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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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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文章
金易明教授：以世博為契機 展佛教之魅力
以世博為契機 展佛教之魅力 上海市佛教協會 金易明 北京奧運會的聖火，曾經呼喚世界的和平，凝聚人類的力量！ 上海世博會的盛會，必將憧憬都市的和諧，鍛造民族的未來！ 一 600天，500天，400天……200天，百天之內，隨著倒計時顯示屏上的數字天天的縮小，似乎有一只無形的手，卻真真切切地在推動著每一位上海世博會的東道主們。一種緊迫感，伴隨著難以抑制的興奮，交織在每一位上海市民，不，應當是每一位中國公民和無數炎黃子孫的心頭——世博會正在向我們闊步走來，我們舒展臂膀，以無限的熱情，擁抱世博會的帷幕在浦江之濱的徐徐拉開。 仿佛還在眼前，二零零九年的十月十日，不知是歷史的巧合，還是宿命的不可思議，就在武昌起義打響推翻兩千余年帝制專制統治第一槍，如火如荼的辛亥革命過去九十八年後的這一天，全上海佛教界迎接世博會倒計時兩百天，暨世博會服務接待寺院揭牌儀式隆重舉行，玉佛禅寺、龍華古寺、靜安寺、真如寺、法藏講寺、法華學問寺、沉香閣、慈修庵、下海廟等寺院，接受了世博會服務接待寺院的標志牌。同時，為迎接上海世博會所舉辦的上海佛教寺院攝影作品展，也在上海圖書館開幕，上海佛教界迎接世博會的宣傳小冊子已在全市范圍內發行一萬冊，以做好世博會配套宣傳工作。總之，上海佛教界迎接世博會的工作，已經全面啟動。這也許就是我們常說的都市佛教的一大特色吧：緊隨時代步伐，在社會公益事業中彰顯佛教的作用，始終與城市發展和社會進步的脈搏相適應、相共鳴，保證佛教在社會公共事務中的角色不缺位，真正踐行“莊嚴國土，利樂有情”的神聖承諾。 面對此情此景，我不禁感慨。但凡了解上海近代發展史的人，都知道一個事實，是上海這座現代國際都市，中國最大的“特別市”(民國時代謂之特別市，共和國時代則冠之於直轄市)開啟了中國現代工業文明的發展，市場經濟的發育，隨之帶動了包括文化、宗教、教育、社會公益等社會各項事業與現代工業文明的接軌。上海佛教曾經有過的“大德如林，高僧輩出”的局面，是上海這座中國思想最活躍、胸襟最包容的城市為佛教所鑄造的特殊時機因緣的結果；上海工商業和高等教育事業的崛起，一大批具有相當經濟實力和虔誠信仰、良好文化素養的居士如雨後春筍般的湧現，為中國佛教展現了一幅生機盎然的居士佛教風景線。其中，今年正值其圓寂十周年的我國佛教界一代領袖趙樸初居士，也就是在他們的熏陶之下成長起來的。上海這座城市，給了樸老以豐厚的滋養，給了他博大的胸懷、深邃的眼界、堅實的學養，更為重要的是，是上海這都市環境，為佛門龍象趙樸老提供了最初施展睿智和才氣的舞台。上海是樸老的第二故鄉，申城也以有樸老這樣的大德為榮！因為，城市的魅力，城市的活力，城市對佛教發展的重要意義和不可或缺的因緣，在上海佛教的勃勃生機之中，在樸老等一輩又一輩大德的湧現之中，得到了盡情展現。 眾所周知，城市是人類文明的結晶。美國現代哲學家路易斯?芒福德說過：“城市是一種特殊的構造，這種構造致密而緊湊，專門用來流傳人類文明的成果”。