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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先和居士：修持重在行——與知識分子談禅法修持 　（點擊下載DOC格式閱讀）

	修持重在行——與知識分子談禅法修持 劉先和 　　 　　 我國佛學、佛教隨著國家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得到恢復和發展。當前不僅寺院香火興旺，信眾增多，更令人欣喜的是在佛學教育上也有了建國以來從未有過的新境況，不少高等院校破例地設置了宗教專業、佛學專業或設置了相應的專業課程。如此一來，接觸佛學的知識分子也隨之日益增多，其中多為中青年知識分子。相當多的知識分子接觸佛學是將其作為一門傳統文化，作為一種學術來研究。但其中也不泛有許多人一心想通過佛學的學習，撐握其真谛，以此求得大智大慧。故此佛法的修持在當今也是一項熱門之勢。 　　 據筆者得知，在修持佛法的知識分子中，以修持禅法的人居多。這是因為“禅宗無次第”，“禅宗一法，捷出一切”《虛雲和尚全集》)，禅是頓教法，是見性法。 　　 知識分子修持禅無疑有諸多長處，比如說在讀經上，在理解經義上，在對佛學、佛教的歷史了解上，在知解、見地、思維、交流等等之上都有優勢。加之禅的教育形式極為活潑，極為方便，可以說是無拘無束。其教育理義也最為簡便，最為精要，比如禅宗的傳法宗旨就只有十六字，即“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即便是當初釋迦牟尼“拈花微笑”傳法給大迦葉尊者，也不過短短數言：“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诃迦葉。”故而禅法的這些特征極適合知識分子的習性，特別是處在今天這樣一個十分講求效益，講求速度，生活與工作節奏頻率都極高的社會環境中，知識分子選擇禅法的修持是必然的，這也體現出禅法與知識分子的緣分。 　　 由於知識分子知解能力強的優勢，和禅法教理最為簡便的特征，兩相結合就極易造成一種結果：明道容易，悟理難。這就使諸多知識分子在修持禅法中，自覺和不自覺地就陷入到口頭禅之中。筆者手中常年有佛學、佛教刊物十數種，也常常讀到一些習禅知識分子的文章，比比皆是知解者、說理者，而悟理者無。在與筆者交往的學禅的知識分子中，基本狀況也是如此。古往今來，在知識分子中學禅參禅的也不在少數，也留下無數被稱之為禅詩、禅文、禅偈的作品，然基本也是明理、說理的多。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這種現象都恰如達摩在傳法給二祖時的一段預言所描述：“我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法周沙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禅宗大意》——正果 著)。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呢？答案只有一個：重解不重行。 　　 佛學是一門實踐的學問，這是因為佛學真谛超出了語言與文字的表述，也即一切語言與文字在表述佛法上都只是一種比喻和暗示，一切佛學真谛必須通過修持者親身體驗才能獲得。禅的宗旨中為什麼有“不立文字”一說呢，就是因為法的實相無法用文字來表述，因為此法實相無相，無實無虛。由此，一切有心求法的人必須重行，這也是悟道、行道的必須，是一個任何修持者不可逾越的修持過程。知識分子知解能力強，悟性高，然而行有不足，這是通病。如此便呈現：“然學者如牛毛，成就者猶如兔角。”(《虛雲和尚全集》)。 　　 行的內涵不僅僅是操行這一種參禅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在事上磨練，也即在日常生活中磨練。為什麼要如此行呢？是因為生命是一個業力不斷累積的現象，生命中染有諸多習氣，有諸多愚癡妄想，正是這些貪、嗔、癡所造成的種種業力，遮蓋住了生命的真心自性，恆作種種顛倒執著，以致輪轉生死海中，受大苦惱。行，就是要在事上一一消除這些愚癡妄想，以達到真心自用。知識分子中的一些修禅人，以為只要在佛理上有通，然後一心打坐，至明心見性，於是便萬事大吉了。其實不然，慧能大師說：“心量廣大，遍及法周，用即了了分明。應用便知一切。一切即一，一即一切，去來自由，心體無滯，即是般若。”(《六祖壇經》下同)。這段語錄說得十分明白，要用，才了了分明；要用，才知一切。如何才能用？行中才能用，行中才是用。 　　 人生難得，佛緣難遇。慧能大師說：“迷人口說，智者心行。”(《六祖壇經》)。知識分子大多無疑是智者，其在修持禅法中，知解上已高人一籌，明理上強人一層，若能在行上又先人一步，強人一級，悟法行道必然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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