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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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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文章
：轉載
談話的藝術
來源：價值中國 作者： 白貴才 《三國演義》裡有這樣一個故事：劉備為報二位義弟被殺之仇，不顧丞相諸葛亮的反對，憤而伐吳。一次關興、張苞立了大功，劉備便歎曰：“昔日從朕諸將，皆老邁無用矣；復有二侄如此英雄，朕何慮孫權乎！”結果讓老將黃忠聽到，心生不快。雖然劉備只是想褒獎關興張苞，並無貶損老將之意，但聽者有意；這些話刺痛了黃忠的心。結果，次日為求全勝，黃忠孤軍深入，不幸中箭，最終戰死沙場。此時，劉備悔之晚矣，只有哀歎“傷人之語，如水覆地，難以挽回”。或許正是由於這種原因，前人才講“才舒放即當收斂，才言語便思簡默”。 “言多必失，語多傷人”。難怪先人告誡，“多言為涉世第一病”，“少言語以當貴，多著述以當富，載清名以當車，咀英華以當肉”。人應該學會如何說話，如何待人，至少懂得“靜坐常思己過，閒談莫論人非”、“善默即是能語，用晦即是處明，混俗即是藏身，安心即是適境”。因為“面谀之詞，有識者未必悅心；背後之議，受憾者常若刻骨。”至於眼前些許恩怨何必耿耿於懷，任它去吧，不過如此，一笑了之。 這也告誡世人，“甘人之語，多不論其是非；激人之語，多不顧其利害”。因此要謹防“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多門之室生風，多言之人生禍”，所以要三思而後行，同樣要三思而後言。正所謂，“話多不如話少，話少不如話好”、“開方便之門，閉是非之口”。明晰世人心理，一切都是有其緣由的，有其道理的。話是開心鑰匙，更加是一把結仇的鎖。一句話可以使人笑，使人跳，也可以使人生，使人死。傷人莫過於傷心，正如打人莫過於打臉；無意中一句話可能將友人變成了仇敵，自己還未察覺，可人家早已記恨在心。尤如思維的“病毒”侵入大腦，侵蝕思想一般。古語早就有言，“稱人以顏子，無不悅者，忘其貧賤而夭；指人以盜蹠，無不怒者，忘其富貴而壽”。歷史上有個經典的案例，就是“後來者居上”。 《史記·汲鄭列傳》上記載，“黯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不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學，游俠，任氣節，內行脩絜，好直谏，數犯主之顏色，常慕傅柏、袁盎之為人也。”一次當朝議政，漢武帝說要實行儒家的仁義之政，多為老百姓辦好事。沒等皇帝把話說完，汲黯就說：“陛下內心裡那麼貪婪多欲，表面上卻要裝得實行仁政，這是何苦呢？”一句話把漢武帝噎的臉色大變，宣布罷朝。“良言一句三冬暖，惡語一言六月寒。”從此以後，汲黯的官職再也沒有提升。而比他官小的多的公孫弘、張湯卻一個勁兒住上升。後來，公孫弘當上了丞相，張湯做上了御史大夫，可汲黯還在原職。一天，汲黯對武帝抱怨說，陛下使用群臣，跟碼劈柴一樣，是“後來者居上”啊！漢武帝聽後，對大臣們說：“人真是不能不學習啊！你們聽汲黯說話，越來越離譜了！” 這個事例說明了什麼呢？“好馬在腿，好人在嘴”、“有一言而傷天地之和，一事而折終身之福者，切須檢點”。說話是很重要的一個能力。如果大家工作能力都一樣，當然誰都願意接受一個很會說話的人，而不會接受一個像汲黯那樣倨固的人。這是人之常情，是由人的本性決定的。所以，“凡一事而關人終身，縱確見實聞，不可著口；凡一語而傷我長厚，雖閒談酒谑，慎勿形言”。不僅為人處事如此，執國理政亦是同理。“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誤國”，因為“言者無心，聽者有意”。