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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虛大師倡導的人間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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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無邊的佛法中,人間佛教是最根本最精要的,究竟徹底而又最適應現代機宜的。認定了佛在人間,那麼佛說法也在人間, 佛法即是佛在人間的教化。在近代佛教界中,太虛法師是力倡人間佛教的佛學家之一。他提出“ 佛陀出世間不離世間覺”,即, 佛教的產生是在人間,就大乘佛教的觀點講,是要行菩薩行,做到自利利人,解除眾生的苦難,使人獲得安樂。太虛法師是言者,是行者。盡管世間對他有種種誤解,然太虛法師能始終如一地循著自己對佛法的認識,不遺余力,勇猛精進,教化世間。

  太虛法師,生於1889年,出身於貧寒家庭,5歲喪父,6歲喪母,幼年又多病,由外祖母撫養成人。外祖母笃信佛教,他9歲即隨外祖母朝過安徽的九華山,13歲朝浙江的普陀山,受到外祖母信佛的影響,信仰了佛教。15歲在海寧縣長安鎮一家百貨商店做學徒,因不願為店主做家庭瑣事,遂萌發出世之念。16歲在蘇州的平望山小九華拜士達和尚為師,剃度出家。不久,由士達和尚帶到寧波天童寺,依敬安和尚受具足戒,因太虛聰慧過人,深受戒師寄禅和尚的賞識,並得到他的培養。後來隨敬安參加了江蘇僧伽教育會,來到金陵刻經處祗洹精捨,跟隨揚仁山居士等學習佛學。原來生活在深山古寺,自此開始從事佛教運動。

  大師的一切行為都發自他對佛法的認識,他認為適應現代化的佛法,當以人類為中心,建立契合時機之佛學,普度一切有情,變過去神本鬼本之佛教為人本之佛教。而人生佛教的第一要義在於解決現代社會人生問題;第二要義則應擺脫注重個人解脫的小乘佛教,適應現代社會的群體,悲智雙運,大智大悲開展群眾運動為中心;佛法的第三要義當以圓漸的大乘佛教為中心。此後,在此思想基礎上,太虛法師的一生行動皆以此為中心展開,積極從事佛教改革。1912年,孫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法師憑藉和國民黨的關系,在鎮江金山寺組織佛教協進會,著手改革佛教。在召開大會時,法師任主席,提出“人間佛教,走上社會”的思想觀點,受到其他法師和一些青年僧人的支持。後太虛法師以金山江天禅寺為基點,搞起改革,演出三進三出,大鬧金山的故事。法師首先將廟裡房子貼上了大禮堂、接待室、辦公室、教室、食堂……等紙條,將大雄寶殿、禅堂、齋堂等佛教名詞全改為現代社會名詞。其他法師堅決反對,他們向鎮江市其他寺廟呼吁,在市裡各寺廟的支持下,向太虛和仁山法師一班人馬展開圍攻。當時,太虛法師不在,仁山法師差點被打死,幸而逃脫了。太虛和仁山法師跑到江蘇省政府告狀,從鎮江市裡領來一批人把領頭鬧事的青權和霜亭兩位老和尚抓起來,關在監獄裡。廟裡沒人管理亂得一團糟。監院蔭屏回來後,冒雨連夜趕到上海,在哈同花園找到了鎮金山寺老方丈宗仰大和尚,投跪不起。此事經革命軍總司令黃興干預,才告平息。太虛法師的改革由於時機不成熟,剛剛拉開一個序幕便告失敗了。

  “大鬧金山”事件之後,1921年,太虛法師主持杭州淨慈寺,當他應邀北上參加“辛酉講經會”之際,浙江省的一些舊派人物,慫恿省長下令撤銷法師的淨茲寺住持職位。法師在北京獲悉後,上訴於平政院。後來法師回杭,大總統徐世昌頒贈了“南屏正覺”匾額一方;同時“辛酉講經會”又公推倪德薰、康有為等知名人士陪送大師回淨慈寺。這樣一來,撤銷住持職位一事就煙消雲散,不了而了。太虛法師銳意改革,不管方法和結果如何,其情可歎,其行可敬。由於他一貫地本於純潔無疵的淨信,故能在外界的謠傳與诋毀面前,內心始終清淨。

