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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陸九淵的佛教觀（劉立夫） 　（點擊下載DOC格式閱讀）

	陸九淵的佛教觀 編輯：劉立夫 來源：閩南佛學 　　內容提要：宋代理學家出於復興儒學的目的，都有排斥佛老的言論，但在具體的態度上，則不可一概而論。像張載、二程、朱熹、張栻等人，他們既“出入於佛老”，又嚴於“儒佛之辨”。其辟佛的態度相當嚴厲和堅決，而陸九淵對佛教則寬容得多。陸九淵雖然以儒學的正宗自居，卻不公開排斥佛教，而主張“佛老非異端”、“儒佛不相害”。當然，陸九淵也有公私之辨，認為儒家主“公”，佛教主“私”，但這不是敵視佛教。他認為佛教與儒家的“立場不同”、“宗旨不同”，佛教雖然不能像儒家那樣經世致用，卻可以滿足人生的其他需要。 　　關鍵詞：陸九淵佛教觀寬容 　　作者簡介：劉立夫，中南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湖南省佛教協會船山佛教文化研究中心秘書長。 　　一、佛老非異端 　　宋代的理學家雖然將佛老相提並論，但他們一致認為，佛教對儒家的危害遠勝於道教，佛教是儒家的最大敵人，是最不可以寬恕的“異端”。如程颢說：“如楊、墨之害，在今世則已無之。如道家之說，其害終小。惟佛學，今則人人談之，彌漫滔天，其害無涯。”〔1〕又說：“今異教之害，道家之說則更沒可辟，唯釋氏之說衍蔓，迷溺至深。今日是釋氏盛而道家蕭條。方其盛時，天下之士往往自從其學，自難與之力爭。”〔2〕朱熹則說：“禅學最害道，莊老於義理絕滅猶未盡，佛則人倫已壞，至禅則又從頭將許多義利掃滅無余。以此言之，禅最為害之深者。”〔3〕按照二程、朱熹等人的看法，在人倫道德和現實的影響力方面，道家(包括道教)遠不如佛教。 　　稱佛老為“異端”，蓋源於唐朝的韓愈。韓愈在《進學解》中曾有“牴排異端，攘斥佛老”之語，但韓愈還沒有將佛老作為異端的專稱。〔4〕宋初士大夫效法韓愈，辟佛老，興儒學，仍然沒有明確佛老為異端。二程多稱佛教為“釋氏”、“佛氏”、“禅家”、“浮屠”，有時則稱“異教”。〔5〕但程頤作《明道先生行狀》，記程颢之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6〕說明程颢已經明確地稱佛教為“異端”。朱熹師法程颢，對佛老之學大張撻伐，辨“異端”以明“道統”。如朱熹聲稱：“異端之害道，如釋氏者極矣。以身任道者，安得不辨之乎！如孟子之辨楊、墨，正道不明，而異端肆行，周孔之教將遂絕矣。”〔7〕又說：“儒之不辟異端者，謂如有賊在何處，任之必不治。”〔8〕他甚至在《近思錄》卷十三還專列明道、伊川先生辟佛的《異端十三條》，供世人參考。也正是在這樣的思想背景下，陸九淵卻反其道而行之，提出了“佛老非異端”的獨特觀點。 　　在《陸九淵集》中，有三處比較集中地記載了陸九淵關於異端問題的看法。前兩處均來自卷三十四《語錄上》，文字比較接近：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今世類指佛老為異端。孔子時佛教未入中國，雖有老子，其說未著，卻指那個為異端？蓋異與同對，雖同師堯舜，而所學之端緒與堯舜不同，即是異端，何止佛老哉？有人問吾異端者，吾對曰：子先理會得同底一端，則凡異此者，皆異端。〔9〕 　　今世儒者類指佛老為異端。孔子曰：“攻乎異端。”孔子時，佛教未入中國，雖有老子，其說未著，卻指那個為異端？蓋異字與同字對。雖同師堯舜，而所學端緒，與堯舜不同，此所以為異端也。先生因儆學者攻異端曰：“天下之理，將從其簡且易者而學之乎？將欲其繁且難者而學之乎？若繁且難者足以為道，勞苦而為之可也；其實本不足以為道，學者何苦於繁難之說？簡且易者，又易知易從，又信足以為道，學者何憚而不為簡易之從乎？” 〔10〕 　　兩段話的前半部分相同，但後半部分相差很大，顯然是在兩個場合說的話。在前一段文字中，針對當時“指佛老為異端”，陸九淵從孔子的“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的語源意義上分析了“異端”並非佛、老的專稱。