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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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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師開示
聖凱法師：晉宋時代的禅經譯出與禅法傳播
晉宋時代的禅經譯出與禅法傳播 編輯：釋聖凱 內容提要：姚秦時代至宋末齊初時代，主要有鸠摩羅什、佛陀跋陀羅、昙摩密多、畺良耶捨、沮渠京聲等，兼具譯經僧與禅僧的身份，翻譯禅經，教授禅法，促進了長安以及南朝禅法的興盛。除此之外，亦有不少自罽賓、西域來華的禅師，如弗若多羅、 求那跋陀羅等。從禅法上說，主要是以“五門”修法與“觀佛三昧”為主，而且禅觀逐漸與淨土信仰結合，對隋唐時代淨土信仰、禅宗的產生，都具有重要的影響。 東晉道安之後，中國佛教的修行法門，尚未整理出一定的模式與規范。在姚秦時代，鸠摩羅什等西域譯經僧與禅師，譯出禅經，傳播禅法，成為中國佛教禅僧授受禅觀法門的來源。 南北朝禅學的發展，主要是與罽賓地區流行的禅法傳入有關。其中，佛陀跋陀羅的禅系，由玄高、僧隱、慧觀、寶雲等分別在南方、北方弘傳不絕，可謂枝繁葉茂。 一、鸠摩羅什與大乘禅法 鸠摩羅什入關的第七天，僧叡即迫不及待地從受禅法。鸠摩羅什所譯的禅經，共有三部：《眾家禅要》三卷，《十二因緣》一卷，《要解》二卷。這三部經，初譯於公元402年。其中《要解》又於407年重新訂正，現存於藏經中。 《十二因緣觀經》一卷，缺。 湯用彤依《歷代三寶記》，認為《眾家禅要》三卷即是《坐禅三昧經》二卷，〔3〕但是他並沒有論證。依僧叡的記載，《眾家禅要》是鸠摩羅什所抄寫撰編，並不是翻譯的一本書。內容相當龐雜： “初四十三偈”指《坐禅三昧經》卷首的偈頌，四句為一偈。由初偈“導師說難遇，聞者喜亦難，大人所樂聽，小人所惡聞”至末偈“往返世間中，厭更苦樂事，雖未得涅槃，當勤求此利”共三十四偈。“後二十偈”指本經末的偈頌，由初偈“行者定心求道時，常當觀察時方便，若不得時方便，是應為失不為利”至末偈“譬如藥師，三種病冷熱風病除滅故，應病與藥，佛如是，YIN怒癡病隨藥滅”共為二十偈。然後，即是五門：治貪欲、嗔恚、愚癡、思覺、等分行(念佛三昧)，這是由僧伽羅叉等七家禅師的禅法中抄集而來。《坐禅三昧經》後半部的內容則包含四禅、四空、四果及菩薩禅法，而且在卷末有“菩薩禅法中初門”，含“菩薩念佛三昧”、“菩薩慈三昧”及“菩薩觀十二分”等菩薩的五門禅法。可見，《坐禅三昧經》雖是抄撰眾家禅要而成，但仍有其組織及次第。先是五門禅法，接四禅、四空定，次為小乘四果而至菩薩禅法。 《禅法要解》二卷，即現存No.616。《十二因緣觀經》在僧祐時代已經是缺本。另外，《思惟略要法》一卷(No.617)雖然是部編排完整、分類清楚的禅法，但“十方佛觀法”、“法華三昧觀法”、“觀無量壽佛法”、“法身觀法”則不見於印度的禅法，類似於西域的禅法，可能是後世抄襲編撰而成，不是鸠摩羅什的譯經。 僧叡雖然列出其八位禅師，但是鸠摩羅什皆未親自傳承。所以，鸠摩羅什所傳出的禅經，非得自師承，實如僧叡所言是“抄撰眾家禅要”而來，這與佛陀跋陀羅完全不同。 (二)鸠摩羅什所傳禅法的特色 鸠摩羅什在《維摩诘經注》中，強調定與慧的關系：“出家凡有三法：一持戒；二禅定；三智慧。