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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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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法師開示
宗仰法師忽僧忽俗的“天下奇僧”
一代高僧：宗仰法師 宗仰法師，俗性黃，原名浩舜，法名用仁，宗仰是他的法號，又號烏目山僧。中年，別號楞枷小隱，晚號印楞禅師。他是我國近代史上托跡空門的愛國志士，也是一位頗具影響的詩人、教育家，他忽僧忽俗，儒釋同致，被人們譽為天下奇僧，是佛教界的一流人物。 宗仰1861年5月出生於常熟南城門外一戶從事米業的商賈家中，他的父祖輩開設一家黃大隆米行，雖算不上巨富，但家道也很殷實。他的母親趙氏笃信佛教，是虞山三峰清涼寺的信女。宗仰小時即聰明好學，才智過人，對家中往來的生意不感興趣，也從來不予過問，倒是母親去三峰進香之時，他總是隨侍在側，所以從小就受佛門的熏陶。16歲那年，父親和哥哥逼他學掌店事，他憤而出走，來到三峰清涼寺削發為僧。他的母親對此並不加以阻止，卻認為“一人受戒，七世超度”，是“前世有緣”。 清涼禅寺當時的主事者是藥龛上人，他的戒行在江南一帶著稱，與翁同和、趙宗建等士人過從甚密，而且重視培植僧材。宗仰到清涼寺以後，藥龛很是器重他，對他著力加以培養，延聘名師王伊來督促他讀書。宗仰得到王伊的悉心教導，又因清涼寺是千年名剎，藏書甚豐，他能博覽群書，認真攻讀。在幾年的時間裡深研釋家內典，旁涉中外學說，並對琴棋書畫、園林藝術等許多方面都有涉獵。他作的山水畫，落筆如風雨，於蒼秀中見勁氣。他的詩受到龔自珍、黃遵憲、鄭珍等人的影響， 蒼湛突兀，充滿愛國主義激情。翁同和一日看到宗仰的詩文，稱“ 辭茂義幽，莫測其際。”並說：“子習舉子業，住著自縛， 倘入缁門，慧海之舟楫也。”從此宗仰更加視功名如糞土，對佛教經典深研細究。 宗仰本來家資甚豐， 然他對這些資財全無興趣，竟至憤而出家，以此可以看出他的秉性異於常人。出家後的宗仰依然我行我素，不拘小節，舉止言行常被人視為觸犯清規戒律。當時正值19世紀末，帝國主義列強加緊侵入中國，日趨腐朽的清政府的統治也風雨飄搖。常熟城裡的一些讀書人經常聚在一起議論時政，擔心自己國家的前途。宗仰雖已剃度，但仍舊跟這些人往來頻繁，參與抨擊朝政。1884年初，他應一些友人之邀出游無錫，適逢春日廟會。熙熙攘攘，所到之處士女雜處，游人雲集。遁入空門的宗仰廁身之間，一些人認為他觸犯了戒律。這事被三峰寺施主知道了，認為有損寺裡的聲譽，要求其師玉鋒和尚對宗仰嚴加管束。玉鋒對宗仰狠狠訓了一頓，揚言要把他趕出寺院。宗仰本是個性極強的人，那堪受此屈辱，決定離開三峰寺，去當一名雲游四海的游方僧人。玉峰和尚聽說愛徒真的要走，反倒老淚縱橫，親自把他送到鎮江金山寺掛單受戒，改拜該寺方丈長淨為師，要求長淨法師對宗仰多加關照。長淨看宗仰果然穎悟非凡，一見之下，格外喜歡，於是對他也加力培養。宗仰在寺內學習日、梵、英等文字，以後又到南北名剎朝山進香，宗仰得以游齊魯，歷燕趙，繼而循海過越南至閩粵，遍歷各省名山大川。每到一處，領略江河秀色，山川靈氣，總是賦詩作畫。氣益豪，詩益壯，畫益進，愛國之心也更加熾烈。1899年他回到上海，這番游歷開闊了他的視野與胸襟，也陶冶了他的畫意詩情。 宗仰和一切“ 位卑未敢忘憂國” 的仁人志士一樣，始終以其熾烈的情懷關注著世間風雲。雖身系佛門，心未忘世。他在佛學思想上提倡華嚴、唯識二宗，認為此二宗能使國民具有勇猛、無畏之氣概。在此佛理的認識基礎上，他在自己的詩畫中注入愛國激情，抒發對身處末世國運的憂憤感懷以及“ 重救沉淪”和“乘時崛起”的胸臆。