因為在孔子的時候佛教沒有傳入中國，老子之學也非顯學，孔子所說的“異端”當是不同於儒家聖人的主張或觀點。在陸九淵看來，一種思想或主張只要與自己的有所不同，便可稱為異端，但這種稱呼並無貶義。後段文字的“因儆學者攻異端”是陸九淵在為自己辯護，因為陸學被朱熹斥為“簡易”，而朱學被陸學視為“支離”(繁難)，然而，無論是“簡易”，還是“繁難”，只要是真理，就應該遵循，而不必搞異端之辨。後面這段話應該是回應朱熹對他的批評。 　　《陸九淵集》卷二十四《策問》對當朝流行的異端之辨有更深入細致的分析： 　　異端之說，自周秦以前，不見於傳記。後世所同信其為夫子之言而無疑者，惟《春秋》、《十翼》、《論語》、《孝經》與《戴記》、《中庸》、《大學》等篇。《論語》有“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之說，然不知所謂異端者果何所指？至《孟子》乃始辟楊、墨，辟許行，辟告子。後人指楊、墨等為異端，《孟子》之書亦不目以異端。不知夫子所謂異端者果何等耶？《論語》有曰：“鄉原，德之賊也。”孟子亦屢言鄉原之害，若鄉原者，豈夫子所謂異端耶？果謂此等，則非止鄉原而已也，其他亦有可得而推知者乎？ 　　孟子之後，以儒稱於當世者，荀卿、揚雄、王充、韓愈四子最著。荀子有《非十二子》篇，子思、孟轲與焉。荀子去孟子未遠，觀其言，其尊孔子，嚴王霸之辨，隆師隆禮，則其學必有所傳，亦必自孔氏者也。而乃甚非子思、孟轲，何耶？至言子夏、子游、子張，又皆斥以賤儒。則其所師者果何人？而所傳者果何道耶？其所以排子思、孟轲、子游、子張者，果皆出其私意私說，而舉無足稽耶？抑亦有當考而論之者也？ 　　老莊，蓋後世所謂異端者。傳記所載，老子蓋出於夫子之前，然不聞夫子有辟之之說。孟子亦不辟老子，獨楊朱之學，考其源流，則出於老氏，然亦不知孟子之辭，略不及於老氏何耶？至揚子始言“老子槌提仁義，絕滅禮樂，吾無取焉耳”，然又有取於其言道德。韓愈作《原道》，始力排老子之言道德。 　　佛入中國，在揚子之後。其事與其書入中國始於漢，其道之行乎中國始於梁，至唐而盛。韓愈辟之甚力，而不能勝。王通則又渾三家之學，而無所譏貶。浮屠老氏之教，遂與儒學鼎列於天下，天下奔走而向之者，在彼而不在此也。愚民以禍福歸向之者，則佛老等；與其道而收羅天下之英傑者，則又不在老而在佛。故近世大儒有曰：“昔之入人也，因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11〕謂佛氏之學也。百家滿天下，“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12〕，此莊子所以有“彼是相非”之說也。 　　要之，天下之理，唯一是而已。彼其所以交相攻非，而莫之統一者，無乃未至於一是之地而然耶？抑亦是非固自有定，而惑者不可必其解，蔽者不可必其開，而道之行不行，亦有時與命而然耶？道固非初學之所敢輕議，而標的所在，志願所向，則亦不可不早辨而素定之也。故願與諸君熟論而深訂之。〔13〕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語出《論語·為政》，但歷代注家的解釋很多，關鍵就在“攻”和“異端”兩處。“攻”字可以釋為“研究”，也可以釋為“攻擊”，意思相反。“異端”可以釋為“兩端”、“兩個極端”，或“不合正統的思想言論”，差距極大。按照陸九淵的意思，孔子的這段話當釋為“攻擊不合正統的言論，是有害的”。〔14〕不過，陸九淵沒有就文本的意思進行說明，而考證了《春秋》、《十翼》、《論語》、《孝經》、《戴記》、《中庸》、《大學》、《論語》等著作關於“異端”的記載，認為即使“異端”之說來自孔子之口，也不足以說明孔子攻擊過佛教和道家老莊之學。因為老子早於孔子，孔子沒有非議他，孔子的時代，佛教還未傳入，還談不上批佛。孟子曾批評過楊、墨之說，後人為了尊孟子，便以楊、墨為異端，而孟子並沒有說過楊朱、墨翟就是異端。至於孔孟以後的儒者，如荀卿、揚雄、王充、韓愈等各持己見。荀子有《非十二子》篇，诋毀子思、孟轲，又稱子游、子張等人為“賤儒”。他們同出於儒家，卻相互不買賬，難道不也都可以稱之為“異端”嗎？