持戒能折伏煩惱，令其勢微。禅定能遮，如石山斷流。智慧能滅，畢竟無余。”對煩惱而言，禅定亦但能遮而不能斷，須加般若之慧，得法之至虛無生，方能滅煩惱至“畢竟無余”。禅定的修行，最後必須與般若智慧相應，才能究竟斷煩惱。 鸠摩羅什對大乘禅法的展開，是基於對小乘禅定的反思。小乘禅定注重坐禅，有出定、入定的限制；大乘禅法則是行、住、坐、臥間常定，“七住以上，其心常定，動靜不異”。〔7〕如《大智度論》說：“菩薩常入禅定。”〔8〕小乘的神通是在禅定中產生，這是有限礙的。如僧肇說：“小乘入滅盡定，則形猶枯木，無運用之能。大士入實相定，心智永滅而形充八極， 順機而作，應會無方。”〔9〕小乘禅者在證入其八解脫中最後一種滅盡定時，其形猶枯木，不能如大乘菩薩之實相定，能形充八極，大乘的神通是“念即隨應”。 所以，鸠摩羅什大乘禅法的核心是“實相”，這起源於《大智度論》所說：“菩薩知諸法實相故，入禅中心安隱不著味”，“若得諸法實相，觀五蓋則無所有，是時便知五蓋實相即是禅實相，禅實相即是五蓋。”〔10〕《維摩诘經注》則采取了“實相常定”的說法。這樣，禅定的最高境界則提升至“實相”，所以小乘禅定的最後歸宿亦是“實相”。如《坐禅三昧經》中，傳統禅法的不淨觀，最後則加入菩薩“大慈大悲”的誓願，從而觀照“諸法實相中，無淨無不淨。亦無閉，亦無出。觀諸法等，不可壞，不可動，是名諸法實相”。〔11〕 因此，鸠摩羅什在《思惟略要法》中有“諸法實相觀法”，對實相觀進行具體的闡釋。實相觀主要是明了諸法緣生，“諸法實相觀者，當知諸法從因緣生。因緣生故，不得自在”。所以明白諸法空相後，不常不斷、不有不無、不來不去。在實相觀中，一切事物皆如鏡中的幻象，“觀YIN怒癡法即是實相”，所以YIN怒癡法亦是不來不去、不有不無的實相。〔12〕 鸠摩羅什到中國後，當時長安是以罽賓的小乘禅法為主，於是利用大乘經典的內容而創造了實相禅法。《晉書》記載：“羅什……沙門自遠而至者五千余人。起浮圖於永貴裡，立般若台於中宮，沙門坐禅者恆有千數。”〔13〕可見當時長安僧團隨鸠摩羅什學禅的盛況。 二、佛陀跋陀羅的禅系與禅法 依此可知，佛陀跋陀羅的師父是佛大先。慧觀《修行地不淨觀經序》詳細描述了佛陀跋陀羅的師承：〔16〕富若蜜羅(弗若蜜多、不如蜜多)→富若羅(不若多羅、般若多羅、婆陀羅)→佛陀斯那(佛大先)、昙摩多羅(達摩多羅、昙摩羅)。〔17〕富若羅編撰《修行方便禅經》後，又將此經傳給自己的弟子，其弟子知名者有十五六人，其中最傑出的有二人，一為達摩多羅，一為佛大先。《薩婆多部師資記目錄序》中，看到“長安城內齊公寺薩婆多部佛大跋陀羅師宗相承略傳”的師承：“弗若蜜多羅漢第四十九、婆羅多羅第五十、不若多羅第五十一、佛馱先第五十二、達摩多羅菩薩第五十三”，〔18〕可能是佛大先年長，所以列在達摩多羅之前。對於佛大先，《治禅病秘要經後序》記載：“天竺比丘，大乘沙門佛陀斯那，其人天才特拔，國中獨步，口誦半億偈，兼明禅法。內外綜博，無籍不練，故世人鹹曰：人中師子。”〔19〕佛大先的記憶力超人，精通禅法，是非常出色的大禅師。 佛陀跋陀羅到長安後，或言住大寺(《智嚴傳》)、或說宮寺(《答劉遺民書》)、或說齊公寺(《出三藏記集》)、或說石羊寺(《玄高傳》)，其實諸說並不矛盾，因為他樂於游化，未曾定居一寺。果然不負眾望，“大弘禅業，四方樂靖者並聞風而至”，後來有些門人是“澆偽之徒，因而詭滑……大被謗讀”，再加上長安的經界權威鸠摩羅什，傳授大乘禅法；而覺賢所信仰的，卻是小乘一切有部。