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光大師言:世出世間之事不出因果二字。誠哉斯言。經雲: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又雲: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果,今生作者是。愚人不信因果,而因果規律仍然絲毫不爽。譬如盲人不見日月,而日月仍然照臨。易雲: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我家與孫老師家的歷史正好是一個例證。
我曾祖父有田地房產,按成分來講,應算地主。因堆放柴草與鄰居一家寡婦爭地界,想多占,寡婦不同意,躺在地上保護自家的地界,我曾祖父竟令人把柴草往寡婦身上堆,以致寡婦被壓死。我家因此吃了官司,把田地房產賠光,一下子變成佃農。可見報應之速。祖父母帶著尚年幼的父親和二叔外出要飯,後為別人種地。曾祖父臨終如何,我未曾問到。祖父49歲時,因發狂而死。祖母活了80來歲,臨終時神智顛倒。先父更慘,因病苦難忍,上吊自殺。二嬸因肺結核中年病逝,二叔50多歲時,患急性癌症去世。家中眷屬也多不和,夫妻不和,婆媳不和。吵架在我幼時留下陰影。今日幸遇佛法淨土法門,慶快平生。
孫老師的父親是河北人,是村長兼村學的學董,家有幾十畝地。雖不識字,但重視教育,樂善好施。華北五省大旱那年,糧食絕收,因請示上級來不及,自作主張打開義倉救濟村民。此事被上級追究,要他賠償義倉糧食。因此埋掉田地賠償。後來提竹筐打豬草時,遇一群蜜蜂追隨不捨,因放倒竹筐,收蜜蜂回家安家。因產蜜又漸漸富裕,贖回田產。並能供子女上學。孫老師雖是女人,也上了師范,從事教育。後來孫老師的父親安詳去世,去世時還從容與兒子道別。孫老師的丈夫密修淨土,去世後子女從其筆記本中看到"南無釋浃牟尼佛"、"南無阿彌陀佛"等句。孫老師以80余高齡也信入淨土法門,兒子、女兒也都信佛。作善之福可謂大矣。福緣善慶,聚於一堂。
又我三姐夫村裡某男子,善於捉鳝魚。每年以此牟些小利。後突發怪病,臥床不起,老說有鬼抓他,使勁往床裡側躲避。此莫非捉鳝殺鳝之報乎。
又我堂弟小軍,曾與舅子一起在河裡放梅花陣捕魚。一次騎車上街買菜,鬼使神差,車把轉過來將肋部戳穿,送醫院搶救,撿回一命。(注:嗚呼!小軍去年(2007年)因病驟然去世,年未四十。)
因果報應,六道輪回,苦不堪言,願我同胞,皆一心歸命南無阿彌陀佛,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願以此功德,平等施一切,同發菩提心,往生安樂國。
(信西1999年8月25日)
附錄:談談“積善之家必有余慶”(轉自http://tieba.baidu.com/f?kz=476513448)
作者:妙觀法師
發表自《蜀中淨土》
編者按
妙觀法師,湖南省人,於江西雲居山出家,後就讀於中國佛學院靈巖山分院,研究天台教理、熟悉淨土教義,曾在湖南佛學院任教多年。
法師不僅自修精進(不論常住寺廟或外出參學,法師每天必拜佛至少500拜),而且非常注重因果教育,身體力行於社會公益事業。近年來,僅在川渝兩地參學期間,他以個人來源,為兩地的孤兒院等公益團體捐助糧食數十萬斤。近來法師於各地參學之機,實地收集了非常多的“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案例;而且這些案例,除了諸多古代名人外,還有不少是我們耳熟能詳的當今知名人物。比如朱熔基、何厚铧等等,詳細記錄他們的祖輩慈善德行。
