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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六祖與佛教中國化 　（點擊下載DOC格式閱讀）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這一著名偈語是唐代僧人惠能所作，體現了他明心見性、頓悟成佛的主張。憑借此偈，他接過五祖弘忍的衣缽，成為禅宗六祖，並以此精神掀起了一場佛教革新運動 。惠能不僅融會不同佛教宗派，而且廣泛吸納中國文化的因子，儒道兼采，使外來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密切結合、融為一體，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禅宗思想體系，確立了禅宗在佛教界的主流地位，並對中國唐宋以後的文化思想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佛教自兩漢之際傳入中國，其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碰撞與融合就開始了。至唐代，印度佛教經典大量翻譯引入，信眾大為增加，宗派不斷創立，佛教界一片繁榮興旺景象。不過繁盛背後也隱藏著嚴重的危機和挑戰。一方面域外思想和佛教哲學與中國傳統倫理觀念和文化心理的沖突依然存在，如出家與孝親孰是孰非、尊奉佛祖與維護帝王聖賢權威的矛盾等；另外佛教經典日趨繁瑣，漸衍為經師之學，易導致學佛之人捨本逐末，無所適從。惠能順應時代趨勢，創立禅宗南宗，引導人們進入一個新的佛學領域。 　　惠能以“無言之教，無相之說”來解釋佛教性義，宣揚人人自有佛性。他說：“人即有南北，佛性即無南北。獦獠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把佛拉向普通大眾，“但識眾生，即能見佛”；“即心是佛”，成佛的關鍵在於人的自身覺悟和自在解脫，這種眾生平等的觀念降低了佛教門檻，擴展了信眾基礎，有益於佛教傳播。 　　“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惠能禅宗調和了佛教出世與中國文化入世精神的矛盾。禅宗不要求人們離群索居，遠離塵世，認為只要真心向佛，出家在家皆可：“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寺不修，如西方心惡之人，在家若修行，如東方人修善，但願自家修清淨，即是西方。”不僅沒有否定人的現實生活，還宣揚“恩則孝養父母，義則上下相憐”以及修橋補路、廣結塵世善緣等思想，以適應中國文化中的重人倫、禮教的倫理精神。 　　在修行方法上，惠能也進行了革新。傳統佛教重視誦讀經文，惠能則認為佛經只是一種啟迪人們悟性的工具，而關鍵在於人自身覺悟，識心見性。他還提出“三世諸佛，十二部經，亦在人性中，本自具有”，這樣一來念經絕非必要，甚至可以“不假文字”，徹底拋開經典。當時僧徒盛行坐禅，“教人坐，看心看淨，不動不起”，“身如槁木，心如死灰”，甚至“寂然入定”，長達“或浃旬”、“或逾月”。惠能主張“道由心悟，豈在坐也”，反對執著於坐禅，倡導“直接人心，見性成佛”的頓悟方式。鼓勵信徒過隨緣任性的自然生活，把禅定與行住坐臥等日常活動結合起來，“行住坐臥皆是禅”、“運水搬柴皆是道”。惠能禅宗善於開啟智慧、激發想象力，針對信眾的根基和悟性隨機說法，有的機鋒棒喝，有的默然不語，有的直指人心，有的繞路說禅，方法靈活多樣，留下大量充滿智慧和靈動的禅門公案，洋溢著一股清新活潑、簡捷明快的氣息。 　　惠能擯棄繁瑣深邃的思辯和深奧艱澀的哲理，倡導“識心見性，頓悟成佛”的簡便法門，一改印度佛教僧侶不事勞動、依靠施捨度日的舊俗，發展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農禅並重傳統，適應了不同階層的人的精神需求，尤其得到下層群眾的擁護，使其獲得豐厚的發展土壤，也使得禅宗異軍突起、一支獨秀，成為中國佛教的代名詞。 　　惠能開創的南禅在佛教中國化的道路上邁進了一大步。中華文化是一種兼容並蓄的文化，她以博大的胸懷不斷吸納融合外來文化，使自身臻於完美和多彩。而唐代是中國古代最為輝煌的時代，洋溢著昂揚奮發、開拓進取的時代精神，“盛唐氣象”蘊含的自信和開放，極大地促進了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正是秉承了這樣的時代精神和文化自覺，惠能不拘泥於印度佛教教義，大量融攝儒家的心性學說和人文精神、道家的自然哲學和無為的處世態度以及玄學“得意忘言”等中國文化的思想和方法，以充分的文化自信，用中華傳統文化來闡釋佛教經典，去除與中國文化沖突的因子，使其符合中國文化和社會倫理，從而成為中國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誠如錢穆所說：“從惠能以下，乃能將外來佛教融入於中國文化中而正式成為中國的佛教。”（《六祖壇經大義》） 　　惠能革新後的禅宗浸潤著中華傳統文化精神，其“明心見性”、“道由心悟”的觀點，肯定了人生實踐主體；把神聖的佛性拉回到人們的現實心靈，依靠自信和自在覺悟來實現自我解脫；將看似深奧的禅理蘊含於日常生活，使原本主張消極“出世”的佛教開始面向人生，帶有“入世”的色彩；追求自然，不拘形式的超然與豁達：“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若無閒事掛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禅宗的這些特點比較適合追求內心世界和完美人生境界的士大夫的品位，日益受到文人士大夫的喜愛，唐宋以後的文人士大夫多與禅宗結下不解之緣。禅宗以其獨特的心性學說，引發了中國文人士大夫的好禅參禅，他們或耽於山水，或寄情自然，與世無爭、潇灑自如地看待人生和社會，從而對士大夫人格和生活方式產生了深刻影響。 　　從文化的角度審視，禅宗既是一種宗教，也是一種生活的態度和智慧；既是一種信仰，也是一種獨特的思維方式。它宛如一股源頭活水，通過歷代文人士大夫的參與和弘揚，一度為中國文化帶來活力和生機，對中國哲學、倫理、詩詞書畫都產生了深刻影響。士大夫在談禅、參禅過程中有意無意地將禅意、禅趣流露於自己的詩詞歌賦書畫作品之中。像柳宗元、蘇轼等著名詩人都有不少充滿禅宗哲理和意趣的佳句，王維的《鹿柴》：“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更是浸透著一股濃郁的性靈禅意。禅宗真於性情又脫俗超逸的禅學意境賦予傳統書法繪畫更具韻味和人生體悟的審美特征；更為重要的是，禅宗基本上建構了儒佛道三教合一的思想體系，並融入中國文化深層，成為宋明理學的重要質素，把中國文化帶入了一個注重自然、和諧、靈性和氣韻生動的嶄新意境。而六祖惠能的確功不可沒：“唐代之有禅宗，從上是佛學之革新，向後則成為宋代理學之開先，而惠能則為此一大轉折中之關鍵人物。”（錢穆《六祖壇經大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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