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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慧法師：干細胞研究的佛法反省─以黃禹錫事件為例 　（點擊下載DOC格式閱讀）

	干細胞研究的佛法反省─以黃禹錫事件為例 Buddhistical reflection on the stem cell researches : the Woo Suk Hwang event as an example 釋昭慧       南韓首爾大學黃禹錫教授的研究團隊於2005年3月間向《科學》周刊提交一篇論文(6月刊出)，聲稱他們已運用了十一名重症病患的體細胞與外界捐贈的卵子，以復制技術培養出胚胎並獲取干細胞(stem cell)。這項醫療性復制成功的訊息倘若為真，那不啻是干細胞研究的一大突破。再加上他前前後後披露的幾項干細胞研究成果，黃禹錫因此轟動全球醫學界，並且被南韓官方與民間視為民族英雄。        然而經檢舉與調查，如今已證實：該十一株干細胞根本不存在，其相關研究資料純屬子虛烏有。而黃禹錫2005年8月在《自然》周刊的論文宣布他已成功造出全球第一只復制狗“史納皮”(Snuppy)；美國《時代》雜志還推崇此舉是今年“最令人驚奇的創發”。但是目前史納皮也像黃的其他研究成果，遭質疑根本不是復制狗。再加上團隊成員舉發其運用權勢逼迫女性屬下捐卵的丑聞，科學英雄煞時成了人人喊打的落水狗。       事件爆發之後舉世震驚，黃禹錫因其科學成就而暴起，因其品格弱點而暴落，看在世人眼裡，足為殷鑒。韓人固然引為國恥，想必他自己更是難堪至極，熱惱交煎！由此以觀，佛教會將戒法名為“別別解脫”，實有其深義焉 ?? 每一項規范看似限制了自己，實則遵守良好的規范恰恰是保護自己，使其免於陷入危殆，也因行為正當而光明磊落，使心靈逐步趨向於解脫自在的境地。如果黃禹錫以“誠實不欺”來作自我與研究團隊的嚴格要求，又何至於落到這般田地！       南韓佛教在此事上的佛法思維呈現明顯的不足。2004年12月31日南韓佛教界報刊《法寶新聞》報導：黃禹錫於卅日在京畿道某地和佛教界“維護黃禹錫博士俗家佛徒聯合會”的“東山般若會”會長金在日晤談時吐露心聲雲：只要檢察當局徹查兩天，就能查明他以復制技術培養的干細胞被調包的事實，而外界硬將他視為“騙子”，實在令他難以理解。       筆者不禁好奇，這些佛教徒憑什麼接受(有犯罪嫌疑的)當事人的一面之詞，就站出來“維護黃禹錫博士”？他們如何研判黃禹錫的說詞是真是偽？佛法不捨眾生，當然也不忍捨棄黃禹錫。因此這些佛教徒大可以哀矜勿喜之心“愛人以德”，勸黃殷重忏悔，閉門思過。捨此不為，反而一廂情願地站出來“維護黃禹錫博士”。試問其維護的究系真理？倫理？還是狂熱的的民族感情？       再來談談黃禹錫的研究內容：科學界提供了一個美好的願景：干細胞研究有　朝一日若是進入臨床的階段，當可進行所謂的“細胞治療”(cell therapies)，這將有助於治療遺傳性、神經性或血液性疾病，如巴金森症、阿茲海默症、脊柱損傷、中風、燒傷、心髒病、糖尿病、骨關節炎、類風濕性關節炎、肝細胞壞死等。       在結合體外受精、無性復制、基因治療等醫療技術的情況下，干細胞或許能制造出無需擔心異體排斥，且具有病人自身遺傳訊息的正常所需器官。病人無須仰賴他者捐贈器官，也無形中解決了一些器官移植所需面對的倫理難題。       然而干細胞研究所關涉到的倫理層面非常復雜，最起碼現階段成體干細胞的數量與功能都無法取代胚胎干細胞。由於胚胎干細胞具有強大的分裂能力，而且可在培養皿中長期培養，因此，有人誤以為：只要將胚胎干細胞大量培養，再分送給其他實驗室培養，其來源即可源源不絕。實際上並非如此，以目前的知識與技術能力而言，仍然需要不斷地制造新的胚胎干細胞，才能提供足夠的數量，以供研究及臨床使用。       而從胚胎取得研究用的多能性干細胞，主要來自四種途徑：1、自然流產或人工流產後的胚胎組織；2、人工生殖後多余的胚胎；3、以“體細胞核轉植”(即復制)方式制造的人類或混種胚胎；4、專為研究用而由捐贈的配子制造出來的胚胎。此中除了第三種“體細胞核轉植”之外，都有奪取胚胎(或胎兒)生命之嫌。       如果是為了孕母的生命權，吾人容或可以基於關懷倫理與“較小惡原則”，而同情其人工流產的不得已選擇。但如今黃禹錫等人的干細胞研究卻經常是為了遙不可及的醫療願景，並夾雜著科學競勝之心，在此情況之下利用胚胎，這是不是佛法所能認同的行為？佛教界還需仔細思量。       復制更是一項極具倫理爭議性的話題。醫療性復制(therapeutic cloning)雖然嘉惠病患的目的較無爭議，但仍不免涉及胚胎來源的問題。復制胚胎之來源是卵子而非受精卵，看似免除了“摧毀潛在生命”的倫理爭議，但其過程得讓婦女全身麻醉以取其卵子，這多少會帶來疼痛不適，而且冒著一點風險。這樣即使符合“知情同意原則”，但是否符合仁愛原則與公正原則？不無疑義。       至於生殖性復制(reproductive cloning)，則更是令人質疑其目的之正當性，而且在生物、心理、法律、社會、宗教各個層面已然引起了巨大的倫理爭議。即使復制品是人以外的動物，依佛法而言，還是要站在“護生”的立場質疑復制對動物所帶來的不可測風險，以及更根源的問題 ?? 動物實驗的成果即使能嘉惠人類，但是否有物種歧視的道德缺陷？是否符合仁愛原則與公正原則？       黃禹錫的研究看來是雙管齊下，既有生殖性復制(如復制狗史納皮)，又有醫療性復制(如本次爆發丑聞的十一個干細胞事件)。易言之，即使黃禹錫的干細胞研究沒有造假的成份，站在佛法的立場，是否就值得“維護黃禹錫”，南韓佛教界都要想清楚。       一般佛教徒對尖端生命科技之內容因外行而無從置喙，佛教學者也大都以文史哲之學科見長，未必措心於生命科學之研究，這才使得類似“維護黃禹錫博士俗家佛徒聯合會”這樣的舉動附和著世間的價值觀，而欠缺佛法主體性意識的反省與判斷。看來當代佛弟子要“如實觀照”世間，要以佛法的價值觀來回應世間，還需措心於生命倫理學的研究與推廣。 九五、一、十，凌晨　於尊悔樓 ——刊於九十五年一月第七卷第一期《佛學與科學》半年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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