以下內容分為三篇,敘述十二位古今名人,其祖德惠及後代之案例。(不少案例,妙觀法師皆實地考察)
“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面對這類文章,不少初學佛人常問:“都說因果報應,自作自受、各人承當,為何卻報及子孫後代?”這是因為沒有分清楚“余慶、正慶”之故,以下三文,皆記錄“余慶”;而對於何為“正慶”,在第三篇文章中,作者將引用了印光大師的一段關於“余慶、正慶”的文字來說明,相信大家看後對這個問題自然豁然明白。
之一
——當代朱熔基、何厚铧二位之祖上厚德
略。見《行善積德澤被子孫——朱镕基、何厚铧之祖上考略》
明代王穩、晚清韓鴻翼二位之善行惠及後代——
明朝有一位叫王穩的官員。穩字邦寧,號慎庵,二十二歲中舉,歷官涿州學正、唐王府長史、廣平府同知、南康知府、汀州知府等職。他因為善於治理。很有政績。在任廣平同知時,知府因故缺任,當地百姓數千人至都城伏阙請以王穩代任。在做汀州知府時,遇到不歸他管轄的鄰郡遭受大旱災。百姓多受饑餓。王穩立即打開本府倉儲,發糧食赈濟災民,但同知陳熙表示反對,王穩正色坦言:“《春秋》之義,救災恤鄰,彼民猶吾民也。”因而使得這些饑餓的百姓不致受饑荒之苦,渡過了難關。在王穩之後的幾代。出了一位叫王宗沐的玄孫。大振家風。光大其族。從王宗沐開始。在浙江的臨海出現一個“父子四進士,一門三巡撫”的盛極一時的明代王氏家族。“父子四進士”指王宗沐和他的三個兒子。王宗沐一共有四個兒子,他們分別為士崧、士琦、士昌、士業。除士業貢生出身外,士崧、士琦、士昌都榮登進士。又因宗沐和他的次子士琦、三子士昌都官至都御史兼巡撫,所以才又有了“一門三巡撫”的說法。除王宗沐父子以外。孫輩及族人中也有多人擔任官職。這麼多的子孫後代都能建功立業。福澤後人之前因。必推祖輩的王穩。
可憐天下父母心。對於為人父母的。都恨不能把最好的東西留給自己的子女。但是應該留些什麼給子孫。看了這四則故事。可以給普天下的父母做借鑒的榜樣。
——妙觀寫於2007年2月,成都
之二
——記陶澍、劉伯溫、賀龍、唐英年四位之祖德
中國古代的傳說。每年過小年的這一天。灶神要上天。而除夕這天是灶神從天上回來的日子。因此民間都要祭灶神。灶神上天所要做的。是向天帝報告這戶人家的善惡功過。若是積德行善的人家。上天將會令其漸漸地興隆。若是做惡的人家。上天將會使其漸漸的衰敗。《論語》中有這樣一段文字。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灶,何謂也?”從這一章句上可以看出。在春秋時期。民間就有了討好灶神的風俗。但是對於王孫賈的所問。孔子給予了平直的回答。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如果是作惡的。就已經獲罪於天。祈禱求福也是沒有用處的。我曾讀《老子》。讀到“天 道 無 親 , 常 與 善 人 ”時。十分的心悅誠服。上天並沒有偏袒的心。只是愛護真心行善的人。行善之人。必將得到上天的賜與。所謂自天佑之,吉無不利。而這個事實真相並非顯而易見。也不是常人所容易明了的。所以佛家提倡因果報應之說。不知因果的人。內心常空空蕩蕩。以為做惡不得禍。做善不得福。因此緣故。善不欲為。惡則時而為之。知道因果報應的人。內心常充實。能夠漸進地克己斷惡及勤力修善。積善的人。來生後世將會得到福報。而做惡的人。來世將會得到災殃。除此之外作善之人的福慶及作惡之人的禍殃也會波及到他們各自的子孫後代。正如《易經》的〈文言〉所說的那樣。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陶澍。