  為了實現自己的正見,達到體認真理,法師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在八指頭陀的追悼會上,法師提出了佛教宜三種革命說,力主除舊布新,引起了上海佛教界的激烈爭辯。其內容為:第一,組織革命,即制度革命。自佛教傳入中國後,在內部建立宗派制度,成立子孫制,產生了很多不良後果。法師提出廢除剃度制度和傳法制度,主張創辦佛教大學,從學僧中選拔品學兼優的人才,主持寺廟。第二,財產革命,即經濟革命。提出廢除財產寺廟所有制,主張寺廟財產為佛教公有,用來興辦教育,培育僧才和從事社會慈善事業。第三,教理革命,即思想革命。提出剔除佛教思想中之神教、鬼教、巫教等迷信成份,主張建立人生佛教,並作出“如果發願成佛,先須立志做人”,“人成即佛成,完成在人格”的著名論斷。大師的三種革命之說,是我國佛教史上第一次提出的全面改革方案。後法師又作《敢問佛學叢報》一文回答《佛學叢報》主編薄一乘的反對文章,謂三種革命說,是指思想、制度、經濟並重,完全能握住佛教革新的全部問題,絕不是薄一乘之輩可能理解的。此後,大師力抗陰力,依舊不斷為改革佛教而努力。

  1915年,太虛法師發表了《整理僧伽制度論》,言我國佛教到了近代,依然承襲叢林古制。僧眾熱衷於趕經忏,超度亡靈,品質低劣,思想僵化。那些護法的居士們,除了造廟修塔,求感應,祈保佑之外,無任何作為。這樣老態龍鐘的佛教,不能立足於現代社會!法師痛感在現代社會下,若依然因循舊的佛制,佛教事業是不能得到廣事弘揚的。有鑒於此,他奔走呼號,提倡革新、主張政教分立,建立由僧伽統一的僧團,此文後被譯成日文出版。

  1921年,太虛法師在《僧自治說》一文中說:“佛之因行以敬三寶報四恩為本,應隨時代之不同而有差別。在自由的社會裡,應從事農礦,農工、醫藥、教育、藝術為成佛之因行。在和平的全民主義下,則加為警察、律師、官吏、議員、商賈等。”他認為從事社會職業,利益人群,造福社會,才是成佛的因行。法師的佛法是以人類為中心的,人生佛教的要點,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以仁義代替殘殺,以義利代替偷盜,以禮節代替YIN*邪,以誠信代替欺騙,以節制飲食代替酗酒暴食,做一個人格圓滿的人。推而廣之,國與國之關系,以和平友好代替戰爭仇恨。這樣,世間人人都是佛,處處都是佛國。從佛教制度上,他認為佛教徒首先是一個公民,公民的義務和責任,是建設國家,保衛國家,只有盡了公民的責任,才能談得上酬報佛恩,福利社會,以佛教徒的三皈、五戒、十善來要求自己的言行。佛教徒不能把信仰當成職業,賴此謀一身一家之生活。信仰是個人的私事,每個宗教徒必須有一個正當的社會職業。

  1927年,他發表《僧制今論》,主張健全佛教組織,提高僧侶和信眾的德學,積極從事社會文化事業、福利事業。

  1930年,太虛法師提出“建僧大綱”。主張全國寺廟不分宗派,建立統一的學僧制、職僧制和法僧等三級僧制。他計劃用12年時間,大量培養大學本科生和佛學專家等佛教高級知識分子,培養約25000名寺廟高級管理人才,對那些喪失工作能力,年老多病的僧民,把他們集中到山林寺廟裡去靜養潛修,使老有所養。