如果以為反對孟子就是“異端”，荀子也在其中了。 　　陸九淵認為，佛教在漢朝傳入中國，在南朝梁代才流行，至唐朝而興盛。隋朝的王通最先認同了儒、佛、道三家，提出“三教可一”論。〔15〕唐代的儒、佛、道三教已成鼎足之勢，韓愈在《原道》中以道德仁義力排佛老，卻不能取勝。佛道兩家在社會下層和普通民眾中的影響相差無幾，但對於社會精英來說，則佛教最具吸引力。所以，程颢才有“昔之入人也，因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之說。“因其高明”是指佛教的心性學說極大地沖擊了儒家地盤，造成“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的局面。當今之世是儒、佛、道三家“交相攻非，而莫之統一”的時代，同於莊子所謂“彼是相非”〔16〕韓愈說“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正好說明各家長短相較、相互爭勝。陸九淵認為，終極的真理只有一個，但不是那些惑於事理的人所能夠明白的，他們或是出於時代社會的原因，或是來自個人的成見，相互爭論短長。 　　陸九淵還對儒、佛、道三家的歷史興衰有過客觀的分析： 　　孟氏沒，吾道不得其傳。而老氏之學始於周末，盛於漢，迨晉而衰矣。老氏衰而佛氏之學出焉。佛氏始於梁達摩，盛於唐，至今而衰矣。有大賢出者，吾道其盛矣乎！ 〔17〕 　　夫子沒，老氏之說出，至漢而其術益行。曹參相齊，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公為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捨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此見老氏之脈在此也。蕭何薨，參入相，壹遵何為之約束。擇郡縣吏長，木讷於文辭，謹厚長者，即召入為丞相史。吏言文刻深，欲聲名，辄斥去之。日夜飲酒不事事。見人有細過，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漢家之治，血脈在此。〔18〕 　　陸九淵認為，孔孟之學、老莊之道、佛教禅學都經歷過自己的興衰起落。儒家自孟子開始，就不得真傳；老莊之道始於周末，盛於漢，迨晉而衰；佛教禅學始於梁代達摩，盛於唐，至今而衰。當今之世，三家都已沒落，“有大賢出者，吾道其盛矣乎”。陸九淵也同韓愈、二程、朱熹等人一樣，自我承當了復興儒學的重任。不過，陸九淵心中的儒學，顯然不同於韓愈、程朱等人所謂的“道統”之學，因為他並沒有否定佛、道二家的客觀存在和發展的歷史事實，也不主張無謂的異端之辨。按照陸九淵所引《莊子·齊物論》“彼是相非”的話，那麼，“彼出於是，是亦因彼”，似乎可以推知陸九淵的看法。即佛、道二家的爭鳴構成了儒學進一步發展的外在動力，這個暗含的觀點在下文中也可以得到印證。 　　二、儒佛不相害 　　按照朱熹的看法，天下只有一個“理”，儒家盛，則佛教衰；佛教盛，則儒家衰，儒佛二家無共存共榮之理。他斷定： 　　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儒、釋雖不同，畢竟只是一理。惟其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所以有我底著他底不得，有他底著我底不得。若使天下有二道，聖人有兩心，則我行得我底，他行得他底。〔19〕 　　朱熹的觀點，代表了宋代相當一部分士大夫和理學家的看法。而陸九淵則不同，他並不認為儒佛兩家是不共戴天的仇敵，有些儒者之所以攻擊佛教危害儒家，那是因為他們沒有真正了解佛教，也對自己的家底不清楚。因為不知己也不知彼，變成了無的放矢，不著要害。陸九淵是這樣來界定“三家”的： 　　大抵學術有說有實，儒者有儒者之說，老氏有老氏之說，釋氏有釋氏之說，天下之學術眾矣，而大門則此三家也。昔之有是說者，本於有是實，後之求是實者，亦必由是說。故凡學者之欲求其實，則必先習其說。既習之，又有得與不得。有得其實者，有徒得其說而不得其實者。說之中，又有深淺，有精粗，有偏全，有純駁。