中山國的故事就是一個“因言喪邦”的最佳案例。 戰國時代有個名叫中山的小國。有一次，中山的國君設宴款待國內的名士。當時正巧羊肉羹不夠了，無法讓在場的人全都喝到。有一個沒有喝到羊肉羹的人叫司馬子期，此人因此懷恨在心，跑到楚國勸楚王攻打中山國。楚國是個強國，攻打中山易如反掌。結果中山國被攻破，中山國國王不得不逃住國外。他逃走時發現有兩個人手拿武器緊緊的跟隨他，便問二人：“你們來干什麼？”兩個人回答：“從前有一個人曾因獲得您賜予的一壺食物而免於餓死，我們就是他的兒子。父親臨死前囑咐，中山有任何事變，我們必須竭盡全力，甚至不惜以死報效國王。”中山國君聽後，感歎地說：“怨不期深淺，其於傷心。吾以一杯羊羹而失國矣，以一壺餐得士二人。”如果中山王能對司馬子斯說上一句表示安慰的話語，結果也許不會如此。 “言語知節則愆尤少”，言為心聲，書為心畫；所以“修己以清心為要，涉世以慎言為先”。事實上，一個人靈魂深處的東西，總是要通過一定的語言來表達的，不管是有意識的，還是無意識的。所以，心裡可以天馬行空的想，但是嘴裡卻不能肆無忌憚的說。更何況，“談山林之樂者，未必真得山林之趣；厭名利之談者，未必盡忘名利之情”。因此，“遇嘿嘿不語之士，切莫輸心；見悻悻自好之徒，應須防口”。 說話也是一門學問，一種技能，更是一項藝術，一門功夫。會說話的人不一定是那些滔滔不絕、口若懸河的人；他們總是在恰當的地方，在恰當的時候，針對恰當的人講出恰當的話語，那怕只是一兩個字，甚至是無聲的交流。當然，有的時候他們也會大吵大嚷，但結果卻是好的而非惡的。為什麼會是如此呢？因為對象不同，比如那對君臣唐王李世民與賢臣魏征。李世民給了魏征很高的評價，認為魏征“素有膽識，每犯顏進谏，雖逢王盛怒，神色有移，身正而心勁，上不負時主，下不阿權幸，中不移親族，外不為朋黨，不以逢時改節，不以圖位賣忠。前代诤臣，一人而已。”而在那個年代，魏征其實也是冒著“天下之大不違”風險的。正如他自己所言：“臣欲進谏，辄懼死亡之禍，與赴鼎镬，蹈白刃何異哉？忠貞之臣，非不欲竭誠，乃是極難。”他們的歷史已成為佳話，象“貞觀之治”那樣為人們頌揚。因為人們相信，如果沒有魏征進谏，也許就不會有歷史上的“貞觀之治”；如果沒有李世民的納谏，也不一定會有唐朝盛世。由此看來，說話不僅僅是學問、藝術或是功夫，也應該算是一種生產力。正象是先人所言，“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只字必惜，貴之根也；粒米必珍，富之源也；片言必謹，福之基也；微命必護，壽之本也”。 然而，可惜的是，如此的景象並不多見，所以這才更加的為人們珍惜與傳頌。與此“千古流芳”相伴相生的則是更多的“贻臭萬年”。盡管當時聽來是如蜜甘甜，可事後會發現其實是鸠毒。為什麼忠言會逆耳？是什麼導致了思維的“短路”，或是腦細胞的不良化學反應，要麼是思維電波的沖突。為什麼事實會給自己帶來“好處”的東西，卻讓大腦這個“首領”如此不安，以至於做出完全錯誤的決定也在所不惜？是個人修養不夠，還是思想境界不夠？自古忠臣多死於此。 言語，其實質是一個人的內心思想的表示與反映。如果一個人具有高尚的思想，具有寬廣的胸懷，其言語也必然是豁然的、通達的。相反，如果一個人如果思想龌龊、心胸狹隘，其言語也必然是干澀的、刻薄的。如此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人們寧願和“君子”打頓架，也不和“小人”說句話了。因為“喜時說盡知心，到失歡須防發洩；惱時說盡傷心，恐再好自覺羞慚。”所以一個人應該在其心裡多存謝意，多出贊言，平淡坦然，物我兩忘。這樣就不會“施絕然聲音顏色，拒人於千裡之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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