湖南安化縣人。是清代受道光皇帝重用的封疆大吏。曾在京城任翰林院編修、及升監察御史。後在地方擔任過川東兵備道、山西布政使、安徽布政使、安徽巡撫、江蘇巡撫等職。道光十年。诏加太子少保,任兩江總督。陶澍在為官期間。理財辦案,赈災濟民。疏通河運。開拓海運。整頓鹽務、興助教育等方面既嚴治務實且政績卓越。其在歷史上的聲名近似林則徐。清代梁恭辰在所編的《北東園筆錄》裡面記載了他閱覽《聞見錄》時所讀到的關於陶澍祖上幾代人積德行善的事跡。因此感歎“始知其積累之厚,不可不詳載之以勸後人雲。”在《北東園筆錄》中提到陶澍的太高祖伯含公積累過許多陰德。明朝時。鄉裡自衛很嚴。有人抓住盜匪將其淹死。正遇上陶澍的太高祖伯含公經過。賊哀求:“公救我,我誓不復為賊。”伯含公為了給眾人有個交待。也擔心賊將來不能自食其力又復做賊。就贈給賊一條小船以作為養家糊口的資本。伯含公一生施捨過八條小船以幫助別人。他幫助的人都改行為善。伯含公出門常帶一小筐。撿拾碎磁瓦礫以方便行路之人。陶澍的曾祖文衡公也是一位有道德的長者。曾經有趁著雪夜入他家裡盜米的人。他跟隨雪跡腳印走到賊家門前。發現賊是所認識的人。心裡體諒賊家的貧苦。默默的回到自己家裡。始終不提此事。三十年後,文衡公的夫人偶然對子孫講起這件事,但還是隱去了盜米人的姓名不令人知道。其家隱惡揚善之德可見不一般。有一次陶家的鄰裡發生火災。文衡公的夫人以倉所存的糧食救濟遭火災者。陶澍的祖父寅亮公性情淡泊。少貪欲之心。因為沒有經營。家道也不富裕。一天。偶然走到江邊。撿到錢財。等了一整天看見一個人慌張跑來。面如土色。低頭在砂礫中尋找。非常悲戚的樣子。問他。回答說:“在外做工幾年沒有回家。家有老母親。今積累幾年的錢財回來贍養母親卻全部丟失了。所以悲傷”。問他錢財的數目。都能對上。就將錢財交還給其人。那人感激想分一半給寅亮公。寅亮公說:“我要是想分錢財。就不會等在這裡了”。笑著將那人送走。到陶澍的父親陶必铨時。義舉善事也很多。陶澍的祖上幾代人行善。所以安化縣才出了一個陶澍。豈不是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嗎?
所謂富不過三代的規律。正是對這種富而不仁的的報應吧。唐家的子孫後代之所以和榮家的子孫後代一樣延續著輝煌。都能超越富不過三代的規律。與他們家族祖輩的“富而好施仁義”、“達則兼濟天下”的精神許是分不開的吧。
古時候。窮鄉僻壤的地方。若是突然出了一個衣錦還鄉的大人物。鄰裡鄉黨就會說:“他家祖上積了大德,所以子孫後代興旺顯達起來。”行善的人。上天報酬他的善。令他的來世得到尊貴安樂的果報。這是積善的本慶。他的善功還會波及他的後人。天意榮耀他的子孫後代以彰顯他活在人世時的那些為人所知或為人所不知的道義事跡。這是積善的余慶。所以孔子贊頌《周易》。最初就說:“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前些天偶然讀了一段關於中興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左宗棠的身世的材料。發現左宗棠的曾祖父左逢聖為縣學生員,重孝義,而且“居貧好施”,“生平舉止端嚴,所讀經史皆手錄”。我看完生起許多感歎。想起印光大師曾說過的“歷觀古今來大聖大賢之生。皆其祖父積德所致。大富大貴亦然。其子孫生於富貴,止知享福造業,忘其祖父一番栽培。從茲喪祖德以蕩祖業,任其貧賤。此舉世富貴人之通病。”若是天下所有為人父母者和為人子孫者都能明白這個道理。可能天下會趨向於更加秩序井然。這是我寫的以“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為題的文章的第二篇。願以此文贈給普天下的為人父母者及為人子孫者。願人人賢善,世界大同。