實之中，亦有之。凡此皆在其一家之中，而自有辨焉者也。論三家之同異、得失、是非，而相譏於得與不得，說與實，與夫淺深、精粗、偏全、純駁之間，而不知其為三家之所均有者，則亦非其至者矣。〔20〕 　　儒、佛、道三教分家來歷已久，〔21〕唐代三教鼎立，各有分治，已成客觀事實。但自韓愈以來，儒家“道統”說流行，只推崇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之道”，將佛、道二家貶為“異端邪說”，不承認其學說的正統地位。不正統，也就意味著不合理，其存在的合法性遭到了質疑。如“宋初三先生”、張載、二程、朱熹等人都是此種道統說的支持者和倡導者。陸九淵對此是不贊同的，他首先肯定，天下的學術門類繁多，而從大處著眼則不出儒、老、釋三家，即所謂“儒者之說”、“老氏之說”、“釋氏之說”。這實際上已經承認了儒、佛、道三家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無所謂正統與異端之分。陸九淵還認為，在儒、佛、道任何一家中，都可以分為理論(“說”)和實踐(“實”)兩個方面，要判斷其正確與否，必須對其理論和實踐都有確切的了解。有的人只知其實而不知其學，又有的人只知其學而不知其實，那是一知半解。即使知其學又知其實，也難免有深淺，有精粗，有偏全，有純駁，需要仔細辨別，特別要防止一知半解就任意下結論。況且儒、佛、道三家同中有異，異中有同，任何一家都非完美無缺，都不是絕對不變的真理，如果不明白這個道理，所謂的三家異同、得失、是非之辨就不是至高之論，不會讓人信服。 　　陸九淵的學生朱季繹批評佛教禅學為異端邪說，危害了儒家的根本，遭到了陸九淵的嚴厲駁斥： 　　雲：“近日異端邪說害道，使人不知本。”先生雲：“如何？”朱雲：“如禅家之學，人皆以為不可無者，又以謂形而上者所以害道，使人不知本。”先生雲：“吾友且道甚底是本？又害了吾友甚底來？自不知己之害，又烏知人之害？包顯道常雲：‘人皆謂禅是不可無者。’今吾友又雲害道，兩個卻好縛做一束。今之所以害道者，卻是這閒言語。”〔22〕 　　朱季繹的看法與二程、朱熹類似。程朱都認為佛教有“內聖”之學無“外王”事業，佛教有形而上的“敬以直內”而無形而下的“義以方外”，結果是有內無外，上下脫離。又認為佛教禅學的形而上之學同儒家的“內聖”之學容易混淆，使不明真相的儒家學者忘了自家的根本。陸九淵批評說，朱季繹“平生惡釋老儒仇雠”，便“湊合得元晦說話”，不明真相而聽信“閒言”，持這種觀點的人是既不懂儒學、也不懂佛教。客觀地說，儒家和佛教本來都有心性修養的內容，通過長期的影響和融合，儒家的“修心養性”和禅學的“明心見性”在精神境界方面往往存在著相似性和共通性。如果非要嚴格區分哪是儒家、哪是佛教，井水不犯河水，既無必要，也不可能。程朱的問題正在於此。 　　陸九淵對儒家學者惑於異端邪說的根源分析說： 　　近日學者無師法，往往被邪說所惑。異端能惑人，自吾儒敗績，故能入。使在唐虞之時，道在天下，愚夫愚婦，亦皆有渾厚氣象，是時便使活佛、活老子、莊、列出來，也開口不得。惟陋儒不能行道，如人家子孫，敗壞祖父家風。故釋老卻倒來點檢你。如莊子雲：“以智治國，國之賊。”惟是陋儒，不能行所無事，故被他如此說。若智者行其無所事，如何是國之賊？今之攻異端者，但以其名攻之，初不知自家自被他點檢，在他下面，如何得他服？你須先須理會了我的是，得有以使之服，方可。〔23〕 　　儒家的信徒能夠被佛教迷惑，那不僅是因為佛教學理上的“高明”，也因為儒家自身的根基不固，宋代的儒家學者對此基本上形成共識，歐陽修提出要“修本以勝之”，二程、朱熹都有過較精辟的分析。二程說：“儒者而卒歸異教者，只為於己道實無所得，雖曰聞道，終不曾實有之。”〔24〕朱熹則有更具體的說明： 　　今之學者往往多歸異教者，何故？蓋為自家這裡工夫有欠缺處，奈何這心不下，沒理會處。又見自家這裡說得來疏略，無個好藥方治得他沒奈何的心。而禅者之說，則以為有個悟門，一朝入得，則前後際斷，說得恁地見成捷快，如何不隨他去！此都是他實要心性上理會了如此，不知道自家這裡有個道理，不必外求，而此心自然各止其所。非獨如今學者，便是程門高弟，看他說那做工夫處，往往不精確。〔25〕 　　比較陸九淵和朱熹的說法，幾乎是所見略同。