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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懷瑾：禅宗之演變 　（點擊下載DOC格式閱讀）

	釋迦一代時教，弘開於印度，流傳遍亞洲。印度後期大乘興盛，以世親時代之匯集闡揚，開後世顯密通途之學。世親年代，假定在西歷第五世紀之初(東晉時)，印度本土佛教之滅亡，則在西歷第十二世紀之末(南宋時)，歷時約八百年之久，其間學說嬗變，初後期中，又多不同。初期二百余年，派別紛纭，顯密異趣，大變從來學說之一貫面目。其後五百余年，大師零落，任運敷衍，燦爛余葩，遂歸萎謝。印度素乏歷史觀念，佛教發源於印度，經典記述，史跡阙如。後賢考證雖精，片羽吉光，不無罅漏。在中國開創之十宗，通途皆歸於佛，後先輝映，彌增光彩，禅宗當為其首。有謂禅宗乃後期大乘佛法流行時所開創，臆測之說，殆難征信，姑予存疑可也。 　　印度原來情形 　　佛所說法，若顯若密，皆有典籍可據。唯禅宗傳承，缺乏考證資料，學者視為疑案，且有指為偽造者。歷來禅宗學者，對此問題，謂為教外別傳之旨，皆捨而不論;宗門所傳，則以靈山會上，拈花微笑一則公案，為其開端。 　　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花示眾，是時眾皆默然。惟迦葉尊者，破顏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诃迦葉。 　　又雲：世尊至多子塔前，命摩诃迦葉分座令坐，以僧伽黎圍之。遂告曰：“吾有正法眼藏，密付於汝，汝當護持。”並敕阿難副貳傳化，無令斷絕。而說偈曰：“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爾時，世尊說是偈已，復告迦葉：“吾將金縷僧伽黎，傳付於汝，轉授補處，至慈氏佛出世，勿令朽壞。”迦葉聞偈，頭面禮足曰：“善哉善哉!我當依敕，恭順佛故。” 　　據此二說，後則經典有據，前則載籍無徵。唯宋王安石曾謂於內廷校閱秘閣圖書，得讀未經頒行之《般若大梵王問決經》，記述此事，實可徵信。並謂經內涉及國運轉變之預言頗多，故歷代帝王，皆藏之秘府。說者如此，而終乏實證，姑從阙疑而已。 　　宗門記其傳承，溯自釋迦以前，歷傳七佛。跡其七佛名號，於經有據。唯單傳付法之事，則又屬禅宗傳說，群疑繁興，自釋迦以次，迦葉、阿難，遞傳至二十七代，而有達摩，為印度二十八祖，復為中國禅宗初祖。達摩東來傳法，事跡可徵，論者崇之。 　　稽之宗門記載，印度二十八代傳承，諸祖行跡，與中國後代禅師，大異其趣。印度祖師，多為三藏大師，經、律、論，靡所不通，戒、定、慧，尤為殊勝。迨其臨終遷化，踴身虛空，顯現神變，然後付法而寂。其間如龍樹、馬鳴皆名稱普聞，為佛門柱石。若龍樹大師，為中國所有八宗之祖，開來繼往，德業崇隆，事跡斑斑，眾所習知。唯二十四代師子比丘，被罽(ji去音)賓國王所殺，故有謂禅宗在印度傳承，於茲已斬，後之傳統，多所置疑。據此而論，則中國二祖亦於邺都償債，事有類同。豈後代傳法，都為偽造。凡禅宗大德之有成就者，皆能預知，如二祖所遭遇之事，已先期自曉。師子比丘被害時，斷頭無血，唯白乳湧高數尺，其功用成就如此，豈倉皇殉道者司比。復有其師懸記，預期付法，早已得人，誠未可以世俗之見，測量之也。 　　中國初期情形 　　印度本土禅宗，既乏史料，考證無由。達摩東來，信史可據。梁武帝普通七年，達摩祖師自印度渡海至廣州，同年十月至金陵，與帝說法不契，於十一月至洛陽，寓止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終日默然，人莫之測，謂之壁觀”，共歷九年。相傳面壁九年之說，訛矣。又謂其在中國時間，歷五十余年之久。如《傳燈錄》載師示寂之日，為魏莊永安元年戊申十月五日。通論據史辨其訛，故終為疑案也。當時從其學法者頗不乏人，如道副、道育、尼總持等;唯慧可(神光)，得其心要，是為此土之二祖。