  1940年,他在《復興中國佛教應實踐今菩薩行》一文中說:今菩薩行實行者,要養成高尚的道德和品格,精博優良的佛學和科學知識,參加社會各部門工作。如出家的可以參加文化界、教育界、慈善界等工作;在家的則政治界、軍事界、實業界、金融界、勞動界,使國家社會民眾,都得佛之利益。

  太虛法師正是基於這種對佛法的正信,孜孜不倦,力倡佛教之改,其目的就是為了使佛教能適應現代社會,獲得新的生命力。為此,太虛法師積極籌辦佛學院。先後創辦了武昌佛學院、北平柏林佛學院、漢藏教理學院、巴利文三藏學院等。太虛法師創辦漢藏教理學院有兩個良好的願望,一是與藏族地區的廣大藏胞團結合作,交流漢藏地區所傳佛教教理,歡迎西藏的“格西“到學院教藏文,講西藏佛教。二是幫助有志去西藏求學的學生,前往康藏深造。第一個赴藏求法團,就是法師的學生大勇率領的。這個求法團的成員,多是武昌佛學院的高才僧,如已故的法尊、嚴定、段克興等,以及現在還健在的觀空。他們對翻譯、教學、科研、著述等都曾做出貢獻。

  法師不僅致力於改革佛教,籌辦佛學院,培育僧才,還乘周游各地的機會,講經說法,弘揚佛學。在台灣宣講《真常之人生》、《佛法兩大要素》;在蘇州象坊橋觀音寺講《維摩诘經》、《大乘起信論》;在南京講《普門品》;在杭州講《唯識二十論》、《華嚴經》;在北京講《法華經》、《因明論》、《金剛經》、《阿彌陀經》;在廬山開暑期講演會;又發起召開世界佛教聯合會,邀請日、德、美、芬蘭等國佛學家前來參加這個盛會。他還於1925年率領中國佛教代表團出席在東京召開的東亞佛教大會。1926年遍訪南洋各地。1927年被德國朗福特大學中國學院聘為院董。1928年秋赴英、法、德、荷、比、美等國宣講佛學;應法國學者建議,在巴黎籌組世界佛學苑。

  太虛法師在國家罹難之時,決不是袖手旁觀,而是以自己僅有的力量,以自己所能做到的來教化眾生。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戰爭烈火橫燒亞、非、美各國,世界動蕩不安,國內也處於列強入侵、軍閥混戰、災害瀕繁的局面。人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思想混亂,精神空虛。這個時候,法師認為唯有大乘佛教精神,才能擔負起改造世界、挽救中國的歷史使命。1918年秋,大師在滬與章太炎、王一亭、劉仁航、蔣作賓等人創立覺社,發起佛化覺世運動,主編《覺社叢刊》,出版《覺社叢書》,希望以佛陀無上正等正覺之教,平等流入人類心中;以六度、十善的菩薩行願,創造人間淨土,撥一代之亂,圖永世和平。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大師立即發表告台灣、朝鮮、日本4000萬佛教徒書,號召秉承佛訓,反對日本軍閥侵略戰爭。

  1932年3月18日,大師痛心於中日民族之相互殘殺,發表《因遼滬事件為中日策安危》,大意是說:“戰則必致兩敗,和則相得助益。”

  1933年5月,法師於上海永生無線電台,播講《佛教與護國》。日本帝國主義占領山海關,入侵熱河之際,大師又電全國各省市佛教會,組織“青年佛教徒護國團”,號召團員從軍抗日,從事募捐,參加醫療救護隊、慰問隊、運輸隊、宣傳隊等方面的活動。

  1939年,法師在國際反侵略協會歡送會中,提出武力防御與文化進攻之說。他到重慶後,曾率國際佛教代表團前往緬甸、印度、錫蘭、新加坡等地訪問,爭取國際佛教徒對我國抗戰的同情,還發動各地華僑捐款支援抗戰。

