般任憑差遣,為他取筆拿紙,因而他一生都心甘情願地跟隨我辦事。
三十多年前,我成立佛教文化服務處時,請李新桃小姐專職負責,每隔三五天,我前往視察時,也總是幫她寫信回函,整理庶務。後來她隨我出家,法名慈莊,現在佛光山海外道場的開山建設,都有賴她的籌辦規畫。
其實,雜志的美工、編輯都是我的專長,寫公文、定計畫的秘書業務,我也不是不會,然而在當義工的“義工”的同時,灌輸佛法的理念,等到一切都已經上了軌道,我不但可以分一些心力去別處弘法度眾,無形中更為教界培養了許多人才。
在佛教裡,鬼子母因為佛陀令僧眾為她施食供養,所以後來成了佛教的護法神;關雲長由於智者大師為他說法安心,是以發願生生世世守護伽藍。可見要“做義工的義工”,固然必須為他們服務,更重要的是要設身處地,為對方切身的需要考慮周全。記得翁松山先生當年在宜蘭時,本來只是一個普通的油漆工學徒,我見他極其聰明,所以請他雕刻佛像。我不但經常去他工作的場地,在旁建議指導,贈送各類相關藝術書籍,並且買機票邀他到歐洲考察,當他的旅游向導,觀摩各國藝術技術,現在佛光山許多殿堂的莊嚴佛像都是他巧手慧心的傑作,他也因此成了聲名遠播的藝術家。
阿嬌女士有心為佛教做事,礙於家庭經濟不佳,必須在外兼職賺錢謀生,我知道了以後,為她設法安家。如今她不僅申請入道,作了佛光山的師姑,而且每天發心烹煮美食供養大眾。
永均寧可辭去朝山會館館長之職,為我駕車,經常不分晝夜,南來北往,穿梭在市街公路上。常常全車的人都已昏昏入睡,我恐怕他開車枯燥,撐著沉重的眼皮,找了許多話題和他閒聊。一回一答中,幾年的歲月過去了,他載著我出外弘法,不知跑了幾百萬裡的路程。因為他常聽我的說話、看法多了,以他不到三十歲的年齡,已當上佛光山人事監院,而且勝任愉快。
我不但衡量各人的能力、背景,給予不同的工作,更不時噓寒問暖,關心他們的身體狀況是否勝任?考量他們的衣食是否充足?就如同軍隊中說,“帶兵要帶心”,所謂帶心就是最好做他的義工。我認為如果要感激別人為你工作,為你忙碌,並不是表面上寒暄虛應,物質往來,而是從內心付出真誠的體貼、關懷,為他解決問題,給予種種尊重、方便,彼此的善緣才能維持長久。
許多人說我聰明圓融,說我通曉人情世故,知道輕重緩急。其實我生來笨拙,一無是處,如果勉強找出自己有那點長處,那就是我從小喜歡作“義工”了。回想童年時,父母幾個兒女當中,我最樂意料理家務;同齡的孩子裡,我最能與人為善。從工作中,我不但獲得許多珍貴的友誼,更學到基本的做事程序。少年出家以後,我發心作務,香燈、司水、典座、行堂樣樣做過。在行堂時,我揣摩如何快速地為大眾做最好的服務;司鐘時,我設想如何敲出好聽的鐘聲,讓冥陽兩界有情皆能得到法喜;典座時,我體會如何運用有限的配料煮出大家都喜愛的菜肴;編寫刊物時,我費盡心思撰寫有益人心的文章。十九歲那年就讀於焦山佛學院時,我曾經建議學院展覽佛教文物,從構思到宣傳,我都一絲不苟的計劃籌備,展出時,果然功不唐捐,吸引了百萬人潮參觀。展覽完畢,收拾善後時,回想整個過程,深深體悟到發心工作的最大報酬就是學習到智慧與靈巧,感受到當“義工”所得到的代價--結緣和歡喜,無與倫比。
剛到台灣時,我在中坜落腳。每天清晨微曦乍露,我就得起床拉著板車,走十五裡的黃土路,到市場叫醒菜販,備辦八十人份的柴米油鹽,再匆匆趕回寺。早餐以後,我快速將環境清理整潔,又到井邊打六百桶水,供全寺住眾使用。日間還要負責廁所的清掃工作,那時缺乏刷洗用具,所以常常都用雙手將垢穢扒盡。寺裡有人往生了,我幫忙裝在木箱裡,抬出去火葬。每逢秋收時期,我挑著擔子,穿著木屐,替常住到各處收租。那年我才二十三歲,每天勞役之繁重,可說義務發心,其樂無比。雖然有人嫉妒說閒話,但我一直十分感謝寺主的收留,給予我工作的機會,成就我擔當的能力。所謂“義工”,看起來是為人,其實最有利益的還是自己。
佛陀座下有一位專司知賓的陀骠比丘,每天任勞任怨地工作,即使在深夜,有人前來敲門掛單,他也歡喜地提著燈籠,為其引導安單,數十年如一日,後來終於感得手指自然放光的福報,日後再也用不著打燈籠為人引路了。我自愧功德未臻圓滿,四肢五根都不曾放光,然而在為人服務的同時,心燈通體明亮,法喜充滿全身,自認是人生最大的福報。
古德有雲:“欲為佛門龍象,先做眾生馬牛。”又說“未成佛道,先結人緣。”在佛門裡,講究的不是世智辯聰,而是菩提道心。翻開佛教典籍,可以發現歷代的祖師大德們都以苦行出身,在作務中開悟見性,例如:
雪峰禅師在洞山座下擔任飯頭,
慶諸禅師在沩山座下擔任米頭,
道匡禅師在招慶座下擔任桶頭,
灌溪禅師在末山座下擔任園頭,
智通禅師在洞山座下擔任直歲,
曉聰禅師在雲居座下擔任燈頭,
稽山禅師在投子座下擔任柴頭,
義懷禅師在翠峰座下擔任淨頭。
還有石霜禅師的篩米,雲巖禅師的制鞋,臨濟禅師的栽松,仰山禅師的牧牛,洞山禅師的種茶,雲門禅師的擔米,玄沙禅師的砍柴,趙州禅師的掃地,丹霞禅師的除草,懶融禅師的典座,印光大師的行堂等等,無非都說明了工作的意義在於擴大自我,服務人群,提升生命的價值。捨義工和勞動之外,還有什麼最好?