不過，兩家的態度還是不同。陸九淵說儒家受異端所惑，是因為“吾儒敗績”、“陋儒不能行道”，則是氣勢非凡，說明他並不以儒家的是非為是非，不是韓愈、朱熹式的原教旨主義者。 　　由於陸九淵不以儒家的是非為標准，也不視佛、道為異端，他才能對諸家學說抱以寬容之心。即使他的學生劉淳叟迷戀參禅，他也無意指責： 　　劉淳叟參禅，其友周姓者問之曰：“淳叟何故捨吾儒之道而參禅？”淳叟答曰：“譬之於手，釋氏是把鋤頭，儒者是把斧頭。所把雖不同，然卻皆是這手。我而今只要就他明此手。” 　　友答雲：“若如淳叟所言，我只就把斧頭處明此手，不願就把鋤頭處明此手。”先生雲：“淳叟亦善喻，周亦可謂善對。”〔26〕 　　其實，無論是儒學還是禅學，其本身很難用某個固定的標准去判斷它的是非對錯，關鍵在於運用之妙，存乎一心。陸九淵的學生劉淳叟等人討論說，佛教好比是鋤頭，儒家好比是斧頭，無論鋤頭還是斧頭，都不過人使用的工具，如果要發揮其作用，那得看一個人的手如何去操作。陸九淵對此表示了贊同。 　　三、公私之辨 　　張載、二程、朱熹、張栻等人皆嚴於儒佛之辨，力圖在儒家和佛教之間劃清界限。而陸九淵不同，“儒釋之辨，某平時亦少所論者”。他的理由是，“有相信者，或以語之，亦無所辯難，於我無益；有自立議論與我異者，又多是勝心所持，必欲己說之伸，不能公平求是，與之反覆，只成爭辯，此又不可與論。今之僧徒，多擔夫庸人，不通文理，既去發胡服，又安能使之髡潔缁，而徒從吾游耶？至於士大夫之好佛者，雖其好佛，亦只為名而已！此又不足與論也。”因為應王順伯之請，且王氏“不為名，不好勝，凡事皆公心求是”，才覺得有必要討論。〔27〕 　　《陸九淵集》卷二《與王順伯》載，陸九淵針對王順伯的“儒釋相同論”做了回答，並提出個人的看法： 　　兄前兩與家兄書，大概謂儒釋同，其所以相比配者，蓋所謂均有之者也。某嘗以義利二字判儒釋，又曰公私，其實即義利也。儒者以人生天地之間，靈於萬物，與天地並而為三極。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有人道。人而不盡人道，不足與天地並。人有五官，官有其事，於是有是非得失，於是有教有學。其教之所從立者如此，故曰義、曰公。釋氏以人生天地間，有生死，有輪回，有煩惱，以為甚苦，而求所以免之。其有得道明悟者，則知本無生死，本無輪回，本無煩惱。故其言曰：生死事大。如兄所謂菩薩發心者，亦只為此一大事。其教之所從立者如此，曰利、曰私。惟義惟公，故經世；惟利惟私，故出世。儒者雖至於無聲、無臭、無方、無體，皆主於經世；釋氏雖盡未來際普度之，皆主於出世。〔28〕 　　陸九淵不否認儒佛之間有相同之處，但儒佛之間有相同之處並不表明兩家無差別。他認為，儒佛之間的根本差別只有兩個字，即公與私，或義與利。將公私等同於義利，來源於孟子〔29〕，不算是陸九淵的發明。但是，陸九淵從人類作為萬物之靈長及人與天地並列為三極的高度，提出人類必須靠公、義之教化才能生存和發展，從而肯定了儒家基本倫理准則的合理性。同時，陸九淵從佛教的“生死事大”出發，認為去煩惱，免於生死輪回的做法，屬於個人問題的解決，屬於利己為私的行為。這同以治國平天下為目標的儒家經世學說相比，佛教的出世特征是毋庸置疑的。陸九淵進一步分析說： 　　今習釋氏者，皆人也，彼既為人，亦安能盡棄吾儒之仁義？ 彼雖出家，亦上報四恩。日用之間，此理之根諸心而不可泯滅者，彼固或存之也。然其為教，非為欲存此而起也，故起存不存，不足為深造其道者輕重。若吾儒則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釋氏之所憐憫者，為未去輪回，生死相續，謂之生死海裡沉浮。若吾儒中聖賢，豈皆只在他生死海裡沉浮也？彼之所憐憫者，吾之聖賢無有也。然其教不為欲免此而起，故其說不主此也。故釋氏之所憐憫者，吾儒之聖賢無之；吾儒之所病者，釋氏之聖賢則有之。試使釋氏之聖賢，而繩之以《春秋》之法，童子知其不免也。從其教之所由起者觀之，則儒釋之辨，公私義利之別，判然截然，有不可同者矣。〔30〕 　　佛教徒也是人，既然是人，就不可能完全去掉儒家的仁義道德，雖然出家，也會上報四恩。〔31〕但是，佛教教義的根本則不在此，故有輕重的不同。