現代上海的城市發展，也為古老的佛教文明在工業時代和城市化進程中的華夏大地創造了新的發展契機。城市與文明的流傳有關，歐美各國的文字中，其“文明”一詞，都源自拉丁文 “Civitas”即“城市”，這並非偶然。城市兼收並蓄、包羅萬象、不斷更新的特性，促進了人類社會秩序的完善。也對推動人類社會的特殊而重要的意識形態宗教的傳播和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關系。從佛教都市捨衛城、王捨城到基督之城耶路撒冷、羅馬，無論是伊斯蘭教聖城麥加，還是東正教都市伊斯坦布爾，城市為宗教提供了淋漓盡致展現自身魅力的舞台，而宗教也為城市注入了至關重要的文明要素。曾記否？十九世紀之初，全球僅有2%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而上世紀的中葉，這個數字迅速攀升到29%，當我們踏入新世紀門檻之時，世界上已有大約一半的人口遷入城市。根據聯合國的預測，到上海世博會舉辦的二零一零年，全球城市人口將占總人口55%，而最近聯合國的統計資料表明，這一預測已經兌現。 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在城市飛速發展的今天，人們的城市生活也越來越面臨一系列挑戰。高密度的城市生活不免引發諸多的社會問題，諸如生存空間逼仄、異質文化摩擦、生活資源短缺，自然環境污染等等問題，都將日益突出和激化。如果對此置若罔聞，或熟視無睹，那無法避免的悲劇終究將呈現在人們的面前，城市的無序擴展導致人類陷於自身文明所造就的困境之中，最終加劇對城市活力的侵蝕、惡化城市生活的質量。 聯合國人居組織一九九六年發布的《伊斯坦布爾宣言》強調：“我們的城市必須成為人類能夠過上有尊嚴的、健康、安全、幸福和充滿希望的美滿生活的地方”。而城市面臨的種種挑戰的發端，不論是擁擠、污染、犯罪還是沖突，根源都在於城市化進程中人與自然、人與人、精神與物質之間各種關系的失諧，長期的失諧，必然導致城市生活質量的惡化乃至文明的倒退。為此，二零一零年上海世博會將以“和諧城市”的理念來回應對“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的訴求。 二 我們都清醒地認識到，這次世界博覽會是上海自一八四二年開埠以來最為重要的國際性活動，對於上海鍛造國際都市的形象，提高上海的城市綜合素質，從而推動上海及中國城市的新一輪發展。這對於上海佛教界而言，既是難得的發展機遇，也是也是對“都市佛教”理念的一次重要考驗。 為此世博會的舉辦，政府宗教事務部門為佛教界提出了最為基本的要求。為此，上海市佛教協會將做好迎接和參與二零一零年上海世博會，作為會務工作首要任務。為世博會營造良好的社會氛圍，是包括佛教信徒在內的全市人民的共同義務；上海市佛教協會始終認為，在世博會期間，為國內外參訪者提供良好的佛教活動空間，系上海佛教界義不容辭的責任。為此，從佛教界的實際和世博會參訪者，及廣大信眾的需要出發，以促進佛教界整體素質的提高為立足點，進一步按照《上海市迎接世博會六百天行動計劃綱要》和市民宗委下發的《二零一零年上海世博會宗教服務實施計劃》的主要目標和基本任務，分階段突出重點，積極引導四眾弟子廣泛參與，將寺院環境整治的硬件建設和加強信徒道德建設的軟件完善相結合，形成團體、寺院、佛教信徒共同推進的工作合力，使迎世博的各項工作月月有推進，季季出成效，創出特色，展示亮點。