自此以後，遞至六祖，恰在初唐高宗時代，此為禅宗之初期。 　　達摩傳法慧可，師徒授受之際，猶付《楞伽經》以印心。雖曰“教外別傳”，實須符證教典，絕非憑空臆造。迨黃梅五祖，以至曹溪六祖，皆提倡《金剛經》，故後賢亦有謂禅宗為般若宗者。六祖示現不識文字，提持心印，為禅宗正統。說法極其平實，淺出深入，智泉噴湧，其門人錄成寶典，號曰《壇經》。其中語不離宗，皆歸於教，於釋迦之文字教義，多所闡發。因其在廣州、韶州之曹溪，開堂說法，後世溯禅宗正脈，鹹歸曹溪，故稱之曰“南宗”。而與六祖同時弘化者，尚有“北宗”神秀，學者歸仰，數亦不少。神秀以漸修為尚，六祖以頓悟為門，宗旨方法迥異。故言禅宗者，當以曹溪為歸。六祖以下，得其心要者，頗不乏人，而言其正脈，以南岳懷讓與青原行思二師為首。南岳一系，至馬祖道一，而宗風大振，後賢之言禅宗者尤重南岳單傳。所謂嗣法傳承，主嫡傳正統者，非謂法嗣之外，皆所不取，惟擇學眾之中，成就至高，見地透脫，足當承先啟後者，為其嗣長耳。 　　禅宗初期，不但南北二宗，俨然對峙，即六祖門下，亦漸分途。荷澤(神會)擅改《壇經》，深為同門所不滿。如南陽忠國師(六祖得法弟子)曰： 　　吾比游方，多見此色，近尤盛矣。聚卻三五百眾，目視雲漢，雲是南方宗旨。把他《壇經》改換，添糅鄙談，削除聖意，惑亂後徒，豈成言教?苦哉!吾宗喪矣! 　　今之言禅宗者，捨正脈而不談，以荷澤為宗門正統，誠非笃論。稽之《壇經》有雲： 　　一日，祖告眾曰：我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神會(荷澤)出曰：是諸佛之本源，神會之佛性。祖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源佛性。汝向去有把茅蓋頭，也只成個知解宗徒。 　　荷澤於六祖門下，見解如此，已為六祖所斥。後之賣度牒，提倡南方宗旨者，已如六祖懸記，事所必然。學者推重荷澤，謂得禅宗之的旨，實為未可。 　　唐宋間之發展 　　自南岳青原以後，有馬祖道一、藥山惟俨。二師出世，宗風丕變。尤以馬祖見地超越，接引機用，不重講解，門下出八十四員善知識，鹹為出格高人。彼此論道，逸趣盎然;且皆隽永有味，義蘊無窮。如百丈、南泉、丹霞、歸宗、龐居士等，或擎拳豎佛，或瞬目揚眉，或棒喝以示宗旨，或默然以符心要。其用意必須聰明絕頂，度金針而不落言诠，甘苦到頭，睹棒喝而豁開靈鏡者，方可當下知歸，契入宗旨。禅宗至此時期，五家宗派興盛，已大異昔趣，創中國禅宗特有之典范矣。此後所謂德山棒、臨濟喝、雲門餅、趙州茶，皆承其緒而別開生面。雖然，弊隨跡生，若顛狂放浪、圓滑幽默等風氣，以謂不教而得，形雖近似，而實亂真。故至宋代宗門大匠，如圓悟勤、大慧杲師弟，力辟棒喝作略，而以理事並行。大慧住徑山日，約定下喝者罰錢罰齋，蓋深知其弊，故痛懲而力挽之也。比附此等風氣而興者，即用四言八句，以詩詞格調而唱宗旨，於是宗師授受，用此謂付法。大慧杲臨滅時，侍僧了賢請偈，師厲聲曰：無偈便死不得嗎?援筆曰：“生也恁麼，死也恁麼，有偈無偈，是什麼熱大?”擲筆而逝。繼此之後，棒喝機鋒，為之稍遏。而以四韻八句付法，代之而興。歷至近代叢席，佛之心法不問，徒以紅绫書上偈語，作為接方丈法位之事，早於彼時階之厲矣。 　　元明清之趨向 　　元代宗門，頗乏大匠，且在蒙族統治之下，受喇嘛教威脅，心燈光焰，搖搖欲墜。禅者雖亦散處四方，而皆晦跡韬光，如時人推重之高峰、中峰師弟，皆入山唯恐不深，逃名若將不及。當此之時，禅宗兢尚修持，居山閉關打七之事，相率成風。昔日之直指見性者，轉於行履門頭，見其鹄的。所謂起疑情參話頭之學，成為宗門下手定式。歷明至清，一是無變，中間如密雲、破山輩，皆遭世多難，一仍舊規。若憨山者，豈敢認為禅宗正統，但為衛教功臣耳。清初雍正以人主身，提持宗旨，獨顯威重，天下禅和，鹹皆鉗口，雖護法有功，而亦從此扼殺天下老和尚之口舌者矣。等次以下，禅宗所存者，唯打坐、參話頭等形式而已。