儒家強調人的社會責任和道德義務，佛教強調脫離生死輪回，所以，佛教即使有與儒家相同的主張，也不能判斷儒佛兩家在根本的原則上相同。 　　王順伯對陸九淵的回答還提出過異議，陸九淵又詳細地從三個方面分析了釋氏為私、為利的理由。 　　其一： 　　來書所舉愛涅槃，憎生死，正是未免生死，未出輪回；不了四相者，正是未免生死，未出輪回。四相雖有淺深精粗，然其壽者相，亦只是我相。根本潛伏藏識，謂之命根不斷，故其文曰：“若有人贊歎彼法，則生歡喜，便欲濟度；若有人誹謗彼所得者，即生瞋恨。” 此亦正是未免生死，未出輪回。又如來教：“因地法行，亦無身心受彼生死。”正是免得生死，出得輪回。伊川先生有曰：“釋氏只是理會生死，其他都不理會。”近有一前輩參禅，禅叢中稱其所得，一日舉伊川先生之言，曰：“某當時若得侍坐，便問道，不知除生死外更有甚事？”不知尊兄所見，與此人優劣如何？若尊兄初心不為生死，不知因何趨向其道？ 　　佛教追求涅槃，憎恨生死，其實卻是因為不免生死，不出輪回；佛教追求不著相，卻還是著了“壽者相”、“我相”，因為“若有人贊歎彼法，則生歡喜，便欲濟度；若有人誹謗彼所得者，即生瞋恨” ，其喜怒之心仍然未能消除。即使有的佛教徒免得生死，出得輪回，只能說明佛教最終還是為了解決個人的生死問題。 　　其二： 　　來書：“實際理地，雖不受一塵，而佛門事中，不捨一法。”若論不捨一法，則虎穴魔宮，實為佛事；淫房酒肆，盡是道場。維摩使須菩提置缽欲去之地，乃其極則。當是時，十地菩薩猶被呵斥，以為取捨未忘，染淨心在，彼其視吾《禮》、《詩》、《春秋》，何啻以為緒余土苴。唯其教之所從起者如此，故其道之所極亦如此。故某嘗謂儒為大中，釋為大偏。以釋與其他百家論，則百家為不及，釋為過之。原其始，要其終，則私與利而已。 　　《景德傳燈錄》卷九載有沩山靈佑禅師的語錄：“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行門中，不捨一法。”其本意是指“凡聖情盡，體露真常，理事不二，即如如佛”。這個思想在《維摩诘經》中有充分的反映，屬於世間與出世間圓融不二的大乘主張。陸九淵認為，佛教如果真的“不捨一法”，那就可能無處不是佛事，所謂“虎穴魔宮，實為佛事；淫房酒肆，盡是道場”；佛教如果真的“不受一塵”，那只會視儒家的詩書禮義如土芥，還有什麼公心可言呢。所以，佛教從根本上講違背了儒家的中道，是為了私與利。 　　其三： 　　來教謂：“佛說出世，非捨此世而於天地外別有樂處。”某本非謂其如此，獨謂其不主於經世，非三極之道耳。又謂：“若眾聖所以經世者，不由自心建立，方可言經世異於出世，而別有妙道也。”吾儒之道乃天下之常道，豈是別有妙道？謂之典常，謂之彝倫，蓋天下之所共由，斯民之所日用，此道一而已矣，不可改頭換面。前書固謂今之為釋氏者，亦豈能盡捨吾道，特其不主於是，而其違順得失，不足以為深造者之輕重耳。〔32〕 　　王順伯指出，佛教說的“出世”，並非是指要離開這個塵世之外去建立理想王國；佛教提倡的“經世”精神是不執著於自我。陸九淵並不否認這一點，而是強調，佛教的基本精神並非為了“經世”，以經世而言，儒家是三教中最主要的一家，它所提出的政治主張和倫理准則，是其他兩家所不能達到的。 　　陸九淵對於儒家和佛教的根本差異的辨析不僅具體，也非常深刻。張立文先生指出：“陸九淵以公私和義利區分儒釋，不僅表明了自己學說與佛教學說的區別，而且抓住了儒釋在倫理道德上的重要分歧。”〔33〕這個判斷無疑是正確的。不過，如果僅僅從公私或義利之辨來斷定陸九淵的儒佛之辨的意義是不夠的，而且還可能誤入歧途。因為公私之辨是宋代理學家關於儒佛之異的共識，並非陸九淵一人所獨有。以下僅列二程、朱熹的幾段言論即可看出。二程說： 　　聖人至公，心盡天地萬物之理，各當其分。佛氏總為一己之私，是安得同乎？聖人循性，故平直而易行；異端造作，大小大費力，非自然也，故失之遠。〔34〕 　　釋氏之學，又不可道他不知，亦盡極乎高深，然要之，率歸乎自私自利之規模。何以言之？天地之間，有生便有死，有樂便有哀，釋氏所在，便須覓一個纖奸打訛處，言免生死，齊煩惱，率歸乎自私。老氏之學，更挾些權詐，若言與之，乃意在取之，張之，乃意在翕之；又大意在愚其民而自智，然則秦之愚黔首，其術蓋亦出於此。〔35〕 　　聖人以生死為常事，無可懼者。