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佛教,並非與發源之印度及弘揚於世界各國的截然孤立,不過從中國佛教歷史研究,就有中國佛教的特殊面目與系統,把中國佛教的特殊面目與系統講出來,故成為中國佛教。
今先講中國佛教的特質在禅
什麼叫特質?無論什麼東西,都有許多因緣和合乃成,而所成的東西,一個有一個的特質,一類有一類的特質,因為他各有各別不同的特殊質素。
現在講到中國佛教,當然有同於一般佛法的;然所以有中國佛教可講,即在中國佛教史上有其特殊質素,乃和合一切佛法功用、而成為有特殊面目與系統的中國佛教。
其特殊質素為何?則“禅”是也。
禅乃中國通用之名,是“禅那”的簡稱,或雲“定”或雲“禅定”,印度多叫做“瑜伽”。這裡所說的禅,不一定指禅宗,禅宗也當然在內;今講之禅是指戒定或定慧之“定”的,所以比禅宗之禅的意義來得寬廣。
禅那即靜慮之意,就是在靜定中觀察思慮,所以禅那雖可名定,而定中有觀有慧方為禅那之特義,故禅那亦雲“禅觀”。
現在講中國佛教之特質在禅
佛教二字當然包括各種佛法,而各種佛法的義類甚寬,今不過就中國佛教的特質說,故雲“在禅”。比方南洋佛法之特質在律儀,西藏則在於密咒。
而日本佛教的特點則在於聞慧及通俗應用,研究各種經論的學問大,於身心實際修證的功夫則小。不但明治維新以來如此,即元以前的真宗便為通俗應用的佛教;尤其日蓮宗有所謂“立正安國論”,專以樹立正教安定國家為要旨。
從以上各地特質比較起來,反顯出中國佛教特質在禅。
中國佛教之所以重禅,當然也有其因緣,今於中國佛教的特質所以在禅的因緣,且分兩條來說:
一、梵僧的化風
梵僧乃佛教初來中國時傳教者之通稱。其實不一定皆是印度的,南洋與西域各地之來此者亦混稱梵僧。梵僧教化的風度,也可分做幾點說:
(一)端肅之儀態:在當時到內地的梵僧,大概道德高深,學問淵博,他們行住坐臥四威儀,態度端嚴,使人肅然起敬。
(二)淵默之風度:他們因深有修養,其幽深寂默的風度,使人見之覺得深不可測。
(三)神妙之顯揚:他們智慧既高,種種方技、神咒,術數也極少精妙,且其修禅持咒所成之神通妙用也常有流露,這種以神異顯揚的力量,功尤顯著。
(四)密奧之探索:佛法初來之摩騰、竺法蘭,及漢,魏、晉初之安世高、支婁迦谶,佛圖騰等,所至有神德感通,這在高僧傳中處處都有記載可知。
不但初來之梵僧如此,即其後以譯經傳學著名之鸠摩羅什,菩提流支等,亦仍著神咒靈感之功。如羅什臨終前,口吐三番神咒以延壽命,菩提流支以神咒湧井泉等。故這些梵僧皆能使人崇敬,起“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的觀感,使一般趨向修學的人,皆視佛法為深奧神秘,肯死心刻苦探索。
當這些梵僧來華時,中國文化已經發達很高,他們從端嚴寂默之中顯其無窮之神功妙智,使瞻仰者起一種高深莫測而極欲探索之心。
這在達摩祖師來華後,亦即以此成為禅宗的風化,學人皆從禅中去參究,探索其秘奧,遂即成為中國佛教之特質在禅。
但是僅就這一方面,還不能成為中國佛教之特質在禅,還可能成為一種神秘信仰之佛教,故還須從另一方面去說。
二、華士之時尚
華士即中華讀書之士——士君子、士大夫。當時文化已高,一般士夫之思想,皆尚簡括綜合的玄理要旨。在言談上也推尚隽樸的語句,或詩歌之類,要言不繁,能實在表示出精義。
至於一般土君子品行,也唯清高靜逸是崇,如竹林七賢等,皆從事於高隱靜修。在資產生活上,重於自食其力之儉樸淡泊。
在當時可作士人代表的,如諸葛亮、陶淵明二人,最為全國人所敬仰。諸葛亮與陶淵明皆躬耕田園,品格高逸而生活恬儉,所成詩文皆簡要精妙;他們讀書都只觀大略,不求甚解,不尚言論辯析。
有人說淵明得主也可成為諸葛,諸葛不遇劉備亦可成為淵明。此為中國一般士夫之崇尚。所以佛法由梵僧傳入,在通俗的農、工、商方面,即成為報應靈感之信仰。
在士人方面,以士人思想之玄要,言語之隽樸,品行之恬逸,生活之力儉,遂形成如《四十二章經》、《八大人覺經》等簡要的佛學,適合當時文化,機教相扣。
同時樂於山洞崖窟,過其簡單生活,禅靜修養,遇有訪求參問者,為示簡要而切於實際之要旨。
如此適於士人習俗之風尚,遂養成中國佛教在禅之特質。
從梵僧來化,及能領受佛學之中國士夫思想等的因緣和合,而成為當時習尚禅定的佛教,並奠定了二千年來中國佛教的基礎。
在當時傳習上,也曾有過重於律儀,如法明的弟子法度,曾以小乘律行化,雖有少數人學,但終不能通行。復傳習過種種分析辯論,如毗昙、成實、中論、唯識,因明等,而土君子亦覺得不能握其簡要,故不甚昌盛。所以說中國佛教之特質在禅,半由中國原有之士人習尚所致。
因為若抽去此士夫思想關系,僅由敬崇梵僧則變成神咒感應之信仰,或成為樂著分析辯論之學術。比如西藏原沒有文化,故成為神咒佛教。南洋氣候生活接近印度,故易重律儀。
而中國則在其玄簡士習中,成為精徹之禅風,這就是中國佛教之特質在禅的原因。但是,雖說在禅,而又不局於後來所謂之禅宗,其范圍較寬,故今先說禅宗以前之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