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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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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文章
金易明教授：“都市佛教”刍議
金易明 當今的中國佛教界，作為一個使用率頗為頻繁的詞匯，“都市佛教”正在進入人們的視野。上海的高校佛教研究機構，甚至已經以上海玉佛禅寺為“都市佛教”的典型案例，出版了研究專著。 作為概念的提出，“都市佛教”是在21世紀初於上海召開的“都市佛教與社會主義相適應”的學術研討會上產生的。有學者對此概念提出了諸多學理上的質疑，由此引發了對此概念在學術上的界定。隨著在辨析中其內涵日趨明確，“都市佛教”也正式成為學界的討論范疇，成為教界時常提及的高頻詞匯。 何為“都市佛教” “都市佛教”是與“鄉村佛教”或“山林佛教”相對應的概念，區分兩者的依據，是建立在地域因素對於佛教信仰形態的影響之上的。城市的交通中樞地位、中心市場功能，決定了其人才匯聚、信息流暢、媒體發達、高校集中、經濟繁榮、意識活躍等特性，非鄉村和山林所能具備。而且，上述特性在中心都市，特別是國際大都市中，尤其顯著。 都市佛教這一信仰形態的形成並得以普遍認可，有其歷史因素。我國現代意義上的城市，始於1842年的“五口通商”。上海、天津、廣州等現代都市在我國的東部開埠，並帶動長江中下游一帶的南京、武漢等地，成為萬商雲集、中西交匯之地。佛教界各宗派的大師也相繼雲集於此，在工商界佛教居士們的護持下，弘法傳教，開拓著與以往國人傳承佛教不同的新氣象。都市佛教不僅有長達150多年城市發展的歷史鋪墊，其獨特禀賦更隨著改革開放30年來市場經濟的空前繁榮而愈加凸顯。 都市佛教的五大特性 從佛教發展的現實考察，至少可以從宏觀上把握都市佛教的五大特性。 首先，都市條件下的佛教，為寺院的自養經濟供養主體的轉換提供了可能性。其表現為寺院與工商階層的接觸頻繁，寺院護法以工商界人士為主力軍，一般寺院的自養經濟條件都相對寬裕。這是推動都市條件下佛教道場繁榮、發展的基礎。 其次，佛教寺院的經濟管理模式和經營活動趨於市場化、規范化，有與寺院僧團逐步脫鉤的傾向。寺院身處市場經濟環境，護法者隊伍又以市場經濟的生力軍——工商企業家為主，其經營管理模式必然對寺院經濟管理帶來重大變革。在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以及我國的台灣、香港等地區已經實施的“財團法人”機構，即是對鄉村佛教寺院傳統家長式管理模式的變革。目前上海寺院中成立的以護法企業家為主干的“功德會”等組織，也是都市佛教寺院經濟管理模式的變革之必然途徑。總之，寺院經濟管理在引進現代會計制度的同時，正在走向財團法人化、功德會化。在我國大陸都市中，這一過程雖然比較緩慢，但也已經有所推進，相信僧人專務弘法而無須操心維持寺院經濟的時代，將會到來。 其三，都市條件下的佛教慈善事業趨於規模化、集約化、規范化。經濟管理模式的改變，自養經濟的發達，工商界人士的參與，媒體的加入，使都市佛教的社會慈善事業規模和形式也與鄉村佛教迥然相異。傳統佛教的慈善事業本身，僅僅是在鄉村中做好力所能及的善事，為村民鄉親提供一些生活的方便。但是，都市環境中佛教寺院的慈善事業，其所涉及的范圍幾乎涵蓋了赈災、扶貧、公益事業、教育等各領域，從“希望工程”到“晚霞工程”，從“支邊富民”到國際赈災等方方面面，在直接以現金供養和布施的都市寺院，可以將慈善事業做得比主要以實物供養和布施的鄉村道場更為恢弘氣派，惠及更多眾生和領域。台灣慈濟功德會的慈善事業已經做到了“什麼地方有災難，什麼地方就有慈濟的身影”的程度；在汶川、玉樹的地震災區，我們同樣可以看到北京仁愛慈善基金會的志願者忙碌的身影。從操作層面上說，都市寺院的慈善事業實際上是在整個社會分配領域，擔當著基於道義的社會再分配功能。這種分配雖然與以生產要素為基准的社會分配在原則上並不吻合，但卻是確保社會穩定與和諧的重要因素，是社會公正、公平和人間正常關系建立的潤滑劑。 其四，文化、教育等元素在都市佛教中占有的比例顯著。都市本身是文化的交匯之地，是教育的中心。隨著城市教育的發展，對於佛教寺院僧團的培養，以及對於居士信眾的教育熏導，其方式方法有了顯著的變化。傳統叢林由師父帶徒弟的培養模式，逐步整合入院校培養僧團的新型教育理念和形式，這種模式在當代我國都市佛教的教育理念中，被概括為“學修一體化，學院叢林化”，也就是說既要有佛教的信仰內涵和叢林的規約，又要有現代教育的功能。同時，學院本身又受社會國民教育體系的影響，正在逐步與現代的學分制、學銜制、課程規劃制等相銜接，使僧團人才的培養機制與社會高等院校相呼應，與社會人才培養的基本觀念和機制相吻合。 最後，信眾的基本組成上，以有一定文化水准、信仰素質、經濟實力的社會中堅力量為主干。都市中人才荟萃，社會各界的精英成為佛門弟子，對佛教本身的建設、信仰成分的變化，其作用是顯著的。各高等院校、科研機構的學者研究佛學，參與佛教教育事業，推動了佛教學術研究水准的提升；各界知識精英向往佛法，鞭策著佛教道場自身弘法水准的提高，增強了佛教傳道弘法的善巧性；企業界人士皈依佛門，不僅增強了佛教界自養經濟的實力，為佛教開展文化、教育和慈善事業，以及寺院自身軟硬件的建設，包括人才引進、開展對外交往等，准備了堅實的經濟基礎。更為重要的是，企業界人士經濟管理的理念，正逐步推動佛教道場改變傳統的叢林式甚至是家廟式的經濟管理模式。這種信徒結構的變化，提升了佛教界的整體素質，樹立了佛教的現代形象。 誠然，“都市佛教”概念本身並不包含對城市佛教形態的褒貶之義，但都市佛教的發展，對佛教僧團及佛教信仰形態，卻蘊涵著正負兩個方面的影響。都市佛教不必然地帶來佛教的健康成長或如法弘傳，也不必然地帶來道風滑坡、信仰淡薄、勢利斂財等佛教世俗化傾向。而且都市佛教同樣也潛伏著使佛教違背其原旨的趨勢。如過於注重佛教教育與國民教育體系的相適應，雖然有可能使佛教僧團的整體文化層次普遍上升，卻也有可能忽視佛教教育的宗教信仰屬性；或過於注重寺院的慈善事業和對外交往，而導致忽視寺院僧眾的宗教熏陶、信仰建設，使寺院企業化、機關化；或過於強調寺院經濟管理的市場化、集約化，與社會經濟管理模式接軌，而忽視寺院的特殊性，導致寺院一切向錢看，以至於對僧人投身道場的動機和目的都難以准確甄別。 對於都市佛教的研究，其意義是重大的。除弊興利，取決於對都市佛教的審慎分析，准確把握其發展的“度”。從傳統的觀念出發，對都市佛教一概否認，大加批判，或從現代市場理念出發，一概肯定，盲目贊成，都是不科學和不實際的，也是違反佛陀“隨緣不變”的一貫主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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