我雖然沒有歷代高僧的深厚夙慧,但是在奉獻工作中,我領悟到許多待人處事的方法原則,發願將這些寶貴的經驗傳授給發心服務的人。所以過去我在佛學院擔任院長時,總是在每次出坡前集合學生,為他們講解這次勞動的意義以及工作的內容、做事的訣竅等,讓他們在工作當中,體會到更多的佛法,達到解行並重的學習效果。後來,我在佛光山舉辦活動時,也都在事前、事後召開講習會議,讓參與的人不僅能懷抱法喜在佛門服務,成就他們廣泛學習的機會,進而提升“義工”的層次。
這些善因善緣,使得許多信徒,甚至平常在家裡,茶來伸手,飯來張口,被人服侍得無微不至的董事長、闊夫人們,聽到佛光山舉辦活動,便千裡迢迢專程趕來當“義工”,甚至心甘情願自掏腰包,坐上十幾個小時的飛機,到西來寺幫忙寺務,有的還穿著圍裙,卷起袖子,在齋堂裡行堂端茶,在廚房裡洗碗揀菜。那種發心,那份認真,比起梁武帝以九五之尊,三進同泰寺,捨身為奴;漢宣帝在未登基前,以太子之貴,入寺作役,可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可見工作無分貴賤,只要做者有心,一樣能得到歡喜自在;事務無分難易,只要教者有意,自能集合群力,將微不足道的事情做得有聲有色,將程序繁復的活動辦得轟轟烈烈。
釋迦牟尼佛色身雖已入滅,但法身常住靈山,以諸神通力化導眾生,是娑婆世界裡的“義工”;觀世音菩薩尋聲救苦,是茫茫苦海中的“義工”;地藏菩薩“地獄不空,誓不成佛”,是熱惱煉獄裡的“義工”;阿彌陀佛以七寶蓮池、八功德水、道路平坦、樹木羅列莊嚴極樂淨土,可以說是淨土世界的“環保義工”。由於諸佛菩薩常住世間,精進不懈地做諸佛事,黑暗的世界才有了光明,我們凡夫俗子福薄德淺,在承受庇蔭之余,豈能苟且偷安,貪逸惡勞?所以我一直覺得,佛門“義工”除了替三寶服務以外,更應該效法諸佛菩薩度眾不倦的精神,在世間上為廣大的有情布施歡喜,先做好義工的義工。
在這種理念下,我創立國際佛光會時,不斷地呼吁各個協、分會的會長、會員們,應該積極舉辦各項有益社會人心的活動。在大家攜手合作之下,四年來成績斐然,獲得社會大眾的一致肯定。例如在學校附近護送學童過馬路的“愛心媽媽”,不知獲得多少父母的感激;在醫院裡幫忙排隊掛號的義工,不知協助過多少老年病患;到偏遠地區為人義診的“友愛服務隊”,不知解決多少貧苦人家無錢就醫的問題;在萬丈紅塵中設立的“讀書會”,不知帶動多少家庭共創書香社會。其他諸如植樹救水源活動、淨化人心七誡運動、特殊學生游藝會、廢紙回收保護環境活動、到監獄戒毒村幫助受刑人等,都是在各地會員義工的積極推動之下,如火如荼地展開,為民風日益惡化的社會注入一股清流。例如:今年佛光山文教基金會舉辦一百萬人的佛學會考,光是義工就有三萬多人。
近年來,我常收到各地來鴻,有的感謝佛光會的善行義舉,有的邀請佛光會共同協辦公益活動。對於真正有益於大眾的事情,不管大小钜細,我一直認為是“義”不容辭的“工”作,因此一概不加推辭;至於一些贊美過譽,則愧不敢當,因為我們不過是在做“穿針引線”的“義工”,將各種好因好緣結合在一起,為開創人間淨土而盡一份力量罷了。
一些事業有成的信徒常對我說:等到將來退休以後,要來佛光山當義工,服務大眾。其實做“義工”不必寄望於未來,此時此刻,就可以實踐菩薩道的“義工”精神,以四攝六度利樂有情。有心服務大眾,更不必等到退休,眼前就能自我期許,作個不“退”轉菩薩、不“休”息菩薩。人身難得,勝緣難再,把握當下每一分每一秒,在世間廣結善緣,人生豈不更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