上海佛教界提出了“綿力創造莊嚴道場形象；著力打造優美寺院環境；努力營造人性服務氛圍；盡力構造有序管理模式；勉力鍛造優秀僧俗隊伍；竭力鑄造適用青年人才”的迎接世博、參與世博的理念。並要求在具體措施上必須落實“環境優美整潔、內部陳設莊嚴、交通組織安全、生活服務便利、應急措施保障”的目標。這裡突出的觀念就是：以佛教和諧之倫理，服務和諧城市建設，推動“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的理想之實現。 上海佛教界在迎接和參與世博的過程中，已經實施了有力的舉措，首先是繼續加快各類人才的培養，以人才的培養，夯實佛教在未來把握機遇、接受挑戰的基礎；其次是各道場加強內部管理，建設人才梯隊，確保寺院各項教務、法務活動持續健康開展；其三是積極加大服務社會的力度和自覺性，特別是關注弱勢群體，使他們感受到社會對他們的關愛和真誠幫助。其四使主動開辟和發展同台灣同胞、港澳同胞、海外僑胞以及海外華人佛教界的聯誼工作，以發揮上海佛教在加強地區之間和國際交往中的橋梁紐帶功能；特別重要的，也是最終需要落實的，是加強佛教協會自身建設，穩步推進宗教團體的會務工作和組織建設，這是上海佛教迎接和參與世博的基本保障，是確保都市佛教在未來可持續發展、健康和諧發展的基礎。全市各寺院結合城市道場的特色和自身的條件，提出了三項叢林建設的目標：即“以兢業的精神建設精致的寺院，以良好的道風熏陶清淨的僧眾，以嚴格的管理塑造模范的叢林”。確實，在都市條件下，只有堅持嚴謹規范的叢林起居，精進不辍的行持修道，清淨悠揚的梵呗贊唱，脫俗超凡的晨鐘暮鼓，持之以恆的聞道學法，常盛不衰的佛號法筵，蓬勃興盛的佛事香火，才能繼續塑造一代續佛慧命的龍象之輩，鍛造現代佛教叢林的雛形。更何況我們以構建和諧社會、推動全社會各領域在科學發展觀的引領下，和諧有序發展的理念，要佛教有上述的思考和行持。在迎接和參與世博舉辦的殊勝因緣下，佛教有必要和可能發揮淨化人類心靈、滋養慈悲情懷、呼喚社會良知、關懷弱勢群體、緩沖社會矛盾，確保社會和諧、人際和睦的特殊作用。 眾所周知，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隨著環境問題和發展問題的日趨嚴重，可持續發展理念應運而生。各國城市政府為實施《二十一世紀議程》而提出的戰略大多圍繞如何重建人與城市、人與自然的和諧，最終達到今世與後世之間的和諧。對此，上海要辦好世界博覽會，要鍛造新世紀國際都市的形象，也必須重視建設和諧城市的理念，以和諧為城市發展的前提，以和諧為城市發展的目標。總之，有必要將 “和諧生活”和“和諧城市”的追求和實踐，貫穿於並彰顯在為明天城市所描繪的藍圖之中。和諧城市主要體現為多元文化的和諧共存、經濟的和諧發展、科技時代的和諧生活、社區細胞的和諧運作，以及城市和鄉村的和諧互動。我們相信，這不僅是世博會所期望的目標，更是上海未來發展的基本構思不可動搖的既定方向。而作為都市條件下的佛教信仰，應該而且能夠為處於迷茫和彷徨中的城市人，帶來一縷心靈和諧的和煦春風。 三 城市的發展，社會的進步，世博會垂顧申城，對於佛教而言，究竟意味著什麼？我們究竟應當怎樣面對佛教的現狀？都市佛教是一種怎樣性質的佛教，其如何與世博會、奧運會，以及一系列國際活動、全球理念相匹配？究其實質，這一切都關切到中國佛教在未來城市化進程中，如何尋找自身的安身立命之處，凸顯自身的現實存在價值的嚴肅課題。這次世博會在申城的舉辦，應當成為我們檢驗中國都市佛教發展模式的難得契機。