宗仰到上海後不久，戊戌變法失敗。他對清政府的腐敗無能和祖國河山被列強瓜分的局面，憂心如焚。1899年，他與唐常才等人在上海發起組織救國會，後稱“回民公會”，即包括士農工商的愛國團體。當時俄國圖霸滿州，逼清政府簽訂密約。回民公會和一些愛國志士舉行集會，宗仰登台演說， 其情辭懇切，動人心弦，令聽者動容。會後致電清政府，要求廢除密約。1900年，八國聯軍攻下北京，清政府被迫簽訂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當政者固然昏庸腐朽，而海內偷安嬉戲的人又比比皆是，宗仰對此十分痛心，於1901年作《庚子紀念圖》，以寄托他的憤慨和沉痛，並且希望觀者勿忘國恥，應該知天下興亡之責， 群策群力， 報效祖國。他在自序和題詩中有這樣的詩句：“難傾鐵淚詳圖畫，只記頹京城下盟。”該詩和畫發表後，轟動朝野，仁人志士題詠達40多首，合刊行世。一時“不忘國恥， 振興中華”成了當時國人的共同呼聲，宗仰的愛國名聲也傳遍海內。 宗仰一直有感於我國之所以能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上下綿綿歷數千年，在於中華民族是一個有高尚道德的民族。所以一直倡導國民道德。所以，他一直推崇華嚴宗。華嚴的理論，在普度眾生，使眾生頭目腦髓，都可以施捨於人，毫無自私之意，是極端純粹之道德。法相宗的理論，萬法唯識，一切有形色相，無形法塵，都為幻見幻想，空無所有，是極端清淨之道德。在宗仰看來，一個人如果具有華嚴宗的利他精神，法相宗的自淨其意的品格，則心佛眾生，三無差別。心在佛上，佛在心間，人人不做違心之事，喪心之事，則良心常在。象這樣道德的根基，不期立而自立。有鑒於此，他特別提倡教育，在俗僧兩界，他都特別注重培育人才， 以啟迪民智。宗仰為此不辭勞苦，將自己的熱情傾注於奔走辦學之事業上。1902年，他和蔡元培，章太炎，蔣智田、吳稚輝等人在上海組織了“ 中國教育會”。這是一個以愛國教育和推翻清政府為己任的革命團體，宗仰被推為會長，蔡元培為事務長。教育會最初的目的是要通過改良編制教科書，向青年灌輸新教育，認為振興中華，推翻滿清，非從改造青年思想入手。第二年，帝俄入侵東三省，我國留日學生因為組縱“拒俄義勇隊”被遣返到滬；同年11月，上海南洋公學學生因反對校方禁談時政而罷課，校方用高壓政政，迫令二百多名學生退學。為收容退學青年，宗仰又設法募捐，成立了當時號稱“東南革命大本營” 的愛國學社，收留從日本、南洋公學及南京陸師學堂退學的學生。在此之前，他還創辦過一所愛國女校。這幾所學校都是完全新型的學校。這年的五月，宗仰還資助浙江大學堂退學學生組織“ 新民塾”。宗仰以他的特殊身份和他與猶太富商哈同的華籍夫人羅伽陵的佛緣關系，利用“哈同花園”的“ 安全區域”，為先後到達上海的秋瑾、徐錫麟、陶成章、蘇曼殊、李叔同、黃興、陳天華、鄒容、章太炎提供活動場所。 說到底，一個人無論在僧在俗，都不過是選擇生命存在的一種方式，藉此來主宰自己的生命，做到來去自在。而無論在俗在僧，那些真正熱愛生命的人都不肯流減生命中的熱情之火，虛度此生。而是以適宜自己的方式將生命揮灑得更為淋漓盡致，從而邁向光明的境界。故前輩高僧都能在告別生命圓寂時平靜、安詳，實在是他們感到自己在世時的苦行無愧自己，無愧此生。宗仰法師真是如此，以他的性情， 灑脫放達，又精研佛理，添得佛法之精妙奧義， 兼通數國語言，嘗游厲過國內名山大川，其眼界胸襟自然非常人所能比擬。所以，他是具備了佛法所講的“ 器識” 的，他又將此“器識”用於自己所鐘愛的事業上，造福眾生。 他盡自己的所能，幫助慘淡經營的革命黨人。1903年，發生了舉國震驚的“蘇報案”，《蘇報》刊登了章太炎的《康有為與覺羅君之關系》，文中大罵清政府是野雞政府。