法旨既然不同，覺賢只好帶領弟子慧觀等四十余人，離開長安，受慧遠之請，南入廬山，譯出禅經，傳播禅法。 佛陀跋陀羅在廬山停留了將近一年，便西至江陵，受到司馬休之的歡迎。不久，隨劉裕東歸建康，住道場寺。於是，道場寺成為南朝的“禅師窟”——禅學中心，僧弼曾在給寶林的信中說：“道場禅師甚有大心，便是天竺王何風流人也。” 慧皎《高僧傳·佛馱跋陀羅傳》記載，佛陀跋陀羅譯經十五部，《出三藏記集》記為十一部。《出三藏記集》卷二列出佛陀跋陀羅的譯經，其中禅經類：《觀佛三昧經》八卷；《禅經修行方便》二卷：一名《庚伽遮羅浮迷》，譯言《修行道地》；一名《不淨觀經》，凡有十七品。〔20〕《大正藏》中收錄佛陀跋陀羅所譯《達摩多羅禅經》二卷，但是未列入上述的譯經中。但是，《出三藏記集·新集續撰失譯雜經錄》中記載：“《庾伽三摩斯經》一卷，譯言《修行略》，一名《達摩多羅禅法》，或雲《達摩多羅菩薩撰禅經要集》”，〔21〕可見在梁朝僧祐時代，《達摩多羅禅經》已經被認為是失譯經，而且只有一卷。另外，隋法經《眾經目錄》卷三：“《達摩多羅禅經》二卷”，未注明譯者，但是宋、元、明三本加“東晉沙門佛陀跋陀羅譯”，〔22〕可見這是宋以後的藏經才加入譯者名。費長房《歷代三寶記》卻明確列入佛陀跋陀羅的譯經：“《達摩多羅禅經》二卷，一名《不淨觀經》，一名《修行道地經》”，而且指出是依《寶唱錄》。〔23〕 所以，問題的焦點在於：現存二卷《達摩多羅禅經》是否就是《禅經修行方便》。在《出三藏記集》卷九收錄了慧遠撰《廬山出修行方便禅經統序》，此序編入現存《達摩多羅禅經》卷首；另外，則是慧觀作《修行地不淨觀經序》，則未有相應的現存經典。慧遠的《統序》提及禅智是三業之宗，與禅法在印度的淵源——如來、阿難、末田地、捨那婆斯等傳出五部。又提及： 今之所譯出，自達摩多羅與佛大先。其人西域之俊，禅訓之宗，搜集經要，勸發大乘。弘教不同，故有詳略之異。達摩多羅阖眾篇於同道，開一色為恆沙。其為觀也，明起不以生，滅不以盡，雖往復無際，而未始出於如。故曰：色不離如，如不離色，色則是如，如則是色。佛大先以為澄源引流，固宜有漸，是以始自二道開甘露門。釋四義，以反迷啟歸，塗以領會；分別陰界，導以正觀；暢散緣起，使優劣自辨。然後令原始反終，妙尋其極，其極非盡，亦非所盡。乃曰：無盡入於如來無盡法門。〔24〕 這說明該禅法源於達摩多羅與佛大先，此二人為西域禅法宗師，搜集各禅法精要，勸發大乘，但是二人的禅法各有不同。達摩多羅視所有法門為同一解脫之道，他的觀行是以不生不滅、無有始終的“如”為中心。色法的當下含有“如“的本性，而本性“如”的當下也是色法。這與《般若經》所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相似的，所以達摩多羅的禅法是“頓教”法門。而佛大先的禅法則是“漸教”法門，強調應該次第修行，以數息觀、不淨觀二甘露門為始，再解釋四種義理，以陰、界、入為觀行的對象，於是觀照緣起而破除我執。 慧觀是佛陀跋陀羅的弟子，隨佛陀跋陀羅一起離開長安、入廬山，參與翻譯，筆受經文。所以，他所撰《修行地不淨觀經序》應該即是《禅經修行方便》的序。《出三藏記集》記載，該經名為《禅經修行方便》、《修行道地》、《不淨觀經》，慧遠采取《修行方便禅經》，慧觀采取《修行地不淨觀》，這可能是因為當時經名尚未確定，於是便出現不同的名字。