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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北海禅院網站
一、人們對儒家孝道的誤解
佛教傳入中國之前，因為本土各種思想及各類民間信仰對於大眾意識形態的深入影響，使普遍民眾形成了十分樸實而又根深蒂固的人生觀。這類觀念普遍認為人的生命只有一世，而給予這一世生命的只有父母，“孝道”被普遍地理解為供給父母衣食之需、延續宗嗣傳承、贍養父母、為父母送終等。
春秋以後，這樣的“孝親”觀念得到了方士儒生們的道義支持，並隨著儒文化的主流化發展而逐漸影響了中國社會。在不斷繁衍更替的中國民眾中，甚至發展出“尋宰相於孝子之門”的人格標准，這是在提倡“孝道”的社會風氣中醞釀而成的標志性符號。從“孝道”又發展出三綱五常人倫之道。在歷史上，一種風氣的形成，無論是主流的還是官方的，大多是源於文化而又逐漸異於文化。今天，這種被人們奉為圭臬的“孝道”觀念，雖然其中很多已經明顯脫離了儒家的道統，卻仍舊享有著“儒家”的名義。
《大戴禮記.解诂》明確指出：“烹熟鮮膻，嘗而進之，非孝也，養也。”又雲：“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勿辱，其下報養。”僅於父母身邊供養衣食，予以世間享樂，依《禮記》看來，實不能稱之為“孝”，只宣稱之為“養”。而人們一貫用來反對佛教剃發染衣的根據——“身體發膚受之於父母，不敢毀傷”也只是“孝之始也。”儒家之“孝”究竟要歸向何處呢？儒家的至孝是通過完善自己的品德，谕父母以“道”。
曾子著《孝經》雲：“一出言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及於己，然後不辱其身，不憂其親，則可謂孝矣。夫子曰：‘伐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儒家的孝道是要不斷完善自己的品德，讓自己因品德得到他人的尊敬。這種孝道，以仁愛天地萬物為理想，其范疇遠大於一般人們所理解的“養”。
公明儀曾經問曾子：“夫子可謂孝乎？”曾子回答：“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谕父母以道！”不僅孝敬自家父母以道，更要將此道推己及人，這才是儒家所認為的“至孝”。
這種仁愛天地萬物之至孝，源於何處呢？在儒家看來，人之至孝是從一顆活潑生動、自然純淨的真心中流露出的至厚至誠的深情。如果沒有這樣的“真心”、“深情”，僅僅機械地在表面上對父母進行衣食受用等福報的奉養，不能稱之為孝，甚至有“鄉願”之嫌疑。
孔子認為道德的精神在於誠，在於真性情、真血性，即所謂的“赤子之心”。擴而充之，就是“仁”。一切的禮法，只是它托寄的外表。捨本執末，喪失了道德和禮法的真精神、真意義，甚至於假借名義以便其私，那就是“鄉願”，是“小人之儒”。這是孔子所深惡痛絕的。孔子曰：“鄉願，德之賊也。”又曰：“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他更時常警告人們：不要忘掉禮法的真精神、真意義。“食之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偉大而真摯的同情心，是孔子道德的基礎。
缺乏偉大而真摯的同情心是孔子深惡痛絕的，無論是“禮”、“樂”、還是“孝”，都在孔子的批評之列。孔子批評教條的“禮”為“禮雲、禮雲、玉帛雲乎哉！”，批評膚淺的“樂”為“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批評機械的“孝”為“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現在，人們皆以為孔子的理想是“齊修治平”，而沒有真正向“孔顏樂處”尋“吾與點意”的儒家之真精神。