清政府下令封禁《蘇報》，逮捕了鄒容、章太炎。蔡元培，吳敬恆逃往日本。在事發之初，宗仰留在上海多方奔走營救章、鄒二人。後來，清政府和租界捕房把宗仰的名字也列入了黑名單，因此，宗仰逃亡日本。恰在此時，孫中山自河內經西貢、暹羅抵達橫濱。宗仰慕名拜訪。孫中山與他一見如故，特辟樓下一房間讓宗仰居住。此後兩人的關系一直非常親密。宗仰還出資支持了革命黨人所辦的《江蘇》雜志。1903 年秋，孫中山離開日本前往檀香山，宗仰資助旅費200元，並賦《餞中山》詩一首，詩中有：“握手與君五十日，腦中印我揚子圖”之句；且對孫中山壯別寄願：“此去天南番北斗，翻來邗水奠新都。” 希望孫中山的檀香山和北美之行能叱咤風雲，翻天覆地。 宗仰古道熱腸，在他人遇到困難之時總是伸出援助之手，不僅是物質上的，還有精神上的。孫中山在美國流寓期間，曾經與保皇勢力進行過激烈的較量。孫中山在同康、梁等人的論戰中，得到了宗仰的有力支持。1904 年，孫中山曾幾次寫信給已經返回上海的宗仰，要求：“在滬同志亦遙作聲援……”。1904年，蔡元培、陶成章、龔寶铨等人在上海成立光復會，宗仰也是此中骨干成員。1905年，同盟會成立，宗仰是同盟會會員。不久，“ 蘇報案”平息，章太炎出獄，宗仰守候於牢門，為之安排一切，並贈給他旅費，讓章太炎三天後即去日本。後宗仰又將致公堂集資刊印鄒容的《革命軍》和章太炎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分寄南洋、美州各地。19l2年淞滬都督李燮和率師北伐，急需裝備，而宗仰為之籌集巨額饷銀，對革命力量作出了巨大的支持。不久，章太炎從日本回國，宗仰特去迎接並安排章住在哈同花園中。緊接著，孫中山從歐州回來，船停在吳淞口，宗仰親往迎接孫中山到哈同花園與廷芳、蔡無培等30多位革命黨人會晤，共商建國大計。 宗仰多才多藝，早在他從各地游歷已畢回到金山寺時，其才識早已為各寺院中的僧侶刮目相看。當時上海猶太富商哈同正在靜安寺路籌建一座花園，他的夫人羅伽陵是華籍人，崇信沙門， 要在園中建設經堂， 請群僧前來講授梵典。於是專程前往金山寺進香，請宗仰主持其事。宗仰既通佛理，又懂得東方園林藝術。在他的主持修建的愛俪園，在300畝之大的空地上，隨著地勢的高低，相機營造房屋，堆砌假山，開掘河地，設計經營，頗費匠心。在園中建設經堂，開辦學社，講授梵典。在愛俪園中，接待孫中山、章太炎，組織多次救災義赈，羅致許多學者從事經學、小學、史學、文學、佛學、文物、金石碑版等方面的研究，還出版《學術叢編》，《藝術叢編》等刊物。 從宗仰上述的種種行動中，都可以看出他自行化他， 忘我利他，面向現實，面向人間，實施真正的菩薩行，大慈大悲救助他人的濟世精神。佛法中的茲心慈行就是希望他人得到快樂，幫助他人得到快樂。悲心悲行就是希望他人離去痛苦，幫助他解除痛苦。所以，宗仰雖出家為僧，但他從虔誠的佛教徒的信仰出發，慈悲為本，在潛修的同時，兼濟眾生，廣修善業，利樂有惰。 宗仰的這種行為完全是發自佛陀的正覺，決非迷戀於仕途功名。辛亥革命勝利後，他的一些舊朋友都成為當政要員，達官顯貴，但他卻淡泊自處，仍過他清淨的頭陀生活，他在自己的詩中披露了這種情懷：“乾坤事了續參禅，坐破蒲團不計年；依舊在山依舊寺，推窗喚醒老龍眼。”不久，辛亥革命失敗，孫中山辭去大總統之職，北洋軍閥登台執政，宗仰見此情景，知事不可為， 謝絕交際，悄然回到鎮江匯天寺，閉關閱經，三年共覽十二部經。接著又遍登廬山、黃山、九華、雁蕩、天台等名山。他對革命勝利後的果實被篡奪十分痛心，在袁世凱稱帝前，他作一幅《江山送別圖》，題款稱“ 共和末日寫此用留紀念”，用“江山送別”，“共和末日”來抒發對時局的不滿與詛咒。早在南京政府剛一成立時， 宗仰就立志於佛教改革，發表發《 佛教進行商榷書》。