至隋代，費長房則冠名《達摩多羅禅經》。慧觀的序文仍然贊歎“禅智”為佛道的宗旨，述及五部的傳法，以及在罽賓的傳承與弘化。而且，由昙摩多羅(即達摩多羅)與佛大先的“熾盛教化”，此法漸傳至漢地。慧遠《廬山出修行方便禅經統序》介紹了禅經的主要禅法： 其為要也，圖大成於末象，開微言而崇體。悟惑色之悖德，杜六門以寢患；達忿競之傷性，齊彼我以宅心；於是異族同氣，幻形告疏；入深緣起，見生死際。爾乃辟九關於龍津，超三忍以登位，垢習凝於無生，形累畢於神化。故曰：無所從生，靡所不生，於諸所生，而無不生。〔25〕 在慧遠看來，《達摩多羅禅經》的五種法門都是就禅定對象上講對治，完成根本的轉變。慧遠主要闡述了四門的內容：1.了解迷惑於女色是違背道德的，應該杜塞六根以平息禍患，即是“不淨觀”；2.明白忿怒競爭等情緒有傷於本性，應該忘懷人我，一視同仁，即“慈悲觀”；3.人身原是由水、火、風、土、空、識六界同一氣化而成，加以分析，只是幻形而已，因而不必執於我見，即是“界分別觀”；4.深知十二因緣的道理，即可理解生死際的本質，即是“因緣觀”。這樣，便能逐步進入九次第定，超越耐怨害忍、安受苦忍、無生法忍等三種忍，而達到阿羅漢的果位。 所以，佛陀跋陀羅譯《禅經修行方便》後，慧遠、慧觀分別作序；而且，序中皆提及“達摩多羅”。於是，後來者冠上《達摩多羅禅經》之名，而且將慧遠序編入。現存《達摩多羅禅經》的主要內容，是從二甘露門(數息和不淨觀)方便、勝進兩道各別的退、住、升、進、決定四分開始。進而觀界，修四無量，觀蘊、處，以至暢明緣起，達到禅定的成就。所以，現存《禅經》僅介紹了佛大先的漸修一法，而達摩多羅禅法則無可考。 (二)佛陀跋陀羅的禅系傳承 玄高〔26〕(402-444)，俗姓魏，馮翊萬年人。十二歲出家，聞關中有浮馱跋陀(即佛陀跋陀羅)禅師在石羊寺弘法，〔27〕便前往受學，“旬日之中，妙通禅法”，跋陀對他大加贊歎，甚至不敢受其師禮。玄高得法後，便歸西秦，在麥積山隱居習禅，徒眾百余人。當時有昙弘、僧隱為友。後來，玄高又從外國禅師昙無毗受法，當時有僧人讒言他謀反，於是被擯至河北林陽堂山，“徒眾三百，往居山捨，神情自若，禅慧彌新，忠誠冥感，多有靈異”。而且，他的徒眾皆有靈異，如玄紹“學究諸禅，神力自在”等。長安昙弘聽說玄高被擯，便為他辯論清白，於是玄高返回北方，被尊為國師。玄高又游涼土，為沮渠蒙遜所敬。當時有西海樊僧印受學於玄高，稍有所獲，便說得阿羅漢果；玄高現神通，去除其驕慢。公元439年，北魏拓跋焘進軍涼土，玄高受請隨至平城，為太子拓跋晃之師。拓跋晃受人毀謗，為他的父親懷疑，玄高便為他作金光明齋七日，於是拓跋焘在夢中見其祖父、父親責問懷疑太子之事，於是便解除了對拓跋晃的懷疑，並下令委以軍國政事。但是，當時佛、道之爭激烈，寇謙之與崔浩惟恐太子繼位後奪其權柄，於是向拓跋焘進讒言，誣告玄高以神勇力令先帝致夢。於是拓跋焘大怒，下令逮捕玄高，並於太平真君五年(444)9月15日殺害了他。玄高的弟子眾多，知名者有玄紹、僧隱、玄暢。 玄暢〔28〕(416-484)，河西金城人，俗姓趙。年幼時，全家被胡虜所滅，遂往涼州出家。初名慧智，後至平城(大同)師事玄高，所以改名。北魏太平真君五年(444)，玄高被殺後，脫困逃離平城。在元嘉二十二年(445)八月，抵達揚州。宋文帝對他頗為尊崇，請任為太子之師。不久，移居荊州長沙寺。當時，西域沙門功德直譯出《菩薩念佛三昧經》六卷、《無量門破魔陀羅尼經》一卷。