——妙觀寫於2007年3月,長沙
之三
——記楊榮、施琅、曾國藩、榮毅仁四位之祖德
關於《易經》的坤卦文言的名句“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民國時期的高僧印光大師曾做這樣的闡述“歷觀史籍,自古及今,凡利人利物者,子孫必定賢善發達。凡害人害物者,子孫必定庸劣滅絕。故孔子之贊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余慶余殃者,正慶正殃之盈余也。正慶、正殃,乃積善積不善之本人,受於來生後世,比余慶余殃,當超過百千萬億倍焉。人若知此,斷不肯以一時之小快愉,致永受大禍害於無窮也。”類似這樣的道理。我在《尚書》裡面也讀到過。《尚書》中的《伊訓》,其內容是商王太甲繼位之初。輔佐過湯王的賢相伊尹谏訓太甲所說過的話。其中有一句“惟上帝 不 常 . 作 善 降 之 百 祥 . 作 不 善 降 之 百殃.”這句話的意思大致是說天帝並沒有固定的喜愛和厭憎。作善的人。則降給吉祥。作不善的人。則降給禍殃。《伊訓》中的上帝大約就是指“天上的王”。在古代世界。無論東方還是西方。人們的生活都受善、惡、道德、墮落等觀念的諸多影響。古代所盛行的宗教,如佛教、基督教等宗教均有關於“天上的王”的思想。認為對於人間作善或是作惡的。天上的王都會對其施加影響力。“積善余慶”確是人世間的一個真理。而我所知道的“積善余慶”的事實就有許多。以下舉例。以期共鑒。
楊榮。字勉仁,建安人(今福建建瓯),建文元年參與福建鄉試中第一。次年禮部會試中第三,殿試中二甲第二,賜進士出身,授翰林編修。曾任文淵閣大學士、太子少傅、謹身殿大學士、工部尚書、少師等職爵。死後受贈太師。是輔佐成祖、仁宗、宣宗三朝的重臣。也是明朝的黃金時代“仁宣之治”時期的重要人物。在今天的福建建瓯市西面的房道鄉的境內。有一個萬木林。它原本是楊榮的祖父楊達卿逢災年募民“植杉一株,償粟一斗”營造的人工林。根據明朝的楊士奇的《萬木圖序》一文中我們也能夠讀到楊榮的祖輩積德行善的感人事跡。元朝末年。老百姓受饑荒無法存活。鄉紳楊達卿儲藏谷物很富。准備打開糧倉赈災。但擔心接受施捨的人有愧恥之心。於是指著某山對眾人說:“有能夠幫助我出力種樹的人嗎?種一棵樹,付給一些糧食。能幫助我出力者先付給糧食。”於是饑民爭相出力。受救濟的人不計其數。過了一些年。當年種下的樹木長得茂盛。楊達卿指著樹林對子孫說:“沒想到今天這些樹木如此茂盛。不要僅為了自利。將來以此樹木拿來修學館。修佛道教的寺觀。修橋梁和舟船需要木材的人。可以送給他。有貧窮而想建房子和死後想要造棺木而沒有木材的人。也可以送給他們。”後來這片樹林便被官方及楊氏宗族屢加擴大,並奏請朝廷下令封禁,歷經600多年的封禁保護。到當代,萬木林是我國最早(1957)建立的自然保護區之一,是世界護林和環保的典范,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的官員、教授譽為“先人留下的寶貴的自然遺產”。1996年被南平市委、市政府命名為首批“愛國主義教育基地”,被福建林業學校特定為“教學基地”。萬木林現已成為集生物多樣性保護、科研教學與森林生態旅游為一體的重要基地。我十九歲時在福建建瓯剃度出家做沙彌。但那時還無知。關於萬木林的故事。也是近年來才知道的。過去聽師傅常說起,那些尊貴顯達的人,其祖輩都有異於常人的德行。所以子孫才昌盛起來。我剛才所講關於楊榮的家世。豈不是“天道酬善”的典型事例嗎?