半年世博期間的弘法、接待、佛事、國際國內的交流等等，不僅可以檢驗都市佛教條件下教界人才培養的成果，而且可以檢驗都市佛教寺院管理的效率與如法性，可以測試都市佛教弘法傳媒方式的影響力和眾生的攝受度……。 都市佛教的研究，可以通過對各城市佛教界應對重大社會活動時的參與舉措，來加以考察，特別是上海、北京兩座城市在二零零八奧運會期間、二零一零年世博會期間的具體參與方式、理念等，作為其基本的素材，進行理論總結和學術分析。由都市佛教的概念界定出發，總結其具有的特點，並對未來中國都市佛教的發展形態和可能具有的信仰走勢，作出學術性的預測。無論這種走勢對於佛教信仰的影響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都將對中國都市佛教的未來，產生積極的引導、糾偏作用。這也是中國學界對於教界的貢獻。 都市佛教不是教義學上的劃分概念，也並非指宗派學上的特有派系，而是一個對於佛教信仰形態的地域性劃分的概念。都市佛教與鄉村佛教之區別，其側重點在於地域因素所引起的信仰現象的差異。從中國當代都市佛教發展的現實考察，至少可以從宏觀上把握都市佛教的五大特性，這些特性，究其實質，與城市各項資源的整合及城市功能對佛教的影響密切相關，具有地域性特色，故可以歸屬於“都市佛教”的特征。 首先是都市佛教寺院的自養經濟供養主體的轉換。城市中的都市佛教，表現為寺院與工商階層的接觸頻繁，寺院護法以工商界人士為主力軍，一般寺院的自養經濟都相對比較寬裕；這是推動都市條件下佛教道場的繁榮、發展的基礎。 其次是佛教寺院的經濟管理模式和經營活動趨於市場化、規范化，有與寺院僧團逐步脫鉤的傾向。寺院隨著自身經濟的發展，而且身處市場經濟環境，護法者隊伍又以市場經濟的生力軍——工商企業家為主，其經營管理的模式必然對寺院經濟管理帶來重大的變革，香港等地已經實施的“財團法人”機構，即是對鄉村佛教寺院傳統家長式管理模式的變革。目前上海寺院中所成立的以護法企業家為主干的“功德會”等組織，也是都市佛教寺院經濟管理模式的變革之必然途徑。總之，寺院經濟管理在引進現代會計制度的同時，正在走向財團法人化、功德會化。隨著市場化的城市環境的熏導和引領，寺院經濟的模式必將發生深刻的變化，僧人專務弘法而無須操心維持寺院經濟的時代，將會到來。 其三，都市條件下的佛教慈善事業趨於規模化、集約化、規范化。經濟管理模式的改變，自養經濟的發達，工商界人士的參與，媒體的加入，使都市佛教的社會慈善事業規模和形式也與鄉村佛教迥然相異。都市環境中佛教寺院的慈善事業，其所涉及的范圍幾乎涵蓋了赈災、扶貧、公益事業、教育等各領域，從“希望工程”到“晚霞工程”，從“支邊富民”到國際赈災等方方面面，只要能夠做到的，在直接以現金供養和布施的都市寺院，可以將慈善事業做得比主要以實物供養和布施的鄉村道場，做得更為恢弘氣派，影響深遠，惠及更多眾生和領域。從操作層面上說，都市寺院的慈善事業實際上是在整個社會分配領域，擔當著基於道義的社會再分配功能。這種分配雖然與以生產要素為基准的社會分配在原則上並不吻合，但是卻是確保社會穩定與和諧的重要因素。 其四是文化、教育等元素在都市佛教中占有的比例顯著。都市本身是文化的交匯之地，是教育的中心。隨著城市教育的發展，對於佛教寺院僧團的培養，以及對於居士信眾的教育熏導，其方式方法有了顯著的變化。