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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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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居士文章
金易明教授：惟賢長老的世紀人生隨想 僧品高韬垂范千秋
金易明 他的身軀顯然是那樣的柔弱，但他的意志卻格外的堅毅； 他的生平已然是如此的坎坷，但他的心態又特別的淡泊。 老人家在歷經近一個世紀娑婆世間的人生輝煌與坎坷，平靜地離開了他牽掛終生的有情眾生，安詳地告別了他感恩不盡的依止器界，於壬辰年年終歲末，即葵丑月己亥日，離是年除夕僅一星期的時機，捨報西歸。歷史將會記住這個日子，二零一三年二月二日凌晨四時五十分，一位漢藏教理院的高材生，一位當年最為年輕的僧才，一位用其生命的全部熱忱和睿智矗立的人天導師，在精進修學、慈悲濟世、諄諄教誨眾生九十余年之後，終於為自己的慧命劃下了铿锵堅毅的驚歎號。他的一生，實踐了佛陀慈悲喜捨的無量之願。其柔弱的身軀，激蕩著渾厚的海潮音；其濃郁的川音，回響著雄壯的獅子吼。 一 早期熏陶是信仰教育的最佳時期，恰恰惟賢長老作為佛門龍象的基礎，亦深深建築於其早年的家庭佛化生活環境、青少年時代良師益友的殊勝教育氛圍之上，這是他老人家的法緣，也是受其教誨而悟入正知正見的廣大檀越的福報。一般而言，國人對於信仰問題都比較淡漠，自小接受信仰熏導的機會較為難得。但作為眾生的人生觀、信仰觀念等，確實是由童年和青少年時代的生活、教育環境所塑造的；沒有良好的信仰環境、缺乏正確的人生引導，是很難成就教界龍象的。須知，帶有一定先驗性並需長期熏染的信仰情懷，並非能夠隨意賦予；而宗教及傳統文化的底蘊也決非以任何外在的形式所能給予。世上真正嚴肅考量人生價值取向，追索終極精神慰藉的本不普遍，就如慣於哲學思考、追根尋源者畢竟只是很少部分人群的偏愛一樣。而造就歷史上諸多高僧大德的人生歷程，其中最重要的是具有天賦的、先驗的對人生價值取向的關注、對終極精神慰藉的關懷。多數最終成為一代宗教領袖或純粹的出家僧，其童年至青少年時期的長期信仰熏陶，特別是生活學習環境的信仰化熏染、宗教學識造詣的體系化培養，是十分重要和關鍵的。回顧惟賢長老精進修學、勤奮鑽研，於佛學研究及佛法弘傳上所建樹的不朽業績，其童年及青少年時代所接受的信仰熏陶，及所受的良好教育，可謂是不可或缺、無比殊勝的基礎。 惟賢長老一九二零年農歷五月廿一日，誕生於四川蓬溪縣文井鎮新林黑堡堰村一個佛化的家庭，俗名邱兆洪。其祖父、父親均為虔誠的佛教信徒，這位巴蜀之子自幼對佛教信仰耳熏目染，其弟兄五個，長老最為年幼，其中三個出家修學，可見其家庭的信仰氛圍對童年和青少年時代惟賢長老影響之深刻。由於幼喪恃怙，年僅兩歲的他就相繼失去了母親和父親，幼年的邱兆洪是在四姐邱兆蓮的悉心撫養下成年的。當其六歲之際，就被四姐送到了學堂讀私塾發蒙，三年的啟蒙教育，不僅使天智聰慧的少年邱兆洪從識字句讀到《三字經》、《千字文》等啟蒙讀物爛熟於胸，也使他從熟讀的傳統儒學經典《四書》、《五經》中，接受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系統教育，為他以後融貫八宗、學貫中印的學術理路奠定了基礎。就在當年唯識學高祖、民族脊梁玄奘大師發出“遠紹如來，近光大法”之誓願的同齡之際，惟賢長老也以十二歲的少年身份，毅然告別對他有著舔犢之情的四姐，在蓬溪縣白塔寺依止定光法師出家，度入佛門。