玄暢為新譯經典刊正文義，辭旨婉密。劉宋末年(421-479)，移住成都大石寺，自畫金剛密跡等十六神像。升明三年(479)西游，見岷山郡北廣陽縣界有齊後山，欲終老於此，乃入山結庵，於是建立齊興寺。齊高帝、吐谷渾主皆曾遣使迎請之，然均未如願。及蕭齊武帝即位，司徒文宣王啟請迎師至京師，文惠太子亦遣使迎請他，師遂泛舟東下。中途罹疾，止於靈根寺。永明二年(484)示寂，世壽六十九。玄暢“洞曉經律，深入禅要”，而且與玄高一樣，占記吉凶無不靈驗，於諸子之學亦多有涉獵。玄暢感歎《華嚴經》部帙浩瀚、旨義深遠而未有義釋，於是殚精竭思為此經作疏釋，首開為《華嚴經》撰疏之風氣。師又精通三論，為學者所宗，著書有《诃梨跋摩傳》一篇。 法期〔29〕俗姓向，蜀都郫人。十四歲出家，跟隨智猛學習禅修，與靈期寺法林共同修觀，盡證智猛所傳授的禅法。後來，又受學於玄暢。玄暢東下江陵時，法期隨從。法期對禅定造詣很深，“十住觀門所得已九，有師子奮迅三昧，唯此未盡”。後來，卒於荊州長沙寺，世壽六十二。 慧緒尼〔30〕(431-499)，俗姓周，闾丘高平人。十八歲出家，住荊州三層寺。持戒精嚴，道俗贊歎，曾修習般舟三昧。玄暢從成都回荊州，慧緒前往受學禅法，“究極精妙”。“緒既善解禅行，兼菜蔬勵節”，於是受到豫章王蕭嶷以及王妃的敬信，從受禅法。蕭嶷回建康，慧緒同行，蕭嶷為起精捨名福田寺。後住集善寺，臨終前寫偈：“世人或不知，呼我作老周，忽請作七日，禅齋不得休。”永元元年(499)卒，世壽六十九。慧緒尼有弟子德盛尼，行道習觀，親承音旨。 僧隱〔31〕，俗姓李，秦州隴西人。八歲出家長齋，受具足戒後，研習《十誦律》，誦《法華經》、《維摩诘經》。“聞西涼州有玄高法師，禅慧兼舉”，於前往受學。《玄高傳》曾提及在麥積山與僧隱同住。僧隱“學盡禅門，深解律要”，後來可能隨玄高至平城。所以，玄高去世後，便到巴蜀弘揚禅法。不久，又東下江陵琵琶寺，受學慧徹，學習經律。於是，在荊楚弘揚禅法、經律，受到王公州官的尊崇。最後，八十歲時卒，有弟子智稱、法琳。 法琳〔32〕，俗姓樂，晉原臨邛人。少年出家，住止蜀郡裴寺，專研《十誦律》。僧隱至蜀地後，便前往受學，在律學方面具有很深的造詣。後住靈建寺，一心往生西方淨土，常誦《無量壽經》和《觀無量壽經》。 智稱〔33〕(430-501)，山西聞熹人，俗姓裴。出生於江蘇京口，十七歲隨軍出征，痛惡殺生。偶讀《瑞應經》而感悟，於是從南澗之禅房宗受五戒，皈依益州的仰禅師。仰師返回四川汶江後，智稱隨他前往裴寺出家，時年三十六歲。尤其精通《十誦律》，不久，下江陵，從“隱、具二師更受禅律”。此處“隱具二師”，即是《僧穩傳》後附“時江陵上明寺復有成具律師，亦善《十誦》及《雜心毗昙》等”。因此智稱是隨僧穩習禅，從成具學《十誦律》。後因遇嘉義之亂而移住建康，在興皇寺法穎的講律及定林寺法獻的講座中，而加深了對戒律的理解。後受余杭山寶安寺僧志的邀請，開講《十誦律》，任雲棲寺寺主。後來，返回建康，住安樂寺、*輪寺，講《十誦律》達三十余遍，著《十誦義記》八卷。南齊永元三年(501)示寂，世壽七十二。弟子有僧辯、法超、法聰等。 僧印，在《高僧傳》卷八有以《法華經》著稱的僧印，二者非同一人。玄高的弟子僧印，《名僧傳抄》有傳。〔34〕俗姓樊，金城榆中人，與玄高為同鄉。出家後，為玄高的弟子，心性單純敦厚，對修行則“心道聰利”。傳中說：“修大乘觀，所得境界，為禅學之宗”，說明僧印通達大乘觀門，此“大乘”可能是指觀佛三昧的禅觀。