傳統叢林由師父帶徒弟的培養模式，逐步整合入院校培養僧團的新型教育理念和形式，這種模式在當代中國都市佛教的教育理念中，被概括為“學修一體化，學院叢林化”，也就是說既要有佛教的信仰內涵，叢林的規約，又要有現代教育的功能。同時，學院本身又受社會國民教育體系的影響，正在逐步與現代的學分制、學銜制、課程規劃制等相銜接，使僧團人才的培養機制與社會高等院校相呼應，與社會人才培養的基本觀念和機制相吻合，為“人間佛教”的踐行准備了人才基礎。 最後是信徒的基本組成上，以有一定文化水准、信仰素質、經濟實力的社會中堅力量為主干。中國都市中，人才荟萃，社會各界的精英成為佛門弟子，對佛教本身的建設，信仰成分的變化，其作用是顯著的。各高等院校科研機構學者研究佛學，參與佛教教育事業，推動了佛教學術研究水准的提升；各界知識精英向往佛法，鞭策著佛教道場自身弘法水准的提高，增強了佛教傳道弘法的善巧性；企業界人士皈依佛門，不僅增強了佛教界自養經濟的實力，為佛教開展文化、教育和慈善事業，以及寺院自身軟硬件的建設，包括人才引進、開展對外交往等，准備了堅實的經濟基礎，更為重要的是企業界人士經濟管理的理念，逐步地在推進著中國佛教道場改變傳統的叢林式甚至是家廟式的經濟管理模式。這種信徒結構的變化，提升了佛教界的整體素質，樹立了佛教的現代形象。 誠然，都市佛教五大特征中每一項的發展，其實都存在著復雜的因素，其對佛教僧團及佛教信仰形態，都蘊涵著正負兩個方面的影響力。都市佛教不必然地帶來佛教的健康成長或如法弘傳，也不必然地帶來道風滑坡，信仰淡薄、勢利斂財等佛教世俗化傾向。但是，由於城市發展給佛教所帶來的振興和開拓機遇的同時，都市佛教的諸多特征中，同樣也潛伏著使佛教違背其原旨的逆向滑坡的趨勢。如果過於注重佛教教育與國民教育體系的相適應，而導致忽視佛教教育的宗教信仰屬性，有可能引發佛教僧團的整體文化層次及學銜的普遍上升，但卻帶來信仰虔誠度和純潔性嚴重缺乏的局面；如果過於注重寺院的慈善事業和對外交往，而導致忽視寺院僧眾的宗教熏陶、信仰建設，將可能引發寺院精神歸宿和弘法度生主旨的缺失，使寺院企業化、機關化；如果過於強調寺院經濟管理的市場化、集約化，與社會經濟管理模式接軌，而忽視寺院的特殊性，將可能引發寺院一切向錢看，勢利世俗、僧團利欲熏心的風氣，以至於對僧人投身道場的動機和目的都難以准確甄別，導致寺院整體宗教功能的喪失。所以，對於都市佛教特征的研究，其意義是重大的。除弊興利，取決於對上述都市佛教特征的審慎分析，准確把握其“度”。對“都市佛教”的特征，從傳統的觀念出發，一概否認，大加批判；或從現代市場理念出發，一概肯定，盲目贊歎；這都系不科學和不實際的。也是違反佛陀“隨緣不變”之一貫主張的。都市佛教模式需要有參與大型國際活動和全社會活動的實踐的考驗，需要得到社會各階層的檢驗，需要有廣大城市基本佛教徒的自身體驗，在考驗中調整，在檢驗中完善，在體驗中確認。無疑，二零一零年長達半年的全球性的世博會將是一個十分殊勝的契機。 上海佛教界近年來的實踐和探索，已經表明：都市佛教在新的世紀，必然以佛教的道德實踐和倫理坐標，熏導世界，為構建和諧社會，發揮自身不可替代的作用。參與好世博盛會，為世博的精彩和成功服務，是上海佛教界的榮譽和使命。筆者以為理應相信，佛教信徒定能將為二零一零年世界博覽會作出自身不懈努力，視作實踐“莊嚴國土，利樂有情”理念的殊勝機緣，切實把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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