其實，當時的惟賢法師由於深得定光師呵護，特意安排他於出家後仍天天背著書包念完了小學的全部課程。幼小的他已經寫出了《小沙彌的新年》一文，載於當時的蓬溪縣報上，可謂是這位日後的學問僧最初的發表文稿。 特別有緣的是，出家一年後，為躲避戰亂而返回鄉裡的歐陽竟無先生入室弟子王恩洋先生在家鄉南充集鳳創辦的“龜山書院”，欣然接受了少年惟賢。十三歲至十五歲在“龜山書院”學習的經歷，少年惟賢備受王恩洋先生的耳提面命，完成了決定其一生品行風范的人格教育，在“如何做人，如何完成做人的品格”方面，被深深镌刻上了傳統優秀文化的風骨；不僅如此，書院就讀期間，系統學習儒學、文學、法相唯識基礎知識的經歷，用功背下的三百多篇古文，亦奠定了這位日後學問僧的深厚儒學基礎和部分佛學基礎。也許，這是一種宿命，也許這是上蒼對中華大地缁素善信的垂顧，總之，惟賢長老最終以“唯識泰斗”的英名而垂范華夏教界，則不能不追溯到老人家青年時代不可思議的學習經歷，促使他與玄奘大師在中國創立的法相唯識學慈恩學派結下了深厚的因緣，終身未改其旨。他在晚年談到這段歷史，曾經十分感慨地說過：“我在龜山讀書到十五歲，這幾年奠定了我文學，佛學，歷史學的基礎。在漢藏教理院六年，由這個預科到專修科，范圍就廣大了。那就是奠定了各宗派的，主要是唯識學，太虛大師講唯識學，這個就進一步奠定了基礎。打下了基礎。特別是這個，長期以來作為我的指導思想。這個思想在解放初期，大風浪中是都沒有變，一直堅持帶現在”。這是惟賢長老二零一零年四月九日在重慶合川接受“鳳凰網華人佛教”記者專訪時所流露的心聲。 在漢藏教理院進入鼎盛時期的一九三六年，十六歲的惟賢法師考入漢藏教理院，成為漢院最年輕的一名學生。民國時代最著名的高僧、一代佛門領袖太虛大師一生最為重要的事業是創辦或主持了閩南佛學院、武昌佛學院，特別是漢藏教理院。漢藏教理院位於重慶市北碚缙雲山，是一所融匯漢藏兩系佛教之精華，集中漢藏佛教界精英人才、致力於漢藏民族間的交流了解、漢藏佛教間的砥砺融匯的，具有特殊意義的新式佛教院校。一九三二年八月創辦至一九五零年人民政府成立，終止辦學、人員遣散為止，整整十八年間，漢藏教理院成為民國時期影響深遠的佛教院校，也是中國西南地區致力於佛學研究和教學的中心。其中，在現代佛教史上貢獻卓著的法尊法師等都曾經在此院校做過導師，主持教務，善於《俱捨論》的法舫法師、專於般若空宗的印順導師、精於律學的塵空法師、長於因明唯識的雪松法師、擅於禅學的本光法師，以及黃忏華、陳健民、潘懷素等居士等都曾先後加入教理院的師資隊伍，他們為法獻身的信仰情懷與深厚的佛學修養，深深浸染了佛門後生的心田。在抗戰期間，喜饒嘉措、郭沫若、老捨、向達、謝冰心、馬寅初等宗教界和文化界、學術界名家也紛紛光臨該院講學，他們的真知灼見、廣闊視野，滴滴澆灌了莘莘學子的成長。惟賢法師考入教理院後，在諸大師的熏陶下，其幼年播下的學佛修道之種，在充分養料的滋潤下，於教理院這片肥沃的土地上茁壯成長。在漢藏教理院，他由普通班升至專修班，循序漸進地進行了系統的學習，打下了堅實的佛學基礎。少年惟賢已經在教理院練就了學識精深，才華橫溢，詩文並茂的學問僧之雛形。他在教理院也學會了藏語、英語，並頻頻在《海潮音》、《佛化》周刊上發表涉足唯識學、因明學領域的諸多論文，深得太虛大師、法尊法師的喜愛和器重。教理院眾多大師中，少年惟賢特別敬仰太虛大師，贊歎他復興佛教之宏願、八宗齊弘之胸襟、廣博無涯之學識、弘法度生之精神。晚年他懷念太虛大師時，還深情地談到太虛大師對中國佛教的重要貢獻：“他能適應時代嘛，他講三種革命：教理革命、教職革命、教產革命，佛教的三種革命。教理革命是什麼呢？就叫人生佛教，這個名字叫革命，實際上是釋迦牟尼本化。佛教本身就叫啥子？