在孔子後世從漢代至今的中國社會，孔子所深惡痛絕的“鄉願”卻成了“社會棟梁”。孔子至大至剛“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的精神，在社會上逐漸地變成了“庸俗主義”、“教條主義”。孔子仿佛預感到了這一點，所以他極力贊美狂狷，而排斥“鄉願”。
孔子不一定要四平八穩，得乎其中。他說：“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志氣很大，很豪放，不顧外面；狷者，有所不為，對裡面很認真；孔子認為既然中庸不可能，則還是狂狷好。因其言行乃從各自生命真處發出，沒有什麼敷衍遷就。梁漱溟先生評價狂狷為“狂狷雖偏，然而卻真，真的就好”。“鄉願”雖在社會上四面八方應付得很好，貌似中規中矩，但卻沒有自己生命的真力量。孔子說“鄉願”為“德之賊”，孟子評價“鄉願”雲：“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
儒家的真精神，是以“道”為尊，追求人本心中生動、自然、活潑而又至誠至善的真性情，並不是表面四平八穩、沒有生命真實內涵的教條主義。
世俗誤會“拘謹守規矩”為道德，誤會孔孟道理“盡在倫理常綱常中”，其實那樣難免落歸鄉願一途，正恐是“德之賊”呢！
孝道，也同樣在這個范疇內。如果只是拘泥於對父母的奉養和表面風光，而背離了以道為尊、追求至善的儒家精神，人們為“孝養”父母就會像俗儒一樣鑽進利祿之途。如果人們不能向自己的本心探尋人生的真意義、真道德，而是一味因循俗儒之“孝”，儒家的真精神會消亡，鄉願之人將遍滿天下，那時可謂去“舜之道”遠矣！
二、出家人以孝達道
佛教最初傳入中土，社會大眾便自中國傳統觀念出發，對“出家行為”產生片面理解，認為出家人是“不行孝道”的。這是由中印文化對於“孝道”理解之層次及深度的極大差異所造成的。
在印度，出家修行不會受到來自社會的阻力。因為印度的哲學宗教氛圍濃厚，在印度傳統觀念中，人生分為梵行、家居、林棲、遁世四個階段，所以到了一定年齡出塵修行是十分必要和常見的行為。因此佛陀出家在他所處的社會裡並不孤獨。
但是“出家修行”一進入中國，便遭到了極大的質疑和批判。因為“剃發染衣，毀棄相好”的主張在“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得毀傷”的傳統觀念面前，顯得太過叛逆。為此佛教僧眾開始了與中國主流文化漫長的融合過程。
佛教的孝親觀，在諸大律藏佛陀的直接言教，及大乘經典感人肺腑之孝親篇章的全面指引下，至宋代才逐漸成熟並形成體系，尤以宋代明教契嵩禅師的《孝論》為標志。它因應了中國社會普遍的孝親觀，也並沒有將修行之出離精神與世間孝親之道進行對立，佛陀每每以孝道為橋梁，將孝行目標指向終極的解脫之道。
遍覽佛經，佛陀以孝道自行化他的行為十分常見。世尊亦常贊歎父母恩重，難於報答，教誨四眾弟子念父母恩，報父母恩！
世尊降生人間，八相成道時，欲求出家修行，最先禀告父母。父王要求其娶妻生子，繼承王位，乃許出家。佛為孝道，謹遵父命。及至成佛，以身作則，非但回王宮為父王講經，還升至忉利天為母說法。父王駕崩，佛回王宮親為入殓、親為舉棺。世尊與阿難、難陀等抬起父王棺木，安奉於靈鹫山，大地為之震動。由此可見，對於世俗家庭，佛陀是認同責任感的，把出離心放到家庭責任感的對立面上絕不是佛陀的本懷。
可見佛無論是因中修行，或果上成佛，皆以孝道自行化他。佛陀曾為撫養自己的姨母廣開方便法門，允其率五百釋種女眾出家，佛教終於有了比丘尼教團。佛陀為了成就目犍連尊者救母於倒懸的孝心，宣說《盂蘭盆經》，為後世弟子開辟出一條孝親的法門捷徑。佛陀還講了許多感人的孝道經典，如有名的《地藏經》、《大方便佛報恩經》等。在這些經典中，佛陀金口親宣了深邃廣大的菩提孝道。
《地藏經》中，婆羅門女在母親死後，為使其母永離地獄等三惡趣之苦，而發廣大誓言，願度脫一切眾生。其母因其廣大之悲心，瞬間解脫地獄之苦。
《四十二章經》雲：“凡人事天地鬼神，不如孝其親矣，二親最神也。”昭示孝順父母勝於敬事天地鬼神。
在《涅槃經》中，佛陀告訴眾人：之所以能夠修得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的金剛之身，是因在過去無量阿僧祇劫中恭敬三寶，孝養父母，今世才能感得如此殊勝的果報。經中亦雲：“若有男女依母教，承順顏色不相違，一切災難盡消除，諸天擁護常安樂。”孝敬父母，不僅今世可以免除災難，為天人所護念愛敬，更可為來生種下圓滿佛道的因緣。