佛者之學，本於畏死，故言之不已……至於學禅，雖異於是，然終歸於此，蓋皆利心也。〔36〕 　　至公無私，大同無我，雖眇然一身，在天地之間，而與天地無以異也，夫何疑焉？佛者厭苦根塵，是則自利而已。〔37〕 　　要之，釋氏之學，他只是一個自私奸黠，閉眉合眼，林間石上自適而已。〔38〕 　　朱熹並不滿意陸九淵的公私之辨，他說：“至如《與王順伯》書，論釋氏義利公私，皆說不著。蓋釋氏之言見性，只是虛見；儒者之言性，止是仁義禮智，皆是實事。今專以義利公私斷之，宜順伯不以為然也。”又說：“向見陸子靜與王順伯論儒釋，某嘗竊笑之。儒釋之分，只爭虛與實而已。” 〔39〕朱熹雖然也說公私義利問題是儒佛的分歧，但卻放在“第二義”，他認為儒佛最大的分歧是“實”與“虛”，〔40〕前者是表面的問題，後者則是深層的問題。當然，陸九淵也曾聲稱他的學問“只是一實”，但顯然沒有朱熹那樣強調儒家本體意義上的“真實”。這是陸九淵與朱熹在學術思想上的又一個分歧。 　　陸九淵與王順伯討論儒佛之異的時間是在宋孝宗淳熙三年(1176)，時年38歲。〔41〕早前一年，陸九淵與朱熹舉行“鵝湖之會”。陸九淵與王順伯關於儒佛之辨的討論在一定程度上與朱熹的批評有關，是對朱熹斥陸學為“禅學”的回應。盡管如此，陸九淵在與王順伯的討論中始終保持了理性的心態，沒有對佛教進行情緒性的抨擊。有人問他：“作書攻王順伯，也不是言釋，也不是言儒，惟理是從乎？”他回答：“然。”〔42〕 　　四、余 論 　　宋代的理學家出於復興儒學的目的，都有排斥佛老的言論，但在具體的態度上，則不可一概而論。像張載、二程、朱熹、張栻等人，他們既“出入於佛老”，又嚴於“儒佛之辨”，其辟佛的態度相當嚴厲和堅決，而陸九淵對佛教則寬容得多。通讀陸九淵的文集，讀者會發現，陸九淵雖然以儒學的正宗自居，卻不公開主張排斥佛教。這從陸九淵的“佛老非異端”、“儒佛不相害”等觀點中便可以得出結論。當然，陸九淵也有公私之辨，認為儒家主“公”，佛教主“私”，卻沒有敵視佛教。正如陸九淵所聲稱，他一生幾乎不談儒佛之辨，公私之辨是為回應王伯順之請而作，也有回應朱熹斥陸學為“禅學”的目的。而陸九淵在回答王伯順的第一封信中就表明了儒佛之間最大差別：儒家要盡人道，就必須講公義，佛教要去煩惱、免生死輪回，就必須講生死，這是“立”教的根本的不同；儒家主“經世”，所以是“公”，佛教主“出世”，所以主“私”。在陸九淵那裡，“公”和“私”只是事實的存在，而非是非的判斷。陸九淵曾有言：“諸子百家，說得世人之病好。只是他立處未是。佛老亦然。” 〔43〕又說：“佛老高一世人，只是道偏，不是。”〔44〕“立處未是”、“道偏”是說佛道的“立場不同”、“宗旨不同”。陸九淵作為一個儒者，他不可能主動站出來贊揚佛教，但從他的整個思想言論中可以推出這樣的結論，那就是，佛教雖然不能像儒家那樣可以經世致用，卻可以滿足人生的其他需要。 　　〔1〕《二程集》，《河南程氏遺書》卷一《二先生語一》，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3頁。 　　〔2〕同上，第38頁。 　　〔3〕《朱子語類》卷一二六，第3014頁，中華書局1986年版。 　　〔4〕《進學解》舊說作於唐憲宗元和八年(813)，稱：“焚膏油以繼晷，恆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於業，可謂勤矣。牴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回狂瀾於既倒。”顯然是指佛、老為異端。但作於唐憲宗元和十四年(819)的《谏迎佛骨表》卻稱佛教為“夷狄之一法”。在韓愈的其他文章中也沒有異端之說。可見韓愈並沒有明確的異端之辨。 　　〔5〕《河南程氏遺書》卷二上《二先生語二上》：“今異教之害，道家之說則更沒可辟，唯釋氏之說衍蔓迷溺至深。” 　　〔6〕《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一《伊川先生文七》，《二程集》第638頁。 　　〔7〕《朱子語類》卷一二六《釋氏》，第3039、3040頁。 　　〔8〕同上，第3040頁。 　　