就叫人生佛教嘛。人要做人，要有道德，普全道德化。人生佛教就是這麼個事情。教理革命，人生佛教。教職革命就是取消叢林的法源制，子孫制，改成選賢制。教產革命就是把私人的產化為集體所有，佛教集體所有。那麼像這一種思想，到今天都還適用”。對太虛大師佛學思想和人生佛教理念的高度認同，對各位授課導師的敬仰，以及求知若渴的天賦，使惟賢長老在漢藏教理院六年的學生生涯，以每逢考試必得第一的優異成績，奠定了自己日後成就的基礎，也堅固和充實了自己出家修學、誓做法脈承繼者的信念。一九三八年，法尊法師為少年惟賢授予沙彌戒，三年後的一九四一年，惟賢長老完成學業，由其因明學導師雪松法師在四川開縣大覺寺授具足戒。如此的學修並重、天智聰慧、信仰宿就的佛門後生，無怪乎對他言傳身教的太虛大師情不自禁地贊曰：“漢院學生，爾最聰慧”；確實，走出漢藏教理院的惟賢長老並未辜負導師們所寄予的厚望。 二 二零一三年春節前兩天的山城，籠罩在一片霧蒙之中，淅淅小雨更積聚了空氣中的凝重深沉氣氛，似乎上蒼也為人間失去一個純粹的老衲，世上堙沒了一位高德羅漢而悄然淚下。惟賢長老的追思法會於二月八日的上午在塗山寺舉行。塗山寺的法堂前，聚集了各界人士及高僧大德、信眾等近千人，他們都是冒雨前來為惟賢長老送行，向這位駐世近一個世紀的長者、耆宿表達真切緬懷、追思之情者。我抬頭望著惟賢長老親題的“法堂”匾額。回想著老人家自二十一歲從漢藏教理院畢業後所走過的七十二年的弘法、修學生涯，心緒久久起伏跌宕…… 年僅二十一歲的他，懷著復興中國佛教、弘傳佛陀本懷、普及佛法義理、領眾薰修正法的宏願，從漢藏教理院畢業。此時的他，已經成為中國僧團中一位在西南地區頗有影響的學問僧。他隨自己在教理院的導師雪松法師，在四川開縣創辦了大覺佛學院，先後任教授、教務主任、副院長等職。同時創辦並主編了《大雄》月刊。青年時期的他，在教學中精益求精，對學問孜孜以求，對眾生關懷有加。特別是在其教學之余，勤於筆耕，寫就了由其教學研究心得的結晶所凝結的諸多早期著述，至今尚存於世的有《心經講錄》、《唯識綱要》、《因明綱要》、《淡泊詩集》、《大覺詩稿》、《中國佛教青年之前途》等，還有刊於全國佛教報刊雜志上的若干佛教學術論文。 這一切成就，與其依止師雪松法師密切有關。雪松法師曾是鎮江超岸寺住持，其師父蕙庭老和尚又系守培法師法子。由於法脈的淵源，雪松法師特別重視唯識學，且與王恩洋先生熟識，惟賢長老少年時代即蒙王恩洋居士主辦的龜山書院熏陶，後又受依止師的栽培，因此，在其唯識學上，可謂師承了兩位大家的傳統，並在漢藏教理院受太虛大師的熏陶，接受了太虛大師的治學風范，可謂是融諸家之精華於一爐。 經過數年的學習和磨練，惟賢長老作為一個比丘僧走向了成熟。青年時代的惟賢法師在諸大師的培養下，成為了一個真正能擔荷如來家業的學問僧。他的佛學研究成果豐碩，在川渝佛教界頗具影響，其卓爾不群、超凡脫俗的人品風范也深受僧俗兩界的尊重。一九四八年，重慶羅漢寺邀請他到教理講學班任教，同時還聘任他為重慶能仁寺佛化學校教導主任，長老弘法利生的舞台更為廣闊，中國佛教界也在民國後期，又冉冉升起一顆耀眼的新星。 佛教是宗教，作為修學者，必需以自身的踐行親證佛陀教誨；佛學是義理，作為學佛者，必須以虔敬的學研體悟佛陀旨趣。因為，佛陀及歷代宗師們睿智所積累的是佛教思想義理的深厚底蘊，其對佛陀思想的高度概括和系統梳理，具有強烈的哲學色彩，對於學佛者深刻全面把握佛陀的深邃思想脈絡，理解佛陀博大的濟世情懷，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意義。佛教信徒或疏於培養和引導，或昧於狹隘與短視，對佛教義理輕慢與不屑的現象，絕非個別。