《菩薩睒子經》雲：“人有父母，不可不孝，道不可不學。濟神離苦，後得無為，皆由慈孝學道所致。”說明慈孝與學道，是成佛的基礎。
《賢愚經》中佛語阿難：“出家在家，慈心孝順供養父母，計其功德，殊勝難量。所以者何？我自憶念過去世時，慈心孝順供養父母，乃至身肉濟救父母危急之厄。以是功德，上為天帝，下為聖主，乃至成佛，三界特尊，皆由是福。”演述受人敬重者，皆由孝德所致。
南宋高僧虛堂和尚智愚認為：“天地之大，以孝之本”，“以孝為本，則感天地動鬼神“。明代禅僧永覺元賢大師，在論孝時說道：“甚矣，孝之為義大也。身非孝弗修，人非孝弗治，天地非孝弗格，鬼神非孝弗通；即無上至真等正覺，非孝亦無由致，是知世出世間之福田，實無有逾於孝者。”
世人常謂出家者遁入空門、與世隔絕、不養雙親，其實不然。有識之士略加了解，即可知出家人於父母生養之恩常懷感念，甚至以超越一般世人之孝行奉養雙親。
佛在世時，嘗有比丘畢陵伽婆蹉，父母貧窮，欲以衣供養而不敢，以是白佛。世尊以是事，集諸比丘，誨雲：“若人百年之中，右肩擔父，左肩擔母，於上大小便利，極世珍奇衣食供養，猶不能報須臾之恩。從今聽諸比丘，盡心盡壽供養父母。若不供養，得重罪。據漢地所通用的《四分律》，僧眾也可以三寶物以外的個人錢物，奉侍父母。
由此可知，出家人雖剃發染衣，卻常於奉養父母之事，念念不忘。
中國歷代高僧孝親之事亦是俯仰皆是，感人肺腑；宋長蘆宗赜禅師，少孤，29歲出家，深明宗要，後往長蘆寺，迎母親於方丈東室，勸令念佛求生淨土，歷時七年，其母念佛西逝。隋敬脫法師一頭擔母，一頭挑經，雲游四海，隨緣度眾；唐睦州陳尊宿禅師在黃檗禅師座下開悟，後住開元寺，自織蒲鞋，賣與路人，以所得薄財，奉養老母；南朝齊道紀法師，孝性淳深，一面奉養母親，一面講經說法，導俗入聖，其侍母也，衣著飲食、大小便利，必身經理，不許人兼。或有助者，師曰：“吾母也，非他之母。形骸之累並吾身也。有身必苦，何得以苦勞人？”師之孝行，感化一方道俗信眾。蕰益大師出家後因念其父早逝故，對母極其孝順。常為殁父燃臂香、誦經、禮忏以求其超升淨域，為祈母病康寧亦如是。其母因醫藥救治無效，曾三次切肝煎湯以挽救其母之命。
出家人之孝，毫不遜於在俗之大孝者。如此至誠至善的孝行，怎能單單以“剃發染衣”為由而予以否定呢？不僅如此，出家人的修行可謂時時不離“仁孝”之心，亦以孝心，孝行而達道。
《梵網經》雲：“孝名為戒，亦名制止。”在行道的過程中，出家人的持戒行常孝道為基石。修行法門對於孝思的應用，可見於各傳佛教的諸大論中。如《清淨道論》雲：
如果這樣觀察導師，宿世所行之德，依然長時為煩惱驅使，不能熄滅瞋恨，則應觀察無始以來的輪回。即所謂：“諸比丘！難得有有情不是往昔的母親，不是往昔的父親，不是往昔的兄弟、姊妹及子女的。”於是便能對那敵人生起這樣的心，這人曾是我過去世的母親，我在她的胎內住過十月，出生後，如拿黃旃檀一樣拿開我的屎尿涕唾等，不生厭惡，抱我於胸懷、負之以腰間，不辭辛勞地養育我……所以我對此人起惡意是不相應的……在關鍵的時候，連念佛都無法息瞋的時候，就只能念母了。
《菩提道次弟廣論》雲：
如是應知，修諸有情為親屬者，是為令起悅意之相。親之究竟是為慈母，故修知母、憶念母恩、及報恩，是為引發悅意可愛，愛執有情猶如一子，此悅意慈是前三果。由此即能引發悲心。欲“與樂慈”及“拔苦悲”，因果無定。故知母等三種所緣，即是“與樂慈”及“拔苦悲”二者根本，故於此中當勤修學。又發心因，修諸有情皆為親者，是月稱論師及大德月蓮花戒論師等之所宣說。
唐朝華嚴五祖宗密大師認為“孝始於混沌，塞乎天地，通人神，貫貴賤，儒釋皆宗之，其唯孝道矣”，並將戒律的根本精神歸宗於孝，認為“戒雖萬行，以孝為宗”。孝是保障出離心的最強勢的力量。行持孝道，能自然地放棄貪癡的惡心和種種煩惱，使得修行順利進行。
故知，出家之人不但行孝道，並且以孝至道，仁孝之心須臾也未嘗捨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