施琅,字琢公,福建晉江衙口人.官至福建水師提督,受封靖海將軍靖海侯,關於施琅的身世.其祖籍河南光州固始縣,先祖在南宋時期進入福建,到施琅時已歷經十六代。施琅的祖父是施一舉,字玉溪,生有二個兒子:長子名施大宣,是施琅的父親。施大宣,字應敕,號達一,生有三子。次子即是施琅. 施琅的祖父施一舉在世時,家道較富足.一生樂善好施,遠近皆聞其德。明朝時,福建沿海倭寇橫行,匪患很嚴重.海邊常有屍體漂浮,因浸泡而腐爛不堪。施一舉時常出資財雇人打撈及掩埋這些異鄉的死難者。海邊沙土松軟,為防野狗把屍體拖出,他常加固修繕這些墓地。為此施德馨在《玉溪公特記》中贊歎施一舉道:“其澤及枯骨如此,則其生平行善,概可知矣。”明萬歷時,晉江災荒,施家收入減少,但每逢有人前來借糧,仍一如既往的慷慨,甚至到了後來連自家都無糧可吃的地步。施一舉的夫人許氏,和丈夫一起行善事。有一年冬天,一個乞婆流落到施家門口,許氏為她端上熱騰騰的飯菜。那乞婆吃飽了想借宿一晚,許氏不但留她宿於家中,還讓她和自己睡在一起.施一舉夫婦憐貧惜弱的義舉,不僅在民間流傳,在當地縣志和當時代人的著作中亦有所述。某年,施家所在的南浔鄉衙口村常遭倭寇和土匪的搶劫,可憐施一舉在一次避難途中摔斷了腿,一只眼也因傷失明。不久後夫妻倆相繼去世,從此家道衰落。在這混亂不幸的歲月裡.施琅出世了.施琅小時候有一些異相和奇跡.使他的父親施大宣相信由於自家祖輩行善積德,感動上天,將來這個兒子或許會出人頭地.光大施家.這一觀念在他的腦海裡根深蒂固。施大宣曾說:“吾家代有隱德,今兒曹巍然頭角,晉槐窦桂,固非所擬。然公侯將相芝醴,豈根源者。”並常常將這一觀念灌輸給施琅,施琅沒有辜負父親的厚望.於康熙二十二年率清軍收復台灣.為祖國大陸與台灣的統一做出了巨大貢獻.康熙皇帝曾將自己的御用袍賜給施琅.康熙三十五年,逝於任職期間,壽七十六歲,贈太子少傅,受賜祭葬,谥襄壯.施琅的祖父施一舉積善的余慶.報應在了孫輩施琅的身上.因果之事.豈無驗證.