縱觀歷史，遍觀現實，四眾弟子中不乏或佛學義理素養缺失、或信仰情懷缺位、或修學目標偏頗者，眾多的善男信女對於佛教的信仰停留在追求現世的、當下的利益訴求上，信仰格調上的世俗、粗陋甚至於庸俗，乃是普遍的通病。為此，近代以來，從太虛大師到應慈、興慈、法尊、觀空、正果、谛閒、印順等等僧界人天導師，從楊仁山居士到歐陽竟無居士，及其高徒呂澂、王恩洋居士及梁漱溟居士等佛學大家，都清醒地意識到中國佛教所存在的這一弊端。鑒於刷新信仰之風的宏願，惟賢長老在其漫長的一生中，將老一輩學問僧和佛學大家孜孜以求於中國佛學義理傳播和佛學學術研究的優良傳統，予以了繼承和發揚，為此，從事佛學教育，普及佛學知識，傳播佛陀思想、精研八宗佛學，始終是惟賢長老一生堅持不懈的願力和職責。 當一九八零年，中國大地政治的春天來臨之際，惟賢長老終於回歸社會。多少好友勸說這位年過六旬的長者就地安置，安享晚年清閒生活；多少親人祈請這位劫後余生的老人離開佛門，回歸故裡安頓余生。但是，回蕩子在其心頭的是弘法心願未了的緊迫，續佛慧命之志尚待努力的鞭策。八零年後的三十二年中，除最後一年左右的時間因年老體衰為疾病所纏之外，他始終在勤奮辦學、講經、著述中度過其寶貴的時光。惟賢長老的弘法足跡遍及日本、泰國、尼泊爾、新加坡、韓國和美國，身影頻繁出現於各種佛教學術和文化交流研討會的現場；柔弱但堅毅的川音妙法之聲，振聾發聩於從巴蜀山川到深滬等繁華城市之間。其常講常新的經典即有《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楞嚴經》、《阿彌陀經》、《金剛經》、《大般若經》、《法華經》、《十善業道經》、《普賢行願品》、《華嚴經》等卷帙不等的佛教重要著作。而在以重慶佛學院為重心的各學院中，惟賢長老更是留下了他一生研究唯識學的彌足珍貴的學術資料。當我們撫摸著長老所出版的《惟賢法師詩文集》、《般若與人生》、《法華經說什麼》、《唯識札記》、《華嚴要義》、《法華要義》、《大般若經要義》、《楞嚴大義》、《普賢行願品講要》等著作之際，不僅心潮為之激蕩，這些著作，是長老年過六旬之後，於繁忙的教學、弘法、社會慈善、學術交流和出訪活動間，用心血所凝成的法寶，這需要多大的毅力和多麼深切的願力呢！ 三 一般見諸於世的惟賢法師的生平介紹，似乎老和尚是突然從一九八零年冒出人間的法師。確實，這位漢藏教理院的高材生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在擔任重慶佛教協會籌備工作組秘書長期間，就突然從公眾視線中消失。有些資料則說到，一九五四年惟賢長老蒙冤入獄，先後在重慶、泸州、南溪等監獄，度過了近廿七年的漫長歲月。其實，直到如今，我們都無從了解當年惟賢長老蒙冤的具體情況。因為資料的不足，加之長老本身對此的釋懷，很少談及，更增加了其神秘色彩。正如一九五五年清定上師入獄二十年，直到一九七六年的年初才釋放，以及至今在信徒中影響力頗巨的智敏上人的蒙冤入獄等情況相類似，佛教界的英才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的蒙冤獲罪的經歷，給人們的心頭蒙上了一層揮之不去的陰影，直到如今尚是令人既扼腕歎息，又靜默不語而不願觸及的佛教信徒的心靈之痛，甚至於諸多弟子連他們的恩師是因何緣由而獲罪，也不甚了了。 雖然，我們今日說起此事，也許能如諸善上人一樣，對過去的歷史付之一笑，淡漠處之；然而，惟賢法師從風華正茂的三十四歲入獄，到花甲六十出獄，漫長的廿六年零十個月的日日夜夜，究竟又是如何度過每分每秒的呢？生平介紹中以一句“法師靠的是患難中的真情和堅定不移的信仰撐過劫難”，概括了惟賢長老漫長的鐵窗生涯。