僧印曾教導一僧習禅，後此僧隨願往生。僧印誦經禮忏不斷，後住長安大寺，世壽六十余。 玄高一系既為定學之宗，而且重視戒律與智慧，三學並重，止觀雙開，使佛陀跋陀羅的禅學大弘於南北。後來，玄暢由於對《華嚴經》特有體悟，可能融合華嚴觀門與五門禅法，融大小乘禅法為一體，所以法期才會修習“十住觀門”。 佛陀跋陀羅禅系的傳播區域，一是以成都為中心，一是以荊州為中心，這主要是玄高一系的弘化區域；另外便是以建康為中心，因為慧觀、寶雲等一批人皆是跟隨他從長安到建康。道汪〔35〕(？-465)，在廬山慧遠座下出家，“研綜經律，雅善《涅槃》”。聞玄高禅慧高深，於是前往訪求。因為戰亂，轉住成都，教化盛行於巴蜀。慧觀〔36〕原學於鸠摩羅什，後又從佛陀跋陀羅學習禅法，一起翻譯經典，在思想與禅法方面，深受佛陀跋陀羅的影響。寶雲〔37〕(376-449)，亦是涼州人，於晉隆安初(397-401)遠游西域、於阗等地，並遍學梵文，後還長安，隨佛陀跋陀羅學禅法，禅師被擯後，住於六合山寺譯經並弘法，結交慧觀等友，對當時的譯經頗有貢獻，所以被慧皎列入“譯經篇”。總結佛陀跋陀羅的禅系，如下圖所示： 與此禅系有關聯的兩位禅僧為沮渠京聲、智嚴、智猛，皆與寶雲一樣，同為甘肅、陝西的高僧，皆赴西域，瞻仰聖跡，禅觀修學；歸國後，南下宋境，翻譯經典，偏好山林的靜修。 沮渠京聲，〔38〕北涼武宣王沮渠蒙遜(402-433)之從弟，封為安陽侯。其人博學多聞，尤善談論。昙無谶於北涼翻譯佛典，沮渠京聲受學於昙無谶，奉持五戒，諷誦佛經。不久，至於阗國，於衢摩帝大寺遇佛陀斯那，受《禅要秘密治病經》(即《治禅病秘要法》)。又於高昌郡得《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及《觀世音觀經》。後來，返回河西，於北涼永和年中，譯出《禅要》二卷。宋元嘉十六年(439)，北涼亡國，沮渠京聲逃入南朝宋國。之後，不交世務，常游止於諸方寺塔。並曾譯出《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及《觀世音觀經》各一卷。宋孝建二年(455)，應慧濬尼的邀請，於鐘山定林上寺譯出《佛母般泥洹經》一卷。平素獨居，不蓄妻奴，不欲營利，從容過活，猶如僧徒。宋大明(457-464)末年，感疾而寂，享年不詳。 沮渠京聲所譯經之現存於藏經中者，有《八關齋經》、《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淨飯王般涅槃經》、《谏王經》、《末羅王經》、《旃陀越國王經》、《摩達國王經》、《佛大僧大經》、《耶只經》、《五無反復經》(與此同名之經有二部)、《進學經》、《弟子死復生經》、《迦葉禁戒經》、《五恐怖世經》等各一卷；《治禅病秘要法》二卷，共十六部十七卷。 智嚴〔39〕(350-427)，西涼人，弱冠出家，以精勤著稱。後為博訪名師，廣求經法，於是周游西域，至罽賓，就摩天陀羅精捨的佛馱先(佛大先)學禅法。居三年，頗受器重，“漸染三年，功踰十年”，當地人贊歎說：“秦地乃有求道沙門矣。”後來，邀請佛陀跋陀羅至長安，住大寺。佛陀跋陀羅被擯後，智嚴亦離開住山東精捨，“坐禅誦經”。晉義熙十三年(417)，宋孝武帝西伐長安，克捷之後，出游山川遇智嚴，於是邀請至建康始興寺，後又遷住枳園寺。後因懷疑不得戒，於是又前往天竺，遇羅漢入定問彌勒。回到罽賓後，無疾而化，世壽七十八。 