宗師既無接引後進手眼如唐宋大匠者，參禅之徒，多有老死語下，不落入擔板窠臼，即墮在禅定功勳。撫今追昔，吾誰與歸! 　　禅宗在中國之演變情形，概如上述，約分為初、中、後三個時期，譬例可明。南朝至初唐為初期：此時禅宗，方值萌芽，如平地聞隱約輕雷，夾和風化雨而來，有大地陽和、春滿人間之象;中唐至南宋末，為中期：大德輩出，已枝條堅固，花葉缤紛，如夏日迅雷，聲震寰宇，黃河長江，急流洶湧，夾泥沙而俱下，其源流所及，“到江送客棹，出岳潤民田”，而犯人苗稼，勢亦難免;元、明、清間為後期：如寒冬入幽壑，清冷逼人，霧迷山徑，林峰隱約，雖面目朦胧，而其中幽趣，引人入勝，令游者欲罷不能。時至現代，則幾趨衰落，其情形如古德有言：“百花落盡啼無盡，更向亂峰深處啼。” 　　與中國文化因緣 　　中國文化，儒道二家之學為二大主流，如黃河長江，灌溉全國，久已根深柢固。佛法在後漢、兩晉、南北朝間，陸續輸入。初期翻譯教典經文，名辭語句，多援引老莊或儒書。外來法師如鸠摩羅什，翻譯名言，必與此土思想文字，比類發明。什師門下高弟，如僧肇、僧睿輩，名僧道安師弟，以及慧遠諸公，皆學問淵博，貫串古今。影響所及，梵語佛法，形成中國化者，勢所必至。禅宗本為教外別傳，不立語言文字，直指見性之學，一變再變，而成中國特有之宗風，亦理之所必然者。 　　兩晉以還，談玄風氣，相率成習，士大夫間，厭憚世亂，率逃虛無。如劉遺民曰：“晉室無磐石之固，物情有壘卵之危，我復何為?”此足為當時知識階級間頹廢思想之代表。而玄談冥渺，旨無所歸，佛法東來，適救其弊。大乘救世思想，挈儒家而同途，涅槃寂淨之說，掖道家而並駕，故得上下響風，趨之如骛。修習禅觀之學，於以大興。然習禅觀以證真如性海，事非不能，第滯情化境，易落小果。迨達摩東至，契理契機，於言诠以外，傳授心法，簡捷提示，深合中國民族文化特性。南朝至唐宋間，僧俗習禅宗者，遍於全國。禅師輩說法開示，擺脫教義，用一機一境，或以富於趣味之文學詞句，指出空有真诠，比比皆是。因當時師僧，素質至高，多有博學名儒，披缁其間。影響所及，舉凡思想、文學、藝術、建築等，皆以具有出世神韻，富有禅意為高。歷代名人，直接參禅，指不勝屈，出此入彼，於儒家開理學門庭，於道家啟丹道各派。佛法在中國之有禅宗，非但為佛教之光，亦為東方文明大放異彩矣。 　　對佛教之功績 　　佛教入中國，自兩晉至五代間，學說傳布，雖有日興月盛之趨，而左儒右道，其在學術及宗教競爭上，常受挫折。佛教史上所稱之“三武一宗之難”(即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及後周世宗等四次排佛)皆賴禅宗師僧得以保存規范。蓋禅者簡易，遭逢斯世，只須一瓶一缽，遁跡空山，即足避禍。迨事後出世，名望倍增，此為其對佛教功績之一。佛教在印度，因習慣已成，出家比丘，可以乞食自修;中國國情既異，長此以往，勢難繼續。百丈禅師師徒有鑒及此，乃興叢林制度，集中僧團，自力謀生，共修佛法，訂立清規，以資公守。且以身作則，“凡作務執勞，必先於眾。主者不忍，密收作具而請息之。師曰：我無德，爭合勞於人?即遍求作具，不獲，則亦不食。故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語，流播四方。”及宋代程伊川見僧出堂威儀，歎曰：“三代禮樂，盡在是!”而在當時，佛教之徒，認為非佛之制，謗百丈為破戒比丘。及今觀之，其所立制，管理嚴於軍事部勒，計劃勝於社會組織，不圖百丈禅師，早創於千載以上，終賴此制得以保存佛教於不墮，此為其對佛教功績之二。佛法重在行證，依諸教理，須經三大阿僧祇劫，遙遙歲月，停望興悲!何期有此教外方便，使“不歷僧祇獲法身”。娑婆眾生，得此心法要門，皆可見性而立地成佛，其直截了當如此，其功勳德業，誠欲贊而無辭焉! 　　-----------選自南懷瑾《禅海蠡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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