如今的佛教信徒，其實並不應回避、甚至忘記大德們曾經有過的坎坷經歷，這並非為了追究責任方，悲劇本身具有時代性，是當時客觀的社會環境所造成的；之所以要記憶，乃是為了汲取信仰和修行的道糧。從惟賢、清定、智敏等諸上善人的坎坷經歷及其他們面對磨難的態度、行持中，深切地、具體地體會“境隨心轉”的真谛：只要眾生牽掛在胸，願力充盈於心，一切器界、所有環境都能作為自身修學、度生弘法的平台。諸上善人艱難的人生、無盡的坎坷，鑄就的是信仰的純潔和堅定，感悟的是佛法的精髓和博大、勘破的是人生的虛幻和變幻，體悟的是苦迫的現實和普遍，拓寬的是心胸的慈悲和無執。能如此想者，方為佛徒，能如此行者，方可彰顯宗教信仰的力量和精神支柱的魅力。惟賢法師及諸善上人以自己坎坷人生，向世人開示著“世上大路小徑多少條，導歸佛門為正途”的真理。 我們現在所能了解到的是，獄中的惟賢長老，一以貫之保持了他旺盛的求知欲望，利用一切可能，系統學習了中外哲學、醫學、歷史學等世間學問，並研讀了諸多當時在監獄中所能閱讀到的包括馬列主義在內的哲學書籍，豐富了他自身的哲學視野；但他畢竟是一個佛教徒，恩師太虛大師對漢藏教理院學生的“淡寧明敏”的院訓，始終深埋於心底，以常態化的默誦《大悲咒》、《心經》等佛經作為自己日常修學的重要功課，即使在鐵窗內的歲月中，也得到了堅持。惟賢長老以堅定的信仰和無盡的願力，面對逆緣的降臨，始終以淡定的心態，正確面對自身的處境，將逆緣化為自身修行、學法、消業的殊勝因緣；廿六年十個月的蒙冤生涯，未能消磨掉他的人生意志，卻堅固了他的道心，強化了他弘法利生的信念。 更為值得今世眾生感悟和感動的是，一九八零年平反昭雪後的惟賢長老，絲毫未存埋怨眾生之心，而是以極大的熱情，投身於佛教事業的恢復和弘揚，專精於佛教人才的培養和造就，精進於佛學義理的研究和傳承，以耄耋之年而奔波於巴蜀乃至於中華大地，港澳台及日美諸國，其心願可歎，其事業可敬，其成就可觀。 晚年的惟賢長老，擔任了中國佛教協會咨議委員會主席、重慶市佛教協會會長、重慶佛學院院長，先後被推舉到政協、人大擔任社會職務。在世人眼裡，這一切應是長老應得的榮譽，而在長老看來，卻是他所肩負的職責，是長老實踐其師太虛大師“人生佛教”之願力的又一平台。惟賢長老無愧於乃師十年之教誨，赤誠的愛國護教之情懷感天動地。從其一生的行持中，我們可以深切地感受到，惟賢長老畢生以太虛大師之心為心，以太虛大師之行為行；太虛大師的諄諄教誨，法尊法師的耳提面命，鍛造了惟賢長老學貫中西、圓融藏漢、貫通儒道、齊弘八宗的博大學識眼界和寬闊學術胸懷；而常年不辍踐行人生佛教的行持，顯露的是如溪流般涓涓流淌不息的慈悲情懷。這是一位令人無法忘懷的佛門龍象，這是一位世間難以尋覓的人天導師！ 今天的我們，紀念老人家承續慧命的豐功偉績，也緬懷其慈悲濟世的音容笑貌，筆者以為，凡我佛子當以老人家為楷模，以老人家之悲願馬首是瞻，杜絕渾渾噩噩的得過且過，遠離懵懵懂懂地安於平庸。凡當佛子，欲成就自身的佛化生活，欲普被群倫，則需自尊、自愛，以虔敬心皈依三寶，以弘法願普利大眾。正如中國佛協的唁電中所評價的那樣： “惟賢長老是中國佛教界愛國愛教、德高望重的長老，一生培育僧才、弘法利生，嚴以律己、寬以待人，修持精進、解行並重，慈悲濟世、普施法雨，深受海內外四眾弟子的敬仰和愛戴，為佛教事業的發展奉獻了一生的心力，功德無量”。這是對惟賢長老一生的高尚隽永的人格、愛國護教的情懷、精進修學的成就的高度概括與生動寫照！ 長老西歸，正果得成，含笑兜率！常寂光天，不捨眾生，慈航倒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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