他在這篇文章中，又闡述了他一貫的思想，認為“ 大本大源，端在道德。” 而 這種道德的基礎不是儒學，也不是西方人的基督教思想，是能“普度眾生” 的佛教思想。後中華佛教總會成立，各省也紛紛成立分部，企望把這一改革推廣普及開來。然而，年輕的共和國很快就失去了靈魂，宗仰的主張及改革的嘗試都成了空想，付之流水。他在返回金山寺時，為顯示光明磊落，將羅迦陵從前送他的一串由108顆翡翠做成的佛珠交還給主人，連自己的衣服、書畫等物一件都沒有帶走，只身離去。宗仰回到金山寺，由於他的影響和學識，原來的方丈青權法師決定讓位於他。宗仰並無意於此，寫了一副對聯給青權，聯雲：“爾兄回山，不作此想；吾弟主席，盡可放心。”一時仰為佛門佳話。 作為一佛子，宗仰從未忘卻自己對佛教事業應盡的責任。他在精研佛理之余，還著書立說，寫了不少有關佛學方面的著作。在他的著述中，始終貫穿著佛教徒主動肩負改良社會，啟迪民智，改造國民道德基礎責任的精神。因此，他認為必須猛省時機，力圖振作，積極整頓，興利除弊，只有如此，才能闡揚祖乘，輝耀佛庭。他認為應發揚百丈遺風，復古清規，一日不作，一日不食， 全體僧眾要一律參加勞動，不搞特殊化。僧眾應用自己的汗水，創造財富，造福大眾，改變千百年沿襲下來的寄生生活。禅、教、律並重。禅以悟心了性為大旨，教以圓解了義為究竟，律以現身無犯為正果。另外，他在自己的文章中還一再倡導要興辦僧教育，制裁剃度，認為必須具備一定的條件才准取得僧尼的合法資格，以防止游民逋客，市井無賴，流入僧籍，敗壞佛門。佛教的改革應杜絕應赴也是他一貫的思想。宗仰認為，僧尼為俗人念經作佛事，是釋迦牟尼佛生前斥責的五種邪命之一。如果僧尼專以經忏為業，容易給社會造成一種錯覺，誤以為佛教就是“ 超度亡靈。”佛教徒應該忘我利他，廣做善事，以利有情眾生。另外，他還利用哈同經費，從1909年起，用了9年的時間，根據日本弘教書院的《大藏經》小字本，參考日本的《縮刷本藏經正誤錄》以及有關的其它刻本，輯校出版了一部《頻伽藏》。全藏共40函，連總目共計440冊，經1916種，8416卷，這一巨大工程共耗資20萬元。宗仰在《刊經記》中說：“此經之成，歷事如是之難，用 款如是之巨，主人固推誠相與，堅定不移，余亦綜核勾稽，因果自失。”“ 今茲藉非佛法感通，無人合相，則何以遂初心而釋重負，由後思前，不覺色然喜而又怦怦心悸也。”可見他自己為這部《藏經》也花費了很大的心血，對佛教事業是一大功德。 除此以來外，宗仰還是復興棲霞寺的第一祖師。1919年，宗仰偕同青權法師，揚州的寂山、雨山法師去南京棲霞朝山。棲霞寺建於齊梁間，是金陵的名剎，毀於清鹹豐年間的兵火中，尚未修復， 古道場的山茅中僅剩幾間破屋，是法意老和尚的棲身之地。法意老和尚見宗仰等法師朝山，意識到善緣己至，口中連稱“善哉！善哉！”隨即跪在宗仰面前，懇切地說：“恢復棲霞古寺，惟你可為，你若不應，老僧寧願脆死不起。”宗仰急忙將他扶起，邊說：“有話好商量。”同行的幾位法師都認為只有宗仰才能擔此重任，並都表示全力支持。宗仰回到了金山不久，法意又備了禮品，親赴金山，稱宗仰為中興棲霞的祖師。宗仰遂來到棲霞，親自主持寺廟的復建工程。棲霞寺年久失修，且原有山地寺產，也淪為江寧縣學產，多賴各方人士相助，宗仰起而力爭。孫中山也首捐銀元一萬，作為歸還宗仰義助革命之款。交通廳行會京滬鐵路局，將南京郊區的松樹村小站移到棲霞。宗仰開座的那一天，四眾雲集，荒郊山野中搭起了20余座蘆棚。棲霞寺因宗仰的到來而日趨繁榮。寺廟的修建工程進展很快，毗盧寶殿平地而起。這個時候，整個寺廟的規模略定，而宗仰竟積勞成疾，於1921年7月圓寂，年僅57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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