智猛〔40〕，雍州京兆新豐人。幼年出家，專志修業。聽聞天竺國有釋迦佛的遺跡與方等經，於是立志遠游。後秦弘始六年(404)，與同志沙門十五人從長安出發，西行出陽關，經歷鄯善、龜茲、於阗諸國，備察其風俗。又越蔥嶺，達罽賓國，歷訪迦維羅衛國、摩揭陀國、華氏城之佛跡。後來，於華氏城訪大智婆羅門羅閱宗，得《泥洹經》，又訪得《摩诃僧祇律》及余經之梵本。宋元嘉元年(424)，自天竺返回，遂歸涼州。同行之僧或退或死，歸途時唯昙纂一人為伴。於涼州譯出《大般泥洹經》二十卷。元嘉十四年(437)入蜀，十六年(439)7月於鐘山定林寺作《外國傳》四卷，記述游歷事跡。元嘉末年，示寂於成都。所譯《泥洹經》及《外國傳》等，今皆不傳。智猛曾在罽賓遇大阿羅漢，應該有機會學習罽賓的禅法，否則法期不會隨他學習禅法。 慧通〔41〕，關中人，住在長安太後寺，蔬食持咒，誦《增一阿含經》。最初，從涼州禅師慧诏谘受禅業，“法門觀行，多所游刃”，修禅觀而祈心往生西方安養國。慧诏是否即是“玄紹”，這是值得注意之處；其次，當時佛陀跋陀羅在長安闡揚禅法。所以，慧通有可能是這一系的傳承。 佛陀跋陀羅至智稱，這一系統的禅法流傳東土近九十年，這在中國佛教史上，當時可以說是空前未有。〔42〕《高僧傳·習禅篇》說： 三、昙摩密多——僧審的禅系與禅法 (一)昙摩密多的生平與禅法 昙摩密多的禅法依其譯經，可以看出小乘、大乘的禅法皆具。《五門禅經要用法》是傳承小乘禅法而分五門：安般、不淨、慈心、觀緣、念佛。五門是依眾生的煩惱而有的五種差別：1.亂心多者——安般；2.貪愛多者——不淨；3.嗔恚多者——慈心；4.著我多者——因緣；5.心沒者——念佛。〔46〕而《觀普賢菩薩行法經》，是一部大乘的禅經，完全脫離小乘不淨、數息等傳統的法門，而趣向大乘佛教的觀行，主要有普賢觀門、忏悔六根罪法，及忏悔後之功德。該經是以“心念大乘”為軸心，並強調忏悔的重要性，整個禅修結構是在憶念、遍禮十方佛、作願、忏悔等四個修行過程。經中說：“晝夜六時，禮十方佛，誦大乘經，思第一義甚深空法，一彈指頃，除去百萬億億阿僧祇劫生死之罪，行此行者……是名具足菩薩戒者。”〔47〕修大乘的主因是要悟入諸法實相，讀大乘經與思惟大乘義亦是要證第一義空性，證入甚深的空法，才是普賢法門中的忏悔、禮佛的最終目標。 (二)僧審及其弟子 僧蓋尼〔50〕(430-493)，俗姓田，趙國均仁人。幼年出家，為僧志尼的弟子，住在彭城華林寺。元徽〔51〕元年(473)，與同學法進南游京師，住在妙相尼寺，“博聽經律，深究旨歸，專修禅定，惟日不足”。僧蓋尼受業於“隱審二禅師”，即是僧隱、僧審二人。齊永明年間移居於禅基寺，“欲廣弘觀道，道俗谘訪，更成紛動”，受到文宣王蕭子良的供養。永明十一年(493)卒，世壽六十四。當時，禅基寺亦有法延尼，亦以禅定著稱。 法全尼〔52〕(412-494)，俗姓戴，丹陽人。個性端莊好靜，修勤定慧。初隨僧宗、僧瑗通達諸經，“後師審、隱，遍游禅觀”，白天則披讀經典，晚上則歷觀禅境，不僅能宣講大乘經典，而且“三昧秘門並為師匠”。又為東青園寺主，隆昌元年(494)卒，世壽八十三。 僧述尼(432-515)，俗姓懷，彭城人。宋元嘉二十四年(447)，十六〔53〕歲，在禅林寺依淨秀尼出家。遍覽經律，尤甚研習《十誦律》。後來，從僧隱、僧審二法師，“谘受秘觀，遍三昧門”，移居禅林，為禅學之宗。後住汝南王母所捐蓋的閒居寺，宋齊之季“世道紛喧”，僧述還能“且禅且寂”，受到齊文帝、竟陵文宣王的禮遇。