  1943年,面對著中華民族深受凌辱、國家瀕臨淪亡的戰亂局面,為拯救和平,團結抗日,大師積極支持基督將軍馮玉祥等人發起的各宗教界團結統一的組織——中國宗教徒聯誼會,太虛法師被推選為常務理事。他與其他同道一起協助馮將軍積極組織抗日力量,不斷掀起抗日熱潮。在重慶遭受侵略者大轟炸時,又建立佛教徒僧侶救護隊,參加當地救護工作,受到了社會贊揚。

  太虛法師的一系列活動均出於他對於佛法真谛的領解。他深明國與家、與佛法的關系,故能於大敵當前,奮然挺身,救助自己的國家、自己的人民,以真正的佛陀正覺來救助世間的苦難。

  太虛法師捨命佛教,為了維持寺廟合法權益,曾不顧一切據理力爭。1943年11月,內政部頒布8月間修正之寺廟興辦公益慈善事業實施辦法,內定縣市政府主組委員會征收興辦,致各地佛教陷於紛亂。法師通電反對,並憤而致書蔣介石,捨命力爭。文中有“振興僧寺發揚佛教,以利益國家民族及世界人類,為太虛第一生命……則太虛當在佛教徒立場上,倍加努力,贊襄復興中國民族之盛業;不然,則不能坐視寺僧被摧殘,佛教危之,而再敟顏苟活於斯世也!”書至,蔣介石乃令內政部取消該辦法,佛教得以保存。

  抗日戰爭時期,成都大喇嘛寺被中央軍校占用多年不肯遷讓。能海法師偕同該寺住持80多歲的老喇嘛來到中國宗教徒聯誼會。太虛法師致函考試院院長戴傳賢。戴接到信後,當即專電中央軍校。中央軍校將占寺房立即全部讓出。

  1945年3月,湖南省衡陽市佛教寺廟財產被當地政府提撥,太虛法師由重慶飛往衡陽,與當地政府首腦會商後,順利得到解決。

  1947年農歷二三月間,太虛法師接上海玉佛寺震華法師圓寂噩耗,親自赴滬為震師起龛舉火;繼而又遭《覺群》編輯福善法師逝世之痛。法師悲憫人生,內心極度震悼,竟突患腦益血,圓寂於上海玉佛寺,僅享年58歲。

  縱觀大師的一生,他的著眼點始終是人類,他的佛法的精神也始終是人間佛法。他感於眾生有情的苦難而不忍,積極予以救助,認為這才是佛門弟子真正的大慈大悲救難。他的一生不為名,不為利,總是為人類,為佛教事業而奔波。或為了佛教利益出入於政界,或深入寺廟進行組織、實踐、演說。他這樣辛勤往來於社會,自然招來了一部分人的誹議。有人說他是風頭和尚,有人說他是政治和尚。畫家豐子恺聽到別人對他的議論親自去訪問他,一見之後,證明了外界的傳說都是誤解,稱他為“正信、慈悲、而又勇猛精進的、真正的和尚”。 魯迅先生說,太虛平易近人,思想通泰。廈門大學孫伏園教授曾說,許多人說太虛是政治和尚,我說他是一個“近代和尚”。太虛法師雖享盛名,但絕無大和尚的架子,與之相處,如沐春風,和藹可親。他對生活隨遇而安,從不計較,經濟上更不在心。太虛法師的立足點始終是做人,他的“人成即佛成,完成在人格”的論斷尤其發人深思。佛的覺悟是立足於做人之上的,人尚且做不好,何談成佛!所以,他對佛法的理解都注入對世間眾生的一言一行中。他的一生,也體現在他為漢藏教理學院寫的院訓“澹寧明敏”所啟示的精神中。他自己生活儉樸,但卻樂於助人,而且一旦對事情形成自己的見解,便堅定不移,全力推行,排除一切干擾,真正做到了敏於行。他雖然逝世多年,但他對人生的影響啟迪,卻光照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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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上報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願見聞者,悉發菩提心。在世富貴全,往生極樂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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