〔9〕《陸九淵集》卷三四《語錄上》，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402頁。 　　〔10〕《陸九淵集》卷三十四《語錄上》，第423頁。 　　〔11〕程頤《明道先生行狀》記程颢之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污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辟之而後可以入道。”《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一，《二程集》，第638頁。 　　〔12〕語出韓愈《原道》：“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於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 　　〔13〕《陸九淵集》卷二十四《策問》，第288、289頁。 　　〔14〕今人楊伯峻將此處譯為：“批判那些不正確的言論，禍害就可以消滅了。”大致與陸氏看法接近。 　　〔15〕王通在《中說》(又名《文中子》)中首次提出了“三教可一”的觀點。他認為，雖然儒家無疑是治國安邦的指導思想，但如果一味迷信儒家的學說而取締佛、道兩教，那樣只會造成“推波助瀾，縱風止燎”。王通看到了歷史上封建帝王采用行政和暴力手段消滅佛教和道教，不僅不能達到目的，反而使得二教愈演愈烈，聲勢不斷壯大，這個事實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三教都有其深厚的社會基礎和思想基礎，不是靠人為的手段可以隨意廢除的。 　　〔16〕《莊子·齊物論》：“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 　　〔17〕《陸九淵集》卷三十五《語錄下》，第474頁。 　　〔18〕《陸九淵集》卷三十四《語錄上》，第426頁。 　　〔19〕《朱子語類》卷一二六，第3015頁。 　　〔20〕《陸九淵集》卷二《與王順伯》，第16頁。 　　〔21〕《佛祖統紀》卷五十四雲：“宋明帝幸莊嚴寺，觀三教談論”，可知劉宋時已有三教辯論的活動。 　　〔22〕《陸九淵集》卷三十五《語錄下》，第437頁。 　　〔23〕同上，第438、439頁。 　　〔24〕《河南程氏遺書》卷十五，《二程集》第156頁。 　　〔25〕《朱子語類》卷一二六，第3036、3037頁。 　　〔26〕《陸九淵集》卷三十四《語錄上》，第408頁。 　　〔27〕《陸九淵集》卷二《與王順伯》，第19頁。 　　〔28〕同上，第17頁。 　　〔29〕《孟子·梁惠王上》載：“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要梁惠王重義而輕利，反對只講個人私利而不講天下公利的行為。實際上，孟子說的 “義”就是“公利”之“公”，“利”就是“私利”之“私”。 　　〔30〕《陸九淵集》卷二《與王順伯》，第17頁。 　　〔31〕佛教的“四恩”一般是指父母恩、眾生恩、國土恩、三寶恩。 　　〔32〕《陸九淵集》卷二《與王順伯》，第20頁。 　　〔33〕張立文：《心學之路——陸九淵思想研究》，第205頁。 　　〔34〕《河南程氏遺書》卷十四，《二程集》第142頁。 　　〔35〕同上，第152頁。 　　〔36〕同上，第1171頁。 　　〔37〕同上，第1172頁。 　　〔38〕同上，第408頁。 　　〔39〕《朱子語類》卷一二四。 　　〔40〕劉立夫：《朱熹的儒佛之辨》，《哲學研究》2008年第11期。 　　〔41〕《陸九淵集》卷三十六《年譜》載：“淳熙三年丙申，先生三十八歲。與王順伯書，再書。” 　　〔42〕《陸九淵集》卷三十五《語錄下》，第447頁。 　　〔43〕《陸九淵集》卷三十五《語錄下》，第454頁。 　　〔44〕同上，第46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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