曾國藩,字伯函,號滌生,谥文正。中興晚清四大名臣之一。擔任過兩江總督、直隸總督、武英殿大學士,封一等毅勇侯。以捍衛“孔孟聖道”為由組建湘軍與太平軍為敵。以讀書人為骨干的湘軍迅速成長,使晚清出現了“中興”的局面。湘軍將領及其幕僚成為當時中國軍政的主角。位至總督、巡撫者多人,其他大小文武官員則更多。各地的優秀人才皆投奔曾國藩,還包括如數學家李善蘭、中國近代化學的啟蒙者徐壽、從耶魯大學留學歸來的近代早期改良主義者容闳等一批進步人才。曾國藩祖上原本世代務農。沒有顯達之人。遷湖南湘鄉的曾孟學一支的六世孫出了曾元吉,即曾國藩的太高祖。曾元吉致富,積聚了數千金產業,在衡陽、湘鄉等地置有土地、房產,但是同一般家庭一樣,曾元吉將田宅家產平均分給了六個兒子。僅留衡陽四十畝田留作養老。以後到曾元吉的兒子、孫子皆如平常。直到曾元吉的後人中出了一個叫曾玉屏的。常常“積德累仁”“救難濟急”。才開始改寫了曾家的命運。曾玉屏年少時。喜歡游玩。性情懶惰。大白天還睡大覺。年長的人譏諷他浮薄。將成為敗家子。後來曾玉屏覺悟改過。三十五歲開始認真務農。家計也漸漸好起來。
我在《大界墓表》裡面讀到曾國藩的祖父自己說過的一些話。從中可以知道曾玉屏以“後世雖貧,禮不可墮;子孫雖愚,家祭不可簡”為理由。為了尊重和祭祀祖先。改變以往沒有祠宇的狀況。主動和宗族的長者商量。發起建立祠堂並每年定時致祭。曾玉屏認為自己很早就沒有讀書。壯年以為恥。所以喜歡接待讀書之人。常願有學問的宿儒來自己家走訪。對有品德的正人君子。尊重敬禮。不敢怠慢。對待鄉鄰族裡“吉則賀,喪則吊,有疾則問,人道之常也,吾必踐焉,必躬焉,財不足以及物,吾以力助焉”。鄰裡爭訟的。曾玉屏常出來主持公道。遇到無禮者則厲辭诘責。有時擺酒席請人吃飯。使相爭的人“一笑散去”。遇到橋梁道路廢壞無人管的。或是孤寡殘疾無助的人。曾玉屏都會及時出錢出力。還認為這些事如果要等到富有了以後再去做,“則天下終無可成之事”。這位曾玉屏,號星岡公。是一位有德的長者。正是曾國藩的祖父。也是曾國藩一生最敬服的人之一。我在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十七日曾國藩給祖父的家書上讀到這麼一段文字“伏念祖父平日積德累仁,救難濟急,孫所知者,已難指數。如廖品一之孤、上蓮叔之妻、彭定五之子、福益叔祖之母及小羅巷、樟樹堂各庵,皆代為籌畫,曲加矜恤。凡他人所束手無策、計無復之者,得祖父善為調停,旋乾轉坤,無不立即解危,”可見曾國藩的祖父所做的。不僅僅是對曾姓族人。就是非曾姓的鄉鄰。也多有救濟幫助。而且做了很多善事。所以曾國藩才發出“孫所知者,已難指數”的感慨。也許是積德累仁的緣故。曾玉屏的兒子曾麟書首先打破了其家幾百年無秀才的局面。曾麟書首取湘鄉曾氏家族中的第一個秀才後,生活在僻居窮鄉的曾麟書家族子孫中,由此科名大開,產生了曾國藩、曾廣鈞兩個進士,秀才、貢生、舉人更是多達20余人。而曾麟書的五個兒子中。顯達揚名者,除曾國藩以外。還有一個曾國荃。曾國荃,字沅甫,號叔純,他是曾麟書的第四子。
因為在族中排行第九,故湘軍中人稱其為“九帥”。曾受加太子少保,封一等伯爵。歷任陝西、山西巡撫,署兩廣總督。光緒十年署禮部尚書、兩江總督兼通商事務大臣。光緒十五年(1889)加太子太保銜。翌年卒於位,谥“忠襄”。曾玉屏的積善余慶所致。兩位孫子曾國藩和曾國荃皆擔任過兩江總督。我從初學佛時。師傅就常對我講“因果之事絕不虛妄。可從現實中去找尋。若不信因果。則佛也不須學”。後來因為常憑讀史以觀察古今。所以深信因果報應之事。
