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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師開示
明照法師:論“種植福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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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此文是明照(心覺)師父發表在赤壁市佛教協會刊物《種福田》裡的一篇文章,末學特轉載至此和更多人分享
在歷史歲月中,善良的人們總是通過某種途徑,到達幸福的目的。那漫長的探索中,有幸遇上了佛法,有緣親近善人知識,逐漸了解到,欲求幸福,必須“種福田”。
“種福田”是佛教尤其是大乘佛教,首當其中提出來的。它跨越地域,家族,宗族社會的民間公益事業,於修橋補路,放生護生,念經普渡等在災荒或戰亂年代,各寺院道場的僧人,普遍實施,救困扶危,以廣“種福田”利益社會,造福人類,普渡眾生,證“無生忍”。
福田是比喻。“田”含有長生和收獲的意思;“福田”即可生福德之田。凡敬待福田(佛,僧,父母師長,悲苦者)即可收獲功德福報。
“種福田”的思想理論依據是有其歷史考證的。《佛說諸德福田經》釋迦牟尼佛號召:“廣施七法”。一者興立佛圖僧房堂闊;二者果園浴池,諸術清涼;三者常施醫藥療救眾病;四者作堅固船,濟度人民;五者安橋梁過度贏弱;六者近道作井渴乏得飲;七者造作圊廁,施便利處。敦煌壁畫中有兩幅僅有的《福田經變》,可以讓我們有緣對“廣施七法”獲得直觀而形象的認識。《認識經變》就是在它生動形象地反映了佛教在社會公益事中的所作所為,也是不可多得的理論文獻和歷史依據。
佛在《大智論》把福田分為二種:一,以受恭敬之佛法僧為對象的“敬田”;二,以受憐憫之貧,病者對象的“悲田”。還有“三福田”(慧田,敬田,恩田)“八福田”“看病福田”等多種,但都不出悲敬二大福田。
佛在《像法決疑經》中說:“我於經中處處說布施。欲令出家眾修慈悲心,布施貧苦,孤老乃至餓狗,我諸弟子不解我意專施敬田,不施悲田,敬都即是敬佛法僧寶,悲田者貧窮老乃至蚊子,此二種田悲田最勝。”這種強調救助悲苦眾生的悲田思想,就是佛教慈善救濟的“種福田”的理論指導依據。
隋唐時期的“天盡藏院”,唐朝的“悲田養病坊”武則天女王,於長安年間(701-704)令全國設立“慧田院”(種福田)以收容孤兒及孤老,施予贍養和治療。武宗的“會昌發難”之時仍未廢止。宋朝改為“福田院”,宋徽宗又改為“居養院”。所以說醫院的起源與佛教密切有關,不是沒有道理的。元朝又改為“解典庫”。
佛教特有的“齋會”就是赈災救濟(布施方式) - 不分道俗,貧富平等,設齋施食法會,由寺院或齋主承擔全部費用。佛教徒一直是歷史中扶貧濟因的急先鋒。
南北朝時期,有位名叫法進的和尚,捨身救饑,以至感動官方,而達到朝野上下赈饑的目的。隋末兵慌馬亂之際,東都洛陽,沙門法素,不忍城中百姓饑餓想望,變賣一金佛像換米赈災。唐朝的昙選法師在興國寺前,煮米施粥親手周濟貧饑。四川成都開照寺的鑒源和尚,施千人食,分與饑人。宋孝宗干道八年(1172)饒州僧紹禧,行者智修煮粥,共瞻五萬一千三百六十五人。另有僧法傳,行者共聚三萬八千五百一十六人。四人分別被朝廷召令賜紫金衣及度牒。佛教的慈善事業,促進了中國相應的經濟組織和制度的發展。
寺院在“陶鑄聖凡,養育才器......教化之所出”。歷史上如范仲淹,呂蒙正,韓億,李若谷,王安石等名儒,在寺院苦讀,一舉成名為千古之名流。
千百年來,佛教徒秉承佛陀教誨,本著“莊嚴國土,利樂有情”的濟世精神和情懷,為社會為人群奉獻著慈悲之心而廣“種福田”。民國二十八年(1939)上海佛教同仁會,前後五年,得免費吃粥的貧民總數達千余萬人。
新中國成立至今,黨和國家實施赈災福利事業特別重視,其范圍之廣,人數之多,超越歷史上任何時代。佛教徒又是首當其中,虛雲和尚為抗日陣亡解放戰爭等陣亡的戰士,念經施食法會超度。改革開放以來歷次重大自然災害,黨和國家領導人親赴赈災前線,不分種族和國界,中國政府和人民都給予無私的援助,佛教界又是起在前面,例如印度洋海嘯之時,中國的佛教徒捐款最多,最及時,佛教徒是愛國愛教,知恩報恩,“與時俱進”,未辱佛陀種福田的光榮使命。
種福田正是佛教慈悲觀念,善惡報應思想及其延伸出來的福田思想,時代在前進,挑戰和機遇並存,要種的福田很多,必須牽一點而動全身。從點滴做起,先從心中之“福田”,處處都能福田種,處處都可種福田。行,住,坐,臥,處處要廣結善緣,廣種福田“不問收獲,只管耕耘”,日月有窮,虛空無盡,自他俱利,福德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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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上報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願見聞者,悉發菩提心。在世富貴全,往生極樂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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