梁天監十四年(515)卒，世壽八十四。 這三位比丘尼傳中所說“隱審二禅師”，應該即是僧隱與僧審，他們的弘化時代為宋、齊期間，地點皆曾在建康。僧審與僧隱的禅法大致相似，二人皆重視“觀佛三昧”的修習，但是昙摩密多禅法的觀境更細致。同時，南朝禅法重視“禅智”，提倡修禅與禮誦，這是道安、廬山慧遠以來的修學重點，成為中國佛教的禅觀傳統。 四、畺良耶捨的禅系與禅法 畺良耶捨〔54〕(383-442)，意譯為時稱，西域人。善誦《阿毗昙》，精通戒律與經典。傳中記載：“雖三藏兼明，而以禅門專業，每一游觀，或七日不起，常以三昧正受，傳化諸國”，畺良耶捨對禅觀有修證，而且弘化諸國。元嘉初年(424)，至京都建業，宋太祖深加歎異，住鐘山道林精捨。譯出《藥王藥上觀經》和《觀無量壽經》，僧含任筆受，“此二經是轉障之秘術，淨土之洪因”，於是廣泛流通於宋土。元嘉十九年(442)，西游岷江巴蜀地區，處處弘道，禅學成群。後還卒於江陵，世壽六十。《高僧傳·畺良耶捨傳》後附記二位禅師僧伽達多、僧伽羅多，均是來自印度的禅僧；深明禅學，均在山中坐禅，乞食人間，宴坐林下。正是由於南朝時代大批的西域禅師進入南朝，引進了不同的禅觀法門，譯出禅經，傳播禅法，促使了南朝禅法的興盛。 現存《觀無量壽經》和《藥王藥上觀經》雖然題為畺良耶捨的譯本，但是《出三藏記集》卷四“失譯經”中收錄了《觀無量壽經》一卷、《藥王藥上觀經》一卷。〔55〕因此現存二經是否為畺良耶捨的譯本，很難確定。《觀無量壽經》主要是闡述十六觀，藉由假相的觀想，心意集中不散亂，從而得入三昧的過程。 當時的建業，隨畺良耶捨修習禅觀，有比丘尼法辯、昙晖等。法辯尼〔56〕(？—463)，丹陽人，少年出家，為景福寺慧果的弟子。敝衣蔬飯，揚州刺史王郁非常尊崇，後來“從道林寺沙門畺良耶捨谘禀禅觀”，法辯得到畺良耶捨的指導，如法修行，甚得禅法精要。大明七年(463)卒，世壽六十余。 昙晖尼〔57〕(422-504)，俗姓青陽，成都人。元嘉九年(432)，畺良耶捨入蜀大弘禅觀，昙晖十一歲，從他習禅。十三歲出家，後又能於禅中自解佛性，“常住大乘等義，並非師受”。當時，諸名師極力問難，但無能屈者，遠近聞名，有弟子千二百人。天監三年(504)卒，世壽八十三。 姚秦時代至宋末齊初時代，主要有鸠摩羅什、佛陀跋陀羅、昙摩密多、畺良耶捨、沮渠京聲等，兼具譯經僧與禅僧的身份，翻譯禅經，教授禅法，促進了長安以及南朝禅法的興盛。除此之外，亦有不少來自罽賓、西域的禅師，如弗若多羅、昙摩流支、卑摩羅叉、佛陀耶捨、昙無谶、佛陀什、浮陀跋摩、求那跋摩、僧伽跋摩、求那跋陀羅等，這些大都是以“禅律”為主的西域僧，不僅通過禅法，而且重視戒律，以《十誦律》為基礎，鸠摩羅什也是從卑摩羅叉學過《十誦律》。另外，陀羅尼的經典亦漸漸傳入，如畺良耶捨《藥王藥上觀經》與昙摩密多《觀虛空藏菩薩經》等，這是由觀佛、禮佛消業障，進而持密咒來消重罪。 當然，從禅法上說，主要是以“五門”修法與“觀佛三昧”為主，同時由於觀境中有兜率、極樂世界，禅觀逐漸與淨土信仰結合，對隋唐時代的淨土信仰、禅宗的產生，都具有重要的影響。 〔1〕《出三藏記集》卷九，《大正藏》第55卷，第65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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