榮智健,無錫人。一九四二年生於上海。一九五九年考入天津大學。“文革”期間被下放到四川涼山的水電站,接受“勞動教育”。這段經歷磨練了榮智健的毅志。後赴香港發展。現任中信泰富集團董事局主席。一九七八年。榮智健僅以父親留在香港的一百萬港元的股本金。創辦愛卡電子公司。一九八二年。他出售愛卡公司。獲得七百五十萬美元。四年資產增長五十六倍。一舉成名。自此以後。榮智健屢屢創造經濟奇跡。一九九八年,以八十億港幣身價榮登香港第八富豪。二零零二年、二零零四年、二零零五年皆榮登“福布斯”中國富豪榜第一位。關於榮智健的祖父榮德生。有一段足以令那些富足起來卻寡於奉獻的人覺醒的感人事跡。榮德生,是民國時期中國第一的民族資本家。開創過面粉廠、紡織廠等一大批產業。毛主席曾這樣評價:“榮家是中國民族資本家的首戶,中國在世界上真正稱得上是財團的,就只有他們一家。”榮德生富起來以後。他所捐獻的公益事業,在當時代也可稱得上屬一屬二。先從辦學上講。一九零六年至一九一八年期間,創辦公益小學及競化女子小學各五所,前四年由族中捐款集資,從一九一○年以後,及後來創辦的公益、競化各校,均由榮德生和胞兄榮宗敬獨立承擔經費。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三七年,榮德生開辦了公益工商中學、梅園豁然洞讀書處和公益初級中學。著名科學家錢偉長、經濟學家孫治方,都是工商中學的學生。辦學經費也全部都由榮德生承擔。後又開辦中國紡織染工業專科學校,主持了公益中學的復建工作,創辦了私立江南大學,榮德生一生用於辦學的經費消耗極其巨大。數十年間開辦眾多的學校,在當時代是罕見的。榮先生辦學之精神可謂“竭誠無私”。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榮德生對道德淪喪的社會十分焦慮,為此他請專人編寫了《人道須知》,闡明傳統美德和道德修身的軌范,先後刊印三版,免費捐贈給中小學生和各界人士以弘揚道德文化。一九一二年,榮德生設想要建立一個圖書館,向農村青少年免費開放,作為對辦學的一種補充。他花巨資購書,一九一六年創立大公圖書館。到抗戰前夕,大公圖書館已收藏古籍十八萬卷,對於榮德生的發心建圖書館的目的,《大公圖書館藏書目錄.跋》中對此作了回答:“德生為本鄉社會教育計,已設男女初高小學凡八處,於公家不逮之力,稍可補助。居恆相聚,仍竊議社會之不良,而憂無以教育之。民國四年春,乃定築一小小圖書館,本無我之旨,命名大公。”榮德生本人則說:“外人不明此意,以為粉廠要如許書籍何用,不知購存為大眾計也!”一九五二年七月,榮德生逝世後,榮毅仁根據父親生前遺命,將大公圖書館及榮德生的私人藏書,共計十一萬多冊,全部捐獻給無錫市圖書館。另外榮德生還修建園林,免費供人參觀游覽。一九一二年,他開始建造梅園,梅園建成,占地八十一畝,成為無錫著名的風景區,另外,榮德生在捐橋捐路方面的貢獻。更是不可勝數。一九一四年,榮德生倡議出資,修建近九公裡、路面寬九米的開原路。是當時無錫西郊第一條大馬路。一九一八年,榮德生又出資捐建全長三點八公裡的通惠路,同時捐款建造惠農、惠工、惠商、惠通四座橋梁。另外申新路、德溪路等,也都由榮德生倡議和捐資修築。至一九二九年,已先後築路八十余裡。榮德生還聯合熱心地方公益事業的人士,發起成立“千橋會”,後更名“百橋公司”,專門用以捐助地方修建橋梁.榮德生多次捐出資金與千橋會新建、助建、改建橋梁共一百零二座,其中有名稱的橋梁八十八座,對於主要橋梁,榮德生還親赴現場勘測水流、探查土質、試驗樁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